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目录学著作的典范

官藏编目

二、官藏编目

向、歆父子大规模地整理西汉政府藏书，最后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编成两部综合性图书目录《别录》和《七略》，这次整理、编目工作，影响巨大，意义深远[55]。

《别录》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群书目录，《七略》是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综合性群书分类目录，它们是奠定我国古典目录学基础的开创性著作。《别录》和《七略》把我国古代的分类思想应用到图书编目上，对两千多年来我国的藏书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藏书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刘向父子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他们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善于借鉴前人已做出的一些分类和编目的成果。例如：

(一)由儒家学派整理《六经》到司马迁撰写《儒林列传》，已形成了儒家典籍系统；

(二)从《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已形成了诸子百家系统；(www.guayunfan.com)(三)从汉初张良和韩信“序次兵法”到武帝时杨仆“既奏《兵录》”，已产生了兵书的专门目录；

(四)从孔子以来诸子所著各书的“序意”或“序传”到《史记》中的人物列传，条别流派、提要著述大旨和《太史公自序》的小序，逐渐形成了撰写书录的方法。

所有这些，都为刘向条贯学术、考镜源流、综合群籍、类居部次提供了足资参考的资料。

向、歆父子校书之法，编纂国家目录之制，创建撰写书录之体，为后世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正如邓骏捷先生所总结的那样：“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共同建立了一套全书有‘总序’、大类有‘大序’、小类有‘小序’、每书有‘提要’的序列天下百家之学、剖析学术源流的庞大系统，从而确立了一套以儒家经典文本和文本阐释的经学为中心包罗百家的学术体系，成为了中国古代目录学著作的典范。”[56]

确是如此，自刘向父子开创大规模整理官藏的事业后，东汉以降，历朝政府整理官藏，其整理程序，一准向、歆父子校书遗规。

东汉除殇帝、冲帝、质帝、少帝四个瞬间即逝的帝王外，还有九代，在《后汉书》中记有七代整理过官藏，仅和帝、桓帝二朝未见记载，但是和、桓二帝也很重视国家藏书事业。可以说，整个东汉时期，整理官藏的活动就始终没有停止。

东汉统治者崇尚谶纬神学，光武帝刘秀对之尤甚，因为他在起兵、复汉的过程中，都曾利用谶纬之学为自己造势，从中获得了很大的益处。所以他登基不久，就命学者尹敏和薛汉整理政府所藏的图谶书籍。

尹敏(生卒年不详)字幼季，南阳堵阳(今河南方城东)人。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梁》、《左氏春秋》。光武帝建武二年(26)官拜郎中，辟大司空府。与班彪亲善。后三迁长陵令，又为谏议大夫。关于尹敏整理图谶书籍之事，《后汉书》本传记载：“帝以敏博通经记，令校图谶，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敏对曰：‘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帝不纳。”可见尹敏不信图谶，但迫于光武帝的威严，不得已而为之。

薛汉(生卒年不详)字公子，淮阳(今河南淮阳)人。世习《韩诗》，当世言《诗》者，推他为长。光武帝时，薛汉为博士。明帝永平中，任千乘太守，政有异迹。其整理图谶书籍之事，据《后汉书》本传载：“汉少传父业，尤善说灾异谶纬，教授常数百人。建武初，为博士，受诏校定图谶。”可见薛汉对谶纬之学颇有研究，所以受命校理图谶。

建武中元元年(56)，光武帝刘秀把整理过的图谶书籍公布于天下，从此，这类图籍盛行于世。

明、章时期，经过光武帝刘秀数十年的整饬，社会已完全步入正常状态，政府藏书也日益丰富，从而为东汉第二次整理官藏准备了物质条件。这次整理图书的工作，开始于明帝永平五年(62)，一直进行到章帝元和年间(84—87)才告一段落。据《后汉书·傅毅传》记载：“建初中，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可见这次整理官藏由班固、贾逵、傅毅三人总司其事。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他秉承家学，学问渊博，是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其主持校书事迹，据《汉书·叙传》记述：班固“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又《后汉书》本传载：“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由此可知，班固在和帝永平年间，就已在国家藏书处负责校书活动了，并于此前还撰写了部分国史。

贾逵(30－101)字景伯，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他少传父业，好学深思。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明帝时为郎官。章帝时迁为卫士令，命以古文经教授诸生。通天文、历学。和帝时，复为侍中，领骑都尉。内备帷幄，兼领秘书近署。其负责校书之事，据《后汉书》本传记载：明帝永平中“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贾逵也是从明帝永平年间，开始负责官藏整理活动的。由于贾逵用力甚勤，所以后来得到了章帝的褒奖。

傅毅(生卒年不详)字武仲，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年少博学，善于属文。以明帝求贤不笃，士多隐处，故作《七激》以讽之。章帝时任兰台令史，后为大将军窦宪司马。其主持校书事迹，据《后汉书》本传记载是于章帝建初年间，要比班固、贾逵略晚，这说明政府在不断加强人力，以保证这项工作顺利完成。除了班固、贾逵和傅毅三人总司其事外，先后参与其事见于文献记载者，还有孔僖、杨终、丁鸿和杜抚。

