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的经济制度_唐宋民族史

契丹的经济制度_唐宋民族史

一、封建制的确立

自公元4世纪以来，契丹一直过着射猎游牧生活，几百年中处于氏族公社阶段。公元9世纪后期，因犯罪沦为奴隶的现象，已经出现并有所发展，加之连年的对外战争，使奴隶大量增加，于是在氏族首领政权的形式下，初步形成了贵族阶级统治的国家。

辽建立以后，新兴贵族们将掳掠来的人口，在自己割占或分赐的土地上建立“头下军州”。这些投下俘户主要是汉人，他们带来了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和生产工具，在指定的地方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开垦荒地，在草原上造出插花农田，使契丹具有了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另外，有的农产还兼营畜牧，出现了定居牧放的形式。农业生产的发展，财富的增加，加速了步入阶级社会的步伐。

太祖阿保机虽征服了以农业为主的渤海国，建立了新的统治机构，但并未改变渤海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燕云十六州的割献，对头下军州的封建庄园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燕云州县和头下军州成为辽向封建过渡的桥梁，但是没有能使国家形成统一的经济基础。[9]到圣宗时，在承天后和汉官等臣僚的辅助下，实行了全面的封建化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www.guayunfan.com)大力重用汉官，依靠汉官和汉族地主加强统治。最突出的代表是对韩德让的重用，初以他为南枢密院使总知宿工事，后兼北院枢密使，总知契丹、汉人两院事，拜为大臣相，晋封为齐王，位兼将相，总揽辽朝军政大权。以韩德让为首的汉官积极支持承天后与圣宗所进行的各项封建化改革。

把原属于宫帐的俘户奴隶改为部族，从旧部族中分置出新的部族，使其分别统于北、南二府，成为部民，分镇于边疆。而新征服的各族人户，不再编为官户奴隶。通过部族再编制，限制和削弱了奴隶制的发展。

大力整顿吏治。规定大小官员必须执事公平，严守法纪。诸县令如遇州官或朝使的无理要求，不得曲意迎合。大小官员有贪暴残民者，立即罢免，终身不予录用，有不廉洁正直者，要严加惩处，即予取代。官员受贿者，一经发现，与常人所犯同科。能清勤自持者，尽管位卑身微亦破格荐拔。通过整顿吏治，打击了骄横贪婪的贵族势力，在政治上为封建化扫清了道路。

采用唐朝制度，正式开科取士。最初每年进士及第者仅一人，最多亦不过二三人，到开泰年间（1012—1020年）进士及第的名额便增至四十至七十人。通过科举，汉族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越来越多的汉族知识分子被吸收到国家机构中，对促进封建化进程起到了积极作用。另外，辽代科举，原规定不准契丹人应试，目的在于保持骑马驰骋的尚武传统，维护本民族的统治地位。随着封建化进程的加速，在契丹族中也推行了科举考试。为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学校仿中原之制，在上京置国子监，设有祭酒、司业、监丞、主簿之职。在南京设太学，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在五京诸道都设有州学，各州县也设学校，各建孔子庙，颁赐五经诸家传疏，令博士、助教传授。学校的兴办，使封建文化在契丹社会广为传播。

修订法律，推动社会的封建化进程。统和十二年（994年）发布诏令：“契丹人犯十恶者依汉律。”[10]废除了契丹人与汉人“同罪异论”的特权，将蕃律与汉律逐渐统一起来，而汉律基本上又是以宋律为准，这正是契丹社会封建化与法制汉化的重要标志。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下诏：主非犯谋反、大逆及流死罪者，其奴婢不得告首；若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不得擅杀。这条律令虽未根本改变奴婢受奴役的地位，但贵族对奴婢“生杀予夺”的特权受到限制，使奴婢的地位有所提高。主仆关系的这种变化是封建化的必然结果。

将封建的赋税制度扩大到头下州县。头下军州的赋税分为二等，市井之赋各归头下，酒税赴纳上京盐铁局。头下户从俘奴到二税户，正是封建化进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统和十三年（995年）四月，圣宗诏令：“诸道民户应历（951—968年）以来胁从为部曲者，仍籍州县。”[11]将贵族占有的奴仆变为向朝廷纳税的编户齐民。封建赋税制在辽朝开始普遍推行，封建制已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

承天后与圣宗的改革，使契丹的生产方式与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贵族日渐变为封建地主阶级，奴婢、部曲逐步变为受封建剥削的农民和农奴，皇帝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封建制在辽朝正式确立。

二、土地占有形式

土地占有的形式，在辽境内的不同地区，因封建化程度不同，具有较大的差别。在南京、西京两道，土地关系未发生重大变化，土地占有形式也无大的差别，唯地主的庄园逐渐膨胀，个体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则相应逐渐萎缩。在上京、中京两道，土地国有制占统治地位。土地属国家所有，皇帝，贵族、地主、寺院拥有大量耕地，附着在土地上的主要是农奴，自耕农占地极少。国有土地，包括公田和向国家缴纳租税的中小地主和自耕农产的土地。公田主要是由俘虏和移民垦种的官地以及国有的牧场、山林等。皇帝的庄园即所谓“宫卫”，贵族领地即所谓“头下军州”，其属户主要也是俘虏和移民。皇庄因皇权而不断扩大，贵族领地则因皇庄的扩大而受到排挤，但贵族地主和庶族地主的私有庄园在辽代后期却日益增多。东京道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这里渤海豪右的私有土地曾占主要地位，随着契丹统治势力的加强，皇室在此城广建皇庄，使贵族在东京道开拓的领地遭到兼并。至于五京之外的契丹、奚、内属女真、室韦等部落的土地占有关系大体类同，就是在国家的最高所有权之下，以私人占有权为补充的部落公有制。[12]

