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的社会经济状况_唐宋民族史

契丹的社会经济状况_唐宋民族史

一、渔猎和畜牧业

捕鱼和狩猎是契丹传统的生产部门。凿冰钓鱼是契丹人在长期渔业生产上的创造，直到今天，我国东北不少民族仍采用这一古老的捕鱼方法。狩猎以骑射为主，实行集体打围，在围猎中常用训练有素的猎鹰“海东青”和“玉爪骏”。除此还驯养豹，在出猎时随时捕兽。猎人们以吹角模仿鹿鸣，招引鹿群。契丹人通过狩猎获取肉食、毛皮以及鹿茸之类的药料。肉食兽主要是子（狍子），毛皮兽主要是貂鼠。辽建立后，居住在清水流域的契丹人继续从事渔猎，皇帝和随行官员，也在“捺钵”进行渔猎活动。

“捺钵”为契丹语，意为皇帝的行营，又称“四时捺钵”。春捺钵最远到混同江和延芳淀；夏捺钵通常在黑山；秋捺钵设在永州西北五十里的伏虎林，主要是捕猎鹿、熊、虎；冬捺钵设在永州东南三十里的广平淀，气温较暖。皇帝在四时捺钵驻留的时间长短不一，每处长则两个月左右，短则不满一个月。凡捺钵，所有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及汉人宣徽院所属官员都必从行，汉人枢密院、中书省等南面臣僚则只有一二人相从，其余宰相以下官员在京都居守，处理公务。高级官员的除拜，中书省以堂帖权差，等待皇帝主持的北南臣僚会议最后批准，然后出给诰敕。这种会议，每年五六月纳凉和十一、十二月坐冬时节举行。捺钵的禁卫法制十分森严，毡车为营，硬寨为宫，贵戚为侍卫，著帐户为近侍。武臣为宿卫，亲军为禁卫，百官转蕃为宿直。

畜牧业是契丹人的主要生产和生活来源。牲畜有马、牛、骆驼、羊等，以马、羊居多。在辽统治的二百多年中始终保持着游牧的自然经济，尚未掌握搭棚盖圈和凿井、堆雪、拦洪蓄水之类的技术。但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他们熟知马、羊的生活习性，掌握了一套放牧的技术。每年从四月到八月让畜群自逐水草，九月把畜群赶回冬牧场饲养，保护越冬。在朝廷内，则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职官，称为群牧制度。即选择最好的草原建立国有牧场，由政府统一管理，任命契丹贵族为群牧官，机构为群牧使司，官位有群牧太保、侍中、敞史、都林牙等职，群牧使司下设群牧司，官位有群牧使、副使等职。除国有外，私人也占有很大数量的牲畜。在辽占有牲畜的多少，是区分贫富的主要标志之一。(www.guayunfan.com)二、农　业

农业生产主要在南京道、西京道汉人聚居的地区和东京道渤海人住地。耶律阿保机建辽前后，把大批被俘的汉族农民安置在头下州城，从事农业耕作，使农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加大。当契丹占据渤海故地和燕云十六州后，农业已发展为重要的经济部门。从太宗起，不断颁布保护农田的诏令，要官员们劝农桑，教纺绩；对军队在行军中伤害禾稼者以军法论处等。世宗即位后，经过一段时期的休养生息，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至景宗时，粮食产量已颇为可观，保宁七年（975年），诏以粟二十万斛资助北汉。圣宗时期，又进一步准许百姓垦种荒地，并给以免赋役十年的优待。还多次诏令贷给农民耕牛与种子，促使因战乱受到影响的农业生产尽快恢复，至此，辽朝的经济完成了向半农半牧的转化。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辽正式实行屯田，当年获得丰收，接连十四年，岁岁稔熟，积粟数十万斛，粮价下降，斗米数钱；屯田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从而加速了封建化的进程，头下州县从事农耕的汉人农民逐渐沦为契丹和奚人的佃户。道宗清宁年间（1055—1064年），屯田积谷比岁丰稔，农业生产空前发展，社会经济也随之繁荣。

辽朝的农作物，汉人、渤海人聚居的地区以麦、粟、稻为主，契丹和奚人居住区，多种郘米。农具有铁铧、铁锄、铁镐等。

三、手工业和商业

手工业在建辽前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主要从属于畜牧和渔猎业，以制造皮革、弓箭、马具等为多。从太祖时起，被安排在皇都临潢府等地的汉人手工业者，开始向当地契丹人传授纺织、缝纫等手工业技术。渤海并入辽朝，特别是太宗占领燕云十六州后，随着汉人俘户人数的日益增加，手工业才逐渐发展为重要的生产部门，并取得具有特色的成就。其中冶铁业发展较早。早在太祖夺取有盐铁之利的汉城后，即令部众冶铁鼓铸。到天显元年（926年）二月，平渤海铁利府（今鞍山市）时，不仅控制了当地丰富的铁矿资源，还承袭了室韦、渤海的冶铁技术，把冶铁手工业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时，锻冶的“镔铁”享有较高声誉，镔铁刀以精良著称于世，是辽朝每年贺宋朝正旦的重要礼物之一。除此，东京道的银州（今铁岭市）是主要的银冶区，潢水北阴山及辽河之源的金银矿，为契丹提供了极大的金银之利。金银制作的各种马具、饮用食具、服饰和佛教器物，都达到了相当高的工艺水平。辽宁建平县张家营子辽墓出土的双龙纹鎏金银冠，纹饰华美，工艺精巧，实为古今珍品。契丹工匠精于鞍辔的制造，所制马鞍，被宋人称为“天下第一”。

