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初期战史研究

太平军初期战史研究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武装暴力）的继续。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实质是中国封建社会崩溃时代，腐朽的清王朝及统治阶级和渴望经济、政治解放的贫苦农民展开的一场剧烈持久的武装斗争，双方截然对立的阶级意图和政治诉求，主导和贯穿着战争的全部进程。它们各自的实力、素质和动员程度，影响和制约着敌对双方的军事指挥能力和发展水平，从而产生了彼此不同的战略战术。战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于历史地科学地考察和归纳太平军战略战术的一般规律和特点，既不能用现代革命战争的模式和规律去机械比附、以致人为地拔高，又不能用现代战争的理论去苛求和贬低这次农民战争。

不少专家为太平天国战史研究花费了辛勤和艰巨的劳动。他们收集、考订、整理、编辑和出版了大量的材料，写出了很多专著和论文，考察和阐述了太平军的全部战争历程，具体生动地描绘了若干重要战役，并对太平军的战略方向展开了某些探讨和论证，结合战史陈述，考察了太平军某些战略战术。在初期战史研究上，学界一般都肯定，军兴初期，太平军就确立了进军南京的战略方向，初期战争进程实际上就是实现这一既定战略目标的自觉过程。少数学者对太平军在广西的迂回曲折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但并不怀疑南京的战略方向。总之，大家都以进军南京的战略方向为基本前提去考察和研究太平军初期战史，而且侧重于对具体战争过程作现象和感性的分析叙述，对初期战争的战略战术规律和特点则缺乏理性的探索与思考。因此，未能对太平军战略战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在各个阶段的表现和特点作出科学的论述与解释，但这些长期未得探索的领域恰恰是战史研究的基本课题之一。

从金田起义到攻克南京是太平军产生和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是极为重要的战争阶段。这一时期，太平军历尽艰辛，浴血奋战，经历了迂回曲折的战斗历程，逐步确立了一定的战略方向，形成了独特的战略战术，对此后的战争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见，研究初期战史实在是整个战史研究的基础和开端，意义颇为重大。

本文拟从初期战争的史实、战例出发，通过考证、辨析与比较研究，就太平军初期的战略方向、战略指挥及其演变、战术特点，阐明笔者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同仁。(www.guayunfan.com)一、战略方向辨析

学界对太平军初期战略方向几乎没有什么分歧和争论，大家都认为，洪秀全等在金田起义时就确定了进军南京的战略目标，由此指导和规定了太平军初期的战略决策。于是，每一个战役和运动都成了实现这一既定战略目标的必要军事步骤与环节，太平军初期战史被描述成这支新生的农民军队自觉成熟地实现进军南京战略计划的军事实践过程，洪秀全等也被形塑成天才的战略家。

关键问题在于“太平军起义初期确立了进军南京的战略方向”的论断是否正确，它是否符合初期的战争实践，其论据是否确凿可靠，论证过程是否合乎逻辑。笔者认为，对这一重大问题务须展开严谨求实的考证和辨析，俾可得出符合史实的科学结论。

（一）金田起义战略方向辨析

肯定金田起义时太平军已经确立了进军南京的战略方向的学者，主要有三条论据。

其一，1924年，广西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赴金田等地调查，编写了一本口述史料集《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内称：石达开在贵县那帮于每月初一、十五早晨，聚集拜上帝会员在朝拜坪举行礼拜，高呼口号：“一打南京，二打北京。牛骨乱尽，豆豉发瘟。”

这个拜上帝信徒人人高呼的口号从来未见于史书，它是1924年11月间一位38岁的小学教师向文史调查团提供的一条口碑，此时距金田起义已经104年。同时，该口碑并无文字材料或实物佐证，甚至其他被调查者也没表态。20世纪30—40年代，简又文、罗尔纲等先生曾去金田等地调查，亦未得到这样的口碑。可见，口碑的材料来源令人怀疑。

再对口碑作内部考证。

口碑说：“石达开……于每月初一、十五早晨聚集会员在那帮朝拜坪举行礼拜。”显然违反了拜上帝组织关于“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的统一规定。[1]起义前，各拜上帝基地都要严格执行这一规定，连远在陆川的赖九部信徒也是“礼拜上帝，七日一次”。[2]清方也很清楚，李星沅曾两次函告向荣：“会匪七日一拜台。”要他乘机发动进攻。[3]看来，口碑“于每月初一、十五早晨聚集会员”礼拜的说法失实。

拜上帝教有固定的宗教仪式，作礼拜有统一制作成文的“礼拜奏章”，现存的此类文字很简短，只有几十个字，也没有什么口号。口碑所云：礼拜时，“由主拜者宣读长文，会众大声附和，并高呼口号”，又系失实。

至于信徒高呼“一打南京，二打北京”的口号也难置信。李秀成是拜上帝信徒，他回忆说，一般信徒参加起义前根本不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唯有洪、杨等七位领导核心深知。[4]武装起义准备极其秘密，洪秀全、冯云山长期密藏在花洲，清方一直查获不到谋反证据。很难想象，石达开居然能公开违反秘密准备起义的原则，另搞一套，公开聚众高呼如此鲜明的反清口号。

该口碑从材料来源到内容皆不足信，以此立论，可能导入歧途。

其二，1874年（同治十三年）修纂的《浔州府志》卷27，附载了谭熙龄所撰的《紫荆事略》。该文对金田起义前后的战况有一番记叙。关于太平军起义后的战略方向，谭氏写道：

初，（太平军）所陷如大湟江、太平墟、永安州、全州等处，皆所取义非卒然者。官军与之战，动曰：“行将取江南矣，岂畏尔官军耶？！”而永安之走攻省垣也。

上述这段话广为史家引用，作为太平军战略方向是南京的重要论据。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谭氏的记载慎加考证，以判断其真实可信的程度，然后才能考虑是否据以立论。

谭熙龄不是初期战争的参加者和当事人，他的记载多为传闻。按照谭氏所云，“行将取江南”乃是太平军将士普遍熟知的战略方向，还经常以此向清军官兵炫耀，那么，清方当然应该清楚太平军的这一进军方向。遗憾的是，初期战争的双方当事者都没有留下当时的记载，替谭氏的说法作证。笔者最近查阅了现存1820—1821年清朝宫中、军机处的有关太平军初期战争的档案，没有看到一条关于进军江南或南京的记载，相反却有大量关于其他进军方向的奏报。可见，当时的材料否定了谭氏的说法。悍将向荣一开始就指挥围剿太平军的战争，无时不认真搜集情报，并通过郑祖琛、劳崇光、李星沅等向皇帝禀奏，直到1823年初，他才第一次报告咸丰帝，太平军将要进军南京。[5]如果向荣真的清楚太平军经常炫耀的“行将取江南”之战略方向，他一定会很快向上级报告的。然而，他一直报告的却是其他进军方向，这从反面证实谭氏所云的子虚。实际上，谭熙龄只是重复了人们往往常有的误会，即把后来的既成事实说成预定的有计划的行动。我们以谭说立论，未免失之不够缜密。

谭氏把后来既成事实写成预谋的行动还有一例。就在同一篇《紫荆事略》里，他煞有介事地写道：

（洪秀全等人）广布邪术，焚香拜斗。而上帝会之名目流播闾阎，愚无知者纷纷从贼矣……而拜上帝会，则必家属子女俱，产业贱售。或问其故，则曰：“我太守也，我将军也，岂汝辈耕田翁耶！”其妻妾亦笑谓戚邻曰：“我夫人也，我恭人也，岂汝辈村妇女耶！”闻者嗤其狂而不能止。

谭熙龄把拜上帝教与天地会仪式混为一谈，说成“焚香拜斗”。又把拜上帝信徒贱售产业缴圣库，奉命团营，说成想做官为将、封妻荫子，显然是对起义者的诽谤。李秀成回忆，拜上帝信徒多苦寒之家，为求温饱、图活路、避瘟疫而举家从征，当时根本没想过要当什么“将军”、“太守”、“夫人”、“恭人”。谭氏又把参加起义的老兄弟以后当官为将的既成事实写成起义前就存在的野心欲望，手法与编造太平军“行将取江南”的计划完全一样。

上述这两条材料都不能界定是确凿可靠的论据，因此，不能据此断定，金田起义时太平军就已经确立了进军南京的战略方向。

其三，最近，公布了一份《李开芳补充供词》，叙述了太平军初期战略计划。《供词》说：

洪逆在广西便欲到南京，到南京意欲不动，打发我们过黄河，到天津扎住，再告诉他，再发兵来。并不想回湖南、广西。

不少人立即把这条新材料作为金田起义时太平军战略方向是南京的有力证据。

李开芳是太平军前期的重要高级将领，其《供词》十分重要，绝非上述口碑和《紫荆事略》可比。但因为这是清方记录的口供，难免掺假失真，也应当对照史实和其他材料加以考证，确定其史料价值。

整个《供词》有几处说了假话，不拟列举，只就太平军战略方向作一番辨析。《供词》说洪秀全派遣北伐军过黄河，“在天津扎住”，等候援军，然后会师攻取北京。李开芳说的这个北伐计划显然经不起战史的检验。十分清楚，北伐军负有“扫北”的重任，战略方向显然是直捣北京，“犁其廷锄其穴”。[6]从战争实践上看，北伐军在临洺关大捷后，直取保定，已经摆出进军北京的战略姿态，清方多次奏报也指出北伐军这一战略目的。为了拱卫京师，咸丰帝作出了总动员，由绵愉挂帅，僧格林沁主持防卫，胜保为前敌指挥，率2万马步精锐驻守保定，堵击太平军进军北京。北伐军遂避实就虚，放弃进攻保定，折至深州，胜保部出击并围困州城，北伐军被迫弃深州东驰，一路乘虚进军，直至天津城外。洪仁玕说：“发兵扫北……数月之间，北京日夜戒严，各有准备，复没忠勇兵将不少。”[7]证实了北伐军不像《供词》所云进军天津，扎住不动。像谭熙龄所云一样，《供词》也是把后来战争的进程追认为既定的战略计划。关于太平军初期战略方向，《供词》看起来肯定了洪秀全“在广西便欲到南京”，实际上意思含糊，太平军在广西盘桓了一年半，经历了从金田到全州的七个主战场，究竟在何时何地确定进军南京的战略方向，我们在《供词》中找不到具体答案。太平军在广西的整个战争实践，正如北伐军的实践一样，也检验出《供词》的失实。而且，现存的清军将帅关于广西当时战况和太平军进军方向的全部奏报、附片，太平军战俘的口供，以及其他双方当时的材料，都不能证实三年多以后《供词》的说法，而且总是与《供词》所说相悖。据此，笔者认为，用《供词》这种既经不起战史检验又没有战争初期史料证实的说法作为论据，未免孤单薄弱，更不能据以立论：肯定金田起义时就有了进军南京的战略计划。

现在，我们如实考察金田起义时太平军的战略方向这一重要问题。

1820年11月4日，太平军金田起义。[8]由于各地信徒尚未到齐，洪秀全、冯云山远在花洲，杨秀清大病初愈，太平军一直没有采取任何主动的军事行动，只是各路人马团营途中与清军、团练发生冲突。17日，杨秀清派军进攻新墟，消灭了团练，取走粮食，立即又放弃该墟。21日，又遣军“乘夜窜至（浔江）北岸，欲图接应”前来团营的南路人马，[9]遭到清军阻击。沉默了一个月，12月24日，杨秀清派蒙得恩部袭取恩旺，以解花洲之围，迎洪、冯至金田，清军逃回平南县城。但太平军随即放弃恩旺、花洲等战略基地。[10]

1821年元旦，蔡村江歼灭战获胜，太平军没有乘胜展开战略反攻。清方则把太平军与各大股天地会军同样看待。1月6日，李星沅函告向荣：“金田村尚地（上帝）会另股贼匪，纠结十二村为患，其实强暴无多，一击即散。”[11]并不认为太平军有深图远谋。

看来，起义后太平军这些军事行动都没有长远战略意图，只有各次不同的战役目的。虽然获得了胜利，夺取了新墟、恩旺等战略发展要地，但却一一放弃，只将全军集聚于金田，长期驻守而已，当然，此时根本没有一点进军南京的影子。

1月13日，太平军“囊沙扎簰，径至大黄江焚掠”，[12]“与大头羊开仗”。[13]这一行动的目的是：（1）惩罚张钊等叛逆；（2）解决给养困难。[14]仍然没有战略发展意图。

当时，向荣未到浔州，楚、黔、滇三省兵力还未集结，太平军战略发展的时机极为有利。陆路可东往平南，北上思旺、永安，西越紫荆而至武、象，清军皆无重兵防堵；由于罗大纲部天地会军参加，太平军“且有船可渡，水路任其所之”。[15]清军只有周凤岐部黔军在浔州驻防，只想保住郡城。如果太平军在起义时真的有进军南京的战略方向，此时乘虚进军的形势大好，何必要等到一年之后，在数万清军重围之下突围而辗转北上呢？

金田起义后的战局表明，洪秀全等当时不但没有进军南京的战略方向，而且也不想向其他方向发展，起义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他们一直缺乏长远的战略考量和发展计划。

（二）从金田到永安突围的迂回曲折究竟说明了什么

金田起义后，太平军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在桂（平）武象交界的深山里兜了一大圈，结果连新墟的一隅基地也保不住，只好突围转战永安，一呆又是半年多。这一年半的战局，究竟与所谓进军南京的战略方向有无联系，太平军是否存在明确的战略方向，需要认真考察和探讨。

1.江口墟战场

1月17日，向荣部楚军赶到浔州前线。李星沅估计太平军将“非往扰平南，即窜入花洲”，再转往象州。[16]当向荣重兵扼守这两路后，李星沅又担心“惟浔城空虚……贼匪已至罗洪水，窥伺郡城”。[17]立即增添兵壮防守，浔州守军几达3 000人。[18]于是，太平军在江口墟战场遭到清军的三面围困，2万余战士、家属被封锁在狭小的区域内，补给来源枯竭，“东王、西王诰谕众弟妹概行食粥，以示节省”。[19]李星沅预计，“该匪聚集大黄江业已月余，就近抢掠粮食，当此重兵逼近，势必窜而之他”。[20]

2月18日，向荣在牛排岭、屈甲洲发动进攻，被太平军击溃，太平军取得新的发展机会，但洪秀全等按兵坐守，迟至3月7日才发动进攻，企图打通至平南的东路，却被已经恢复元气的清军击退。太平军无奈，只好选择没有清军防堵的西路，于10日连夜突围，越紫荆山进军武宣东乡地区。

澳大利亚学者黄宇和在《叶名琛档案》中，发现一份《李进富供词》，肯定洪秀全有进军广东的战略意图。该《供词》说：江口墟突围后，“败住，头子大哭……打算要从后路双髻、黄坡两界窜回，便抢船只，到广东花县去安身。因大头子、二头子都系花县人……他们原说东省作东京，此处为西京……我们会内愿去者少，不愿去者多”。《供词》否认了进军南京的方向，提出了东进广东的计划。但是，除了一纸《供词》之外，太平军并无具体军事行动，看来，这可能是一些将领的个人意见，不能作为战略方向的论据。事实上，如果洪秀全们真想东进广东，为什么不在攻克江口墟后立即乘虚进军呢？而何必在东路被清军切断后提出实施呢？不过，从《供词》我们倒可以隐约看出他们有先在两广创建基业的某种打算。

2.东乡战场

太平军“如虎兕出柙”，突然转移至东乡，使清军原定的围剿部署完全破产，新的军事态势给太平军战略发展提供了良机。东乡西南22里的武宣县城仅有“县官一人，一县皆空”，新任巡抚周天爵只带200名新募乡勇慌忙冒险至该城驰援，[21]和优势的太平军演“空城计”。西北象州也只有五六百名清军；北路通往修仁、桂林的道路也未扎重兵；黔江南岸，凌十八部拜上帝信徒由陆川北上，欲与总部会师，黔江北岸各渡口防务非常空虚。此时，太平军可以自由选择发展方向。但正如李星沅判断，“贼由紫荆山窜入武宣东乡，仍是据险之意……则贼已准备东乡又一牛排岭矣”。[22]洪秀全等呆在东乡消极防御，毫无发展意图，致使清军有时间集结，并作好进攻准备。

4月3日，三里墟会战，清军复遭惨败，太平军获得战场主动权，可是并不用以发展，导致丧失良机而再度陷入清军“坐战”之中。

4月中旬，太平军多次派小股部队攻夺黔江北岸若干渡口，欲“报贵县之机，再迎凌十八、刘八两股万余贼”。[23]由于张钊水勇的防守严密，这些有限的战术机动皆告失败。

清军“坐战”的结果是太平军的盐硝来源断绝，粮食又紧张起来，物资补给困难迫使洪秀全等再次考虑突围问题。

周天爵通过内奸事先获悉了太平军突围的日期和路线，即令秦定三部移营大林堵截，但遭拒绝；向荣所部楚军消极怠工，“历时三月，并无一战”；[24]加之钦差大臣李星沅猝然病故，清军陷入混乱。2月16日雨夜，太平军偷越秦定三不愿设防的大林、小林一线，全军撤出东乡战场。[25]其时，清军集中于西、南两路，东路紫荆山区，洪秀全等当然不想再去，只能选择北路。清军的内部矛盾导致追堵两空，太平军得以突围转移。

3.中坪战场

突围后，清军驰援象州，太平军主力进入中坪地区，先头部队继续向北前进。向荣恐太平军沿修、荔北上桂林，连忙兼程平行追击，22日抵达北路要冲桐木，截住太平军先头部队。该部见向荣扼住交通线，即退回中坪。27日，太平军改向西北进攻罗秀，遭清军炮击，乌兰泰即扎营罗秀，扼住通往桂林的又一条交通线，周天爵、张敬修驻守西路，平南团练防堵东路，太平军又处于三面皆敌的围困之中。

赛尚阿认为，太平军“始意实窥省城”。[26]但这两次行动并未定下战略决心，一次没有接仗即退回，另一次遭炮击亦退，主力皆未动员参战，看来，实为两次战术机动。如果机动部队侥幸打通交通线，全军可能北上；打不通则据守中坪，我们不能因这两次有限机动，得出“太平军有进军桂林、南京的战略计划”之类的结论。

太平军又陷入给养困难的恶性循环之中。“铅弹稀少，至有用铜钱者”；[27]“百丈、新寨、中坪等村，皆是苦乡，不能久踞，所冀待者，窥四排、七排、八排，名为傜民，而实土著富足之乡”。[28]看来，北路是洪秀全等人最理想的转移路线，可是他们起初缺乏战略决心，不敢与向荣展开会战，以致失去了北上桂林的战机，现在，只好避开清军主力。7月2日，全军又复经大林、小林原路，返旆东乡，重越紫荆山口，退回7个月之前据守的紫荆山、新墟基地。赛尚阿说：“该匪初心不欲回窜旧巢，及至势穷情怯，突由西南分窜。”[29]看来比较合乎当时的客观实际。

4.重返新墟战场

7月8日，太平军一分为二，在紫荆、新墟分别布防，主力集结于新墟，后路紫荆山区则依恃双髻山天险，部署兵力少，家属辎重多。同时，清军也一分为二，乌兰泰由水路赶到浔州，渡江扎营，负责前路军事；向荣在东乡指挥后路清军。赛尚阿担心太平军“窜新墟，前队渡江南下，会合凌十八等会匪，各股蔓延”，急令达洪阿、巴清德督兵驰往围剿。[30]