寺院主因接受贵族们的捐施得到土地成为地主，他们和世俗地主一样，利用土地进行封建剥削。例如：景州陈公山观鸡寺有庄田三千亩，山林一百余顷，园内有甘栗万余株；另有庄园一所，辟土三十顷，间艺麦千亩，都是肥田沃土。

三、阶级结构

在辽代社会中，居于最高统治地位的是皇族和后族。皇族分四房，即横帐、孟父房、仲父房、季父房。横帐即皇室，是耶律阿保机的后裔，地位最尊。孟父、仲父两房分别为阿保机两个伯父的后裔。季父房则是阿保机诸弟的后裔。后族与皇族世通姻谊，因之又称为国舅帐。皇族与后族享有世选特权和特别尊贵的地位。契丹八部中的某些世家和勋贵，也获得了世选特权，他们与皇族、后族一起组成契丹社会的贵族。这些贵族与汉族、渤海地主、奚等民族的牧主一起，组成辽的统治阶级。

契丹社会的平民阶层是契丹、奚、室韦及其他部落中的牧民和渤海、燕云地区的自耕农民等人户。他们在法律上享有独立权，是政府直接管理的编户，需承担国家的赋税、兵役及屯戍之役。在逐渐分化过程中，又形成了所谓上户、中户和下户三种。上户有较好的生产条件，生活较为富裕，有的上升为地主或牧主，有的则变为“豪民”。下户几乎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沦为豪酋的部曲、奴婢或隐户。

在上京、中京两道，有自耕农存在，但从事生产的多是宫户、头下户和二税户。

宫户，即斡鲁朵户，也叫宫分户，分正户和蕃汉转户两种。正户由契丹人组成，蕃汉转户是由汉人、渤海人、女真人等组成。宫户的来源有三：战争中的降俘，契丹人或自愿投附和进献的其他各部族人户，犯罪籍没者。宫户隶属皇室，在该宫卫管辖的皇庄内劳动，负担主要生产任务，受皇帝直接占有和剥削，与朝廷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世宗以后，宫户已有自己的财产，其身份和地位有所提高，成为皇室庄园的农奴。宫户世隶宫籍，不能脱离。

头下户和二税户，是在贵族领地上从事生产的人户。头下户有自己的家庭，在所属的头下军州内分地耕种，为领主输税、服役。由于头下军州是在国有土地上建立的，所以头下户对国家也有依附关系。故而，头下户被称为“二税户”，身为半属朝廷半属领主的农奴。

皇室和贵族还占有奴隶，皇室占有的奴隶最多。奴隶的来源不一，主要是俘虏和因犯罪籍没为奴两种。皇室的奴隶称为“著帐户”，承担鹰坊、汤药、尚饮、盥漱、尚膳、尚衣、裁造等事务，实际上是皇室的家务奴婢。贵族占有的奴隶，也主要是从事家务劳动。圣宗推行封建化政策后，使原来就未发展起来的奴隶制随之衰退了。

四、赋役制度

在辽建立前，契丹地区赋税未有定制。自被俘汉人强徙关外后，辽仿效五代和北宋的“两税法”，对州县实行管理，但又不完全照搬，实行的是“计亩出粟以赋公上”[13]的税法，似与宋朝相同。辽的赋税不仅以田产多少为据，而且注重门第、品位的高下，对大土地占有者不征税收。

农产的赋税，大多以钱计征，但有折纳之法。折纳之物，一般依据当地物产而定，如南京道产绢多，故盐铁钱折纳绢，西京道产绢少，故盐铁折纳粟。一般以粟为主，既有折纳之法，官府便可从中作弊，多取于民。另外，在两税之外尚有地钱、户丁税、义仓税、匹帛钱、农器钱、盐铁钱、麴钱、鞋钱等名目繁多杂税，农户所承负担较中原为重。

为了保证税收，防止隐漏，官府不厌其烦地检括户口和田亩。太宗时，“籍五京户丁以定赋税。”[14]圣宗及以后各朝都进行过大规模检括户口和田亩工作。因地方豪强总采用各种方法将国家的农业人口户变为自己的隐户，以逃避赋税增加收入，而一些农户又因不堪忍受国家的沉重剥削而投附豪强大户，因此隐户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

辽的主要徭役有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及诸色匠役等。诸局百工，亦即役匠，是以官奴及终身役徒为主。其役法虽有一定之规，但无一定之度，任役的期限不严格，番代的办法不确定，有些身为官户的役徒甚至要终身任役，地位与农奴略同。到辽代末期，民众因苦于劳役，以至破产。尽管当时担任南院枢密使的马人望实行募役之法，即由民户出钱，官府招募役夫，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