萧红天空的流云_《黄金时代》随想曲

萧红天空的流云_《黄金时代》随想曲_穿越洞庭，翻阅大书

朋友棋哥看过电影《黄金时代》，发出一条微信：“穿越！文化海腕的穿越。无意中先拜读了李辉老师的《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又看了许鞍华导演的《黄金时代》。哇！这简直就是一场文化巨腕的集体穿越。李辉书中遍访老年萧军、胡风、梅志、丁玲、端木蕻良、骆宾基……而电影《黄金时代》又让这些巨腕回归青春之歌！……”读了微信，心想，看来我也真得去看看。

有幸在八十年代初开始采访文学界前辈，电影中一个个出场的人物，除了鲁迅、许广平、萧红无缘相见之外，几乎都曾采访过见到过，从胡风、梅志、聂绀弩、萧军到端木蕻良、骆宾基、丁玲、白朗、罗烽、舒群……关系或疏或密，或深或浅。印象最深的是，在聂绀弩逝世之后的一次座谈会上，萧红生命中的三位关系密切之人：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一起与会并相继发言。文坛前辈之间的情感纠结或者恩怨，在八十年代的氛围中，不是花边谈资，度过劫乱的人们，有太多新的面对，往事早已如烟飘然而去。相关者不会想到，一些年后，总是会有人重新审视、梳理、演绎曾经的人事代谢。当然，无论以何种方式再现，已不可能与当年景象完全合拍，也不可能是当事者复杂内心的真实呈现。所谓真相，所谓细节还原，所谓人性挖掘和拷问，与他们无关。

如实呈现一个时代，谈何容易。我们这代人，上中学时，男女同学几乎不敢讲话，有的谈恋爱的同学，连手也不敢牵。我们如何能理解五四运动之后那个时代的那些人、那些事？当年，许多事情，来得自然，来得平常，可是，在我们眼里，恐怕都是惊天动地、惊世骇俗、难以想象、无法接受的可能。鲁迅与许广平的师生恋；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在北京、上海同住一起生活多时；林徽因与徐志摩、梁思成、金岳霖的交往……一次去采访聂绀弩，我问他，你何时与周颖结的婚，办过婚礼吗？他颇为不解地盯着我：“办什么婚礼？好了，就在一起了。”

没有对一个时代完整的认识，没有对那些人、那些事的相互参照，我们无法走进历史深处，无法走进那些人的内心。

上海的大陆新村鲁迅故居，我去过两次。第一次是在一九七八年，刚刚进入复旦大学，班级组织参观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这里，对于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一个神圣的地方。记得在参观之后我写的一篇课堂作文，就是写鲁迅故居的冬青树。当然，不是电影中鲁迅对萧红说的那一株盆栽冬青。第二次是在二〇〇二年，胡风诞辰百年之际，复旦大学召开胡风研讨会特邀梅志由京赴沪参加。机会难得，我请吉林卫视的“回家”栏目组，跟踪拍摄梅志的这一次特殊意义的“回家”。在梅志前去参观鲁迅故居时，我特地请周海婴夫妇前来陪同。承蒙鲁迅故居的友人关照，破天荒地允许摄制组走进故居拍摄。这一年，梅志已经八十八岁，却能清晰地回忆当年亲历的一切。她指点着熟悉的位置：坐在这里吃饭、坐在这里与萧红聊天……印象最深的是，梅志说，在得知她怀孕后，鲁迅不止一次告诉梅志，应该注意这，应该注意那，应该吃些什么药，一个生活化的鲁迅形象，油然而生。(www.guayunfan.com)丁聪绘萧红像

两年后，梅志在九十岁那年去世，她对我讲过的萧红与鲁迅的故事，一直难忘。又过一些年，周海婴也去世了。鲁迅健在时曾经在大陆新村故居里生活过、出现过的人，一个个都走了。