9日，韦昌辉率一支主力，抢渡思盘江，遭香山勇和团练狙击，接着，彼此混战两天，各有胜负。简又文认为，太平军将“趁武宣官军尚未赶到之前，谋抢渡武靖江（即思盘江）而疾趋桂平县，由是则或之东或之西，俱可得出路矣”。[31]与赛尚阿的担心不谋而合。

需要讨论的是，韦昌辉行动究竟是否属于简氏所云的战略发展。从太平军方面看，韦部行动似无战略发展意图，其兵力不能胜任抢渡两道江河、夺取桂平的战略任务；总部对韦部亦未配置预备队支援接应，10日，韦部溃败，香山勇越江攻进安众村韦部营盘，新墟总部竟毫无动静，显然，这仍然是几次战术机动，目的看来是控制两江之间的平原，割谷筹粮。如果韦部能控制浔江渡口，搞到渡具，太平军当然可能挥师渡江南下。从清军方面看，张其瀚已“将石嘴、江口等处各船撤回，并调张钊勇船严堵”。[32]太平军非集中全军主力，抢占北岸诸渡口，并筹集好渡河器材，是不可能完成简氏所云之战略计划的。问题是洪秀全等根本没有这样的战略决心，更拿不出像样的战略发展行动，简又文过高估计了韦部行动的军事价值。

8月11日，向荣偷袭双髻山要塞成功，紫荆基地暴露在清军攻击矛头之下。12日，洪秀全急忙下诏突围，他承认无盐和伤病是移营的主要原因。由于清军防守甚严，突围计划只完成了一半，洪部放弃了紫荆基地，移营至新墟；而新墟太平军未能转移，只好继续与优势清军相持。事实再次证明，太平军突围与进军南京，或其他任何战略发展，都没有联系。

8月28日，向荣又袭取风门坳隘口，与乌兰泰会师合围新墟，东、南两路清军密集，构成纵深配置，加上滔滔大江，太平军无法渡越；西路险要皆沦敌手，武象之间兵火频仍，势难再回。相对而言，北路比较理想：（1）鹏化山区是拜上帝组织较早的基地之一，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太平军熟悉地形、道路。（2）太平军多为山民，吃苦耐劳，习惯于山区行军打仗，鹏化山区的崇山峻岭正是他们用武之地；相反，清军怕苦畏难，地形生疏，枪炮在山区不宜携带，火力优势难以发挥，无法与太平军抢时间争速度。（3）李瑞、王梦麟部扼守北路西段古城坳之后，从未作战，兵疲将骄，防守松懈；经文岱扼守北路东线邓塘水之后亦如李、王。两军共3 800人防堵山隘诸多的宽阔防线，兵力显得不足，只能在各要隘作重点防守，而缺乏预备队的配置。于是整个防线空隙不少，容易被太平军突围。

同时太平军又散布谣言，制造假象，使清军相信其“冀由石嘴渡江南窜”，[33]产生错觉，继续重点防堵东、南线，而忽视北路。9月11日，太平军乘雨夜实施一月之前的突围令，全军由北路山隘转移，“李瑞、王梦麟带兵驻扎古城坳，为贼所必经之路，任其兔脱；经文岱在邓塘水……只见贼满山，不敢抵敌”。[34]太平军迅速冒雨转移，12日，官村岭伏击战获胜，歼灭向荣部一半人马，清军追击计划宣告破产，战场主动权又转移到太平军之手。

5.从新墟到永安

官村岭大捷后，太平军集结在思旺、大旺一线，南进平南、北上永安、东南至藤县，处处可至。不少论者认为，洪秀全们在新墟突围之前，就成竹在胸，确定了攻取永安的战略计划，作为进军南京的第一个关键步骤，这一论断值得商榷。

首先，这一论断与当时记载有矛盾。

赛尚阿对太平军从新墟到永安州境的转战过程有一个简要的小结，他向咸丰帝奏报：

该逆始窜平南，既为鹏化团练所扼，又为乌兰泰尾随，从山内攻出，不得遂其回窜花洲旧巢踞守之谋。巴清德、向荣失利后，扎住离平南数里大将桥，又不得遂其迳由平南浮江东下之意，因分股从山僻小径出至永安州境。[35]

接着，张其瀚向赛尚阿报告：

逆匪分作三起：一在距平南百里之大黎水，一在距大黎水九十里之榕树江口，一在距榕树江口三十里之太平墟，每起约众千余，妇女老弱不在其数。[36]

其实，攻克永安州城的只是大黎水的萧朝贵部，而且有天地会为向导，姚莹说：

罗亚旺（即罗大纲）、范联得二贼本上年平乐漏网之人，在贼中作头目。贼在藤县之大黎里，原无攻城之意。乃此二贼欲报仇，导引而来。[37]

赛尚阿也证实姚莹之说，他说：

前破城时，闻本系有素通会匪之土匪范联得等乘间前来图报私仇，及为该处团壮击败，复邀会匪胡以洸率党来攻城，城陷之后，各匪首始全行拥至。[38]

这些人都是当时战争的参加者或统帅，所说显然有军情探报为据，一般说来，真实性和可信程度较大。

太平军方面，《李秀成自述》记载：

（太平军）由八峒水到大旺圩，分水旱上永安州……西王带旱路兵由大黎经过，是西王、北王、天官丞相及罗大纲带；水路兵是东王、南王所带。西王、北王带旱兵在大黎里屯扎五日……一路由大黎上永安。

李秀成正是在此时参军的，其所述不尽符实。（1）洪、杨、冯一支部队不是北上永安的，而是南下太平墟，欲往和平墟、出濛江口的，其路线显然与李说背道而驰。直到永安城被攻下后，这支部队才弃南北上，洪秀全于10月1日入城。（2）如果旱路兵目的是攻取永安，萧朝贵等显然没有必要在大黎耽搁，而应该稍加补给，立即乘虚奔袭该城。事实上，乌兰泰援军仅比太平军破城迟到一天。看来，李秀成说的是太平军到永安的实际进军路线，而不是指洪秀全等的战略计划。

光绪年间刊出的《平桂纪略》写道：

贼败于新墟，谋暗袭永安……贼入思旺……二十二日，贼悉锐出……罗大纲已率贼千余人，薄永安城下。

这又是后人附会，把既成事实追记为事前的战略计划，当然不能作为信史看待。

再由太平军的进军实践来检验“新墟突围前，就确定了攻取永安的战略计划”的论断是否符合客观史实。

官村岭大捷后，太平军距平南县城30里，向荣害怕太平军乘胜南下，直驱平南，慌忙收聚整顿溃兵，扼守城北大将桥，堵截太平军南下的交通线；乌兰泰屯军龙门，从侧翼武装监视南下之路。18日，乌军得知太平军不下平南，而“由思旺直窜藤县和平墟”，即移营麻油坪，追击太平军。这时，太平军分成两路：北路在大旺墟，南路在濛江沿岸，“此间路径分歧，可通藤县、永安”。乌、向商定：藤县团练在和平墟防堵，张敬修在大泽村威胁太平军侧翼，乌军尾追，李能臣、刘长清率3 000人北上，防堵修仁、荔浦。[39]20日，北路太平军克大黎，南路克太平墟，乌兰泰见南路清军厚集，开始担心北路永安防务。22日，罗大纲率先锋军在永安天地会派人向导下，由大黎进军永安。次日，乌兰泰率2 000人撤离南路，驰援永安。[40]此时，南路太平军遭团练堵截，在太平墟、榕树江口集结；北路军在22日攻克永安。洪、杨获悉捷报后，遂率南路军北上入城。可见，清军主力一直集中南路，北路防务空虚，给了太平军可乘之机；加上天地会众向导，罗大纲、范联得熟悉地形道路，促成了永安的攻取，攻城部队仅只一部主力，其他主力部队仍在南路图谋发展，与攻取永安方向相悖。因此，永安的攻取不是太平军撤离新墟时的既定战略计划，而是洪秀全等根据双方军事态势和其他因素合成而产生的战术性行动。

6.永安防守与突围

克永安之后，洪秀全等放弃了濛江流域和大黎的广阔基地，结束了转移运动，全军布防在永安州城内外，坚守了193天。1822年春节以后，给养严重匮乏，补给无援，太平军生存又遭到物质和军事两个方面的威胁，突围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

有人认为，永安突围北伐，进军江南，是太平军的既定战略计划；突围是这一计划的最初步骤，是早有准备的战略大转移。这种说法涉及初期太平军的根本战略思想，不能不深入加以探讨。

其一，太平军初克永安时，控制了濛江流域的大片基地，永安的北、东、西三路皆无清方重兵防堵，唯乌兰泰部在南路进攻，向荣刚由平南至藤县。既然洪秀全等有所谓北伐和进军江南的战略计划，何以不乘此大好时机向北迅速进军呢？相反，他们非但没有北伐，而且放弃南部大片基地，坐守孤城，毫无发展意图和作为，等待敌人重兵围困，直到陷入“粮草殆尽，红粉亦无……四面重围，无路可出”的困境，[41]才去考虑和实施突围，这是进军南京说实在难以解释的。

其二，太平军在永安半年多，一味单纯防御，从不主动实施战略进攻和发展，放弃了一些因战役胜利而获得的发展机会。洪秀全等大搞封王建制，开展政权建设，提出“上到小天堂”的口号，但缺乏实现这一政治目标的战略计划。半年多的战局表明，太平军并没有什么北伐与进军江南的战略计划，也没有其他发展计划。

其三，突围前夕，清军主力扼守北、西、南三路，在北路布署重炮猛轰州城及太平军防线，连天王府、东王府都多处中弹，西炮台一度被清军攻入，太平军防线不断缩小，洪秀全等的安全受到威胁。物质供应困难则直接影响到全军的生存和继续坚守。为生存计，突围实为上策，而与北伐、进军江南没有干系。

其四，突围方向路线的选择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是临事前的仓促决定，并非早就制定的战略计划。当时，清方一直担心太平军突围，但拿不准方向。1822年春节后，姚莹判断：“惟冬去春来……贼必逃走无疑。”认为“其必归旧巢”，还“扶乩云：洪逆不死，逃往西方”。[42]赛尚阿估计太平军欲去广东，主张严防南路，切断艇军与太平军的联系。宁琙则担忧他负责的东路防务空虚，要求加强，赛尚阿遂令许祥光派勇支援，向荣遣军策应；3月29日，又派王梦麟率数百黔军进驻古苏冲口。可是，东线的薄弱态势仍未改变，为数不多的清军只能部署在几个孤立的据点上，这就给了太平军以可乘之机。

3月28日至4月6日，连续阴雨，渠濠水深，道路泥泞，弹药潮湿，清军火力优势不能发挥。他们多扎营野外，营内积水盈尺，无法宿营，更不能打仗，赛尚阿害怕太平军乘机突围，命令各军轮番攻击，但遭到抵制。

然而，这正是太平军突围求生的好机会。太平军多次实施战术机动，在各条战线频频出击，使清军全线戒备，处处紧张，搞不清太平军突围方向。4月1日，罗大纲部东出，轻易攻破王梦麟部黔军在古苏冲口的营盘，控制了东路交通线，缴获火药10余担，解决了火药奇缺的严重困难，这次机动的胜利给突围打开了突破口。[43]3日，洪秀全下诏突围，号召全军丢掉辎重、衣物，轻装突围，这与入城时携带大量军资适成鲜明的对比。

其五，突围的军事实践说明了太平军并无长期战略计划，只是临时的军事决策。2日深夜酉时，暴雨大作，太平军沿罗大纲开辟的交通线匆忙撤出州城和水窦。次日丑刻，清军发觉，立即追击。深夜，清军抢占龙寮岭各制高点。7日凌晨，围歼太平军后卫部队2000余人，缴获枪炮器械上千件，太平军遭到起义以来最严重的损失。上述时间、天气和惨遭歼灭的事实说明，突围实为两天前的临时决定，与北伐、进军江南的远大计划完全是两回事。甚至，组织安排和兵力配置也不如新墟突围时的部署周密。

正在危急关头，乌兰泰督师冒险追击，向荣继之，在大峒谷地遭到太平军伏击，清军近4000人被歼灭，元气大伤，太平军方才扭转了突围以来的不利战局。

从金田起义到永安突围的战史雄辩地否定了太平军当时有进军南京的战略意图，相反，太平军存在过向其他方向进军的打算，而且还采取过某些军事行动，但由于洪秀全等缺乏发展的战略决心，这些行动也只能局限在战术机动的范围内，并不带有重大的战略性质。据此，笔者认为，从目前发现的双方当时材料和太平军的战争实践综合考察，肯定太平军在军兴初期有任何既定的战略方向都缺乏确凿可信的根据，看来，这一时期太平军并没有一定的战略方向。

（三）“小天堂”考

洪秀全在茶地下诏，明确提出“上到小天堂”的口号，永安时期又两次重申这一口号。许多同志肯定，“小天堂”等于南京，“上到小天堂”即是进军南京，于是，他们据此判断，军兴初期洪秀全发出了进军南京的号召。

这道三段论式的基础命题是“小天堂”在当时究竟是否确指南京？二者之间的等号究竟何时成立？

洪秀全这三通诏旨并没有说明小天堂的具体地理范围。这些论者的根据是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里的一段话：

咸丰五年正月，伪天官丞相曾水源往芜湖误期，削其职。其弟怨悔逸出。首逆怒疑水源使，磔之。因询心腹贼：“何以旧党亦效新附私逃？”答以：“在永安时，言至金陵为登小天堂，许夫妇团聚。今仍不准有家，恐此后逃者更多。”首逆乃下伪令，许男女配偶。

关于曾水源是否“磔死”一案，罗尔纲先生曾撰专文作过考证。1822年，张德坚撰写《贼情汇纂》时，说曾水源援芜湖误期削职，“尚未复职”，否认“磔死”之事。谢介鹤混入天京太平军粮馆，他说：“曾水源于闰七月东贼使往芜湖，误期削伪职。”[44]也未说“磔死”。1923年，南京附近发现了曾水源墓和刻曰“天朝元勋曾水源墓”的墓碑，注明“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六月吉日重修”。可见，他死于1829年前，原有旧墓，可能一直未复职，只称“天朝元勋”，这证实了张德坚的说法。看来，杜文澜记事不确，那么，围绕此不确之事的“首逆”与“心腹贼”的大段对话亦恐属杜撰。使人费解的是，这些论者一方面同意罗先生的考证，承认杜文澜记事不实；另一方面却相信这些不实之事引起的那一大段杜氏杜撰的对话，并作为在永安时小天堂就是南京的论据，这样援引史料未免自相矛盾。

其实，杜文澜十分心虚，不能交待对话者的具体姓名，只好冠以泛指的“首逆”与“心腹贼”，至于确指，杜氏也不得而知。再说，“首逆”与其心腹密谈，杜氏从何得知？我们既然抓住了作伪者的马脚，就不应以谎言立论，免犯史家重忌。笔者以为，在永安时，小天堂与南京之间的等号不能因这条虚假的论据而成立。

洪秀全对小天堂含义的权威解释是：

神国在天，是上帝大天堂，天上三十三天是也。神国在地，是上帝小天堂，天朝是也。上帝大天堂是灵魂归荣享福之天堂，凡间小天堂是肉身归荣上帝荣光之天堂。[45]

永安时期的洪大全比较明白小天堂的这一含义，他说，拜上帝信徒“生时就为坐了小天堂，就被人杀死，也是坐大天堂”。[46]他也没说小天堂是南京。如果洪秀全真的宣布过小天堂是南京，洪大全是不会不知道的。太平天国官书及其他资料也没有任何记载，肯定在永安时，小天堂就定在南京。当时，洪秀全虽然提出了小天堂的口号，但其定在何处并未落实。看来，它除了是一个宗教概念外，还有重要的政治含义，即是指推翻清朝之后一统全国的天朝首都，但是，尚未确定具体的地理位置，不能在这时与南京划上等号。

太平天国官书中正式把二者划上等号则是在建都天京以后。1824年的洪秀全生日，文官们献祝寿之词，歌颂建都天京的决策，辑成文集《建天京于金陵论》。[47]其中，刘盛培写道：

惟兹建业，素号金陵，形势既美乎地轴，规模尤合于天堂。[48]

邓辅廷写道：

谨以我天父上帝于建议之初，即面示我主以小天堂之处……于是我主亲承帝谓，乘破竹之势，直至金陵，即大宝于兹。[49]

这两段话都把小天堂与南京划上等号。有人说，“建议之初”即是指金田起义时，笔者不同意这种断言。这是一句宗教语言，确定它的具体时间未免不大科学。与其说，它指金田起义，不妨说这是指洪秀全1837年生病升天，天父赐以玺剑，命他下凡作天王，诛妖魔，此时为“建议之初”更觉恰当。宋溶生说的更玄：“天父皇上帝造天地之始，就预储此地以俟太平真主。”[50]

难道这一类的宗教迷信语言也要考出时间，据为信史？

稍迟一些撰刻的《天情道理书》也说：“昌辉、翼王……兹蒙天恩、主恩及东王之鸿恩，同到小天堂得受荣光。”

十分清楚，这时小天堂的含义比永安时更进了一步，除了具有那时的宗教和政治内容外，又有了明确的地理位置，就是指南京。再者，小天堂这时已不再是一种号召和理想了，它成了已经兑现的事实。此后，一些太平军将士、清军将领，文人也都开始称南京为“小天堂”了。曾经长期潜伏南京的张汝南说：

天下谓之凡间，天上谓之天堂。人死谓之上天堂。南京曰天京，谓之小天堂；天曰高天，谓之大天堂。[51]

这时，“小天堂”比永安时洪秀全所说多了一层地理含义。但也有不少人发生误会，只记住了二者之间的等号，而不管等号成立的时间，他们一看到小天堂便附会为南京。于是，洪秀全在茶地、永安提出的“小天堂”口号，竟成了他当时确定进军南京战略方向的史料依据。杜文澜便是典型，而且编出了那段故事和对话。

夏燮更加荒唐，他在《粤氛纪事》中写道：“小天堂者，盖粤西人以金陵为繁华都会，有如天堂之口号也。”

他完全不懂小天堂的多种含义，只能望文附会，太平天国的广西将士谁也不为之作证。再说，清方参与初期战争的将帅，对小天堂口号从未提及，一概不予理会，虽然他们了解这一口号。其原因就在于当时这一口号不含有地理概念，当然毫无军事价值。如果，事情真的像杜文澜所说，洪秀全公开宣布进军南京即是“上到小天堂”，准夫妻团聚，那么洪大全等人为什么要对此缄默呢？清方当时为何不知道呢？既然这是太平天国公开宣布，不带有军事秘密性质，清方自然悉知。

其实，敌对双方不少记载都证实，攻克南京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对是否定都南京，产生过分歧和讨论，这从反面证明了永安时期，小天堂没有任何地理含义。如果，小天堂早就定在南京，为什么还要讨论建都问题呢？

