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届九中全会

“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期间(1958—1977年)政治经济概要

1958年至1962年，是新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开始准备调整的五年。1957年，发生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失误，使党的探索偏离了八大的正确路线，“左”的思想急剧地发展起来。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达到其初衷。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例如，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一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低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所谓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及随后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使纠正错误的努力中断，而党内“左”倾错误愈演愈烈。1960年提出要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1959年上半年压缩指标进行不公正的指责，一味强调反对右倾，要把干劲鼓足。在各地粮食告急的情况下，还不断追加基建投资、扩大基建项目，钢年产量指标一吨也不能少。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再度全面地泛滥起来。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3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1960年下半年，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性的严重危机，持续3年之久的“大跃进”运动被迫停止，开始转入调整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1961年初，面对农业大幅减产、经济关系比例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严重局面，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经过1962年上半年先后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西楼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会议，进一步估计了困难形势，明确了调整任务和部署，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全面展开。主要举措有：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大力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重工业生产；对现有一些工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稳定市场，回笼货币，努力消灭财政赤字；大力加强农业战线，在农村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等各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政策。调整措施贯彻实施后，很快收到成效。1962年10月，中共中央指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从当年起，再用3年时间，继续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把这3年作为“二五”和“三五”两个五年计划之间的过渡阶段。国民经济形势在1963年开始全面好转。由于大庆油田的开发，我国石油产品基本实现自给。1964年末，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宣布：从1961年开始的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周恩来同时向全国人民宣布到20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分两步走的战略设想。1965年，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这一年，农、轻、重的比例，已由1960年的21.8∶26.1∶52.1，调整为37.3∶32.3∶30.4，实现了比较协调的发展；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都恢复或超过了1957年前后的最高水平；市场供应逐步恢复正常；财政实现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工业管理体制上试办托拉斯工作初步收到成效。这就为国民经济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10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打乱了原定“三五”计划的进程，而且使国家和人民陷入一场空前的内乱之中，社会主义各项事业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是党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伤害的一场大灾难。“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利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错误大肆煽动极左思潮，并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以老一辈革命家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和大批有正义感的干部群众，从一开始就同“左”倾错误以及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艰难抗争。这些抗争唤起了更多人们的觉醒和思考，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或限制了局势的恶化，同时也维系了国民经济的运行。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及其通过的文件，标志着“左”倾错误领导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两次会议还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由其掌握中央的很大一部分权力。林彪、江青等阴谋人物也乘机扩充实力，乱中夺权。与此同时，党内外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

1966年夏秋，在北京继而在全国爆发了一场“红卫兵运动”。在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庆祝“文化大革命”的集会上，毛泽东公开表明他对红卫兵的支持。此后，各类红卫兵组织纷纷建立，迅猛发展。8月下旬，北京红卫兵率先走上街头，破除所谓“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简称破“四旧”)。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红卫兵运动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坏，引起各地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但是，这种不满和抵制当时却被认为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www.guayunfan.com)“文化大革命”时期，伴随政治运动的起伏动荡，国民经济发展经历了三次大起大落的过程。第一次起落：从1966到1968年。1966年上半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好局面。但由于“文革”的发动，特别是全面内战的兴起，很快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打断了国民经济正在蓬勃发展的进程，毁坏了经过多年艰苦奋斗而获得的许多建设成果，破坏了坚决执行调整方针、克服严重困难而来之不易的上升的经济形势。1967年工农业生产总值比1966年下降9.6％，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4.2％。国民收入1968年比1966年下降13.3％。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减少，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第二次起落：从1969年至1974年，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全国各族人民的努力下，从中共九大以后，特别是在批判林彪集团、进行纠“左”的过程中，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转机，但在全局“左”倾错误的指导下，特别是江青集团的破坏和“批林批孔”运动的冲击，使好不容易得到的稍好的经济局面又急转直下。第三次起落：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进一步排除江青集团的干扰，进行全面整顿，特别是经济领域里的整顿，国民经济的发展又有新的起色。但是，在随之而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冲击下，国民经济再遭严重破坏。〔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