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的俄语教学

一、早期的俄语教学

外语教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两千年前已开先河。而中国俄语教学的历史并不久远。

据可靠的史料记载，作为专门培养俄语人才的学校，以清朝康熙四十七年（1708）所设的俄罗斯文馆为最早，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俄语学校。俄罗斯文馆创办初期，在教学上主要依靠来中国工作和定居的俄罗斯人。当时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考试内容，就是简单的翻译，尤其是笔头翻译，并把能够翻译公文作为外语教学的重要目的。

俄罗斯文馆在1860年中俄签订《北京条约》之后，根据总理各国事务的衙门之请，结束了单一语种的教学，开始增设其他外文课程。在1862年并入京师同文馆，于1903年改为大学堂的译学馆（后又独立出来），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政府官办的、教授外国语的学校。

同文馆成立之初仅是总理各国事务的衙门附设的一所培养翻译的学校，把能够翻译公文作为外语教学的重要目的，外语课程的设置、教学内容以及考试的内容，无非是翻译，尤其是笔头翻译。下面摘一段史实可见一斑：“京师同文馆开办伊始，每馆仅收学生十名，教师只有两人，一教外文，一教汉语，学制为三年。考试有：①月课每月一次‘由教习拟定文条，散给诸生翻译誊卷，教习分别等第，注册备查’；②季考三月一次，‘出题等第如月课，惟试卷则呈堂裁定，始行注册’；③岁试每年一次，‘一年之内应先月满汉文字考试，俟一年后学有成效，再试以各国照会，令其翻译汉文’；④大考为三年期满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堂官考试，优者授予九至七品官职。1865年同文馆英、法、俄第一期学生举行总考试，‘初试把外国照会令学生译成汉文；复试把各国条约摘出一段，令其翻成洋文，然后会同中外教习阅看，后来又考试学生语言，密出汉语条子，令学生译成外国语言，共九日毕事。结果翻译各文虽未能通体贯穿，亦尚有相符之处，外国语言亦多吻合……但优者亦不过翻译，究属一知半解’（从中可看出教学成绩很不理想）。”[1]

1886年11月奕忻又建议成立算学馆，讲习算学、天文。从此，同文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规模逐渐扩大，学制从三年改为八年，课程开始增多，除汉文和外语外并涉猎各种学科，如：各国地图、机器、微积分、化学、天文、地理、代数学、几何学等。同文馆开始注意到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教学原则：前三年着重于外国语文和外国史地知识的教学，而后五年则着重学习其他学科。此外，同文馆还注重翻译实践，八年内均有翻译练习：从翻译条子（便条）、公文入手，进而转入书籍翻译。由此同文馆发展成为一所既学外语又学实用科学的综合性教育。

译学馆的特点可从其章程记载中略见一斑：①译学馆设英、法、德、日、俄五种语言，“每人认习一科，务期专精，无庸兼习。但无论所习为何国文，皆须习普通学（按：即文、史、哲、数、理、化）及交涉、理财、教育各专门学”。②学制为五年。③特别重视中文教学。“向来学方言者与中国文词多不措意，不知中国文理不深，则于外国书精深之理，不能确解悉达。且中文太浅，则入仕以后，成就必不能远大；故本馆设定课程，于中国文学亦为注重。”④章程规定：外国文教授之法，先授以缀字、读法、译解、会话、文法作为诸法。二三年后兼授各国历史及文学大要。“书籍均用外国书籍，宜择译善本讲授”。[2]

可见，译学馆在教学要求上已经高于先前的俄罗斯文馆和京师同文馆。它的教学以外国语文为主，同时要求通晓中国文义，并且开始重视母语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培养的学生毕业后能阅读、翻译外文书籍，能承担口译及编纂辞典的工作。这一办学思路为后来的外语教学工作提供了可贵的经验。特别是自1870年以后，我国对外交往频繁，到国外留学的人数急剧增多，加速了中国外语教学的进程，俄语教学同样从中受益。[3]

与京师同文馆同一时期，清政府还在上海（1863）、广州（1864）和湖北（1893）等地分别开设了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和自强学堂。它们均开设有俄语，基本的做法仿照京师同文馆，为培养翻译人才而设。[4]

综上可见，早期时期的俄语教学已有一定之规，教学方法开始形成，从单纯的外语教学拓展为多知识学科，语言与知识结合并举，强调中文学习，以适应翻译工作的需要，但教学大都由俄国人控制，教材也由俄国人临时编写或引进课本，不成体系，对以后的俄语教学影响不大，但为我国俄语教学的创办积累了初步经验。

1900年，因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同文馆被迫停办，1901年底并入京师大学堂。俄罗斯文馆存在了154年，同文馆办学也历经40年之久，它们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大批外交翻译人才，是培养外交使领馆官员的摇篮，尤其是俄罗斯文馆培养了近代中国首批俄文外交翻译，在我国俄语教育史及外交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二、新中国成立前的俄语教学