笔者认为，既然小天堂与南京的等号在永安时不能成立，那么，以此为前提得出的结论——洪秀全在永安时确定了进军南京的战略方向——也不能成立。

（四）从永安到南京

永安突围后，农民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原来缺乏明确战略方向的盲目状态开始改变，太平军逐步确立近期的战略目标，运动方向渐趋明朗。攻克岳州后，太平军水陆东下，开始酝酿进军南京的宏伟战略计划，取武昌后，经过讨论，始得实施，太平天国运动遂进入高潮时期。

1.进军桂林

桂林是太平军确立的第一个战略目标，但这不是在永安突围前预先确定的，而是在大峒大捷后双方军事部署、力量对比和其他因素制约下的产物，仍然带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

太平军在永安突围目的只是寻求生路，转移一块基地，以求补给和喘息，当时不会有攻取省城的奢望。大峒的胜利使太平军又暂时获得了战场主动权，“往何处去”即成了洪秀全等必须立刻决策的紧迫问题。据《李秀成自述》，杨秀清打算进军昭平和平乐。赛尚阿也从战俘口供中获悉：“该逆不上窥平乐，即下驶梧州。”[52]证实了杨秀清的进军计划。他急令张敬修部驰援昭平，堵截东路；王锦绣、松安部赴平乐，扼住北路。又派兵勇3000余人援荔浦，杨秀清的进军计划遇到阻碍。当时，罗大纲率先锋军前行，他曾是荔浦马岭天地会首领，熟悉地理路径，经杨秀清批准，选择清军没有设防的小路进军桂林。李秀成说：“东王传令不行昭平、平乐，理小路过牛角、傜山，出马岭，上六塘、高田，围困桂林一月有余。”[53]真实地说明了太平军避实就虚、进军桂林的战略方向确定和实施过程，正如赛尚阿供认：“贼旋由傜山绕至荔浦之后，直趋桂林，彼时省城外九塘、六塘一带全未设备，致贼长驱深入。”[54]

洪大全也吃不准永安突围之后太平军的进军方向，他建议咸丰帝“分守险要，制其入湖南、广东之路”。[55]同样表明太平军永安突围前并无北上桂林的战略计划。

2.从桂林到湘南

太平军围攻桂林33天的事实表明，洪秀全等下定决心，不惜集中全军，花费大量物力，长时间去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而以往太平军从未如此全力以赴地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攻势，永安攻坚也只是一支主力攻城。显然，进攻桂林不是小规模的战术机动，而是典型的战略包围和进攻。同时，对桂林的战略围攻的事实又否定了进军南京的战略方向：太平军若要进军南京，完全可以乘虚迅速北上，转战两湖，根本没有必要全军对桂林作一个月之久的围攻。

由于向荣等诸军及时驰援，太平军在桂林城下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粮食、军火皆缺，洪秀全等决定撤围运动，清军又弄不清太平军运动方向，赛尚阿说：“且尤虑其不获逞于省垣，则由平乐、梧州等处，北窜楚南，东逸粤东，蔓延可虑。”[56]他担心北、东两路。从清军部署看，除南线六塘、阳朔有第二线兵力防守之外，其他方向的州县皆无重兵驻防，若太平军撤围发展，三路皆通，与以前各战场只有一路能够突围的困境相比，实在大有区别。

洪秀全等决定北上湖南。从史料分析，导致这一战略决策的原因是郴州天地会李严通部的建议和向导。

汪堃的《盾鼻随闻录》说：

（太平军攻克全州后），洪秀全会集群贼商议，仍欲回窜广东；杨秀清原籍湖南，熟悉楚省情形，力劝赴楚。适有郴州土匪李年通率领三百余人到广西入夥，愿为向导，大股贼众遂于二年五月全数窜出粤境。

这段记载中，洪秀全召集会议，杨秀清的籍贯为湖南恐为子虚，李年通一事则有旁证。魏子安《咄咄录》载：“（太平军在永安时），值湖南郴州贼李严通为官兵追剿，逃附永安，始突围去，直趋桂林。”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也说：“李严通，伪殿前侍卫。湖南人，郴州股匪，为官兵追剿，遂至永安附东贼，时东贼正困，得严通乃出。”

魏、谢都说李严通至永安入伍，为太平军向导取桂林，时间与事实皆有出入。按：郴州天地会起义爆发于1822年2月2日，很快为孙应照所镇压。太平军4月2日在永安突围，比郴州起义早一个月，李严通根本不可能在此时于永安当向导。他加入太平军最早应在桂林城下，汪堃关于李严通的记载较符实际，太平军进军湖南看来与他向导有关。

2月19日夜，太平军前部由斗鸡潭等处渡漓江，经灵田墟至海阳坪，此地“为兴安、灵川、灌阳、临桂、恭城等属交通之处，而兴安尤为切近”。[57]清军刘长清、余万清督兵勇7 000余名尾追，张国梁率捷勇3 000人由沙子街绕道灌阳，赴援兴安。22日，太平军克兴安。24日，抵全州，“分为水陆两路，意欲直扑永州。此股逆首系名罗亚旺，约五千余人”。[58]6月3日，太平军克全州，余、刘部清军坐视州城陷落不救。2日，太平军水陆北上，“又大张伪示，欲直扑长沙，湖南民情浮动”。[59]当时湖南防务空虚，天地会活跃。巡抚骆秉章颇感忧虑地奏称：

现在湖南派防兵勇虽有四千余名等，沿边各属隘卡甚多，前项兵勇合则见多，分则甚少，每卡仅数十名，其最重要之处亦止一、二百名，仅敷分堵。[60]

看来，洪秀全等想乘雨季水涨，顺湘江北进，乘虚由永州、衡州，直取长沙。太平军在兴安、全州获船220艘，正好使用。但是，江忠源窥出太平军这一战略意图，“伐木塞河，截簑衣渡”，致使太平军“乘夜弃船，翻山逃窜，并将船只自行烧毁，遗弃辎重米粮甚多”，[61]

被迫放弃沿湘江水陆北进的计划。6月9日，太平军自陆路进抵永州城下，欲由此进军长沙，但清军有备，太平军渡河攻城不逞，乃折回双牌，南下道州，余万清逃窜，克城。

蓑衣渡、永州的连续失利，使太平军北取长沙的战略意图迭遭挫折，人数减少，士气不振，无力北上，只得舍北向南，避实就虚，取道州驻屯、防守两个月。赛尚阿说：

始有蓑衣渡之战，尽焚贼船，贼失顺流北下衡、湘之计。我兵将贼逼过对河，贼匪翻山窜越永州，和春率诸军追击，贼复弃北而南，窜入道州城内。[62]

赛奏基本反映了太平军的进军意图。

问题是道州防守两个月应如何解释？有人说这是为了扩军整顿，积聚力量，准备北伐。笔者认为，整军无需费时两个月。太平军在道州迁延，看来有两个原因：其一，两次新败，北进长沙计划受挫，运动发展遇到困难，以前的单纯防御的战略思想复萌，运动危险、防御保险的战略思维再度指导了洪秀全等的战略指挥，正如程矞采所说：“贼匪占据道州，于附城要隘竖栅立营……察看情形尚未有他窜之意。”[63]于是道州出现了永安式的防御战局；其二，北进失败，欲向何方，领导集团内部有分歧，需要进行讨论，因此，在道州出现了游移和徘徊，迁延了时间。至于这次讨论，清方有不同记载。《贼情汇纂》载：

七月成军欲出，群贼怀土重迁，欲由灌阳而归，仍扰广西。秀清独谓非计，曰：“今日上策，若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塞，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洪逆等深然之。遂转掠郴桂，欲向衡郡大犯。

《盾鼻随闻录》说法不同。汪堃写道：

洪逆欲退回广西，秀清以湖南鱼米之乡，连年丰稔，可以到处抢掠。持议未决，随营群众均欲回粤，遂传令插旗向南拔队退走。此二年六月事也。

道州在农历四月二十五日被太平军攻克，汪堃所记六月事当在攻克道州之后，与张德坚记载相互照应。不过，汪说杨秀清欲到湖南，张说杨专意金陵，尚需加以考证辨析。

张说太平军“略城堡，舍要塞，专意金陵”，没有当时材料作为旁证，太平军也没有舍要塞，而是集中全军围攻长沙、武昌，长沙被围攻81天，因克城未遂乃撤离。张说与军事实践有矛盾，实难置信，汪说与清方全州之后的奏报大多一致，《李秀成自述》也称：“欲取湖南为家。”[64]太平军长时间围攻长沙的史实，都表明汪说似较可信，虽然记载也有不实之处。

两广总督叶名琛派遣了6000余名兵勇防守湘粤边境，曾“陆续拏获奸细四十五名……隔别研讯，各据供……因逆匪遣令假扮客商来探路径，有无兵壮防守等语，其为该逆窥伺已可概见”。[65]看来，太平军内部除了讨论取湖南或回广西之外，可能还有人欲赴广东。可见，在道州的延耽与未来战略方向动摇不定大有干系，原来在全州之后确定的进军长沙的战略方向受到极大的干扰。

军事态势对太平军发展十分不利，劳崇光坐镇湘桂边界，程矞采在衡州，赛尚阿到永州，叶名琛重兵防堵湘粤边界，太平军高层讨论中的广西、湖南、广东三个方向都有清军设防，只有他们未加考虑的东路空虚，加之郴桂天地会向导接应，于是8月10日，太平军乘虚东进，连克嘉禾、兰山、桂阳，17日克郴州，清军防堵和围剿部署又落了空。因此，郴桂的占领并非洪秀全等人事前的战略计划，恰恰是战略方向不定、避实就虚的产物，带有颇大的偶然性。

3.进军长沙，攻克武昌

郴州为湘粤赣交通枢纽，当时清军主力集中保卫衡州，广东正忙于调兵遣将，江西一片惊慌，猝不及防。洪秀全等既未南下广东，亦未乘虚东进江西，遂接受了天地会的建议，决定派萧朝贵率偏师由东面小路北上，绕道奔袭长沙，图谋复制攻取永安的战术；同时，散布流言，声称：“欲从衡州一路，攻取长沙，直扑湖北荆州。”[66]“欲由醴陵窜越江西。”[67]致使清军各路皆须设防，处处吃紧，赛、程在衡州不敢轻动，和春等重兵围攻郴州。萧部8月22日出发，向长沙快速进军，沿途州县无兵防堵，9月11日，突袭和歼灭长沙南郊石马铺之清陕军2000人，进逼省城。于是，从桂林撤围后，至全州形成的进军长沙的战略意图，虽然屡遭挫折，历经干扰，现在则有了实现的可能。有的同志认为太平军还是想进军南京，那么，洪秀全等完全可以乘虚入赣北伐，此路清军基本未加设防，路途近便，速度快，费时少，出敌意外，根本没有必要绕道进军长沙。实事求是地分析，此时太平军还是在实施进军长沙的战略计划。

萧朝贵的牺牲和向荣等援军进入长沙，使洪秀全等的永安故伎遭到失败，9月22日，洪杨率全军由郴州沿萧部进军路线北上，10月13日与萧部在长沙城外会师，前后围攻81天。据李秀成回忆：

（太平军）无有油盐可食，官兵心壮，而力不登，是以攻城未下，计下移营，欲由益阳县欲靠洞庭湖边而到常德，欲取湖南为家。到益阳忽抢得民舟数千，后而改作顺流而下，过林子口而出洞庭，到岳州，分水旱而下湖北。[68]

李秀成和盘托出了洪秀全等的战略计划及军事实践。清方材料印证了李秀成的说法，“据获犯供称：有欲往常德者，有欲往宝庆者”。[69]可见，洪秀全等在长沙撤围之初并无进军岳州、武昌的计划，而是决定进军常德，开辟湖南基地，显然再次否定了进军南京的战略方向。从当时军事态势分析，若进军南京，就不必西向益阳，应该北取岳州，或者东进江西，则将更为便捷。但太平军克益阳获船后，击败向荣部追击部队，获得了运动发展的良机。此时，洪秀全们又有了水师，遂改变战略方向，放弃了进军常德、开辟湖南基地的计划，临时决定乘资江水涨，顺流入洞庭，进军岳州、武昌。当事者张曜孙证实了李秀成所说，他说：“贼在益阳掳船多只，出林子口，计图北犯。”[70]

12月13日，太平军轻取岳州，又得船数千只，马匹甚多，老弱妇孺与辎重遂有船可载，步兵夹江轻装疾进，水陆沿江而下，速度迅捷，向荣等军“无船可渡”，追击速度大受影响，“距贼总有五、六十里，以致不能兜剿”。22日，太平军抵武昌，1823年1月12日克城，胜利实现了益阳确定的战略意图。

4.从武昌到南京

攻克武昌之后，清方对太平军的去向有不同的猜测和情报。

第一个向咸丰帝报告太平军欲进南京的是湖北巡抚常大淳，当太平军刚到武昌，他立即奏报：“至下游江西、安徽各省急须严行堵御，该匪早有直窜南京之说。”[71]显然，常大淳此前就得到太平军欲进军南京的情报。当太平军围攻长沙时，常氏奏报“恐分窜岳州、常德，直逼湖北”。[72]还有一次，“盘获奸细，据供逆匪欲分三路来攻湖北：一由澧州，一由巴陵，一由平江”。[73]此奏连咸丰帝也觉得有矛盾。这二通奏报虽不准确，但皆未提太平军欲向南京。看来，常氏得到太平军欲向南京情报的时间，当在长沙撤围之后，进军岳州之时。后来祥厚奏报说：“伏查江宁为省会重地，南北咽喉。逆贼既过湖南，即垂涎此地。”[74]此可为常氏获取情报时间的旁证。据此，可以判断，太平军攻克岳州、进军湖北时，有部分领导人就提出了进军南京的战略设想，由于高层未能讨论，还不算正式的战略决策。不过，在益阳时确定进军武昌的战略计划，此时继续贯彻。

可是，荆州将军台涌的情报与常说相反，他说：

据协领魁玉拿获奸细金登进、姚义璋等供称：贼目罗大纲带贼四、五千攻破省城，使来荆郡窥探情形。约定正月初旬，由仙桃镇一带来荆，大队由金口走外江到荆。[75]

情报有名有姓，时间、路线、方向，十分具体，当然使咸丰帝紧张。

钦差大臣徐广缙在太平军克汉阳后肯定：“惟占踞汉阳及水路之匪势必闻风西窜。”主张“遏其窜往荆襄之路”，[76]与台涌情报相似。

署理河南巡抚陆应谷封锁了鄂豫边境，担心太平军北上河南；江督陆建瀛、皖抚蒋文庆、署赣抚张芾则一致认为东路空虚，江南将是太平军矛头所向。

此时，向荣新接任钦差大臣，看到太平军握有战场主动权，四面皆可进军。由于摸不准其战略方向，只好主张各路设防。当太平军搬运辎重上船，准备撤离武昌时，他还弄不清方向，仍下令防堵东、西、南三面水路，只是北面陆路无虞。[77]

看来，清方情报混乱的原因有三：其一，各地将吏在估计和报告敌情时，往往从自己防区安全出发，大多奏称太平军欲进军其所辖防区，以危言向咸丰帝报警，达到添兵增饷、加强防区军事实力的目的。其二，太平军常常有意散布假情报，使敌人陷于紧张与混乱，以掩护其真正战略意图。其三，太平军领导集团内部对战略方向有歧见，需要商量讨论，这些不同意见被清方获悉后，就会产生内容不同的情报。

《粤匪犯湖南纪略》载：“（太平军克岳州后），此时纷纷下扰北省。有自贼中出者供称：贼决计北窜，有遂扰河南之说，有由江南进扰之说。”这与常大淳、祥厚奏报内容、时间大致吻合。

《发逆初记》称：“杨秀清出广西全州时，已有窥江宁之计。（至武昌），石达开劝令先行入川，再图四扰，杨逆不从。”前已辨析，太平军在全州时只决定进军湖南长沙，并无“窥江宁之计”，石达开入川之说，尚待证实。

《盾鼻随闻录》说：“女贼卞三娘……向洪逆献计，由襄樊一路直取河南，进据中原心腹。杨秀清觊觎江浙财富之区，欲由长江迳取江宁为巢穴，争论不绝。秀清遂托天父降凡，令其直犯江南。”这个故事难以稽考，但反映了领导集团战略方向的分歧，基本内容与《粤匪犯湖南纪略》相似，但讨论地点在武昌。

张汝南指称：“先是贼破武昌，诱使湖广船数千艘，大约谓：‘天王一到小天堂，便要登基，彼时不愿作官者，即与回籍。’……比至江宁，则不守前约……此辈大失所望。”

夏燮也说：“太平军在武昌时，杨秀清一亲戚梁某说：‘指日扬帆东下，直趋小天堂。’”[78]

汪堃、张汝南、夏燮三人从不同的材料来源揭示了相似的内容：太平天国领导人中，至少是杨秀清，在武昌就有把南京定为小天堂的意图。看来，当时领导集团中还有不同看法，对小天堂所在地尚未形成正式决定。不过，经过讨论，大家对进军南京取得共识。

当时的客观军事态势促成了这种战略决策。北路“河南驻兵二万余，兼之处处团练”，[79]是咸丰帝下令防堵的重点；西路荆州台涌积极准备，捕获和屠杀了多名太平军的情报人员，徐广缙又令苏布通阿率3 000余人在长江上游扼守；南路向荣指挥的数万大军正在围攻武昌；东路江北鄂皖边界陆路无重兵防堵，长江南岸下巢湖部署2 000人，九江也仅2 000人，北岸老鼠峡原只200人，彼此孤立防守，陆建瀛只带了3 000多人由南京上溯赴援，缓慢前进，总兵恩长率1 000多人先行驰援老鼠峡。可见东路清军分散薄弱，没有统一的组织指挥，也未作必要的战争准备。当时，太平军船只万千，控制江面，南京又处于顺江直下的地势。当然江浙财富粮米更易解决将士给养问题。在攻取武昌后，正是这些有利因素促成了洪秀全等接受了岳州时有人提出的建议，正式确定南京为战略方向。1823年2月9日太平军由武昌出发，胜利横穿赣皖，3月19日占领南京，取得了军兴以来最大的战略胜利。

对当时的文献记载和战争实际进程的综合考察表明，永安突围之后，太平军根据双方客观军事态势、力量对比、地理、群众条件、资源和给养等因素，曾先后确定了桂林、长沙、常德、武昌、南京为各阶段的近期战略方向。其中，在桂林、长沙、常德，由于遭到挫折或其他因素，未能实现或中途改变了原定进军方向，而且在湘南曾一度动摇和游移，但终于在武昌和南京连续获得了战略性胜利，从而把这场农民战争推向新的高峰。

（五）关于定都天京的战略讨论

在武昌时，杨秀清就倾向建都南京，落实小天堂的地理位置，但未取得洪秀全的认同。占领南京后，对小天堂所在地是否定在南京，领导集团内部仍然存在分歧。于是，围绕建都问题展开了一场战略讨论，实际上，这只是武汉讨论的继续和深入。

首先，要求建都南京，立即落实小天堂的地点是太平军广大将士的强烈愿望，可谓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中高级将领和官员企望通过建都南京，洪秀全等尽快兑现永安时关于上到小天堂，封官授爵、一家团圆、享受荣光的许愿，他们迫切要求使自己在战争中建立的功勋转化为合法的特权和物质利益。低级军官和广大士卒基本来自两湖、三江，尤其是建有殊勋的水营将士，长期生活在南方江河地带，他们不希望离开富庶的江南去远征北方的干旱苦寒地区，迫切要求结束夫妻家室终年分离的生活状态，也强烈希望迅速建都，将小天堂定在南京。这种上下一致的情绪和要求，不能不对洪秀全等的战略讨论和建都决策产生较大的制约和影响。

