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的朝贡与纳赋_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

土司的朝贡与纳赋_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

朝贡　元王朝赐予土司名号、爵禄以后，土司必须对中央王朝臣服、纳税，意味着地区归属于中央王朝的版图。因此，贡赋制是构成土司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

元代，土司从归附之日起即须朝贡，朝贡时间均有定数。有的“岁贡银千两”，“率二岁一上”，“令三年一贡方物”［7］。这说明土司朝贡有一年、两年或三年一次者，各不相同，因地而异。除上述常贡外，若有重大喜庆节日，尚有另加贡献者。据《续文献通考·土贡》载：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成宗即位，“云南金齿路进驯象”［6］。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仁宗即位，“金齿诸国献驯象”。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九月圣诞节，“交趾、爪哇、金齿国各贡方物”，这些都是新帝即位或皇帝生日贡献的例证。对朝贡人数亦加以限制，每次少者数人，多达数十人。

贡品均为方物，由于各地土特产不同，故贡物品类繁多。贡时，要写明贡物名称，包括供财货用的金，供作战与交通用的马，供观赏用的象、虎、豹，供物用的毡、雨毡、刀，供药用的丹砂、雄黄等物。这些贡物数量有多有少，如大德九年（1305年）“东川路蛮官阿葵以马二百五十匹、金二百五十两及方物来献”［8］，使土官加重了经济负担。

土官所贡方物的品种、数量均有定额。土司朝贡以后，元廷照例给予优厚的赏赐作为答谢，赐予主要归结为两大类：一是金、银等物，以增值土官财富；二是衣、帽、靴、袜、帛以及鞍鞯、兵器等，土官穿戴或使用这些赐物，即显示朝廷给予之荣宠，又可借以提高其在部队中的权威，入贡者除受到朝廷的物质赏赐外，还有因此升官者，以裨土官很好地臣服于朝廷。(www.guayunfan.com)租赋　元朝在定蛮地之后，即立赋法，征租赋。《元史类编·大理》载：“元灭大理后，（段）兴智入觐，献云南舆图，并条治民立赋法。”《元史·爱鲁传》载：至元五年（1268年），爱鲁“从云南王征金齿诸部……六年，再入，定其租赋”。《元史·纳速剌丁传》亦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纳速剌丁“以军抵金齿、蒲、骠、曲蜡、缅国，招安夷寨三百……定租赋”。

元征赋税，首先要建立户籍，即查清民户和民田数，登之于册，然后据以征发。由于唐宋实行羁縻州制，对民族地区实行松散统治，故对当地户数，田数均无确切统计。为此，元初在土司（官）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阅户”工作。

元代，赋有常赋和增赋之分，常赋是按规定税赋缴纳。而增税之田，是土司欲扩大势力范围，或是要求改区升级，为取悦朝廷作为交换条件而提出的，至于朝廷应允与否，则以土司要求的诚恳度为转移。赋税的表现形式，主要有金、银、铜、粮、布等类。如延祐元年（1314年），永昌南窝蒲、枯柯甸（今昌宁）等皆降，原岁纳贝（即海贝）八百索，说明纳贝与输金、银钞相同，是用作钱币来交换的。

元代赋役，又称“差发”。明清亦广为使用，由于纳赋是土酋臣服的重要标志，故元廷颇为重视，不输税赋者，视作不臣而“征之”，说明，元代土司贡赋制，已较唐宋羁縻州制进了一步，采取了“皆赋役之”的做法，这就为明代对土司“额以赋役”之策开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