没有去过鲁迅故居，在《黄金时代》中出现过的人物，一个个也都走了。

端木蕻良题『黄金时代』

看过电影，那些熟悉的人，好多天都在脑海里闪来闪去。一天早上，我忽然想起，翻阅一下留存的与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三人相关的史料：签名本、书简、题字……未承想，找到端木蕻良一九八五年送给我们夫妇新婚的题词，他题写的居然恰恰是“黄金时代”四个大字。看到题字，我一下子愣住了。难道三十年前的端木蕻良先生，预感到会有一位导演许鞍华，对萧红情有独钟，并为她拍摄一部纪录片性质的传记电影，片名就是“黄金时代”！

凝望题字，我真的有了棋哥所说的一种历史“穿越”之感。

第一次见到萧军，是在一九八四年。

初到北京，大学恩师贾植芳先生交给我一封信，让我去找胡风梅志夫妇，请他们照顾我这个初到京城之人。此次前去采访萧军，便是由梅志代为联系。此时，我在《北京晚报》工作，计划采访一批六十岁以上的文化前辈，并请他们为副刊“居京琐记”栏目撰稿，鼎鼎大名的萧军，怎能错过？

萧军的家，位于北京银锭桥西海一侧，一幢民国时代的两层小楼，推门而进，是一个小院落，虽凌乱却也别致，树木花盆葡萄架互为映衬。正是初春时节，露出新绿，有的花盆里的花已在绽放。萧军的客厅在二楼，窗户很大，房间豁亮。主人很喜欢植物，窗户上，吊兰悬挂而下，窗棂上也摆放着花盆。我猜测，这该是萧军夫人王德芬的功劳。客厅墙上挂着一幅画与一副对联。画挂中间，是作家管桦夫妇送的《倔竹》，两边对联，是黄苗子先生所赠。电影中，晚年萧军家里的生活场景再现，大致不差。

“你的清高显示了独立的思想和人的尊严。”这是管桦夫妇在画上的题词。题词不错，但“清高”二字未必准确勾画出萧军的性格。概括一个人的性格，十分之难，尤其是萧军这样的人。萧军爽朗、乐观，其坦荡、豪爽之气贯穿一生，令他成为文坛一个特殊人物，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一特殊性，不是因为创作，而是他的坦率直言。不过，仔细琢磨，外在的豪爽背后，有时也隐含着相当程度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或者某种不自信，譬如，他对萧红的发脾气乃至大打出手，未必是简单的“暴烈”脾气所致。所谓成也豪爽，败也豪爽，人的性格的曲直优劣，永远也难以说清。深爱萧军的萧红，未能破镜重圆，再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在战火纷飞的乱世，随风飘零。

一九八四年，李辉看望萧军

后来，萧军写来一篇谈梅志的文章，特地请丁聪先生画他们二人的漫画肖像配文发表。同一年，一次我去看望胡风梅志，刚坐下不久，萧军拄着拐杖走进来。一次难得的聚谈。那天没有带相机，没有留下他们三人的合影，很是后悔。

与萧红同一个时代的人，八十年代的每一次重逢，都是一次历史的衔接。当时意识不到，等渐渐意识到时，人已渐次凋零。

有些人，哪怕凋零，也不会离人们远去。十多年前，我为大象出版社策划“人物聚焦书系”和“人物自述文丛”，萧军、萧红当然在选择之列。找到萧军的女儿萧耘、女婿王建中，请他们撰写萧军画传，书名为《自许多情歌慷慨》。我喜欢这个书名，“多情”恰是豪爽萧军性格魅力的另一个注脚。

萧红难写，老照片更是难觅。我请毕业于复旦大学的汪凌姑娘撰写画传，并编选一本《萧红自述》。画传的书名为《寂寞而飘零四方》，现在想来，我更喜欢她为《萧红自述》所写的编后记的这个标题——“寂寞而零乱的灵魂”。

