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的城镇化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一时间，新型城镇化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那么，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对于新型城镇化，经济学家则把眼光更多地聚焦到了土地、资金和人口要素的问题上。

从农民手里廉价征地的“土地经济”模式，成了中国过去20年城市发展的主旋律。此外，保护耕地和土地增值收益的再分配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从长远看，农村集体土地和城市土地拥有同等权利是改革的目标，但根据实际操作的经验，提高征地补偿是比较可行的办法，目前全国都在进行尝试。

如今当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当提高效率和保护农民利益的呼声越来越高，当“土地经济”进退维谷之时，进一步深化改革势在必行。

然而，过去的各类创新能否适应新型城镇化的需要呢？在新型城镇化的面前，我国现有土地管理制度出现了严重的不匹配，土地利用效率不高、保护耕地与征地矛盾等都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张占斌：新型城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问题，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四化”协调推动。我国城镇化应以生态文明、美丽中国作为奋斗目标，在城镇化的格局上应该实行一个科学合理的配置，城市群、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应该跟人有关，体现人的发展，是人口的城镇化。

就土地方面而言，如何能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把国有土地和农村的集体土地在权利上慢慢调整到一个均衡水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还有一点，在征地过程中，如何更好地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的成果，这一点中央文件写得非常清楚，十八大文件也已经重点强调。还有集约利用土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国城市确实土地利用很不集约。所以新型城镇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应该考虑到土地集约利用、节约利用，资源也要集约利用。

秦　虹：新型城镇化的“新”字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强调低碳和绿色，因为资源是中国今后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考验。此外更重要的应该体现在集约和高效。我们要极大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因为中国人多地少，而且发展土地的制约程度是最大的，所以我们在城市化过程中最需要的就是土地。很多人都对18亿亩耕地的红线提出质疑，但是其实我国城市现有的土地利用效率是远远不够的，和一些经济发达体的差距很大。比如我国和美国国土面积相差不多，美国三亿多人，我们十多亿人，但是中国土地的集中使用程度远不如美国。美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在东西海岸、五大湖，剩下的地方人很少。而中国，哪里都有人住，很分散，城市和建筑的容积率都很低。前些年扩大广场、扩宽公路，还建了很多花园式工厂、建筑，可实际上土地利用率真是非常低。这么低的集约程度，导致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成本是巨大的。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地方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基础设施的投资和维护，因为效率太低了。

在土地政策方面，现在我国最大的问题是同地不同权。同样是建设用地，如果是在农村，叫作集体建设用地，和在城市的建设用地，两者在价值、开发权利和所得回报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叫同地不同权。哪怕一条公路之隔，这边是城镇，这边是集体，都是建设用地，这边不是耕地，也不是农业用地，就是建设用地，但是不能开发、上市、交易、抵押和流通，所以农民的房子和宅基地不是财产。从最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此外，政府低价征地，再用高价把地卖出去，在这个过程中农民所得利益和保护都是不够的。所以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就分到更多利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如果不解决，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在土地使用上受到的阻力会越来越大，农民受到的伤害也会越来越多。如此，所谓有“质量”的城镇化就成了空谈。

潘向东：过去我们一直说城镇化就是盖房子、修路，这是一种粗放式的道路。未来的“新”，其实还增加了一个城市消费，也就是我国经济的增长方式会由投资转为消费。在这点上，城市服务业的发展以及与其相关的城市改革配套措施的发展，与城市消费相关的收入分配制度的发展，包括养老和市民化过程，这些都与城镇消费密切相关。

我国在城镇化过程中，肯定要侵占一些耕地来实施城镇化战略，也会实施一些土地方面的改革。但是如果和以前一样采取地方政府推动的方式，往往会侵占农民的利益。所以如何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使其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让农民受益，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