建都南京后，《天情道理书》把文武官员在小天堂的享乐与参加革命前的艰苦生活作了一番生动形象的对比，说：

当凡情在家之时，或农或工，或商贾，营谋衣食，朝夕不遑；手足胼胝，辛苦备尝。孰如我们今日顶天扶主，立志勤王……畀及荣光，出则服御显扬，侍从罗列，乃马者有人，打扇者有人，前呼后拥，威风排场，可谓盖世。

这些人完全改变了以前遭受压迫剥削的地位，成了小天堂的显贵，当然这种享受正是他们上述愿望兑现的结果。洪秀全等也看到，小天堂虽定，但革命大业未竟，“现下残妖尚未灭尽，成家合好尚未及时”，又要求到“扫尽妖氛，太平一统”时，方才能“家室相庆，夫妇和谐”。可见，小天堂建立在南京事实上已经修改和降低了永安时规定的推翻清朝、太平一统的标准，基于官兵的迫切要求，洪秀全等只好迅速把小天堂定在南京，一方面兑现官爵和物质享受，另一方面又坚持男女别行，家室分离，以待最后胜利。这一折衷的政策引起了普遍不满，终使洪秀全等放弃了夫妻分居的禁令。

首义诸王进城后都在南京搞政权建设，修建豪华王府，过着安逸享乐的生活，北伐、东征、西征诸战略行动，开始都没有诸王指挥，只是派遣高级将领督师出征。

应当指出，自起义以来，洪秀全等一直没有一片像样的基地，起初想过立足两广，后来欲以湖南为家，现在亟须确定一块立业的基地，从战略思想分析，建都天京亦有其深刻的军事战略原因。

从史料上考察，关于建都问题的讨论也有不少记载，不妨加以比较和考证，借以推测这场讨论的大致情况。

《李秀成自述》写道：

（占领南京后），天王与东王尚是计及分军镇守江南，天王心欲结（亟）往河南，欲取河南为业。后有一老年湖南水手，大声扬言，亲禀东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尔今得江南，有长江之险，又有舟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尚不立都，尔而往河南何也？”他又云：“河南虽是中州之地，足备稳险，其实不及江南，请东王思之！”（东王）被水手说白，故而改从，后即未往，移天王驾入南京，后改为天京。

《粤寇起事纪实》、《江南春梦庵笔记》、《金陵兵事汇略》、《金陵癸甲新乐府》、《平贼纪略》等都有类似记载，与李秀成所说大同小异。

太平天国官书《建天京于金陵论》曲折地反映了这场讨论。这部论文集的编撰目的在于论述建都南京决策的英明正确，其中有些文章的论点也与李秀成说法近似。沈世祁写道：

夫天下之形势，湖北、河南、金陵皆为天下之中。然湖北、河南皆有水患，惟金陵地势崇隆，民情富厚，且天下粮食尽出于南方……为适中之地，宜建天京也。

袁名杰也说：“金陵为天下一大都会……外此若河南为天下之中，四达之地，土厚水深，而要不若天京雄踞东南，足以壮天威而成王业者也。”

他们都把南京与河南加以比较，论证南京的优点，其主张建都南京，反对立业河南的理由也与李秀成等记载相似，看来也是这场讨论的产物。

另一些文章证实了李秀成“移天王驾入南京，后改为天京”的说法，说明攻克南京后，天王进城，并未立即建都，而是经考察和研究一番后，才作出建都决策，改名为天京。宋溶生说：

（天王驻骅金陵后），度其形势，览其山河，相其城郭，稽其人物……觉天下舆图之胜，无过于此，遂为之建天京于金陵矣。

综合有关这场讨论的材料，可以得出下述结论：杨秀清在武昌时就有定都南京的设想。攻克南京后，由于水营将士的建议，这种设想更加坚定，不过必须要说服有不同意见的领导人，尤其是要征得天王的同意和批准。而洪秀全等亟欲开辟一块基地立业的战略思想，全军上下渴望落实小天堂地点，兑现永安时许愿的强烈要求，使领袖们的意见得到统一，即决定建都南京，至此，小天堂与南京开始画上等号。这一事实反证，永安时小天堂并没有任何具体地理含义。

二、太平军初期战略指挥及其演变

从金田起义到攻克南京，是太平军兴起和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是非常重要的战争时期。太平军为了生存、发展，推翻清朝统治，迂回曲折，艰苦转战，逐步形成了比较成功、颇具特色的战略指挥，对夺取初期战争的胜利产生了重大而直接的影响，也为以后战略指挥的发展和提升奠定了基础。因此，考察和研究太平军初期战略指挥的规律、特点及其演变的动态过程，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长期以来，初期战史的研究偏重于战争过程与具体战役的叙事，给人们以丰富的感性的战史知识。但是，需要前进一步，应该对初期战史作本质的理性的考察和研究，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探索有关太平军战略指挥的基本课题。本节拟就这一问题表述笔者的初步看法。

洪秀全等生活在封建社会晚期，世界观不能踰出小生产的狭隘范畴，封建时代和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严重影响和制约着他们对战争规律的认识与驾驭，他们的战略指挥能力和水平也因此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同时，从认识论看，他们必须经历一个不断学习和逐步适应的过程，才能完成从老百姓到军事统帅的急剧转变。所以，对洪秀全等来说，初期战争是一个艰苦锻炼和不断摸索的过程，必然会出现种种战略指挥上的盲目和失误，以致严重影响了初期战局，产生了不少令人痛惜的挫折和损失。我们应当认真分析和科学总结太平军战略指挥上的得失，但不宜求全责备这些农民领袖。

必须指出，比较正确的战略指挥往往从挫折和失误中演变与发展起来，太平军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金田山村到武昌、南京，其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总是与战略指挥的发展和完善息息相关，探索和考察太平军战略指挥与战局发展的复杂因果关系，也是研究初期战史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试图对此展开分析论证，提出个人不成熟的学术见解。

（一）敌对双方的战略力量对比

交战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是统帅们确立战略方针的基本客观依据。

广西清军有额兵23 000人、土兵14 000人，共有正规军37 000人，分布在全省各州县，主力相对集中，防护桂林、柳州及南部左、右江地区，一般州县防务薄弱，驻军仅数百人。各军皆有固定防区，对其他防区的军事活动并不承担义务，也不负责任。这种处处防守的战略部署，对付小股起义军较有成效；一旦起义军汇成大股，彼此呼应联络，清军就会感到“顾此失彼，辄不相及，即及之而兵力不足”。[80]

兵力不敷可以招募乡勇凑数，但必须财力充裕方能实行。广西财政拮据，无钱缺粮，无力大量添募乡勇。布政使严正基统计，全省钱粮岁入40万两，绿营兵饷岁出42万两，赤字2万两；关税岁入不足10万两，支付文武官员廉俸等项尚且不敷。天地会起义蔓延全省，各州县“完纳不过十之五、六，愈形不足”，形成“盗多民困，征粮则民抗欠，失事则官即逮捕”[81]的溃烂局面。战略后备的困乏对广西当局镇压农民起义的策略产生了一定影响，也限制了他们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道光帝昏瞆刚愎，听喜不听忧；军机大臣穆彰阿、潘世恩等投其所好，命令督抚粉饰太平，报喜不报忧。巡抚郑祖琛因广西危机不得上达，只好向粤督徐广缙诉苦求援，但徐推诿失责，拒绝支援，甚至以邻为壑。坐在反清起义火山口上的郑祖琛“因国帑日绌，惮于奏拨。兵事初兴，为因循敷衍之计”。[82]州县官吏在这一策略指导下，对农民起义，“欲绳之以法，则恐生他变；欲据实上陈，则规避处分而畏干时忌。逮酿大患，则破败决裂，不可复活”。[83]而且，“提、镇卖缺肥己，参、护、游、都、守扣饷虐兵，府、厅、州、县纵盗殃民”。[84]既严重影响了清军的士气和战斗力，又加剧了人民的反抗。因此，清军在战略上越加苟安保守，毫无作为，这有利于起义军的生存和发展。

广西团练是一支对抗农民起义的重要武装力量，但比较分散，各自独立在本州县境内协助官军守卫乡梓，未能形成比较集中的打击力量，各地团练质量如何往往取决于地方官的倡导和支持程度，也受主持团练的绅士的能力和水平的影响。一般说来，战斗力较强的团练很少。这些团练与大股起义军作战时，需要正规军的支持和指挥，一般只承担次要的作战任务，发挥辅助的军事作用。由于团练在家乡作战，熟悉地形，情报比较准确，往往会破坏和干扰起义军的军事行动。

太平军有较好的精神素质，作战目的比较明确，士气旺盛，组织纪律严密，指挥集中统一，这些优点都是清军难以比拟的。但太平军缺乏战略后备资源，没有大片补给基地，更没有任何战略后方，只能在狭小的占领区内没收富户的粮秣财产充作军资，或者在运动中“打先锋”，筹集钱粮。这种来源毕竟有限，因为它不是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其兵源从农民、手工业者、其他劳动者及会党、流民中补充，战俘也是来源之一。相对说来，兵力易于整补扩充，军资给养则难以解决。因此，太平军的战略后备远逊于清军。后来，外省清军不断增援广西，全国粮饷源源解入，饷银总数达1 100余万两，更加剧了太平军的战略劣势。从战略指挥上考虑，洪秀全等应该充分利用和发挥太平军的精神优势，逐次夺取战役的胜利，首先在战场力量对比上取得有利地位，从而将历次战役胜利积累和转化为战略后备的优势，以根本改变敌强我弱的战略态势。显然，这是关系太平军能否顺利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战略课题，也是衡量和检验洪秀全等战略指挥得失的标尺。

（二）天地会起义与太平军战略

嘉庆年间，天地会开始在广西活动。由于广西防务薄弱，广东、福建、湖南饥民纷纷拥入，1723年，广西人口仅200万，1821年达800万，猛增三倍，同期耕地面积只增加1/10。而且，鸦片战争以后，“粤东水陆撤勇，逸盗或潜入梧、浔江面行劫，或迭出南、太边境掳掠，勾结本省土匪及各省游匪，水陆横行，势渐鸱张”。[85]广西土地贫瘠和地主、官府的残酷剥削，产生了大批相对过剩的人口，形成了庞大的流民群，遂致该省成为天地会活动的肥沃土壤。

1842年有邓立奇等两股起义军分别举事，1846年有6股，1847年又增加7股，1848年新增11股起义，1820年有37股起义，活动地区遍及全省，其中规模较大者：艇军、张嘉祥、谢江殿、雷再浩与李沅发、陈亚贵、颜品瑶等，广西清军和团练遭到沉重打击，根本无力镇压天地会起义。为了扑灭起义烽火，刚即位的咸丰帝急令外省军队入援广西，至金田起义时已调入4 000名，但还是“贼多兵少，股数不一，鞭长莫及”。[86]

天地会起义高潮使拜上帝组织获得了极好的发展机遇，1844年冯云山隐蔽到紫荆山区传教，1847年艇军活跃在浔、黔江面，此两江之间则为拜上帝组织的活动地区，其信徒已有3 000人。1820年，天地会起义席卷全省，拜上帝组织在两广建立若干个基地，信徒达2万人。同时，洪秀全等人利用了清军全力镇压天地会的机会，以合法的宗教宣传为掩护，积极准备，完成了起义的组织动员和物资军械的筹集工作。起义前，洪秀全等认真研究和总结了天地会的经验教训，针对天地会的主要弊病，用创建新朝的政治纲领代替陈旧的“反清复明”，用比较系统完整的拜上帝教教义代替落后原始的拜会仪式，制定了严格的宗教和军事纪律，把信徒严密组织起来，成为集中统一、便于指挥的紧密型宗教组织，而易于转化为军队。这样，拜上帝组织和天地会在政治、宗教、组织等方面都有了鲜明的界限，这是后来太平军得以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

政治和组织上的致命弱点使得天地会不能形成集中统一的起义大军，也不会产生正确的战略指挥，分散主义和流寇主义成了各股起义军的通病。当广西清军因兵力不足，缺乏机动力量而束手无策时，起义军尚能活跃于一时。当向荣率楚军入桂后，立即令广西清军与团练对付各小股起义军，自率精锐楚军作为机动打击力量，从北到南，追歼大股，各个击破陈亚贵等军，张嘉祥则在贵县甘塘圩叛降，至1820年底，天地会起义转入低潮，向荣等军立即转入对太平军的围剿。可是，在向荣尚未被任命为广西提督时，洪秀全等看到天地会蓬勃的声势，错误估计了形势。他们原来指望天地会打垮广西清军，然后乘其各股混战，“至两败俱伤，再无力量之时”，“乃崛起田间，独霸为主”，[87]走刘邦、朱元璋之路。正是根据这样的时局分析，1820年9月初，洪秀全下令团营，准备于农历十月一日（公历11月4日）在金田起义，先夺取广西，据为基地。但事态发展大出洪秀全等所料，向荣等军入桂，迅速扑灭了各大股天地会军，太平军遇到的不是互相混战的天地会军，而是精锐的向荣等部清军。天地会起义的兴衰给了洪秀全等以血的教训，他们决定不能采取天地会军那种没有基地、分散流动作战的错误战略战术，与其相反，实施集中兵力，在基地长期据守的单纯防御战略，以期在清军围剿中保存新生的起义军。

（三）从金田到永安的单纯防御战略

从金田到永安，太平军迂回转战了五个战场，从时间和空间上大致划分如下：

表1　太平军初期战场情况

数据显示，军兴初期是典型防御战局。

再从各战场的具体战争进程进行考察：

（1）金田团营的战略决策基本正确，但也有一些缺陷。首先，它符合最基本的战略原则：集中兵力。发布团营令的1820年初秋，广西清军被各股天地会军分割纠缠在多个战场，但并未遭到歼灭。清军是太平军的主要敌人，同时，天地会各大股起义军则可能是太平军潜在对手。要想在起义后保存自己，战胜敌手，必须尽可能集中兵力，以取得战场的力量优势，避免分散孤立在各基地的拜上帝信徒被敌人各个歼灭。其次，团营给各基地信徒指明了战略方向，它使各支分散的队伍得以集中进行新的组合和训练，统一指挥，形成一个严密的指挥体系和具有严格组织纪律的军队，这对新生的太平军尤为必要。

决策的缺陷在于：其一，计划不够周密，组织安排欠妥当。主要领袖集中在金田、花洲，消极等待各地信徒自行其是，沿途缺乏联络和接应。金田总部人马没有战斗任务，虽然曾出兵夺渡，但遭失利后即不再组织进攻，以致浔江渡口始终被清军控制，南北交通线被切断，增加了团营困难。各基地之间不通声气，很少照应，拖长了部队集中时间。如果，金田派重兵控制浔江北岸，石达开、秦日纲率贵县信徒就近占领南岸渡口，掌控南北交通线，同时沿途接应博白、陆川和信宜信徒，军事效果将会更好。其二，浔江南岸比较富庶，当时艇军和天地会活跃，加之土客之争，清军穷于应付，对太平军活动非常有利。如果令石达开等将上述南方各基地信徒集中南岸，开辟一片基地，与江北金田基地连成一片，从战略地位上看，显然比全军集结金田一隅更有利于生存和发展，有助于解决军资补给的难题。其三，杨秀清生病，洪、冯密藏花洲，相距近百里，形成两个指挥中心，严重影响了起义初期的战略指挥；而且被清军切断交通线，存在招致各个击破的危险。应当将两个基地连成一片，构成一个指挥中心，就会避免这种危局。

（2）起义后两个月，向荣还在宾州、横州一带围剿天地会军，洪秀全等已经分别击败了广西李殿元、贵州周凤歧，金田周围没有劲敌，正可实施适度的运动发展，但却毫无发展意图和作为。太平军转移至江口墟，全军近万人密集分布于该墟南北的狭长地带，构筑了一条弧形防线，与向荣率领的清军武装对峙。开始，向荣兵力不足，准备不够充分，一个月没有行动，太平军也消极等待，造成了时机、兵力和物力浪费，贻误了发展战机。后向荣进攻，在牛排岭遭到惨败，清军“大半心寒，已难得力”。洪秀全等只满足于将敌军逐出基地，仍然采取单纯防御的态势，不愿向外发展。向荣无力消灭太平军，只好放弃战略进攻，改行“坐困”，以优势的战略后备与太平军有限的军资拼消耗，待其后备殆尽，以图围歼。显然，太平军的单纯防御战略客观上符合了清军的战略需要。此时，战场上一度出现军事间歇，双方形成相对均势，彼此都没有积极的进攻意图。这种持久的防御战局对太平军渐趋不利，他们虽然能战胜清军的围剿进攻，但终究屈服于给养匮乏而被迫转移。

（3）东乡、中坪、重返新墟，三个战场都重复了江口墟的单纯防御战局，只是形势每况愈下。清军在东乡因内部矛盾剧烈，发动进攻较少，周天爵无力消灭太平军，只好采取“坐战之法”；向荣、乌兰泰在中坪实施“坚堵”战略。这些与江口墟的“坐困”如出一辙，两个战场都长时间沉寂，说明双方前线力量对比仍处均势，彼此都放弃攻势，在各自阵地长期相持。可是，重返新墟之后，清军兵力增至2万，约为太平军的三倍。前线力量对比悬殊，清军多次在两路发动会攻，战况空前激烈。此时，太平军不仅给养缺乏，而且面临沉重的军事压力，经历了起义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人力物力比初起义时有所萎缩和削弱，精神状态也不如以前，连突围也颇感困难，只好分两次实施，先撤出紫荆山区，再由新墟转移。

（4）永安攻防193天，更是典型的单纯防御战局。洪秀全等放弃了濛江流域的大片基地，将全军部署在周长60余里、面积400平方里的防区内长期固守。赛尚阿等最害怕太平军运动，“虑贼谋窜逸，发令诸君，日夜分班进攻，不使贼有一日之暇”。十月底，清军增加一倍，达4万余人，又居数量、火力上的压倒优势，但由于疟疾蔓延，军队“以病亡告者十已四、五”。[88]向荣、乌兰泰矛盾激化，一直无法组织像样的攻势，太平军也不愿主动发动进攻，双方一直没有发生较大规模的会战。年底，太平军还有可能向敌人内线运动发展，但洪秀全等还是“无猖獗之形，惟有固守之势”。[89]自向荣主持北路军务后，经过整顿，清军逼近州城扎营，加强了攻势。不久，赛尚阿亦至永安督师。他接受了向荣方案，令南北合军会攻西炮台，攻势凌厉，太平军又面临新墟似的危局，以匆忙突围又一次宣告单纯防御战略的失败。

一年半的战史表明：

（1）太平军的质量不仅远胜天地会军，而且超过清军，向荣等虽然扑灭了天地会起义，但却屡次被太平军击败。太平军从起义之初就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沉重打击了清军，加深了清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危机。截止攻克永安，清政府已经耗费军饷620余万两，调集兵勇4万余人，但却不能消灭太平军。相反，太平军一再突出重围，基本保持其严密的组织纪律和较好的精神素质（虽然有时士气下降），成为清朝深感畏惧的反抗力量，全国人民，尤其是两广、湖南群众从太平军的胜利得到鼓舞，出现多次反清起义。

