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天京事变与上游战局的演变

试论天京事变与上游战局的演变

在太平天国军事史上，天京上游是十分重要的战略基地。湘军组建后，一直与太平军力争上游。1861年，安庆失守，上游尽失，湘军围攻天京，太平天国军民展开最后的搏战，终于粮尽援绝，首都失陷，太平天国覆亡。而在之前，清江南大营两次包围天京，却被上游太平军所击溃。可见，上游得失对太平天国战略全局成败关系甚大。对此，史学界有所论述。但是，天京事变（包括石达开出走）究竟对上游战局逆转产生何种具体影响，迄无专文阐明。笔者不揣浅陋，拟对天京事变期间上游各战场战局展开动态考察，再作若干横向比较，试图探究敌对双方军事活动规律和特点，以促进太平天国战争史的深入研讨。

一、上游战局的回顾

太平天国与清廷对上游的战略地位的认识各有差异，都经历着一个曲折反复的认识过程。双方在战争各阶段的战略认识差异必然影响与规定了各自的军事决策，从而在战局动态发展的过程中留下了双方在战略指挥层面所体现的主观能动性的轨迹。

1823年春，太平军万舟竞发、水陆并进，从武昌直取金陵。洪秀全、杨秀清采取流动作战方式，放弃了1 800里江防中的许多重镇，大军集结于宁镇扬三城及江面。显然，他们对上游的战略地位缺乏认真分析，还没有形成正确的战略认识，故而把沿江腹地及长江水面委弃于敌，使天京战区缺少幅员广阔的战略后方。相反，清军迅速重新控制了上游各省，并组建了江南、江北两大营，对宁镇扬三城实施战略围困。其中，江南大营的饷需由江西调拔接济，总粮台设在皖南太平，把上游视为自己战略后方。是时，清廷兵饷两穷，重兵集结围攻三城，第二线兵力配置于黄河河防，也没有力量顾及天京上游。安徽新任巡抚李嘉端缺少兵勇，枯坐衙斋，对江防束手无策。江西巡抚张芾承担供应江南大营粮饷的重任，难以筹划本省防务，但比安徽防务略胜一筹。湖北由湖广总督张亮基收拾残局，财源拮据，无力筹防。这种空虚疏防的态势为太平天国西征提供了胜利的条件。(www.guayunfan.com)1823年2月，杨秀清同时分兵北伐和西征。胡以晃、赖汉英率师船沿江而上，重新开辟上游战场。对北伐、西征的战略目的，史学界传统的看法是：直捣北京和开拓上游基地。可是，史实表明，在北伐与西征之始，杨秀清还没有确立上述目标。向荣、琦善、周天爵等都认为这是一次战术性的机动。向荣认为：

惟元恶大憝盘踞金陵，该逆旁窜分我兵之力，以负固老我之师，以久踞糜我之饷。恐大兵稍一挪移，则东南半壁，更难支持。[1]

英国领事密迪乐也持类似看法，认为这都是“牵制之师”。[2]就西征看，开始时兵力很少，只有数千人，“徒以船多张大声势”。[3]西征军经和州、芜湖，直下安庆，如入无人之境，“意在直扑南昌，牵制江南大军”。[4]可见，杨秀清此时并无建立上游基地的构想，西征是为保卫天京的总体目标而实施的一次战术机动，上游战场的地位甚至不如北伐战场。

不久，情况有了变化。江南大营无力迅速夺取天京，转而封锁城外交通线。1823年夏，天京城内出现第一次粮食危机，“除粤贼外，每日仅给二三合米”。[5]扬州粮食也渐趋紧张。杨秀清为了从粮荒中寻找出路，遂令上游将士征集沿江粮秣军资，由水路源源不断接济天京、扬州。于是，他对上游的战略认识产生了一次飞跃。胡以晃、赖汉英久攻南昌不下，石达开奉命于1823年9月主持西征军务。翼王改变进攻方向，调集重兵经略皖北与湖北，西征遂由牵制性的战术机动进入开拓基地、设官据守的新阶段。石达开在上游建立乡官，实施“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开辟财粮来源，努力扩充兵力。1823年冬，北伐势渐衰微，西征正方兴未艾，上游遂成了关键战场，也是天京、镇江必须依恃的战略后方。此时，长江航道为太平军水师所控制。江北大营缺乏水师，江南大营水师驻泊镇江，不敢驶往上游。两大营只能在陆路封锁，却无法堵截上游太平军水上接济宁、镇。因此，天京固若金汤，向荣望江兴叹。而且，西征军在上游腹地猛烈发展，迫使江南大营粮台迁往苏南，饷需转由江浙、上海补给。同时，向荣被迫抽调兵力保护大营后方，溧水、高淳、东坝乃至皖南芜湖、宁国都必须设兵守御。就江北大营而言，皖北成为太平天国领土，太平军经由皖东和州、滁州威胁大营后路，迫使琦善作新的兵力调整。可见，天京上游基地的开辟与建设有力支持了天京军民保卫首都的军事斗争。

