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诗》旨归

以上分析表明，《论衡》引《诗》打破了汉代流行的引《诗》模式，表现出独特的个性。五经在内容、话语和叙述模式等方面颇多差异，它们有着各自的语境，这便是汉儒因事择经的原因之一，如“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治狱，以三百篇当谏书”⁽¹³⁾，这也是不同时期不同经学受到君主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诗》三百原本是抒怀歌集，到了汉代，《诗》被置于政教语境，以礼教为旨归，《诗》沦为宣扬政治教化的工具，如王吉以《诗》谏昌邑王刘贺，刘向以《诗》谏成帝等。视经如史的王充打破了当时流行的诠《诗》模式，将《诗》置于更广阔的语境，使说《诗》表现出更多元的旨归。

如上所说，汉儒往往以礼教为说《诗》旨归，而王充常引《诗》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如：“所谓‘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圣人动作，天命之意也，与天合同，若天使之矣。《书》方激劝康叔，勉使为善。故言文王行道，上闻于天，天乃大命之也。《诗》曰：‘乃眷西顾，此惟予度。’与此同义。”（《初禀篇》）在此王充引《诗》来阐述自己的天命观，认为文王行动先感动天，天然后乃命之。再如：“《诗》曰：‘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四国犹乱，况一人乎？故君子不畏虎，独畏谗夫之口。谗夫之口，为毒大矣！”（《言毒篇》）王充引《诗》来证明谗言毒害之大。可见，王充常从论述需要出发引《诗》为据，阐述己见。

如上所说，《诗》三百原本是抒怀歌集，到了汉代，《诗》沦为说教的工具。而王充则认为《诗》往往是人们情感表露的结果。“故三监谗圣人，周公奔楚；后母毁孝子，伯奇放流。当时周世孰有不惑乎？后《鸱鴞》作，而《黍离》兴。讽咏之者，乃悲伤之。”（《累害篇》）王充认为《鸱鴞》是周公表白自己忠贞之情的作品，而《黍离》是伯奇之弟哀伤伯奇的作品。再如，“伯奇放流，首发蚤白，《诗》云：‘惟忧用老。’伯奇用忧……”（《书虚篇》）“惟忧用老”出自《小雅·小弁》：“假寐永叹，维忧用老。”《毛序》认为《小弁》是刺幽王之作。而《鲁》诗认为是伯奇因受父虐而作。⁽¹⁴⁾王充采用《鲁》说，可见其更重视个体情感的表现。

除了“疾虚妄”之外，《论衡》另一重要主题便是颂汉，“是故《春秋》为汉制法，《论衡》为汉平说”（《须颂篇》）。王充极力宣扬《诗》中《颂》的传统，倡导臣子应当竭力为大汉帝国唱赞歌。“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宣王惠周，《诗》颂其行；召伯述职，周歌裳树，是故《周颂》三十一，《殷颂》五，《鲁颂》四，凡《颂》四十篇，诗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当颂，明矣。……表德颂功，宣褒主人，《诗》之颂言，右臣之典也。”（《须颂篇》）在《论衡》中，王充创作许多颂汉篇章，“《宣汉》之篇，论汉已有圣帝，治已太平。《恢国》之篇，极论汉德非常，实然乃在百代之上。……汉家功德，颇可观见。今上即命，未有褒载，《论衡》之人，为此毕精，故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须颂篇》）。在颂汉情结影响下，《诗》亦时常成为王充颂汉的媒介。如“三代隘辟，厥深洿沮也。‘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且舍唐、虞、夏、殷，近与周家断量功德，实商优劣，周不如汉”（《宣汉篇》）。“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出自《大雅·荡》。再如，“故天广大，纵横难数；极深，揭厉难测。汉德酆广，日光海外也”（《须颂篇》）。“揭厉”源出《诗·邶风·匏有苦叶》：“深则厉，浅则揭。”在此王充以天广大来类比汉德广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论衡》引诗旨归打破了汉儒以《诗》言教的模式，把《诗》运用于更广阔的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