（2）太平军在较好的精神素质和坚强的组织纪律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战术，在防御、运动、攻坚等作战形式上，都摸索出一套适合自己特点的战术，从而在会战和运动中贯彻洪秀全等的指挥意图，经常在战略劣势和给养奇缺的困境战胜敌人，转危为安，争得生存和发展的出路。

（3）战略后备的劣势是太平军初期面临的根本困难，给养缺乏是威胁太平军生存和迫使其多次转移的基本原因，单纯防御战略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加剧了战略后备劣势的继续恶化，致使各战场战局出现了性质相同的恶性循环。

（4）单纯防御战略的要害，在于太平军以有限的缺乏补给来源的军资与敌人供给广泛的战略后备长期拼消耗，持久的阵地战使没有战略后方、四面遭到围困的太平军陷入极端不利的战略地位，导致原来的劣势持续恶化，因而抑制和窒息了自己的优势和长处，最终在后备将要耗尽之时寻找生路。在这种错误战略指挥下，较好的战术、多次的战役胜利只不过延长了防御战局的时间，但不会改变太平军放弃阵地、突围转移的失败结局。清军也逐渐熟悉和适应太平军的战略指挥，总是采取围困和经济封锁的战略方针，企图以持久的相持消耗和瓦解这支农民军队。

（2）单纯防御战略引起的严重后果之一是兵力过于集中。一般说来，包围和进攻者的兵力应是防御者的三倍以上，而且要具备较好的精神和军事素质，才可能构成对防御者的围歼威胁。太平军初起义半年间，前线兵力与清军不相上下，近万名军队部署在狭小贫瘠的山村，全部用于山地和村落防御，显然形成某种兵力浪费，而且使给养产生巨大压力；同时，双方在前线长期处于军事间歇状态，对给养有限的太平军更造成兵力物力上的浪费。看来，洪秀全等试图以集中全部兵力于一处单纯防御去克服天地会分散流动战略的弊病，达到求生图存之目的。结果，他们走到另一个极端，不适当的过分集中兵力与无原则的分散兵力殊途同归，军事后果完全一样，都导致了战争的失利和生存受到威胁。太平军正确使用兵力的原则应当是：适当集中兵力投入防御会战，歼灭入侵之敌；会战获胜后，又适当分散兵力，乘胜运动，扩大基地，实施局部战略发展，开辟新的补给来源，从而形成逐步推进和良性发展的新战局。

（6）单纯防御战略与缺乏明确战略方向是互相关联和影响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洪秀全等既然把求生图存的愿望全部寄托在坚守在一块基地的单纯防御上，必然对运动发展持消极畏难态度，当然不会考虑和提出未来与长远的战略方向问题，初期的迂回曲折和进军方向的多变正是这一战略思想在军事实践中的产物。顺便指出，他们这一时期也曾因各种原因，出现过若干次运动发展的愿望，而且在各个战场上，企图向不同方向进军，并为此采取过相应的战术机动。但由于没有坚定的战略发展决心，缺乏明确的战略方向，这些机动都不能转化为全军的战略行动，其机动方向也不能转变为战略方向。相反，遇到困难和挫折，太平军就立即放弃机动或改变原来运动方向。另一方面，太平军缺乏明确的战略方向，更加深了战略指挥上的盲目性。历次突围转移，都是临事决策，依据避实击虚的原则，选择方向，确定进军路线，缺乏固定的目标。这使洪秀全等难以形成较为长期的战略构思，行动上往往表现为有限和暂时的战术机动，并且在实施时犹豫不决，准备不足，不敢投入主力，一遇阻碍立即停止机动，改换其他方向，或继续单纯防御。这一结果，反而加深了洪秀全等对单纯防御的盲目置信，阻碍了他们将运动战提高到战略地位的创新性思考。因而，单纯防御的错误战略得以在五个战场反复出现，甚至在以后战争进程中不时重现，对整个农民战争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不过，洪秀全等的战略失误是不应该过于苛责的，这在起义之初是难以避免的。首先，战争是一个充满危险、劳累、困难和各种偶然因素的复杂领域，对手又是久历戎行的向荣等悍将，洪秀全等对战争则缺乏认识，更没有任何经验，他们虽然能提出宏伟的政治目标，也敢于举起反清义旗，动员和组织军队，但是在了解、认识和掌握战争规律并运用正确的战略去指挥战争等方面就比较逊色。相对而言，善于指挥武装斗争比敢于起义、提出政治口号更困难，它需要一个长期和痛苦的认识、摸索与适应过程，决不能指望人们一蹴而就。天地会的失败，更使他们获得了直接和感性的认识：运动、分散、没有基地危险，防御、集中、构筑坚固阵地保险，强化了他们过于小心谨慎的保守倾向。况且单纯防御战略对初次临战的指挥员更有吸引力，因为它最少风险，比较有利于生存。其次，防御是简单易行但效果较好的作战形式，战前可以充分构筑阵地，部署火力和兵力，部队不需运动，以逸待劳，在熟悉的准备好的阵地上作战，较有获胜把握。洪秀全等初临战阵，当然乐意采用。同时，太平军全家入营，妇孺老弱皆在军中，与天地会军全是战土的情况不同，运动转战殊感困难。还有，洪秀全等贪图安逸享乐的苗头开始产生，《李进富供词》说，洪本人在江口墟时就有36个妻子，其他领袖也妻妾成群。洪大全也证实李的说法。洪在战争最艰苦的新墟时期，呆在茶地，写了200首《天父诗》教导后妃。他在永安孤城大封诸王及文武官员，搞了等级森严的《太平礼制》，规定了未来各级官员的不同特权和待遇。这种安逸享乐情绪显然与生死存亡的战争环境极不相称，它不能不在战略指挥上留下烙印。此外，太平军不同于天地会军，流民较少，多系广西浔州的淳朴山民，有一定的乡土地域观念，不希望离乡远征，也对初期战略指挥有所影响。

（四）从永安到南京的积极运动战略

这是太平军凯歌行进的大发展时期。太平军撤桂林之围，杀出广西，转战两湖、三江，征程数千里，迭克武昌、南京，声势震惊中外。全军人数由三四万猛增至数十万，将士由万余发展至近10万，由单一的步兵发展为拥有水军、工兵、炮兵、骑兵、步兵等多兵种的强大兵团，给养充裕，战略力量迅速增强。习惯战略包围、腐败迟钝的清军对太平军的战略转变不能适应，长期制定不出恰当的对策。敌人防守薄弱的内线和腹地在太平军集中兵力攻击下瓦解崩溃，与永安之前相比，简直是两种明显不同的战局。

据统计，这一时期历320天，其中围攻桂林、全州、长沙、武昌、南京，共107天（如包括萧朝贵部先围长沙，则共122天），坚守道州、郴州、武昌，达126天，运动转移117天，围攻或占领大小城市近40座，与永安之前的统计数字截然不同，足以说明太平军的重大战略转变。

这一战略转变的实现经历了一个艰苦曲折的摸索过程。

（1）永安半年多的单纯防御，导致了在清军重围下，物质补给无源，“未有斤两之火药”的严重困境。洪秀全等不得不避实就虚，从清军薄弱的东线古苏冲、龙寮岭、大峒一线突围，原来设想两个可能的进军方向，北上平乐，或东进昭平，再去梧州与任文炳艇军汇合，《李秀成自述》、《洪大全供》都证实这一意图。可是，张敬修军援昭平、王锦绣军赴平乐，清军又撤船，封锁水面交通线。因而，“东王传令，不行昭平、平乐，由小路过牛角瑶山，出马岭，上六塘、高田，围困桂林一月有余”。[90]清朝档案材料与姚莹的记载都可为李秀成回忆的旁证。

进军桂林表明太平军第一次确立了近期的战略方向，虽然决策的形成带有较多的偶然因素（主要是从荔浦到桂林沿途没有清军集结），但是也含有若干必然因素。重申小天堂口号，必须开创一块具有广阔纵深的战略基地，而不是村圩孤城，以便立足和发展，这就需要改变单纯防御战略，转取运动与进攻战略。进军桂林反映了这一重大转变。洪秀全等开始把运动与攻坚提高到战略地位，将攻取大城市作为未来军事活动的中心环节，运动、防御则是为进攻大城市采取的辅助作战形式。进军桂林与攻取永安，二者大有区别，前者是集中全军实施的战略目标，后者是分兵运动的战术机动之产物。但它们又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攻克永安为太平军进攻城市提供了攻坚战术经验，进军桂林体现了攻坚由战术范畴提升到战略范畴的战略演变趋势。

进攻桂林的决策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其一，兵力不足，既不能合围久困省城，又难以围城打援，从而陷入两面作战的被动状态。其二，攻坚的战术经验、火力、器械均感不足，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冒险性。正是这两个原因，攻坚一月，未能克城，乃撤围而去。

（2）1822年2月19日，太平军指西走东，经灵田圩、海阳坪的山间小路，22日，克兴安，获船四五十艘，后水陆北进全州，攻坚11天，破城。这时洪秀全等又拟定了新的战略目标：沿着湘江而下，“直扑湘、汉”，[91]并沿途“大张伪示，欲直扑长沙，湖南民情浮动”。[92]周天爵也说，太平军有一个“大计划”，是“首重长沙之术”。[93]看来，洪秀全等此时的初步战略构思是，先取长沙，再向武汉，陈兵长江，与清廷争夺南中国的河山。可见，他们主观上力图摆脱单纯防御的窠臼，转而采取积极运动和进攻大城市的战略，试图开辟长江以南的战略基地，与永安以前的消极意图相比，堪称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

但是，主观的战略构思必须经过实践反复、严格的检验才能转化为具体的战略行动。因清军拦截蓑衣渡水上交通线，太平军被迫放弃沿湘江水陆北进的计划。洪秀全等改取陆路，进攻永州，欲由此进军长沙，但清军严密设防，太平军无法渡河攻坚，乃折回双牌，南克道州，开始了长达两个月之久的驻防。赛尚阿说：

始有蓑衣渡之战，尽焚贼船，贼失顺流北下衡、湘之计。我兵将贼逼过对河，贼匪翻山窜越永州，和春率诸军追至，贼复弃北而南，窜入道州城内。[94]

赛奏基本如实描述了太平军的进军意图。

道州盘桓有两个原因：其一，两次失利，北进长沙计划流产，运动与进攻战略遇到困难，单纯防御战略思想回潮，运动危险、防御保险的观点再度影响了洪秀全等的战略指挥，道州又呈现永安式的防御战局。其二，领导集团内部对全州时拟出的北进方略产生分歧，需要讨论，统一思想，遂在道州出现游移与盘桓。

张德坚声称，在讨论中，杨秀清坚持北进，而且提出“专意金陵，据为根本”、[95]割据黄河以南的重大战略计划。但清方档案未能证实张德坚所云。叶名琛、劳崇光却分别得到情报，说太平军要赴广东，或回广西；《盾鼻随闻录》也说，杨秀清坚持在湖南转战，洪秀全“欲退回广西”，一些将士们“均欲回粤”。[96]看来，领导集团并未统一意见。

（3）由于东路空虚，加之郴、桂天地会向导，太平军东克郴州，出于清军意外，这也并非洪秀全等事前的战略成算，恰恰是战略方向未定，避实就虚的结果，带有颇多的偶然性。之后，又接受天地会的建议，决定派萧朝贵率一支主力，由东面小路绕道北进，奔袭长沙。继之，西王负伤牺牲，洪、杨督全军围攻长沙，前后达81天。至此，全州时形成的北进长沙的战略意图，虽然屡遭挫折，历经干扰，终于变成现实。看来，太平军并没有进军南京的战略计划，否则，可以乘虚入江西北伐，此路清军没有设防，路程便捷，出敌意外，根本没有必要绕道长沙。实事求是地分析，太平军只是继续实施在全州拟定的战略计划，夺取近期的战略目标——长沙。

（4）与桂林攻坚战结果相似，太平军“攻城未下，计及移营，欲由益阳县，欲靠洞庭湖边而到常德，欲取湖南为家。到益阳忽抢得民舟数千，后而改作顺流而下，过林子口而出洞庭，到岳州，分水旱而下湖北”。[97]李秀成基本陈述了洪秀全等的战略计划及军事实践，清方奏报、当事者的笔记印证了这一说法。可见，洪秀全等原来企图进军常德，开辟湖南基地。后至益阳获得船只，有了水师，改变了上述计划，转而进军岳州、武昌。1823年1月12日攻取武昌，第一次胜利实现了既定的战略意图。

（2）根据常大淳与祥厚的奏报相互印证，[98]太平军在攻取岳州之后，部分领导人提出进军南京的意见，但并未作出决定，还有人主张进向荆襄。攻克武昌后，经过讨论，决定沿江东下，3月19日，胜利占领南京，取得了军兴以来最大的战略胜利。看来，真正成熟的富于显著战果的大规模运动战显然是在攻克益阳、岳州，水师壮大，取得水上优势之后。

战史表明，这一时期的积极运动战略有四个显著特点：

（1）改变了前期转战农村山区、单纯防御狭小基地和缺乏明确战略方向的盲目状态，致力于进攻和占领城市，而且把各省城作为近期的战略目标。究其原因：其一，轻取永安、围攻桂林使洪秀全等逐渐摆脱了过于保守谨慎的精神状态，消除了对运动和攻坚的畏惧心理，大大开阔了战略视野；穴地攻城战术的成功运用，使他们对攻克大城市产生了较多的信心和希望，提供了成功的可能性。其二，比起广西贫瘠的山村，城市较富庶，补给方便，容易防守，政治影响较大，这也是太平军攻取城市的直接原因。其三，在永安时，杨秀清、萧朝贵联衔发布三篇诰谕，再次申明推翻清朝，创建新朝，与此适应，他们必须把远大的政治目标与正确的战略指挥联系起来，为了寻求和开辟立业的战略基地，洪秀全等开始想控制广西，继之欲以湖南为家，后又提出立业江南或河南的设想，这样就把各省城作为近期战略方向，这是攻取大城市的政治和战略原因，而且只有转变单纯防御战略才能达成上述目标。

（2）不再重视战役基地的作用，变以守御敌为以走制敌。太平军前期把山村墟镇作为战役基地，拼死固守，决不放弃，以图生存。此时，偌大州、府乃至省城，反而不作立业的战略基地，都在筹征军资、扩大兵源后，放弃他往。道州之后，持久的单纯防御战局不复出现。太平军走的原则是避实就虚，向敌人空虚的内线积极运动，沿途攻城补给，并不驻兵防守，直到攻下南京，所得只一孤城。可能，洪秀全等一直寻找立业基地，凡攻不下者不可能立业，如桂林、长沙；不理想者，虽攻克也放弃，如武昌、安庆。最后对南京、河南权衡比较，决定立业南京，定为“小天堂”所在地，并以南京为中心开辟基地。建都天京后，太平军东讨西征，逐步开辟了长江中下游基地。

（3）积极运动战略要求太平军有一个比较长远和固定的运动目标，这促使洪秀全等逐渐摆脱战略指挥上缺乏发展计划和方向的盲目状态，开始作比较长远的战略考量，以实现开辟立业基地的战略思想。由此他们确立未来基地中的省城作为战略方向，并制定相应的战略发展计划。岳州、武昌之后的大规模运动则需要更高级、更成熟的战略计划，以统一指挥数十万军民的水陆进军。对各大城市的围攻，洪秀全等都下了坚定的战略决心，集中全军，连旬累月围攻，绝非前期战术机动所比拟。事实说明，确定立业基地的战略思想，导致了战略方针的根本转变与战略方向的确定。

（4）开始了适当分兵进取的尝试，在道州、郴州、武汉都有战例，收到了一定的军事效果，使前期过分集中兵力的情况有了一些改变。

咸丰帝并不太迟钝，他发现了太平军的战略转变，上谕严厉警告徐广缙等：

（湖北）省沿江直下，经九江至安庆，瞬息千里，防不胜防。而对江之汉口尤为贼所垂涎。北由孝感，西由荆州、襄阳，则河南震惊。贼势慓急，所陷城池掳掠即行，并不似永安、道州，尚为久踞之计。其心叵测，若再迁延，只事尾追，贻祸何可胜言？！[99]

事情十分清楚，洪秀全等从前期战略失误中汲取教训，逐渐改变了单纯防御战略，避开前线的优势清军，挺进到薄弱的内线，积极运动，向未设防或防御单薄的城市发动进攻，用小的代价赢得较大战果，既可以出敌不意，打乱清军军事部署，又能够在敌占区长驱驰骋，宣传和发动群众，扩充队伍，用敌人军资补给自己，从而摆脱战略后备经常缺乏和补给无源的困境，迅速改变了双方力量对比。这使清方耗费极大，仅军饷就拨款银1 200余万两，大大超过前期支出，清军调集近10万名，募勇更多，而军事态势还在恶化。清廷焦头烂额，财源困难，咸丰帝多次发动捐输，官绅共捐近600万两，也不能改变上下交困的危局。如果说，清军在前期还能常常威胁太平军的生存，那么，这时咸丰帝则感到强大的太平军正在威胁清王朝的统治。因此，无论从战争理论还是军事实践的结果检验来看，积极运动都是基本正确的战略方针，既符合客观军事态势，又适应农民战争发展和胜利的普遍规律。

积极运动战略基本发挥了太平军较好的精神素质和战术特长。吃苦耐劳、长途行军、勇猛作战、穴地攻城、强有力的水师等优势在运动和攻坚中得到体现，使清军无法防堵、追击不上，前线清军的兵力与火力优势不能发挥，向荣只能面对滔滔长江，顿足哀叹。

这一战略也有缺陷：第一，较多的流寇主义倾向，对流血牺牲攻克的城市一概弃而不守，尤其是沿江的岳州、武昌、九江、安庆的拱手放弃，殊感可惜。太平军完全可以放慢进军速度，先开辟和建设两湖基地，再沿江东下控制三江；或者以长江为交通线，控制沿江各城，设官驻军，发动群众，以水师载一部主力为机动力量，游弋接应，攻克南京后即连点成面，控制长江以南诸省。当时，围攻南京根本不要集中全军，实际较多部队并未参战，完全可能实现上述战略目标，使向荣难以沿江追击，威胁南京。这显然比重新出师西征，夺取上游的战略部署收效更大。第二，贪攻大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倾向。桂林、长沙失利，武昌、南京的成功，虽然说明太平军有较好的攻坚能力，但毕竟带有某种偶然性，如果向荣等追击部队突破太平军围攻防御圈，进入武昌、南京增援，太平军可能不易得手。把战略重点放在攻打大城市与单纯防御一样，都体现了战略指挥上的某种盲目性，前者表现为冒险，后者表现为保守。第三，不重视在运动中组织多次会战，各个歼灭清军主力，致使近10万清军未遭大的损失，它们有力量收复太平军丢弃的城市，支持各省恢复封建统治。尤其是这些清军没有丧失机动能力，很快追击至南京城外，对太平天国首都重新构成战略包围的军事态势，长期威胁太平天国的安全，对今后战局发展的负面影响严重。如果，在运动中通过若干次会战，分股吃掉这10万清军，太平军定将纵横江南，进而问鼎中原，当是另一番战局。

