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统治者的残暴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统治者的残暴

清末，马占鳌逝世后，其子马安良等继承父权统治大河家。马安良兄弟是大河家最大的地主，占有大河家三分之二的土地。大河家向河州府应交的公粮按规定一亩地纳粮四升，但他却向百姓收一斗，并加收许多杂税，如若谁不交公粮和杂税就严刑拷打，公然声称“大堂上没种麦子，二堂上没种豆子，不吃你百姓的吃谁的”！光绪十二年（1886年），震撼西北地区的河湟反清撒拉起义爆发的第二年，马安良镇压了这次起义，而后以通撒拉造反的罪名，杀死了7位参加起义的保安族老人和20多位青壮年。此后，他们对保安族人民的统治更甚一筹，每次马安良到大河家探亲，“保安三庄”的群众必须拉羊去拜见。同时他们采用“会社制度”加强其统治，大河家地区编为一会，下设七社，会设练总（后期改为乡约）一人，会长三四人；社设社长一人，全由地方豪绅担任；社下每十户设什长一人，什长由各家户轮流担任。

大河家

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紧紧抓住宗教这一工具不放，他们把统治权与宗教特权结合起来，对保安族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和血腥统治。过去大河家清真大寺的开学阿訇都是统治者的代言人。大河家寺管辖42个小寺，小寺的开学阿訇都是大寺阿訇所派，因而群众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听从开学阿訇的指挥，如果谁惹了小寺阿訇，就等于惹了大寺阿訇，也就等于惹了上层统治者，后果不堪设想，或是家破人亡，或是全村遭殃。清真寺可以私设公堂，任意拷打群众。譬如，保安族聚居村高李村的开学阿訇，有一次以没有到清真寺作礼拜为借口，要将全村群众打39鞭子，不愿受皮肉之苦的，缴半斤清油。保安族群众韩拉麻答应出油，但因家境贫寒，无油可出，就将家里的灶具拿去抵押。韩拉麻因心中不满骂了几句，被阿訇听见后，就以反抗教长之罪，将他送到大河家大寺，同时把全村群众也传到大河家大寺。韩拉麻被脱光上衣，用柳条拷打，高李村全村群众一齐下跪请求留命，才幸免一死。但他被本村群众抬回家后，不久也就悲愤地离开了人世。类似这样的事件，在马家宗教特权统治下是屡见不鲜的。

马步芳统治西北时期，他们在政治统治与宗教统治上结合得更加严密了。保安族群众无信教自由，有的群众为了宗教信仰问题而被上层统治者杀害。

保安族的地主阶级，为了借助马家王朝的势力，巩固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大多数投靠了军阀，所以，保安族人民深受双重压迫。当时，大河家地区的土地、牲畜大部分被地主、头人、宗教上层和官僚所占有，就连“保安三庄”的三条峡水也被他们占去。保安人民眼看着峡水从家门口流过，但无权用其灌溉少得可怜的自家土地。更有甚者，“保安三庄”境内的27盘水磨也被他们占去了20盘。在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大部分贫苦保安人都沦为地主的佃户，受着沉重的地租剥削和高利贷剥削。统治者对保安族贫苦人的经济剥削名目繁多，通常有“鸡上架”：即借债主10元，三日利息1元；“狗撵兔”：即借10元，三天利息1元，变利为本，利上加利，如此下去是“阿爷生阿大，阿大生尕娃，尕娃生孙子”，其剥削速度之快，如同狗撵兔；“黑驴打滚”：利息百分之百，借100元一年的利息为100元，本利共200元，此外通常还要加5分利共计250元；“三分利”：月息3分，借100元一年的利息为36元；还有借债做生意的，向债主借100元，年利为40%，债主在借出100元时，即将40元的利钱扣下，实际上只借到60元。这60元他还不给现洋而是给两匹布，这两匹布实际价值只有40元至50元，债主从中又剥削10元至20元，一年到期，借债人要还100元，债主在一年中剥削了56个银圆。除了高利贷的剥削外，保安人最害怕的是马步芳所要兵款、马款以及拉兵。马步芳在西北地区，尤其在临夏地区豢养了一大批为其统治镇压人民的军队，为扩充实力，到处拉兵，20世纪30年代后几乎每年不断。新中国成立前大河家一带（包括十大保），每次拉兵派款均由县、乡政府规定各保各甲拉兵派款的数目，名义上是土地多的多出、少的少出。但是，掌握收兵马款的保甲长们，从来不向群众公布上面要兵和派款的数字，而其拉兵派款的数目总是多于县、乡政府规定的，并且把主要的负担强加在贫苦农民身上。如拉兵：县政府规定每次每保出1名至2名，保甲长总是自行规定在3名以上。通过各家抽签，哪家中了就抽一人去当兵，或者出300个到500个银圆的雇兵款。他们用这些款去贫苦人家招兵，而受雇者所得的款，仅是原来规定数的三分之一，其余全落入他们的腰包。马款：每月每保要出两匹好马，贫苦农民是养不起骡马的，地主、保甲长便要每户出5～10个银圆的马款，缴不起现款的农民就用实物顶替。大墩村保安族农民马成奎因缴不起4元马款，保长即将他家的一头价值50元的奶牛拉去顶替了。兵款：每户的兵款也是按月摊派的，交不出现款者，便将家中值钱的实物拿去顶替。大墩村的保安族农民马永祥，因欠5元的兵款，地主、保长就把他家中的棉毡、铜锅、铜火盆、一把斧子共价值90元的物件强行拿去了。

保安族人民为了应付这一切盘剥，往往将仅有的房屋土地典尽当绝，或者向地主借高利贷缴纳，甚至以自身长期为债主服无偿劳役来偿还。为了躲避马步芳的兵马款，有些人丢下房屋与土地，扶老携幼逃到夏河、循化、同仁一带。被兵马款害得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如在1937年高李村就有50户变卖了土地，有6户逃亡外地。

旧社会保安族人民除了在经济上受尽剥削外，在政治上更处于无权的地位，统治阶级对农民有生杀予夺之权，民众生命毫无保障。许多大地主家私设公堂、监狱，刑具、刑法共有20余种，如鸭子浮水、揭背花、挂秤砣、砸骨骼、拔断筋、上脑筛、割懒筋、戳手心、割耳朵、火刑、炼油等，从而使许多无辜的群众在酷刑之下丧生或被送入监狱甚至被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