孔僖(?－约87)字仲和，鲁国鲁(今山东曲阜)人。少游太学，研习《春秋》。章帝时拜兰台令史，后拜郎中。其整理官藏之事，《后汉书》本传载：“拜僖郎中，赐褒成侯损及孔氏男女钱帛，诏僖从还京师，使校书东观。”

丁鸿(?－94)字孝公，颍川定陵(今河南郾城西北)人。师从大儒桓荣，受《欧阳尚书》。明帝时征拜侍中。章帝时，奉诏与诸儒讨论《五经》异同于白虎观，丁鸿论难最明，诸儒称之。和帝时官任司徒。其整理官藏之事，《后汉书》本传载：章帝时鸿“数受赏赐，擢徙校书。”

杨终(?－100)字子山，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初为郡小吏，后到京师研习《春秋》。《后汉书》本传载，明帝时征杨终到兰台，官拜校书郎，校理兰台藏书。章帝时参与白虎观论考五经同异。后受诏删《太史公书》。和帝时征拜郎中，以病卒。

杜抚(生卒年不详)字叔和，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人。少有高才。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后归乡里教授，弟子千余人。后为东平王刘苍所辟。曾参与撰写《东观汉记》部分内容。章帝建初中为公车令，数月卒官。其整理官藏之事，《后汉书·马严传》载：“显宗召见，严进对闲雅，意甚异之，有诏留仁寿闼，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杂定《建武注记》。”

这次校书，《隋志·总序》讲：“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帙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从这段话来看，班固等人似乎除整理官藏外，还按照《七略》的类目，对之进行了分类，并在《七略》的基础上编制了《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是《汉书》中的一篇，它是依据刘歆所编官藏目录《七略》撰成的，共分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收录上古至西汉政府藏书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志前有总序，各略均有序文，各种(除《诗赋略》外)也均有序文，这些序文辩章学术，考镜源流，是极其珍贵的中国文化史资料。《汉志》是我国现存古代第一部完整的图书目录，它开创了我国史志目录的先河，是研究我国汉代以前官藏状况的重要著作。

安帝时期，政府藏书在使用和储存过程中损坏很大，于是整理官藏的活动重又进行。当时，邓皇后临朝称制。邓皇后(81－121)名绥，和帝之后。《后汉书》本纪说她“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自立为皇后、尤其她秉政之后，勤政节俭，苦读劝学，以文德化人。她“昼省王政，夜则诵读，而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雠校传记”。由此可见，她十分关注官藏建设，并有所作为。这次整理官藏，同书《安帝纪》也记道：永初四年(110)二月，“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通过上述记载可知，这次校书开始于永初四年，前后持续了十余年，有五十多名学者参加，整理了东观的各类藏书，具体所做是：将脱简的图书补缀整齐，错简的典籍排序正确，讹文错字订正过来，朽烂不堪的图书重新抄录。这次整理官藏，除了著名学者刘珍总司其事外，马融、刘也是主要负责人之一，参加者还有学者许慎、窦章、王逸以及众博士等人。

刘珍(?－126)字秋孙(一字千秋)，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年少好学。安帝永初中为谒者仆射，后迁侍中、越骑校尉。延光四年(125)，拜为宗正官。明年转为卫尉，不久卒官。《后汉书》本传载其文化活动，道：“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作建武已来名臣传。”可见，他不仅掌司了安帝时期整理官藏的活动，而且还一度主持撰写《东观汉记》的部分内容。

马融(79－166)字季长，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少有俊才，师事挚恂，博通经籍。因得罪外戚邓氏集团，滞于东观，十年不得调，又遭禁锢。太后死后，曾历任议郎、武都、南郡太守。又被大将军梁冀免官，髡徙朔方。赦还，复拜议郎，重于东观著述。后以病去官。其参与东观校书事迹，据《后汉书》本传载：“(永初)四年，拜为校书郎中(李贤注引谢承书及《续汉书》并云为校书郎，又拜郎中也)，诣东观典校秘书。”

刘(生卒年不详)，汉朝宗室，嗣爵临邑侯。有才学。其参与东观校书事迹，见上引《后汉书·刘珍传》中。此外，同书《张衡传》中又载：“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由此可知，刘在东观还参与修撰了史书《东观汉记》。

许慎(约58一约147)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东)人。天性笃学，少时博学经籍。曾仕郡功曹，历任长、太尉南阁祭酒。师事贾逵，受古文经，为马融所重。著有《说文解字》和《五经异义》。《说文解字》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影响甚大。许慎参与东观校书事迹，载于其子许冲《上〈说文〉表》中，云：“慎前以诏书，校书东观。教小黄门孟生、李喜等。”

窦章(?—144)字伯向，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年少好学，早有文章，与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荐。顺帝时为屯骑校尉。谦虚下士，甚得嘉誉。迁少府，转为大鸿胪。其参与东观校书活动，《后汉书》本传载：安帝永初中，“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康遂荐章入东观为校书郎。”