寂寞，谁人理解？零乱，如何梳理？一个如萧红这样的灵魂，只能留给后人一个谜团，一个恐怕永远看不清的面孔。

《自许多情歌慷慨》出版后，萧耘、建中夫妇送我一册，在扉页上题写这样一句话相赠：“在共同的劳动中体味着愉悦……”此言甚是。打捞历史者，以不同形式演绎人物命运者，更多的体味是这一过程的愉悦，与历史也许相关，但更多的是与打捞者自身相关。《黄金时代》的编剧和导演，想必也是如此。

去看望端木蕻良，也是为“居京琐记”栏目约稿。他先是住在虎坊路的一个单元楼里，后来搬到西坝河东里。

当时，端木蕻良正埋头撰写《曹雪芹传》。与性情爽朗、声若洪钟的萧军相比，端木蕻良谦和而温文尔雅，说话细声细语。他对约稿颇为热情，一段时间里，寄来多篇散文。一九八七年，我调到《人民日报》编辑副刊之后，他仍不时赐稿。他的文章，或说古，或忆旧，或北京民俗，话题不一，却写得淡然雅致，收放自如，显出文化修养的深厚，确实是文章高手。他的手稿，也满溢娟秀之气。

很喜欢端木蕻良写北京民俗的文章，俏皮，幽默，文字看似平淡，却有韵味。他既创作过长篇小说，又擅长吟诗，并且深谙老北京文化，由他来写曹雪芹传，也是合适人选。在《对对子》一文中，他娓娓道来：

清代北京街头有很多土地庙，土地公公和土地奶奶就像百户长千户长似的，专管一方。有一条街道，大宅门最多，丑闻也最多。有人为这土地庙，撰了一副对联，趁夜贴在庙门上：“这一街许多笑话，我二老从不吱声”。行人看了，无不掩口而过。

与电影《黄金时代》在时间上有关联的，则是他的另外一篇文章《王冷斋和柳亚子的文字缘》，是写珍珠港事变之前他滞留香港时的经历。他开篇写道：

丁聪为端木蕻良『居京琐记』文章配图

七七事变时，全世界都注视着卢沟桥。桥边就是宛平县城，当时宛平县长是王冷斋。他以谈判拖延时间，让二十九路军做好部署，一时传为佳话。

珍珠港被袭前夕，香港集聚着大批文化人，柳亚子、张一麟、王冷斋等也流亡到这里。我和王得以在香港相识。那时，张一麟联合一些老年知名之士，组织以他为首的“老子军”。柳亚子以“羿庐”为号，用古典诗歌，为抗战鼓吹。王冷斋写的《卢沟桥抗战纪事诗》中有句：“一局棋争我着先”，说的确是事实。

可惜，他没有在文章中写到萧红。

珍珠港事变后的香港，无疑是端木蕻良的伤心之地。萧红的过早病逝，从此成了压在他心头再也无法卸掉的沉重石头。文坛不少人把谴责、抱怨，一股脑撒在他的身上。他的性情过去如何我并不清楚，反正自认识之后的多次见面中，他讲话永远低调，脸上偶尔才露出笑容，从未听到过开怀大笑。他的大半生，一直在萧红去世的阴影笼罩下走过，这样说恐不为过。没有人站在另外角度想一想，在战火纷飞之际，他公开举行与萧红的婚礼，而此时萧红已怀着萧军的孩子，可以想象，他该承受多大的亲友压力和社会压力。萧红选择了他，他接受了她，两人本可以如愿以偿地走下去。如果没有日本人的轰炸，没有战争的威胁，一切或许会是另外一个结局。当在日本人攻占香港情形下，一个文弱书生在不同医院之间四处奔波，谁能理解端木蕻良此时心中的焦虑，谁又能说，在那一时刻，他会只顾自己，而将病危中的萧红弃之一旁？局外之人，最容易和最简单的事情，莫过于偏于一方的谴责与抱怨。