三、战役指挥与战术特点

从上述战略演变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太平军初期战略方针比较简单，缺乏综合和变化，只有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而且，太平军总是集中全军去实施其战略方针，虽曾经分兵异地作战，但规模、时间、空间十分有限，不能构成独立的战略行动，这样，战场比较单一，各战场的战局发展也较单纯，往往形成发展进程类似的循环。因此，尽管初期总体战争进程曲折多变，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对历次战场的战局、战例进行横向比较研究，考察和归纳太平军的战役指挥和战术特点。

太平军初期各战场的战局通常以若干次大的战役为主要环节，各战役之间充满一些辅助军事行动、军事准备和军事间歇。各战局的发展进程和结果总是取决于前线敌对双方的力量对比（包括物质和精神力量）、双方的战略指挥能力和战术水平。如果前线力量对比悬殊不大，战略指挥的正确或失误往往会最终决定该战场战局的成败；战役指挥和战术优劣则只能决定某一战役的具体得失，从而对战局的发展和变化产生某种影响，但不一定能决定战局的结果。当我们弄清了初期太平军战略指挥的演变过程之后，再对其战役指挥及战术特点加以考察和研究，有助于对太平军初期战史研究得出比较客观、完整和理性的结论。

太平军初期军事行动大致有三种类型：防御战、运动战（包括突围转移）、攻坚战。每一种类型的作战形式在战役指挥和战术上各有其特点和内部规律性，现结合战例剖析，分述如下。

（一）防御战

从金田到永安的单纯防御战略决定了江口圩、东乡、中坪、新墟和永安等战场旷日持久的防御战局。洪秀全等组织和指挥了多次规模较大的防御会战，创造和积累了颇为丰富的战役指挥和战术经验，获得了丰硕的战果。尤其在起义不久，如蔡村江、牛排岭、屈甲洲、三里圩、东岭、独鳌山、寺村等会战，由于指挥正确，战术优势充分发挥，加上太平军集中兵力，而清军兵力相对分散，将帅或者狂傲冒险，在第一线展开全部兵力，轻进太平军防线，缺乏强大预备队接应和支援；或者胆怯避战，军心不齐，士气低落，缺乏坚韧的毅力。因此，太平军战绩显著，清军愈加丧胆夺气。但太平军重返新墟之后，清军兵力增多，接受失败教训，开始配置预备队和伏兵，双方在新墟和永安多次会战相持，互相只小有胜负，太平军以前会战的歼敌战果不复出现。战场上拉锯似的阵地攻守战局，形成了相对的军事均势和长时间的军事间歇。永安防御战局竟达193天。此时，双方都放弃了积极进取、立即歼灭对方的战略意图。永安之后，太平军改取积极运动战略，防御战遂成了次要作战形式，多用在攻克敌城后的守城上，如道州、郴州、武昌、南京攻克之后的城市防御战局。

现拟就太平军防御战的指挥和战术实施中的几个基本环节，分解和探讨其主要战术特点。

1.利用地形及阵地构筑

新生弱小的太平军面对有战争经验的清军，长期采取防御战略战术，原因之一就在于能够利用熟悉的战场和有利地形，使战斗力得到加强；同时，使清军在生疏的战场上会战，增加地形障碍，影响其战斗力的发挥，从而使其遭到削弱。因此利用有利地形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改变双方力量对比的状况，对防御者来说是具有颇大吸引力的。

太平军将领对利用地形非常重视，军律规定：“凡扎营盘处所，必须详察地势，不得随意驻扎，致妖魔拦入，有伤兄弟。”[100]著名统帅李开芳模范执行这一律令，“所到地方，自己踏看，所扎营盘一日便要成功”。[101]敌人对此也深为赞叹，他们承认：“（太平军）凡守城筑寨，其有权谋心计剧贼，必躬自踏看，尽揽山川形势于胸中，必坚必固，且能倚伏相救，声气相通，兵书良法，亦不过如是。”[102]

广西山区多石灰岩地形，战场上山峦陡峭，奇峰深谷，蚕径鸟道，竹木丛生，形成诸多雄关险隘。各阵地具有较大的独立性，不利于大兵团会战，而有利于士气高、火力弱的太平军实施山地防御。在各战场，太平军总是抢先占据基地周围的各制高点、隘口、要津，控制主要交通线，将兵力重点部署在这些险要地形上，并以各据点为枢纽，形成一道坚固的防线，第二线兵力则以防线内各村圩为营盘屯军。在江口墟战场，太平军首先乘清军尚未大举集结之机，迅速据守险要牛排岭和重要渡口思盘渡、江口墟。李星沅哀叹：“贼巢倚山近江，内接平南花洲，纵横数十里，各均藏枪炮，掘有陷坑，非群盗窜扰可比。”[103]他认为，太平军“水陆均极险要，未可轻易进攻”，只能“择要安营，设法困守”。[104]在东乡战场，太平军“以东岭、三里圩为东乡之门户，以台村、灵湖之淤田为关拦，以山鞍岭为域限，以莫村一带十余村为埋伏之所，其精锐一半系萃于此”。[105]在中坪战场，“逆匪屯聚中坪、仁义等村，该村左傍瑶山，四面水田，并有溪河数道环绕”。[106]为了争夺马鞍山、独鳌岭制高点，以拱卫基地，太平军击败乌兰泰部，迫使其退守罗秀。同时，又大败周天爵于寺村，逼其窜回象州。重返新墟战场，立即控制双髻山、猪仔峡、风门坳诸天险，使向荣2 000大军寸步难进，长期未能发挥战斗力，紫荆山区则成为新墟的大后方。在永安，“贼以城垣为巢穴，以水窦为门户，以莫村为接应，以各路隘口为堤防”，[107]控制住城郊各制高点，并曾与乌兰泰军为争夺城西制高点圞岭而反复激战。

太平军善于用艰苦的劳动加强和改造地形，构筑坚固的要塞和阵地，使整个基地成为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于是，有利地形即会发挥更大的军事效益，清军更加望而生畏，惮于攻坚。在山区，“两山对峙，或峡路谷口，贼每对屯数营，山后多插旗帜，以为疑兵。前筑土墙，上开炮眼，架枪炮以击我军，此贼之故智”。[108]双髻山、猪仔峡、风门坳要塞最为典型，“于隘口陡绝处，揠掘深坑，遍埋竹签；又在山麓厚筑土墙，排列炮位，竭力抵拒，官兵……屡有伤亡，难以得手”。[109]永安城防坚固不拔，数万清军裹足不前，赛尚阿向咸丰帝承认：“弹丸之城，竟不能克期收复；即水窦贼营，久而益坚，其攻拔之难，亦不在州城以下。”[110]1822年10月14日，乌兰泰军攻破水窦二营，次日，太平军“即在我兵站立之岭顶又筑一营，各营添挖深沟二、三道，暗穿地道，伏设地雷，并将我兵近路挖断”，结果乌军只好退走，下次“极力攻之，一营未下”。[111]

一般村圩防御阵地构筑也刻意讲求坚深实效，要求“房屋之外必筑土墙，墙外开壕；壕外又立木墙，木墙外又开重壕。外钉木桩，木桩前立交叉竹签”。[112]新墟战场前路各村圩皆如此构筑，新墟村外重壕、土墙、木寨，水田中放置竹签、铁蒺藜、荆棘，然后放水灌满，清军难以通过，墙寨各开枪炮眼，配置枪铳和轻型炮。墟内街巷纵横，高屋上布署炮兵和狙击手，各屋打通互相接应。另有坚固炮台环立，安放大炮。墟之四面建若干望楼，安设信号，指挥战事。各处竹林，隐伏兵力，伺机接敌。[113]

若实施江河防御，太平军“夹江为营”，占据两岸渡口，封锁江面，步兵驻营沿岸各村镇，水军泊守码头或水面，控制两岸交通线。长沙、武昌围城拒援时，曾建造浮桥于江上，交通线畅通无阻。对江河支流，用“木桩钉于江滩河浅之处，使我（指清军——笔者）船不能近岸”。[114]

可是，太平军有时走到另一极端，片面依恃甚至迷信天险，忽视了可以迂回或奇袭的可能性，因而对天险翼侧和纵深的防御疏忽不力，乃为清军所乘。猪仔峡、双髻山、风门坳被向荣迭次攻陷就是明证。其实，战场上没有绝对的天险，任何天险都是相对的，不能迷信，只能谨慎利用。同时重视翼侧和后路的防御和策应，使天险与整个防御体系联结起来。部队才能有效利用天险，防御和杀伤敌人；天险才能成功地掩护部队，发挥最好的军事效益。

2.兵力配置和使用

具备了有利地形并构筑坚固阵地之后，防御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配置兵力。这是一门复杂和巧妙的军事艺术。战争理论要求指挥员在战略上同时使用兵力，战术上则应逐次使用兵力，既不造成兵力浪费，也不至于兵力不足，战争中，这是不易做到的。单纯防御战略和较充裕的兵力，使洪秀全等配置兵力时小心谨慎、相对集中、留有余地。据清方奏报，从金田到永安太平军人数总在2万人以下，其中战士近半。重返新墟前，清军兵力亦为万人上下，未居优势。之后，双方力量对比形势开始转变，新墟前线清军兵力达1.2万，后期增至2万；永安初期，清军1万人，后期达4—2万，兵力开始居优势。因此，新墟之前，清军根本不能合围，此后，由于包围圈过大，又是两个打击重心，兵力还是不足。于是面对兵力集中、数量充足、士气旺盛、纪律严明的太平军，清军不可能在包围圈的每个方向都纵深配置兵力，加之精神素质低劣、指挥不一，长期无法对太平军构成歼灭战的威胁。

太平军配置兵力的主要根据是：（1）正面清军的数量；（2）地形和阵地条件。一般说，清军兵力薄弱或天险隘口的方向兵力配置较少，有时为单线配置；对清军主力集中或缺少天险的方向则集中配置主力部队。第一线部队配备较强的火力和精锐部队，固定在有利地形构筑的阵地上；主阵地侧翼的竹木丛、山谷及其他障碍物中，配置伏兵、疑兵；后方以各村圩为据点，纵深配置多梯级预备队，以支援和接应第一线，对清军实施各种战术机动。无疑，纵深配置兵力和大量部署预备队，是太平军在会战中战胜敌军的重要战术环节。

蔡村江会战时，太平军沿江两岸纵深配置兵力数千人，清军千余冒险深入，力量对比悬殊，立遭太平军围歼。牛排岭、江口墟一线为清军主力楚、川、黔军攻击方向，太平军布置精锐，安置大炮，埋设地雷，遍设伏兵、预备队，致使向荣率三省军队进剿，惨遭溃败，全军心寒。而后路西线，清军只有团练，太平军仅留少数兵力据守。在中坪，太平军主力放在北线，抗御乌兰泰、向荣，其他方向只据险扼守。新墟战场前路缺乏险要，且清军大举集结，则配置主力；后路紫荆山有天险可恃，则部署少量部队扼据双髻山、猪仔峡，山内住满家属，存放辎重。永安时太平军主力驻南北两路，对付清军，东路太平军较少，往往由中路、北路增援协防。

太平军注意逐次使用兵力参加会战。李星沅说：

其抗拒官兵，初则寂无人声，既而少出，又继而大至。贼令极严，进退分合有步伍，且看清一步方走进一步，其有贼智，非奇兵不能破之。[115]

周天爵也如此奏报，以为“盖用孙膑三驷之法”。[116]这样，太平军就较好地发挥了预备队和伏兵的作用，取得了初期若干次会战的辉煌胜利。清军吃了多次苦头，新墟战场开始大量使用伏兵和预备队，太平军就不复取得防御会战的较大战果了。

太平军兵力配置与使用的主要缺陷是：（1）部分兵力的浪费。牛排岭会战，太平军“出敌少而隐伏多”，[117]许多兵力被闲置未用，从战略上看这是兵力的部分浪费。（2）由于单纯防御战略，太平军不能连续使用兵力，也未投入剩余兵力和预备队展开局部战略反攻，以改变战略地位。尤其在会战获胜后，仅只驱走清军，而放弃战略反攻，以歼灭敌人，扩大基地。相反，继续消极固守，导致长期军事间歇，消耗了太平军有限的军备物资和给养。

3.会战

会战是地形、构筑阵地、配置兵力后的产物，它既检验上述战术环节的优劣，也关系到一次战役的成败。太平军会战的特点是：发挥优势，小心谨慎，逐次使用兵力，以逸击劳，以众击寡，力求获胜，不致大挫。

太平军总是固守在准备好的阵地上严阵以待，清军往往在半夜或凌晨，甚至前一天行动，行军数里、10余里，接近太平军阵地。太平军第一线部队即与敌会战，常作“螃蟹阵”，“分三队平列阵，中一队人数较少，两翼较多，形似螃蟹……视我军分几队，即变阵以迎战”。[118]据乌兰泰目击：太平军队列严整，“俱二三十人一队，一排十余队，约有十数层，由土岭下看，遍地皆是，前队之贼已开炮向我土岭上轰打，炮子如蝗”。清军开放枪炮，“乃该匪前队既毙，后队又进……凶勇异常”；前队人马又加入后队，继续作战。[119]太平军火力配备是：“前队藤牌，中间大炮，两边小枪。”[120]两军接敌，“（太平军）拒战之法，先以火罐乱我队伍，继之以藤牌堵墙而进，再以竹针克我之钝刀、短矛，而以大炮施诸短兵之中……彼既多藤牌，又木石架支，人易躲藏”；清军“所恃者仅有大小火器，均因胆怯远放，不能得力”，一旦接触，“全无护身之具，惟以赤身搏战”，往往遭到惨败。[121]

由于清军火器多，火力居于优势，太平军未接敌前，“其营皆散处，战亦散布，效宋人撒星阵之法，即败不致大创，皆狡黠猾贼之尤者”。[122]这样避免了无谓的伤亡。但太平军“俟我火药、铅弹渐尽，然后蜂拥而来，我之枪炮已不可用，不得不弃之而走矣”。[123]如果清军不退，则是一场肉搏战，清军鲜有不败者。

会战中，清军更害怕太平军在熟悉的地形上多次投入伏兵和预备队。“贼与我军对敌，每出骁锐抄我后尾，或横截，我军往往为其所挫。”[124]张德坚总结：“其大阵包小阵法，或先以小阵拒我，后出大阵包我；或诈败诱追，伏兵四起，以包我军。皆贼之惯技。至于损左益右，移后置前，临时指挥，其权则操之贼目。”指挥时，一军用大旗数人，“便可役使万众，略无参差，振裘契领，深得以简驭繁之妙”。[125]

4.战术机动

清军战略进攻迭遭破产，往往采取战略围困与经济封锁，太平军在单纯防御的同时，实施了多次战术机动，包括入侵、佯攻、夜袭、牵制性进攻、战术侦察等军事行动，目的不在于战略发展，而在于改善和加强单纯防御中的战略态势。因此，这些行动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太平军单纯防御战略的实质，效果只局限在军事态势、会战准备、地形、给养等方面获得一些暂时利益和主动性，增加清军进攻和围困的困难。但是，就战术范畴而言，太平军并不是消极的单纯防御，而是具有某种机动性的积极防御，但这始终未能转变为战略上的积极防御。

以下分类阐述太平军实施战术机动的具体内容：

（1）使用预备队，在防御会战中实施战术反攻，扩大战役成果，这是积极防御战术的基本特征，太平军经常使用，战果显著。

（2）实施先发制人的战术进攻，在敌人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以粉碎敌人围剿计划。1821年6月初，周天爵、向荣、乌兰泰策划三路进攻中坪战场的太平军，分别移营逼近。太平军先发制人，首先乘乌兰泰军刚到独鳌岭，立营未稳，发动进攻，大败乌军。接着，“直犯周（天爵）师，兵败数十里不能驻，仓皇逃回象州”。[126]最后击败楚军李伏部，向荣即将主力撤回桐木、界岭一线。结果“围剿之局已散”，乌兰泰无奈，也撤回罗秀。[127]

（3）带有某种战略目的之战术机动。洪秀全等在实施单纯防御过程中，有时因当时客观军事态势、具体环境和条件的影响，曾产生过某种战略意图，但由于他们缺乏坚定的决心，这些意图并未形成明确的战略计划，也不能落实为强有力的战略行动。于是出现一些有限的不坚决的战术机动，一旦成功，它可能转化为战略机动。如东乡战场的夺取黔江渡口的机动，中坪战场企图向北发展、进向桂林的机动，新墟战场韦昌辉部抢渡思盘江的机动……这些机动背后隐伏着某种战略发展的意图，而总是受单纯防御战略思想的制约和干扰，带有犹豫、侥幸和保守的因素。一遇挫折或困难，立即放弃这种意图，行动上则局限在战术机动的范畴之内。

（4）牵制性进攻。在防御战中，太平军为了粉碎清军进攻，有时对某一阵地之敌实施牵制性进攻，致使全线清军处于紧张不安的状态，借以干扰和破坏清军围剿计划的实施。或者，为了掩护战术进攻的主攻方向，在其他方向上实施牵制性进攻，以转移清军视线，分散敌人兵力，有助于达到战术进攻目的。

1821年3月初，太平军欲打通江口墟东北交通线，以摆脱困境，却先在东南方向的屈甲洲和江口墟东路展开牵制性进攻，作出抢渡浔江、进军桂平的姿态。向荣忙率楚军从东北的大营驰援屈甲洲，太平军立即三路乘虚猛攻东北方向空虚的楚军大营。

8月6日，乌兰泰打算三路进攻新墟，太平军避开乌军主力，对香山勇及湖北兵突然出击，配置伏兵截其后路，迫使乌兰泰放弃原定进攻计划，率军改援香山勇等部。

10月19日，李瑞率楚军前部进驻永安东路之古苏冲，妄图配合南、北两路清军围攻永安。太平军乘其立营未定，实施夜袭，焚其营盘，获取辎重，楚军溃逃，放弃了东路的兵力配置，粉碎了清军合围永安的军事计划。

（5）解决给养问题的战术机动。主观上的单纯防御战略与客观存在的给养紧张、补给乏源，产生了无法克服的矛盾。太平军却试图解决这一矛盾，常常采取一些战术机动，以获得若干给养，缓和军资粮秣匮乏的困境。刚起义不久，攻克新墟，后又取江口墟，筹粮是重要目的之一。在东乡，曾派两支小部队偷袭新墟，搜集食盐。在中坪、新墟、永安，亦都派军作战术机动，获取给养……这些机动所得补给效果有限，不能根本解决因战略失误引起的物质供应困难问题。

（6）准备和掩护突围的侦察和牵制行动。各防御战场都有战例。永安突围前，1822年2月19日起，太平军改变了坚守不出的战术，多次在各个方向实施战术侦察，马背岭战役达到高潮。这引起了清军全线紧张，太平军则以此掩护对突围方向的侦察和探索。直到4月1日，罗大纲打通了东路，进据古苏冲，太平军才得以突围。张德坚说：“贼凡奉伪令退兵，每以进为退，必连日出队打仗不息……使人不疑其退。其实布置周密，一夕已不知遁往何处。”[128]