王逸(生卒年不详)字叔师，南郡宜城(今湖北宜城)人。安帝时举为上计吏。顺帝时任侍中。著有《楚辞章句》，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其参与东观校书活动，《后汉书》本传载：“(安帝)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

过了近二十年，东汉官藏又有所损坏，政府再次组织专家进行整理。据《后汉书·伏湛传》记载：顺帝永和元年(136)，“诏(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李贤注曰：“中书，内中之书也。《艺文志》曰‘诸子凡一百八十九家’，言百家，举其成数也。艺谓书、数、射、御；术谓医、方、卜、筮。”可见这次整理的官藏，种类也相当多，主持者为伏无忌和黄景。

伏无忌(生卒年不详)，汉初济南伏生之后。世传经学，代有闻人。忌嗣亦传家学，博物多识，顺帝时，为侍中屯骑校尉。顺帝时领校秘书。桓帝元嘉中，受诏与黄景、崔萛等共撰《东观汉记》。又自采集古今文献，删著事要，撰《伏侯注》。

黄景(生卒年不详)，顺帝时，以议郎官身份与伏无忌共理官藏。桓帝时，又参与修撰国史《东观汉记》活动。

东汉后期，外戚、宦官轮流执政，政治生态污浊不堪，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但整理官藏活动却未停止。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灵帝建宁三年(170)，“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銸、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

汉代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通经取仕的政策，使皓首穷经之士众多，于是儒学大为昌盛，阐释经书的著述不断涌现。为了博取功名利禄，灵帝时期，“诸博士试甲乙科，争弟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57]，致使政府所藏经书妄被篡改，使本来手抄笔录极易出错的书籍错上加错，如此一来，既影响了国家的取仕考课，也损坏了政府藏书。为了提高官藏质量，为了避免“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给社会提供一个标准本的经书，于是蔡邕领导了建宁至熹平间校理官藏的活动。这次整理官藏成就很大，既使时人获益，也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那就是蔡邕将整理过的儒家经书，丹书刊于石碑，立于太学门外，“自后《五经》一定，争者用息”[58]，这便产生了著名的“熹平石经”。

灵帝建宁至熹平间校理官藏，蔡邕是领军人物，参加者尚有堂溪典、杨赐、马日銸、张驯、韩说、单、卢植等人。

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西南)人。汉末著名学者、藏书家。年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历职祭酒、尚书、左中郎将等职。《后汉书》本传记载其领导校书之事颇详，上已述及；同时又载：“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后汉记》即《东观汉记》。由此可知，他还是《东观汉记》的最后编修者[59]。又《三国志·魏书·钟会传》附《王弼传》裴松之注引《博物记》载称：“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与(王)粲。”他更是一位肯将所爱传与俊彦的高尚之人。

杨赐(?－185)字伯献，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父杨秉，明习《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杨赐少传家学，笃志博闻。桓帝时以司空高第官侍中、越骑校尉。灵帝即位，侍讲华光殿，累迁光禄大夫、司徒、司空、太尉等职。多次直言极谏，于时政多所建白。

卢植(约159－192)字子干，涿郡涿(今河北涿州)人。少年师事马融灵帝建宁中征为博士，拜九江太守，复为议郎。曾镇压黄巾起义，后与董卓有隙而遭罢免，隐居而终。其参与东观校书之事，《后汉书》本传载：“岁余，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銸、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60]可见卢植除参与东观校书外，还参撰了《东观汉记》。

马日銸(?－194)字翁叔，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马融族子(一说族孙)。少传融业，以才学得进。灵帝时官谏议大夫，历位九卿，遂登台辅。袁术欲逼为军师，恚恨而卒。

堂溪典(生卒年不详)字子度，颍川(今属河南)人。精通《左氏传》，为时名流。灵帝时任五官中郎将。

张驯(生卒年不详)字子，济阴定陶(今山东定陶)人。《后汉书》本传说他“少游太学，能诵《春秋左氏传》。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辟公府，举高第，拜议郎。与蔡邕共奏定《六经》文字。擢拜侍中，典领秘书近署，甚见纳异。多因便宜陈政得失，朝廷嘉之。迁丹阳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184)，征拜尚书，迁大司农。初平中，卒于官”。

韩说(生卒年不详)字叔儒，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后汉书》本传记其“博通《五经》，尤善图纬之学。举孝廉。与议郎蔡邕友善。数陈灾眚，及奏赋、颂、连珠。稍迁侍中。”灵帝中平二年(185)为江夏太守，后因事免官。年七十，卒于家。

单(生卒年不详)字武宣，山阳湖陆(今山东鱼台东南)人。以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官、算术。举孝廉，灵帝时迁太史令，侍中。出为汉中太守，公事免。后拜尚书，卒于官。

两汉政府如此频繁地组织人力，整理官藏，似乎已成制度，这项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仅使其官藏有了规制，而且还起到了保护、传承和利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