太平军在上游迅猛进军，使清廷手忙脚乱。当时，咸丰帝正在全力对付逼近京师的北伐军，根本抽不出兵力顾及上游。向荣、琦善也不愿分兵增援。清廷只得动员汉族官僚、绅士，组建团练，捍卫沿江各省封建统治。正是基于这种严峻的形势，曾国藩组建了湘军。1824年夏秋，湘军几经血战，把太平军逐出湖南。之后，乘胜攻陷武汉，分三路沿江东进。年底，湘军进抵九江、湖口一线，声势咄咄逼人。太平天国丧失了两湖疆土，水师也遭到惨重损失，上游基地只剩下皖北及沿江据点，形势日趋严重。杨秀清果断决策，令石达开、罗大纲驰援九江。在湖口会战中，太平军痛歼湘军水师，扭转了战局，石达开挥师全面反攻，1822年4月3日，三克武昌。同时，围曾国藩于南昌，乘势开辟了江西腹地的广大疆土。上游战局空前好转。

1826年2月，杨秀清把战略重点转向天京，发动了破围战役。秦日纲率上游湖北、皖北主力驰援镇江，之后，渡江击溃江北大营。接着，杨秀清又从江西调回石达开部主力，与秦日纲及天京守军分进合击，于6月20日攻破江南大营，彻底解除了历时三年之久的天京之围。

显然，杨秀清调集了上游的兵力物力，构成了力量对比上的压倒性优势，成为击溃两大营清军的物质前提。这一战略模式对以后太平天国的战略指挥发生深刻影响，被陈玉成、李秀成多次运用，收到颇多军事效益。

虽然清廷仍然把战略重点放在恢复两个大营上，但是，湘军乘上游太平军主力东援天京而摆脱困境，转入局部反攻。曾国藩募集新军援赣，竭力改变江西力量对比态势；胡林翼进犯武昌，其势汹汹。他们都认为，上游是战略重点。由骆秉章等掌控的湖南成了湘军战略基地，曾、胡分头援赣攻鄂，野心勃勃，力图把湘军势力推向上游诸省，借此加强湘军的实力地位。这引起了咸丰帝的警觉，诏命满洲权贵官文为湖广总督，以驾驭胡林翼，又支持赣抚文俊监视曾军，致使湘军在江西处境艰难，缺乏接济，仰赖湘鄂供应。无形的牵制与打压影响了湘军将帅的军事进取心，给未来战局发展投下阴影。

由于湘军围攻武汉，守将韦志俊告急。曾国藩在江西乘虚反攻赣西，守将黄玉昆请求增援。杨秀清令韦昌辉赴江西督战，石达开驰援武汉。韦昌辉与湘军激战于瑞州，遏制了攻势；石达开在武昌东郊洪山、鲁家巷一线与湘军相持，未能突破敌军围城防御圈。可见，天京事变之前，太平军与湘军在上游武装对峙，基本处于均势和战略相持状态，一时难以改变。不过，皖北情况与赣、鄂不同，它不属于湘军集团控制。安徽巡抚福济与江南提督和春乘皖北太平军主力东调天京破围，指挥清军转守为攻，主攻方向是巢湖地区，兵锋直指皖北粮道枢纽三河镇，遭到守将蓝成春的坚决抵抗，清军攻势阻滞。[6]由于秦日纲正在丹阳、金坛与张国梁对垒，皖北将士一时难以回防，使它成为上游的薄弱战区。

二、上游太平军第一次战略退却

天京事变改变了战争的发展进程。数以万计忠勇的太平军将士被戮，前期统帅杨秀清及许多高、中级将领死难，致使战略指挥中枢遭到严重削弱。1826年9—10月，韦昌辉执政，血腥屠杀将士，连镇守在外的某些将领也蒙受株连。[7]9月26日，石达开赴京，规劝止杀，[8]反遭韦昌辉报复，祸及全家。翼王逃至安庆，撤走武昌城外援军，放弃湖北郡县，移师东下讨韦。[9]于是，太平天国战略指挥系统一分为二：韦昌辉只能控制天京战区，上游军事则为石达开所指挥，成为与中央抗衡的一大势力。为了威胁韦昌辉，石达开移洪山将士驰援宁国，并控扼天京上游门户芜湖。[10]

清廷极力从天京内讧中捞取战略利益。咸丰帝获悉事变奏报后，立即诏令各战场清军头目迅速转取进攻，并辅以政治诱降，妄图“乘其内乱，次第削平”。[11]于是，清军在上下游转入攻势。无论是韦昌辉，还是石达开，只得被迫实施战略退却或防御。太平天国军事上的全盛时期因天京事变而告终，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了。

其实，咸丰帝并没有制定一个全局性的战略进攻计划，而是让各战场将帅自行其是，他则逐个加以指导。这样，出现了若干进攻重点：湖北清军犯武汉，江西湘军攻瑞州、抚州，皖北清军深入巢湖腹地，浙江提督邓绍良包围皖南宁国府城。就总体战略而论，依然是分兵进取的老谱，缺乏组织战略会战的重点部位。结果势必分散了力量，在每一个进攻点上，清军都显得力量不足，攻势难于持久与扩展。