进入20世纪，随着社会的变革、教育的更新，外语教学包括俄语教学在中国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影响下，掀起了俄语学习的高潮，许多革命青年先后远赴莫斯科学习，从此，中俄文化交流获得了特殊的意义和非常的规模，中国俄语教学从内容到方法日渐丰富起来。

当时的国共两党都意识到要学习苏联的革命理论和经验必须培养一批懂俄语的干部，为此创办了一批具有专职和业余性质的学社和俄文讲习班。值得一提的是，1920年在上海办的外国语学社，即是为中国革命准备干部的第一所专门外国语学校。1921年上海大学设立了俄语专修科。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在抗日根据地延安，因为与苏联有了直接的联系，常有人员及物资往来，学习俄语更是势在必行。共产党在延安相继开设了一批业余性质的俄文讲习班。1941年8月，建立了抗日军政大学之分校俄文队，不久改为军事学院俄文大队。1941年9月延安大学[5]成立并设立俄语系。当时教材均由教师自编，多选自俄文书报，会话教材结合当时国内外形势和日常生活临时编写，语法教材系将刘泽荣主编的《俄文文法》印成讲义使用。分小班进行，课程设置主要有讲读课和语法课，教学内容灵活，实用性强，教学方法独创，既有直接法，又采用语法翻译法，注重启发式教学，鼓励学生独立、主动地学习。延安大学俄文系存在仅一年多，1942年底编入俄文大队，并于1944年4月改为延安外国语学校。

延安外国语学校办学有以下特点：①培养目标明确，结合培养目标设置课程，确定课程内容。②它带有储备干部性质，一旦需要，学员随时调离学校参加工作。从成立到结束四年多，学习外文时间有三年左右，教学内容灵活，实用性强。③教学方法独创，正如付克先生所讲，延安外国语学校的“教学方法既不是照搬苏联的，也不是移用英美的，可以说是综合性的”。既有直接法，又采用语法翻译法。注意启发式教学，鼓励学生独立、主动地学习。④课程设置主要有讲读课（类似今天的精读课）和语法课。讲读课以讲解、会话为主，译、写次之。不讲很多的文学课和理论课，强调听说读写译的实践训练，以适用“学用一致”的要求。以上这些办学经验为我国创办新型外国语学校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俄语教学也有了发展：一是群众性的俄语教学蓬勃发展起来，二是专门的外语教学也有所发展。[6]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延安外国语学校师生兵分两路，一路到张家口办起了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外语系（后改为华北联大附属外国语专修学校），1948年12月华北联大与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后，外专改为华北大学二部外文系，1949年1月在此基础上办起了北京外国语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延安外校的另一路到达哈尔滨，于1946年11月建立了外国语专门学校，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学制2至4年，以培养俄语翻译干部为目标，注重培养听说读写译的实践能力，采用直接法进行教学，创建了特定的俄语教学模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解放后大规模培养俄语人才、创建俄语专科院校提供了有益的参照。据不完全统计，到1949年前夕我国共有13所学校开设有俄文系科[7]。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外语教学主要以英语为主，俄语教学在高等学校中不是很普遍，俄语教学重文学、轻语言；重古文，轻时文；重知识灌输，轻语言实践能力的提高，学方法以注入式为主，教学活动以教师为主，学生在课堂上少有发言机会。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面广，基础比较扎实，自学能力强。在阅读和写作两种能力上，表现尤为明显。这一时期的外语教学的发展正如俞约法教授所讲，是“从干校类型的外语短训班直到现代化的多语种的正规外语学院（有五年制本科和研究生院）的全部发展过程”。[8]

[1] 闫洪波：《从历史回顾中看中国俄语教学的特点》，载于赵爱国等：《中国专业俄语教学回顾与展望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88～89。

[2] 闫洪波：《从历史回顾中看中国俄语教学的特点》，载于赵爱国等：《中国专业俄语教学回顾与展望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90。

[3] 王铭玉，孟霞：《中国俄语教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方略》，载于王铭玉：《俄语教学与研究论丛》（第17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1。

[4] 王铭玉，孟霞：《中国俄语教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方略》，载于王铭玉：《俄语教学与研究论丛》（第17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1。

[5] 延安大学是我党在革命根据地最早创办的一所综合性大学。

[6] 王铭玉，孟霞：《中国俄语教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方略》，载于王铭玉：《俄语教学与研究论丛》（第17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2。

[7] 戴炜栋，胡文仲：《中国外语教育发展研究（1949—200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572。

[8] 闫洪波：《从历史回顾中看中国俄语教学的特点》，载于赵爱国等：《中国专业俄语教学回顾与展望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9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