（二）运动战（包括突围转移）

军兴初期，太平军除了突围和短距离转移外，没有长距离的运动；永安突围后，运动战逐步成了太平军的主要战争形式之一。可是，大规模的运动战是在突围转移的战术基础上转化和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军兴初期积累的突围转移之战术经验，后来大规模的运动战的胜利和成功是难以想象的。因此，考察太平军的运动战术，必须把突围转移的战术特点纳入研究范畴，使它与后来的运动战联成一个战术整体，才能得到比较全面的结论。

突围转移是实施单纯防御战略的必然结果，也是太平军由防御战局突然转化为运动战局的转折点，或者说，它是两个防御战局之间短暂的但又不可缺少的战略衔接和过渡。因此，这一过渡客观上带有战略转变的性质，它可能有两个发展趋势：其一，结束过渡阶段，还原成以前的单纯防御战略；其二，发展过渡阶段，演变为长时段长距离的运动战略，永安突围后即是如是演化，而湘南盘桓又恢复到单纯防御战略。显然，不管导向哪种趋势，突围转移的成败将关系和影响战争的胜负，太平军能否适应和完成这一战略性转变，也关联到自身生存和发展。因此，在洪秀全等看来，突围转移根本区别于上述小规模的战术机动，它是全军参与的重大战略运动，不能等闲视之。而他们在实施突围转移的战略决策时，总是处在清军重围、给养奇缺、士气不振的危急关头。洪秀全等此刻必须头脑冷静，情绪镇定，勇毅果断，事先就要周密细致地考虑和设计各个战术环节，并逐个部署落实，以确保突围转移的顺利成功。尤其是很多将士家属随军，老弱妇孺增加了运动作战的困难，这更要求洪秀全等有较高水平的指挥艺术，将士纪律严明、能够服从指挥和具备一定战术素养。否则，即会因某些战术环节上的考虑不周或实施失误而牵动全局，导致严重的军事失利，阻碍战略转变的完成。不言而喻，运动战是比防御战更加复杂和困难、层次较高的战争形式。

太平军多系广西山区农民，比较适应在山区辗转行军，而且吃苦耐劳，不畏饥疲，欲求生存，欲谋发展，亟须摆脱清军重围或追击，获得补给基地，因此士气比单纯防御高昂；清军多系外省客军，地形道路生疏，乐于长期围困封锁太平军，惮于行军作战，其优势火力在深山丛林、崎岖小径之中难以携带和发挥，加之内部矛盾重重，堵截者畏葸逃避，追击者迁延不前，互相推诿太平军突围之重责，因此，清军更难适应太平军的战略战术转变。每当太平军决围而出，清军将帅惊慌失措，追堵无方，处处告急；相反，太平军在某战场据守，他们又觉心安，缓慢再行战略包围。显然，敌人的被动与混乱状态，有利于太平军的突围转移和运动战的实施，并增加了成功的几率，从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战略机遇。不言而喻，运动战是太平军粉碎清军围剿、迅速发展壮大并把反清运动推向全国的重要战争形式。

同样，军兴之初，太平军多次成功组织和实施了突围转移，永安之后，转入大规模的运动战，创造和积累了一整套能发挥自己精神和军事优势，消解清军优势和暴露其弱点的运动战术，这是保证战略转变成功的关键因素。

1.突围方向和转移路线

这个战术环节直接关系突围的成败，不少天地会军正由于这方面的失误，陷入清军重围，惨遭歼灭。突围决策往往产生于危急时刻，能否选择正确的方向至为困难，需要冷静的军事分析和准确的判断能力。

首先，通过侦察和分析情报，找出清军包围圈上的薄弱环节或空隙，还要调查其第二线兵力配置，掌握这个方向上的地形、道路和居民条件、给养供应能力等。由于清军兵力不足，内部矛盾重重，缺乏统一指挥，不能在包围圈的各个方向都纵深配置兵力。因而，有些战场，如江口墟、东乡、中坪，不能合围，留有大段空隙；有些战场虽然合围，但某些防线比较薄弱，只能单线或重点配置兵力，难以堵截太平军的主力突围，如新墟、永安。其次，清军主力皆集中前线，其内线和后方广大地区力量虚弱，缺乏堵截兵力，甚至未加设防，这对太平军突围后的运动转移十分有利。所以，清军兵力配置上客观存在的严重弱点，乃是太平军能够找到较好突围方向和转移路线的重要根据与条件。洪秀全等主观努力的关键即在于找到清军防线的空隙和薄弱环节。而且，永安之前太平军没有明确的战略方向，突围转移不受既定战略方向的制约。只要能够找到突破口，太平军即可在没有或较少遇到堵截的情况下组织和实施突围；只要进军内线，就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吴焯看出了太平军选择运动路线的特点和规律，疏言：

贼从粤西以致武汉，其所旁窜之路皆大兵之不意。大兵牵于救援，往来奔走，故攻剿未能如意。其旁近之州县歧出之路既多，使皆恃大兵之防，则力分势寡，而犯兵家之忌。[129]

太平军经常派遣多批次侦察人员，潜入清军内部和后方，刺探军情，或通过审讯清军战俘，了解敌情。由于群众基础好，将士多来自当地，情况熟悉，因此太平军往往能够掌握清军部署和态势，并严格封锁己方军情，遂致清军将帅很难得到准确情报，咸丰帝多次斥责他们的盲目和迟钝。张德坚说：

贼何所恃？所恃者诡秘不易知耳。自粤至楚，残破数千里，肆乱逾两年，我官中犹不能确指贼目为谁某，况其余乎？[130]

每当给养严重困难、生存受到威胁时，洪秀全等看到单纯防御难以持续，必须从战略角度思考和构想突围转移议题，图谋冲出包围圈。但这关系全军存亡，不能不对方向和时机作沉着谨慎的分析与选择，以致长期等待时机和条件的成熟。如1821年8月12日，洪秀全即在紫荆山的茶地下诏突围，由于时机、条件不具备，直到9月11日才全部实施。期间，他们宁愿等待，而不愿冒险行事。每逢突围前，太平军都频繁实施战术机动，侦察和麻痹敌人，探索突围方向，这种机动有时延续许久，直至找到比较合适、稳妥的方向。由于认真细致地搜集和分析敌情，耐心等待，谨慎选择，太平军总是最终成功确定较好的方向和时机，将原来突围的战略构想落实为具体的突围计划及行动。

突围时机往往选择在农历中旬、午夜、暴雨，虽然道路泥泞难行，但阴暗的月色能依稀辨认路径，清军此时比较疏于防范。东乡、新墟、永安突围都是如此。路线则选择清军不设防或不重视的山间僻道，全军分队潜师偷越，常常出敌意外。这些自然困难虽然不利于太平军的行军作战，但艰苦卓绝的本土农民武装能适应和战胜它；对腐败骄佚的清军则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他们军装、弹药俱湿，在生疏泥泞、遭到太平军破坏的山间小径上趱行，战斗力锐减，常常遭到狙击，行动十分缓慢，总是借天雨、军装未齐或接仗等停驻不前。这些恰恰有利于太平军迅速转移到新的战场。如东乡突围时，秦定三、周凤岐先后拒绝执行周天爵的移营和追击命令；新墟突围时，向荣、乌兰泰等部都因雨或道路受阻而停止两三天追击，官村岭战败后，向荣竟顿兵平南、藤县达一个月之久，以致被咸丰帝撤职；太平军进军永安时，清军仅乌兰泰部追击，其他各部皆消极迁延；永安突围后，清军在大峒惨败，各部胆寒，都不敢追击太平军。

太平军确定转移路线的依据，主要是清军追击和防堵的兵力部署，采取避实就虚、多行间道、不在途中作战耽搁以期迅速转移的战术原则。突围后，太平军总是在当地起义者或群众向导下，沿途避开清军集结的城镇、要塞和交通线，绕道曲折前进，开辟一条相对安全的进军路线。如果原定转移方向上发现较多清军，立即改变方向、路线。张德坚写道：“（太平军）侦探最确，他如官军少处，则贼众飘忽而至；守备严处，则每绕越不入其境。”[131]由于洪秀全等没有明确、固定的战略方向，将迅速摆脱敌人、转移至新的补给基地作为优先考量，而新基地的地理位置并不固定，必须根据清军部署进行调整和变动，这样，转移中就可以随时视情改变进军方向，故而太平军初期运动战的特点是运动而避战。如新墟突围后，太平军原想在花洲屯驻取得补给，后被清军逐出。官村岭战役获胜后，欲进平南，为向荣所阻，清军各部环屯思旺，太平军遂转向东北进至大旺圩，兵分两路：一克大黎里，适有天地会向导攻取永安；一沿大同江入濛江，水陆南下，抵太平圩，后有清军主力追击，前有团练堵截，即弃南就北，亦入永安。所行皆避开清军主力，多行间道，攻敌不备，永安之取实非原来战略意图。永安突围，大峒大捷后，太平军原拟进军昭平、平乐，适清军集结二城，乃幡然改图，由清军未设防的山间曲径奔袭桂林。这种避实就虚的进军原则虽然不能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但却多次使太平军在危难之中找到出路，出其不意地挺进清军内线和后方，达到了保存自己、摆脱危机的军事目的，同时，还能获得某种战略发展的机会。

2.运动战的兵力配置

突围运动的战役指挥能力主要体现在如何正确配置和使用兵力上。太平军家属随军行动，更加严格要求洪秀全等有效和合理地配置兵力，才能达到“个个保齐”、安全转移的目的。

太平军突围时，全军一般分前卫、中路和后卫三个集团。主力突围前，常由熟悉地形、道路、勇敢善战的将士组成精悍的先锋军，提前行动，任务是侦察和打通突围交通线，肃清主力将要驻屯地区内的清军，准备、修整和维护突围转移路线的道路、桥梁及渡具，安排和解决主力部队的给养和宿营地。罗大纲在新墟突围后，由大旺率先锋军入大黎，后又先行进抵永安城下，萧朝贵率陆师主力继之。永安突围时，罗部又为先锋军，提前行动，打通东路交通线，洪秀全即诏令全军突围；罗部又迅速肃清大峒清军、团练，供主力转移驻屯。进军桂林时，先锋军一路开辟交通线，直至桂林城郊六塘桥等候萧朝贵之前卫军。据丁守存记载，该先锋军农历二月二十四日即达六塘，比前卫军提前3天。[132]

前卫军是先锋军的后盾和依托，先锋军受前卫军节制和指挥，若遇到困难、障碍或其他意外情况，均应报告和请示前卫军统帅，得到指令、接应和支援。先锋军一般由高级将领率领，前卫军则由诸王统帅。这样，精悍的先锋军有了强大的预备队，可以勇敢灵活地活跃在敌人内线，它人数少，目标小，机动性强，不易为清军所侦察和发现，而且具有后援，安全可得保障。前卫军负责巩固和维护转移交通线的安全，确保后续部队及家属顺利行军驻屯。重返新墟时，韦昌辉率前卫军；新墟突围时则为萧朝贵、石达开；永安突围，又是韦昌辉统率。

中路军一般是洪、杨等总部警卫部队，继前卫军之后。家属、老弱妇孺、辎重后勤也由中路军管辖，采用营、馆等军事编制，在总部后面，有序行军。另拨部队保护安全，解决困难。这是全军的薄弱和困难的环节，也是关键部位，但它却受到强大前、后卫军的保护与接应，有相对的安全保障。中路军是全军枢机，处于中间，可以随时了解和掌握前、后路军的动态，迅速发出命令，指挥驾驭及时方便。

后卫军的强大直接关系到突围的成败和全军的安危。清军主力往往集中追击，忽视堵截，太平军后卫部队必须强悍善战，经常处于防御、警戒与战斗之中，掩护全军的转移行军，甚至展开游击、伏击和会战，以挫败清军追击，解除后顾之忧。

洪秀全在茶地突围诏中，兵力配置是：萧、石为前卫，“开通前路”；杨统中军，与洪在总部指挥；冯、韦为后卫“押后”。要求“每行营匝营，各军各营宜间匀连络，首尾相应，努力护持老幼男女病伤。总要个个保齐，同见小天堂威风”。[133]据《洪大全供》，永安突围时，城内太平军“是三起走的：头起……韦正带二千多人先行；二起……杨秀清、冯云山等共约五六千人，拥护洪秀全共他的妇人三十多人……第三起是我同萧朝贵带有一千多人”。此外，罗大纲先锋军提前出发，水窦秦日纲部2 000余精锐，当与萧朝贵部合为后卫军。

张德坚声称：“（太平军）军行则以新虏之人列诸前行，强贼断后，中拥妇孺及各伪王。”[134]所说不尽属实。“以新虏之人列诸前行”实为谎言。周天爵亲临戎阵，多次强调说：“凡贼窜走，前锐后殿必皆劲锐，其辎重妇女必在中间。”[135]他拆穿了张德坚的谎言。至于诸王多不在中间，而是各有所任，统率前、后卫军，唯洪、杨居中指挥。

具体行军队列为纵队，“各军各营宜间匀连络，首尾相应”。张德坚称之为“牵线阵”，要求“一军尽一军即续，宽路则分双行，狭路则单行……鱼贯以进，斩然不紊……但有官兵迎剿追击，首尾蟠曲钩连，顷刻坌集，可以相救”。[136]太平军多走山间小径，“牵线阵”比较适应。因此，行军队列长，所费时日多。一般说来，先锋军与前卫军行动迅速，清军猝不及防，中路军则缓慢得多。

江河行军，“凡无官军之处，皆水陆三路并进，行则同行，住则同住，必夹江为营”。[137]但三路都分前卫、中路、后卫三个集团，前方仍派先锋军。这样，陆师控制江河两岸的渡口、险要，水军控制水面交通线，总部、辎重、家属等乘舟而行，陆师轻装夹江进军，速度加快，运动自如，自益阳之后，太平军水陆直下，连克岳州、武昌，后又沿江东下，克九江、安庆、芜湖、南京，向荣一路追击，多次向咸丰帝叫苦哀叹：“兵勇既无饷银，又乏食米，前阻大江，一片茫茫，无舟可渡，种种掣肘，殊费周章。”[138]

杨秀清下令编纂的《行军总要》较好地总结了太平军转移行军的战术经验，指出：“从来行军之善无他，亦曰好整以暇而已矣。是非纪律严明，何以能整？非练习娴熟，何以能暇？”为了约束、教育和训练将士，该书对陆路、水路行军的侦察、兵力配置、宿营、作战、号令等战术环节都作了严格具体的规定，它对研究太平军运动战术非常重要，体现了这支农民军队高度的军事智慧和创造力。

3.运动中歼灭敌军

太平军初期实施运动的目的在于寻找新的补给基地，求得喘息或生存；后来则是为了攻占某一大城市，寻求立业基地。它们都不是为了通过运动各个歼灭清军。主观上，太平军在运动中总是尽量避免与清军纠缠和冲突，更不想发动和展开会战，也没有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军事计划。因此，在这一时期的运动战中，太平军很少主动计划和实施会战，相反，因清军追击和堵截，迫使太平军接受和实施了若干较具规模的会战。

一般说来，太平军先锋军与前卫军总是避实就虚，遭遇的敌人不是清军主力，多是地方守军和壮勇、团练，它们不是逃窜，便是不堪一击。只有萧朝贵部奔袭长沙时，在城南石马铺一举歼灭陕西来援之清军2 000余人的战果较大。但是，蓑衣渡会战，江忠源准备周密，截断江面，致使太平军被迫改变进军长沙的战略计划，弃水就陆，折向湘南。

由于清军紧逼追击，迫使太平军后卫军及总部接受会战，双方出动主力，战斗比较激烈。其中官村岭和大峒两役，太平军伏击并围歼清军部分主力，战果显著。成功的经验在于，强大的后卫军必须利用有利地形，构筑阵地，取得中路军的支援和接应，合理配置兵力、火力，充分作好伏击战的准备，利用敌军匆忙追击、骄狂疲惫的弱点，诱使他们进入伏击圈，立即发动会战，歼灭追军主力。这种伏击战效果极佳，常使太平军在转移中转危为安，获取运动的主动权，从而改变被敌军前堵后追的不利军事态势。相反，撤退匆忙，会战准备不足，制高点及有利地形的控制和防御疏忽，则可能为追军所乘，导致严重失败，龙寮岭会战太平军的惨重牺牲就是明证。

为了掩护主力部队抓紧时机突围，后卫军通常派出精干的分遣队，活跃在崇山峻岭之间，他们破坏道路、设置障碍、恃险抵抗、游击骚扰，甚至展开小规模的伏击，使追击的清军困难增加、速度迟滞乃致迁延不前，太平军即乘此完成转移计划。如新墟突围后，乌兰泰军追至平山，即遭到太平军分遣队的游击，处处挨打、道路阻塞，一天寸步未追，在黄茅岭宿营。张敬修同日在新罗村亦遭骚扰，坠马伤足。第二天，乌兰泰还在平山兜圈子，毫无进展，太平军已经攻克思旺，布置好伏击阵地。第三天大雨，清军滞留，第四天才拔营追击，有些进展，但向荣部则在官村岭遭到伏击，乌兰泰部被隔在山中无法接应。

（三）攻坚战

永安突围后，太平军结束了在山间村圩负隅防御的战争历程，先后把桂林、长沙、武昌和南京等省城作为自己近期的战略目标，通往这些省城的交通线上若干中、小城市即成为运动战的中途战术目标。于是，除了运动战之外，攻坚战亦成为太平军的另一个基本战争形式。太平军尽管不愿在运动中向清军发动会战、歼灭敌军，却主动对运动途中的各城市实施攻坚战，尤其对上述战略目标，更是不惜集中全军，旷日持久地围攻，耗费了大量时间、人力和物力。据统计，太平军从永安突围至攻克南京，历时320天，其中围攻桂林等城市共107天（如包括萧朝贵部围长沙，则为122天），就是说几乎1/3的时间投入攻坚战。攻克永安，使洪秀全等对实施城市攻坚战的畏怯心理多有消解，及时总结了战术经验；围攻桂林一个月，虽然未拿下省城，但对攻坚战术的积累、发展和提高，具有重大影响，洪秀全等逐渐创造和掌握了一套围城拒援的优秀的综合攻坚战术，穴地攻城等战术措施都应运而生，对太平军综合战斗力的增强颇有意义。

就清军方面来说，广西军队除参与围剿太平军外，都集中在梧州、陆川、南太三个点上，镇压天地会军，外省调入的数万大军则配置在第一线对付太平军。其他如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原来兵力只能分散各地，防御小股起事，现在因各省抽调部分兵力入桂，本省更形空虚。一般县城防兵仅100—200名，府城不到200人，省城不足2 000人，防御十分单薄，而且军队腐败、炮械不修、城垣颓塌，更增加防御困难。太平军只要突破敌人前线精锐兵力之封锁，一旦挺进敌人内线，这支精悍骁勇、力量集中、武器精良和具有较好战术经验的军队，足以使各城清军震慑，导致太平军连克城池，所向披靡。正如翰林集体上疏揭露：

（各城清军）初则守而不剿，继则弃而不守；初则仅失州县，继则连陷府城；初则一城或守七、八、十日，或守二、三十日，继则贼至即陷，继则贼未至而城先空；初则守令弃城逃去，借口退保，犹节次渐退，继则一退千余里之遥；初则欲退犹明请旨，继则不奉旨而先逃……以致贼势之猖獗日炽一日，地方之失陷亦日速一日。[139]

