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

三、新中国成立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实现了千年翻身做主人的梦想。在真正成为主人之后，心情舒畅，建设热情也高涨，恨不得在一朝一夕之间就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但如何在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里建设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全新的课题。在求解这个难于“哥德巴赫猜想”的世界性难题过程中，我们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行进历程中，我们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重大的挫折，甚至有失败的苦痛。

1949年至1956年这七年的历史，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取得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唇亡齿寒，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了出兵援朝的战略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抗美援朝，人人有责，抗到底！援到底！”、“没有抗美援朝，人财两不保”，也就成为当时中国家喻户晓的口号。除此之外，这一历史时期最大的政治就是“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为配合“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运动，中国出现了“土地还家”、“耕者有其田”、“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恶霸地主”、“镇压反革命”、“没有土地改革，生产无办法”、“没有镇压反革命，生产不安宁”、“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口号。

1957年到1978年间，政治运动频繁，尤其是“文革”时期，标语口号狂飙，是标语口号的海洋，是标语口号的“盛宴”，标语口号处于超常“繁荣”时期。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狂热的时期。从上至下发起的全民运动，立刻席卷全国每一个角落。当时的中国社会，从国家最高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从党内到党外，从老到少，全民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这场运动中，全中国几乎都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那时的标语口号特别多，几乎是铺天盖地。从公共场所到私人的住宅门窗墙壁，到处能看到标语和大字报，到处能听到激愤的人们在呼喊口号。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口号一是“大跃进”，一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提出，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实际上就是“大跃进”口号的最早版本。对“大跃进”这一口号的提出，毛泽东主席极为赞赏，说发明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头衔赠予发明这个口号的那一位（或几位）科学家”。⁽²⁾同样在1957年10月，在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下，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根本上改变了八大的方针。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他把对彭德怀的批判，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年年讲、月月讲。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在总结湖南、河北等地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时，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还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自1957年之后，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说均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成为后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这些对阶级斗争夸大化、绝对化的提法，一度成为流行口号。

伴随着急躁冒进的激情煽动，形成了阶级斗争火药味十足的氛围。1958年，党中央确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以及在它引导下相继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成了三个响亮的口号，即通常所说的“三面红旗”。在“三面红旗”的引导下，全国掀起了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潮。“人民公社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赶英超美”、“亩产万斤，要叫卫星飞上天”等这类不切实际的标语，搞得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革”期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错误地认为，相当多的单位的领导权被混进党、政、军和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持着，在党内有一个代表他们的司令部，因此必须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把这些被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提出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革”中中国最大的政治就是“革命”、“造反”，因此，全国范围内从城市到农村，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打倒一切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到“坚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到处都是“敢字当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一切”、“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知识越多越反动”等。“文革”后期出现了“要文斗，不要武斗”、“认真搞好斗、批、改”、“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等口号。中国在口号声中遭受了一场浩劫。

“文革”不但在国家内政上混乱，而且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的外交也是全面收缩，处境困难。在对外交往中，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我们相同的，则肯定一切；反之，则是声讨和反对，并且语言简单粗俗，意气用事。正是在这种极左思想的指导下，外交方面极其被动，只有阿尔巴尼亚等少数几个可以依赖的朋友。所以，当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率代表团来访时，礼遇隆重，夹道欢迎的群众高呼“恩维尔•霍查同志万岁！”、“中阿两国伟大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岁！”、“中国—阿尔巴尼亚两国伟大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岁！”。而对敌对国家或意识形态不一的国家，在重大节庆日，总要打出诸如“坚决反对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从越南滚出去！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滚出去！从它侵占的一切地方滚出去！”“坚决彻底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等。

从上述标语口号中我们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混乱和疯狂。这些标语口号也反映了搞个人崇拜、造神运动的狂热；反映了阶级斗争无限扩大化，人与人之间斗争的激烈；反映了知识分子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等。我们这个一向重理性不偏激不狂热的民族这次却失去了理性，没有了思想和逻辑，他们被狂热的激情鼓动着，大字报大标语振臂高呼的口号更加激发了人们的狂热冲动。这些标语口号鼓动了那个时代的狂躁，也见证了那个时代的疯狂。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中央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成了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的主旋律。此时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其他方面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人们思想进一步得到解放，这时的标语也反映出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变化，有了另一番的新气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才是硬道理”、“科教兴国”等口号成了时代的最强音。

1977年，邓小平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从此这句话成为对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表述的代表性口号。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又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自此，发展科学技术成为一项战略任务和当务之急，尊师重教、科教兴国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

1980年，在改革开放口号的号召下，深圳蛇口工业区在建设过程中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这个标语口号一经面世即受到欢迎。该标语口号体现了中国人开始追求高效率、快节奏的全新价值观。它成为一面催阵战鼓，加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时至今日，我们时刻都感受到各行各业建设者们抢时间争效率只争朝夕的紧迫感。

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认为“穷则变、富则修”，穷很光荣，追求富裕可能走向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一部分经营致富的人还有非议，人们还不敢迈开步子追求富裕。1986年8月，邓小平在天津视察过程中提出：“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又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从此，“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成为响亮的口号，转变了人们的观念，廓清了人们思想上的疑虑，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桎梏，人们敢于解放思想，迈开步伐追求合法致富。

在我们迈进21世纪，综合国力增强，人民生活基本解决温饱，开始步入小康社会之际，我们提出了“三个文明”建设，坚持“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积极“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标语口号也体现了更多的人性关怀，增加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具体表现就是标语的情感含量增加了，出现了更多体现尊重、关心、亲切的用语，命令的语气少了，商量的口吻和温馨的提醒多了。

建国以来的政治口号，很清晰明了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每个时期的标语口号特征鲜明，如“土改”标语的斗争性、“大跃进”标语的浮夸性、“文革”标语的狂热性，从标语的字里行间就能看出是哪一时期写的。打上鲜明时代烙印的标语口号基本上折射了共和国各历史阶段的轨迹，较完整地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成为保存新中国六十多年来历史的语言活化石。社会实践发生变化，反映社会实践的标语口号也随之发生变化。一些宣传了几十年的政治口号，在理性反思之后，也改头换面，重新赋予新意。如合作化时期提的“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口号，如今演化为“只有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当年“移山填海，战天斗地向大自然宣战”，现已改变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注重保护生态环境”；还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口号也已经淡出，随着法制观念的增强，调整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从“狠批洋奴哲学”到“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从闭关锁国状态到“对外开放”；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人才是第一资源”、“科教兴国”；从“一分为二”导致社会分裂对立到“构建和谐社会”；从注重阶级斗争，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三个文明建设”，再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到“以人为本”；从“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到“依法治国”；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穷则变，富则修”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从批判“唯生产力论”到注重发展生产力；从盲目追求人口数量（人多力量大）到“只生一个好”；从“厉行节约，反对消费”到提倡适度消费；从“反帝反修”到“构建和谐世界”……历史沧桑巨变，标语口号也在发生巨变。以往那些带有政治色彩、强制色彩甚至有刺激性的政令标语，逐渐换了面孔，改换成更加人性化、更加积极向上的标语。历史发展的实践说明，凡是口号的提出，必须从时代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提得恰当，即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反映事物发展的本质需要，才能达到目的，起到它应起的作用；否则，可能会弄得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和失误，都和当时提出的不切实际、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的口号和做法相关。标语口号引领时代，同时，也是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