生命的脆弱与无奈，何止萧红一人！

我不知道，三十年前，端木蕻良为我题写“黄金时代”四个大字时，是偶尔想起，觉得这是对年轻人新婚的最好祝福，还是他从未忘记萧红写于日本的这几字。

我宁愿相信，萧红常在端木蕻良心中。怀念、悔恨、隐痛……伴随他走到生命终点。

一九八四年，骆宾基在家中

认识骆宾基时，他已经身患半身不遂。

他住在前门西大街的一幢临街高楼，当年沿和平门、前门、宣武门一线的马路南侧，依次排开一幢幢形状一模一样的高楼，故北京人俗称“前三门”。初到北京时，一些文坛前辈都住在“前三门”，如胡风、骆宾基、陈敬容等。与萧军、端木蕻良的住所相比，骆宾基的房子好像逼仄一些。虽然行动不便，他却坚持自己为我倒茶。或许因为患病，他的字写得斗大一样，密密麻麻，不过，看上去乱成一片，其实每个字并不难认。

此时的骆宾基，早已不写小说，而是转而研究古金文。我们对坐，他滔滔不绝地谈研究古金文的体会，我如听天书一般。采访归来，为他写了一篇“作家近况”，题为《骆宾基：抱病钻研古金文，艰辛撰文五十万》：

一叠厚厚的书稿放在桌上，这不是小说，而是一般人难以欣赏的学术著作——《金文新考》；坐在桌边的作者，则恰恰是以写小说著称的作家骆宾基。

五十万字，如果是小说，这个数字对他来说，并不为多；可如此枯燥、烦琐的考古著作，这个数字确是令人惊叹的。更何况，年近古稀的老人，半身不遂已有六年，这就更令人钦佩！这五十万字，是他的心血、智慧和毅力的结晶。

半身不遂之后，骆宾基基本上停止了文学创作，转而集中精力研究古金文，在一些问题上，对历代金文学家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现在，他身体恢复尚好，但走路仍然不便，每日拄着拐杖散散步，算是他的锻炼活动。他说自己脑子还比较清醒，只是眼力欠佳，精力不够，容易疲倦。但他不愿寂寞下去，手中的笔还要写下去。近几年，除撰写学术论文外，骆宾基还写了一些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今年将出版《难忘的往事》，收入他近四五年间写的文章。

骆宾基致李辉

写小说的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晚年都远离了小说。萧军整理与萧红的往来书信，端木蕻良把目光转向《红楼梦》和曹雪芹，骆宾基走得更远，金文让他着迷，好似走火入魔一般。这些人，身在现实，却活在历史远景中。

骆宾基的晚年写作或多或少也与萧红相关。他对端木蕻良，一直无法原谅，这种情绪，从未淡去，而是渗透在他笔下描绘的战火香港的场景之中，渗透在细节的还原之中。与萧军一样，骆宾基也是胡风梅志夫妇的好友。在不能原谅端木蕻良的人群里，当然，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些名字：聂绀弩、舒群、白朗、罗烽……风云变幻，大起大落，他们一起走到八十年代，然后，一个个与我们告别。

萧军，一九八八年去世；骆宾基，一九九四年去世；端木蕻良，一九九六年去世。在萧红短暂的生命行程中，与之关系最为直接的三人，在另一个世界与萧红再聚首。

一些年后，《黄金时代》问世。

幸好有汤唯的出色表演，《黄金时代》才可称为故事片，不然我更愿意将其视为一部场景再现的纪录片，拍得画面精致，多了表演力度。诸多角色走马灯一样匆匆来去，好比京剧舞台上的跑龙套，只是多了几句道白，除了具有说明剧情作用之外，没有各自性格的呈现，穿行于他们之间，萧红也就只能平面而略带苍白地走到影片的结束。

那些人，那些事，如同一朵又一朵云彩在流动，为了装点萧红的一片天空。因为一部讲述萧红故事的电影，不再容易被遗忘。幸或不幸，均在其中。

萧红天空的流云，时空变换，又向我们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