至迟在辽初，契丹人已经掌握了制陶技术。汉族陶瓷工匠从中原进入契丹后，使陶瓷业得到迅速发展，上京、中京、南京、东京都是陶器生产的基地。辽瓷质地优良，造型美观，工艺精巧，可与中原的瓷器媲美。其工艺、器形虽大都模仿宋瓷，但亦有民族风格颇为鲜明的佳品，如鸡冠壶、长颈瓶、袋形壶、凤首瓶、鸡腿坛、扁提壶、海堂盘等。

汉族的纺织技术随着被俘的汉人一起传入契丹。南京的纺织业较为发展，产品的质量较高。上京有“绫锦诸工作”，从事多种丝织品的生产，工匠大都是汉族，其产品主要供应宫廷、贵族和官僚。祖州的绫锦院，有契丹、渤海、汉族的织工三百余人。南京地区的农民可以用绢抵盐铁钱交纳，足见纺织业已成为农村的重要副业并相当发展。中京地区的一些州县有许多丝蚕户，只向国家缴丝绢，而不必纳粟，这里所产的绢帛被选作礼品赠送于宋朝。此外，辽的纺织品还行销中原地区，宋朝的商人和使臣常用砖茶换取其出产的“蕃罗”。当地的毛制品颇有特色，毛毡、毛锦、毳布为中原人民所喜爱。

随着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五京不仅是当时的政治中心，而且也成为商业中心。太祖建上京城，幅员二十七里，南城为汉人聚居地，街道两旁各有楼舍对峙，下列京肆，贸易繁盛。南门以东有回鹘营，是回鹘商贩的驻地。中京幅员三十里，城中街道阔百余步，街东西有廊舍约三百间，居民在廊下贸易。东京规模与中京相仿，外城谓之汉城，分为南北两市，中间是看楼，早上在南市贸易，傍晚在北市经营。西京是军事重镇，幅员二十里，商业贸易的繁盛不如上京等城。在五京中最繁华的是南京，幅员三十六里。此地原是汉人居住的城市，城内建筑很壮观，并设有商市，海陆百货都在北市买卖。所产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还有水果、蔬菜、稻粱、桑麻、羊豕、雉兔等贸易物品。祖州城内也开有市肆。辽朝统治下的东北和西北诸部落，通过贡赐或以物相易，进行商业交流。

五代时，辽与梁、唐、晋之间的贸易往来从未中断，与南方的吴越与南唐也通过航海、使臣往来，交换商品。辽曾遣使假道后晋，把羊三万只、马二百匹卖给南唐，买回罗、纨、茶、药之类。宋和辽先后在边地州军设置榷场，在官方控制下进行商品交换，征收商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朝在镇、易、雄、霸、沧五州各置榷场，允许缘边商民与辽人互市，后因辽宋关系时紧时缓，互市也时绝时通。“澶渊之盟”后，双方的互市关系也随之趋于正常。景德二年（1005年）宋朝在雄州、霸州，安肃军和广信军各置榷场，平抑互市物价，给辽人一些优惠。辽也先后在新城和朔州等处置榷场，从此双方的互市关系日渐扩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互市受到官府的严格控制，辽、宋双方都规定了某些不许输出的物品，但民间私贩屡禁不绝。宋朝输出的商品有香、药、茶、犀、象、珠、苏木、铜、锡、瓷器、漆器、缯帛、粳糯以及九经书疏等印本书籍。私贩出口的还有硫黄、焰硝、芦甘石及九经书疏以外的书籍。辽朝输出的商品主要是盐、布、羊、马、驼、珍珠、镔铁刀，私贩出口的还有毡、银等。景德年间，宋朝与辽人交易岁获四十余万两。

除此，辽与西夏、吐蕃、高昌和中亚诸国也保持贸易往来。在西部靠近高昌、东部靠近高丽的地方各置榷务，商业的繁荣吸引着诸国使臣和各方商旅纷至沓来。上京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都市，西域的高昌、龟兹、于阗、大食诸国及甘州、沙州、凉州等地的使臣三年到辽往来一次，使团的人数都在四百人以上，带来玉、珠、犀、乳香、琥珀、朱砂、玛瑙、兵器、丝织品、毛织物等贡献给辽。辽每次回赐的物品金额不少于四十万贯。其中回鹘与辽的贸易往来最为频繁。熟女真诸部也相率带着金、帛、布、黄腊、天南星、人参、白附子、松子、蜜等到辽朝贸易。辽与邻近的高丽、日本也有货物交易关系。

辽初期的商业交易是以布或银作为一般等价物，到太祖时开始铸造钱币，太宗时设置“五冶太师”专门管理铸币事务。但此时所铸的钱币数量很少，尚未在市场上普遍流通。景宗时，始铸乾亨新钱，并置铸钱院，每年铸钱五百贯。到圣宗时，铸币有了新的发展，铜钱与宋朝钱币二者兼行，广泛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