太平军永安突围之后，围攻或占领大小城市30余座，转战两湖、三江，迭克武昌、安庆、南京诸名城，声势震惊中外。通过运动和攻坚，太平军获得了大量人力物力补给，全军人数由2—3万猛增到约数十万，将士由万余发展至近10万，由单一的步兵发展成为拥有步兵、水军、工兵、炮兵、骑兵等多兵种的强大兵团，给养充裕，战斗力量空前增强，使推翻清朝、创建新朝的政治目标获得了可能实现的军事力量。清廷和官僚地主惊恐畏惧，他们不能再依恃坚城保障自身安全和阻挠太平军的胜利进军了。优越的攻坚战术对太平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应该认真加以考察。

1.偏师奔袭

清军内线防御空虚，戒备不足，其主力尚在尾追太平军，一时无法掌握太平军的进军方向和意图，往往多处设防，但防不胜防。太平军必须对其中空虚薄弱的城市快速进军，出敌不意地兵临城下，并迅疾发动凌厉攻势，乘其不备而一鼓袭取，这样耗费代价甚小，成功把握较大。反之，如果行动迟钝，清军觉察而有所准备，或及时派兵驰援，攻坚即会大费周折。而且，太平军家属随军，若全军出动，行动必然缓慢，风声极易走漏，不可能收到迅速突然、攻势凌厉的攻坚效果。如果将总部主力、家属留在基地，分遣精锐迅速运动，奔袭城市，既可将清军主力牵制在基地周围，阻止它去增援被奔袭的城市，又可收到突然奔袭的战术效果。因此，太平军根据大旺圩分兵南北、北路胜利袭取永安的战术经验，多次采取以前卫军或另行组织偏师的奔袭攻坚战术，对没有重兵驻守的中、小城市往往奏效。

太平军前卫军曾乔装向荣援军，欲图诈取桂林城门；在道州曾分兵攻取江华、永明；在郴州，洪、杨等总部牵制清军主力，萧朝贵率数千精锐奔袭长沙，沿途连克州县，湖南全省震动，清军将帅束手无措；从岳州至武昌，途中诸城皆为前卫军攻克，汉阳、汉口、黄州则为偏师袭取。从武昌至南京，沿江两岸诸城皆为水陆先锋军或前卫军所袭破，扬州、镇江又为偏师所占领。一般说来，城池坚固，防守严密，或大批援军入城助守，或援军在城外接应，奔袭不易奏效，往往转变为持久的攻防战局。如桂林、长沙等城。

这一战术的主要特点是：（1）部队精干，不携家属、辎重，但需带大炮、炸药，尽可能轻装简从。（2）侦察、向导工作细密，熟悉和掌握道路、地形及城防情况。（3）选择间道捷径，进军神速，不在途中耽搁，严密封锁进军消息。（4）尽量施展计谋，力求乘虚乘乱智取。（2）迅速抢占和控制城外制高点和战略要地，肃清城外之敌，构筑攻城工事，设置炮兵阵地。（6）不搞四面围困，探明城防薄弱环节，重点实施攻坚。（7）抓紧战机，力求在敌人援军赶到之前破城。永安的成功和桂林的失败就是极好的正反战例。

2.围城防御圈

在一些城市，太平军前卫军或偏师袭城未遂，形成了持久的攻防战局，如桂林、长沙、武昌，太平军一方面实施攻坚，与城内清军鏖战；另一方面，清军主力迅速驰援，除入城助守外，还在城外对攻城之太平军实施反包围，太平军必须分兵防御敌援军的进攻，形成攻城拒援的战局。于是，他们腹背受敌，陷入两面作战的军事态势，单一的攻坚战局转变为攻坚、防御两种作战形式交错的攻防战局。但这些省城皆是太平军亟欲攻取的战略目标，他们宁可冒两面作战的风险，也要坚持夺取城市。太平军认为，只要攻下省城，给养、兵力的损失立即可以得到补给，军心能因此振奋，又可凭恃优秀的防御战术，分兵拒援，确保攻坚成功。基于这种战略考虑，太平军多次分兵开辟拒援战场，构筑起弧形的围城防御圈，抵御敌援军的围攻，掩护攻坚战的继续实施。

洪秀全等抽调部分主力，在攻坚部队后方构筑防线，切断敌城外部交通线，并占领和控制防线内的制高点、隘口、渡口和村镇，在敌援军进攻方向修筑炮台、堡垒、阵地，再用围墙和壕沟将它们联结起来，纵深配置一定数量的兵力，形成一道弧形的围城防御体系，抵御敌援军进犯，并切断他们与城内清军的联系，使攻坚部队不受外部干扰和威胁。防御圈内，拒援部队和攻坚部队各有职责，但又互相支援，联成一体，使攻坚战与防御战相互结合，以实现攻坚战略目标，这确实是太平军的重大战术创造。在桂林城下，乌兰泰等部清军驰援桂林，太平军于城南构筑了围城防御圈，乌率骑兵突击太平军防线，在将军桥被击伤，至阳朔毙命。此后清援军大举集结，但都被太平军阻隔在防御圈外，多次发动进攻和会战，皆为太平军所击退。攻坚部队则继续攻城，但未能成功，终因力量对比悬殊，撤围而走。围长沙时，防御圈较长，延及湘江西岸，防御战十分激烈，太平军在湘江建浮桥将攻坚部队与拒援部队联成一体，曾痛歼向荣军于水陆洲，掩护了攻坚部队三次爆破长沙城，攻坚几乎得手。太平军刚抵武昌城外，清军丢弃了城外制高点、炮台和营垒，退入城内负隅防守，太平军立即将其全部占据，在向荣援军到来之前，迅速构筑了围城防御圈，将武昌城四面合围，并成功地切断了向荣援军与武昌守军的联系，并多次与向荣援军在城外洪山一线会战，互有胜负，但向荣始终未能突破和摧毁防御圈。太平军攻坚部队安全地在文昌门穴地攻城，终于攻克武昌，夺取了第一座省城。

3.计谋和穴地攻城

在攻坚战中，太平军除了一般地使用云梯、吕公梯、土袋及攀援登城，正面强攻外，还经常制造假象，施展计谋，消耗清军火力、弹药，转移其注意力，引起恐慌和紧张情绪，以掩护重点攻坚和穴地攻城，或者智取城池。

攻永安时，太平军将鞭炮堆积城外西南角，乘风燃放，轰鸣不绝，浓烟蔽天，城头守军头晕眼迷，一片惊慌，攻坚部队乘势克城。

攻城时，以数十人头顶浸湿大棉花包，抛掷城下，积垒成梯，突击队由此攀登，顷刻可上。

夜间用牛多只，以灯笼火炬系于牛角上，烧其尾，牛即狂奔城下；或空舟置灯数盏，往来江面游弋。城上清军疑惧，彻夜枪炮轰击，徒耗弹药，虚疲人力。

用庙中土木偶像，以船装载，诱敌发炮，待守军枪炮发热弹稀，太平军即实施攻坚。

组织敢死队，携火种、火毯，潜伏城外，另派部队以鼓角策应，转移清军注意力，对敌城实施夜袭火攻。

太平军创造的最使敌人恐惧的攻坚战术是穴地攻城的爆破战术。从永安至南京，凡是经过艰苦攻坚的城市，如全州、武昌、南京，都是采用穴地攻城战术破城的。桂林由于石灰岩地形，该战术无法实施；长沙虽炸倒城垣，但未能攻进城内。

穴地攻城战术由土营实施。太平军中有贵县龙山矿工，道州、郴州、桂阳等处煤矿工人，共数千人“另立土营，初仅指挥一人，将军分一二正副四人，后又封指挥至三十余人……凡土营之众，贼中呼为‘开垄兄弟’，贼目优视之，专充穴地之役，鲜使打仗”。[140]这是专门穴地攻城的兵种，对太平军攻坚贡献极大，屡建殊勋，受到全军优待和尊重。

其战术是采煤的坑道掘进作业的演变，用于爆破城垣。“……于（城垣）数里外开一巨洞，以大木上钉横板，旋进旋以木承之……既达城足，堆满火药，或以匣盛之，而藏引线竹筒，预其时为引线之长短，随迟随疾皆可预定。位置既毕，乃静俟轰烈，乘势攻入。”[141]

太平军围攻坚城时，在城外若干处同时开掘地道，接近城垣后，即四面发动攻势，使守城清军注重防御扑城，而疏于穴地。嗣后太平军选择一处最适当者，将突击队布署城郊，其他城门也配置攻坚部队。一旦爆破成功，城垣倒坍，浓烟滚滚，守城清军惊惶失措，突击队乘此由缺口登陴，突入城内，歼灭该城门之敌，大部队接踵拥入，终于克城；或者，当“地道轰缺城垣，城上兵勇皆赴缺口堵御，贼见无人之处，遂乘间攀登，破城之处并未进城，未破之处贼已鱼贯猱升而上矣”。[142]全州、武昌，太平军皆由缺口攻入克城，南京城仪凤门被爆破，太平军突击队冲进城内，杀死总督陆建瀛，但缺口被清军堵上。其他诸城门守军逃窜，太平军相继登城拥进城内，终于克城。清军将帅官吏对这一战术深感恐惧，很多记载都肯定这是太平军迭克名城的关键攻坚战术，并想出多种方法预防抗御，甚至向太平军学会了这一战术，后来湘军陷九江、安庆、南京即是运用这一战术。

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深受压迫剥削的下层民众，为了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自己的人间天国，坚定地举起反清革命的太平军旗，在浴血奋战中，创造和积累了克敌制胜的卓越战术，集中体现了可贵的英雄主义和高度的智慧与创造力。上述精湛的战术造诣是太平天国运动留下的一份珍贵历史遗产，它为以后的反侵略反封建武装斗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四、结语

太平天国运动的根本政治任务是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起新兴的太平天国王朝。战争是实现这一政治目标的基本斗争形式。反清革命的前途和命运，太平天国的兴亡，归根结底，要由敌对双方在战场上的胜负决定。太平天国运动历史表明，军事上的胜利推动着反清事业迅速发展，反之，反清斗争就遭到挫折。因此，探讨和研究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不能不首先考察和分析太平军在战争进程中的得失利弊，既要弄清太平军各个发展时期的具体战争进程，又要通过比较、鉴别、归纳，总结其战略战术的特点、规律及演变进程，从而使人们对整个战史有一个从现象到本质、从感性到理性的深刻认识。

从金田起义到攻克南京，是太平军战略战术产生和形成的重要阶段。根据战争实际进程，它又可以划分为前后衔接的两个不同时期。

从金田起义到永安突围，太平军在广西中部山区迂回辗转，历经五个战场，转战一年半。除了一个月的突围转移，太平军都处在清军的战略包围之中。由于洪秀全等把求生图存作为战争的重要目的，因此，采取了单纯防御战略，放弃了许多有利的战略发展机会，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方向。这种战略导致了五个战场周期性地出现典型的防御战局，防御战成了太平军的主要作战形式。在长期战争实践中，太平军创造了优秀的积极防御战术，多次会战，克敌制胜，粉碎了清军围剿太平军的罪恶计划，保存了这支勇敢善战的反清力量。可是，战略指挥的根本错误和没有明确的战略方向，排斥了战略运动和发展的可能性，堵塞了太平军发展壮大的道路，反清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和多次挫折。

这一时期，太平军多次在给养奇缺、后备耗尽的威胁下，实施突围转移，其方向和路线的选择带有较多的偶然性，与所谓进军南京的方向毫无关系，而总是对清军的防线作避实就虚的运动，以图摆脱困境，一旦获得补给，又重启新的防御战局，直到下一个循环出现。不过，这使太平军积累了一定的运动战术经验，为以后的大规模运动战奠定了战术基础。

永安突围之后，太平军实施积极运动战略，确立了若干大城市为近期战略方向，运动战和攻坚战成了主要的作战形式，与此适应，太平军创造了独特的运动和攻坚战术。这种战略战术使清军的军事围剿战略彻底破产，太平军由此进入战略大发展的新时期，反清革命也迅速推向高潮。但是，积极运动战略还存在贪攻大城市的冒险性和较多的流寇主义倾向。

上述分析表明，洪秀全们初期战略指挥的最大缺陷，是忽视了最基本的战略原则：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因此，他们不可能采取正确的积极防御战略，把歼灭清军主力和开辟、扩大基地有机结合起来。只有各个歼灭清军，才能改变前线力量对比；只有开辟、扩大基地，才能在敌占区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以逐步改变战略力量对比，直到夺取反清战争的最后胜利。比起刘邦、朱元璋，洪秀全等的战略指挥确实稍逊一筹。

（南京大学硕士论文，1980年）

【注释】

[1]太平天国历史博馆：《天条书》，《太平天国印书》（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1页。

[2]《陆川县志》（民国十三年）卷21。

[3]李星沅：《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卷11，清同治四年刻本。

[4]《李自成自述》，南京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史教学参考资料》（上），第111页。

[5]《向荣奏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33页。

[6]吴容宽：《贬妖穴为罪隶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284页。

[7]《洪仁玕自述》，南京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史教学参考资料》（上），第94页。

[8]笔者同意茅家琦同志关于金田起义日期的说法，参见茅家琦等：《太平天国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2—40页。

[9]《郑祖琛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474—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0]《劳崇光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474—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1]《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卷9。

[12]《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卷9。

[13]《与杨中贶廉访》，《李文恭公文集》卷9。

[14]《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卷9；《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印书》（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20页。

[15]《与杨中贶廉访》，《李文恭公文集》卷9。

[16]《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卷11。

[17]《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卷12。

[18]《李星沅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22—6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9]《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印书》（下），第220页。

[20]《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卷12。

[21]周天爵：《致周二南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六），中华书局，1963年，第4页。

[22]《与周敬修中丞》，《李文恭公文集》卷13。

[23]《周天爵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4。

[24]《周天爵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4。

[25]《周天爵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4。

[26]《赛尚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39—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7]《赛尚阿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2。

[28]《赛尚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32—1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9]《赛尚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34—11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0]《赛尚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34—11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1]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香港猛进书屋，1962年，第292页。

[32]《赛尚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34—11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3]《浔州府志》卷26，广西油印本。

[34]《赛尚阿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7。

[35]《赛尚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43—1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6]《赛尚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43—4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7]姚莹：《据荔浦县报言事状》，《中复堂遗稿续编》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38]《赛尚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43—18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9]《赛尚阿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7。

[40]《赛尚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43—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1]《李秀成自述》，《中国近代史教学参考资料》（上），第114页。

[42]《姚莹至乌兰泰函牍·十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702页。

[43]罗部冲破王梦麟营盘系根据“军机处录副奏折”、《从军日记》、《江南大营军事记略》确定为4月1日，而不是突围之日——4月2日，《李秀成自述》称安徽寿春兵及4月2日破营系误。

[44]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672页。

[45]洪秀全：《钦定前遗诏圣书批解》，《太平天国史料》，中华书局，1929年，第77页。

[46]洪大全：《洪大全自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777页。

[47]黄际世：《建天京于金陵论》，《太平天国印书》（下），第426页。

[48]刘盛培：《建天京于金陵论》，《太平天国印书》（下），第426页。

[49]邓辅廷：《建天京于金陵论》，《太平天国印书》（下），第422页。

[50]宋溶生：《建天京于金陵论》，《太平天国印书》（下），第420页。

[51]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702—706页。

[52]《赛尚阿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1。

[53]《李秀成自述》，《中国近代史教学参考资料》（上），第114页。

[54]《赛尚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20—2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5]《逆犯洪大全呈递表文》，《太平天国资料特辑》（二），南京大学历史系抄本。

[56]《赛尚阿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2。

[57]《赛尚阿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2。

[58]《清文宗实录》卷29。

[59]《清文宗实录》卷61。

[60]《骆秉章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39—4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61]《清文宗实录》卷61。

[62]《赛尚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20—2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63]《上谕赛尚阿、程矞采》，《宫中剿捕档·咸丰二年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64]《李自成自述》，《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上），第114页。

[65]《叶名琛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6。

[66]《常大淳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2。

[67]《罗绕典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6。

[68]《李秀成自述》，《中国近代史教学参考资料》（上），第114页。

[69]《徐广缙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9。

[70]张曜孙：《楚寇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第72页。

[71]《常大淳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20。

[72]《常大淳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6。

[73]《咸丰上谕》，《军机处剿捕档·咸丰二年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74]《祥厚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88—6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75]《台涌、官文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22。

[76]《徐广缙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21。

[77]《向荣奏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七），第29页。

[78]夏燮：《粤氛纪事》卷3，中华书局，2008年。

[79]《黄彭年奏》，宫中朱批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190—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80]龙启瑞：《粤西团练辑略序》，《经德堂文集》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81]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皇朝经世文续编》卷94。

[82]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皇朝经世文续编》卷94。

[83]龙启瑞：《粤西团练辑略序》，《经德堂文集》卷2。

[84]《罗惇衍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

[85]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皇朝经世文续编》卷94。

[86]《清文宗实录》卷18。

[87]洪仁玕年述第，韩山文页记：《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910。

[88]《姚莹致乌兰泰函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720页。

[89]姚莹：《贼营当以次攻破状》，《中复堂遗稿续编》卷1。

[90]《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482页。

[91]《程矞采片》，《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3。

[92]《清文宗实录》卷61。

[93]《周天爵致蒋文庆函》，原件藏太平天国博物馆。

[94]《赛尚阿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1。

[95]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290—291页。

[96]汪堃：《盾鼻随闻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362页。

[97]参见《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将“湖南”改为“河南”，不确。此据南京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史教学参考资料》改正。

[98]《常大淳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20，《祥厚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88—6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99]《上谕徐广缙》，《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9。

[100]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227页。

[101]《李开芳补充供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巡防处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02]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132页。

[103]《李星沅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20—1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04]《李星沅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22—9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05]《周天爵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31—9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06]《赛尚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32—1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07]《赛尚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43—17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08]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133页。

[109]汪堃：《盾鼻随闻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327页。

[110]《赛尚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44—6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11]乌兰泰：《致揆帅禀》，《中复堂遗稿》卷2。

[112]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137页。

[113]《赛尚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40—6、239—6、239—8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14]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137页。

[115]《李星沅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21—3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16]《周天爵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21—4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17]《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卷12。

[118]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130页。

[119]《乌兰泰奏》，宫中朱批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73—6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20]《李开芳补充供词》，《巡防处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21]《周天爵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20—8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22]《周天爵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21—4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23]姚莹：《平贼事宜状》，《中复堂遗稿》卷2。

[124]姚莹：《平贼事宜状》，《中复堂遗稿》卷2。

[125]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130页。

[126]覃元苏：《象州乱略记》，《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中华书局，1978年，第170页。

[127]《乌兰泰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2。

[128]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160页。

[129]《吴焯奏》，宫中朱批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190—6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30]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27页

[131]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160页。

[132]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第314页。

[133]《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印书》（上），第120页。

[134]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290页。

[135]《周天爵致赛尚阿函》，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38—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36]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128页。

[137]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132页。

[138]《向荣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72—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39]《翰林通班奏稿》，《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五），中华书局，1962年，第19页。

[140]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138页。

[141]陈徽言：《武昌纪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602页。

[142]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