除了战略指挥上的严重缺陷外，清军还面临着三大困难。其一，太平军将士英勇抵抗，寸土必争，决心保卫太平天国，致使清军畏战惧进，攻势阻滞乏力。其二，兵饷俱缺，严重限制了进攻的力量与规模。皖南依赖浙江饷需，皖北全靠外省协饷，湘军专恃湖南接济，还需外省协拨。外省协饷往往落空、遭截留、打折扣或遭拖欠，致使各战场清军粮饷大都积欠数月，军心因此大受影响，兵勇不愿卖命，逃亡、哗变、溃散成为军营中的常事。而且，清廷财源渐竭，募勇大受限制，清军兵力不能迅速增加或更新替补，制约了进攻实力。其三，1826年，清廷再次拒绝各国列强的“修约”要求，英法联军乘中国内战入侵广州，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10月，战争爆发，咸丰帝被迫调遣兵勇抵御侵略。这一事变限制与干扰了清廷全面进犯太平天国的军力部署，客观上有助于太平天国度过内讧后的危机。

天京事变后，由于石达开撤走洪山援军，武汉危急。官文、胡林翼乘机合围汉阳、武昌二城。他们诱降不逞，转取长围久困，断绝接济。守将韦志俊频频告急。石达开不计与韦昌辉的私仇，由安庆、湖口派遣船队，经水路接济武汉；同时，遣援军由陆路驰援，试图稳住上游，结果未得成功。[12]10月下旬，石达开决意放弃武汉与湖北基地，移师讨韦，驰援宁国。11月初，援军进抵芜湖、南陵。[13]11月2日，洪秀全诛韦。28日，石达开回朝辅政。韦志俊孤守援绝，于12月19日撤出武汉，湖北疆土迅即沦丧。[14]从此，湘军获得一块新的地盘，经胡林翼苦心经营，湖北成了湘军获取补给与扩充的又一战略后方。上游力量对比形势逐渐逆转，湖北清军立即顺江直下，与江西湘军会师，太平天国面临着湖口战役以来最严峻的军事形势。

石达开战略退却的另一个战场在皖南。1826年6月，浙江提督邓绍良驰抵皖南，围攻宁国。天京事变后，石达开从安庆遣军控扼芜湖，策应宁国，加强他在上游的军事地位。[15]邓绍良乘天京内讧加强攻势，石达开督湖北援军驰至，与清军激战，互有胜负。他回京后，由陈玉成指挥援军继续进攻，但未能冲决清军包围圈，遂撤至芜湖、青阳。[16]宁国将士援绝粮尽，终于弃城突围。石达开对皖南腹地缺乏经略决心，投入兵力遽增遽减，视为次要战场。清军则由浙江持续增补兵力物力，取得显著力量优势，因而把太平军逐往沿江地带。

皖北形势逆转迅速。安徽巡抚福济、江南提督和春加强攻势。9月16日，攻陷三河。[17]之后，继续窜犯。至10月底，无为、庐江、巢县、和州相继失守。同时，福建陆路提督秦定三专攻桐城。李秀成为桐城佐将，联络捻军援桐。秦定三日久无功。[18]寿春镇总兵郑魁士驰援，11月16日猖狂扑城，被李秀成击退。石达开在安庆分兵援桐，太平军“四路呼吸皆通”，迫使清军两面作战。双方在桐城相持，准备展开战略决战。[19]问题是巢湖地区失陷，天京粮源受到威胁，亟待石达开解决。江西是石达开亲自开辟的基地。天京事变后，黄玉昆辅佐翼王，驻节安庆，林启荣受命主持军务，“谨守江西”。[20]曾国藩令李元度、曾国华东西开攻，进犯抚州与瑞州，皆被太平军击退。曾国藩急于求成，亲赴瑞州督师。临江佐将程瀛遣军支援瑞州，与赖裕新夹击湘军。[21]曾国藩强攻不逞，遂仿效武昌湘军，构筑长濠，企图长期围困瑞州，赣西战局转趋相持。[22]

赣东战局出现转机。杨国宗于9月上旬率机动部队围攻广信，“意在窜扰浙江”。[23]李元度被迫增援广信，途次分犯宜黄、崇仁。抚州太平军乘虚反攻，景德镇守将驰往参战，击毙林源恩，打垮李元度，取得重大战役胜利。[24]11月下旬，太平军乘胜增援建昌，与守将张三和痛歼闽军。[25]清军败绩使咸丰帝大为失望，严旨切责曾国藩，不仅“失陷各郡尚无一处克复”，反而连续溃败丧师，导致江西战局比其他战场更加糟糕。[26]他诏命西安将军福兴从江南大营驰往江西办理军务，妄图扭转败局。可见，石达开没有抽调江西主力，赣西防御，赣东进攻，“谨守江西”的战略方针取得显著的军事效益，成功遏制了江西战局的逆转。

因此，天京事变后，上游各战场清军乘机转入进攻，迫使太平军实施第一次战略退却。石达开指挥这次退却，太平军撤出湖北、皖南腹地及皖北巢湖地区，放弃了大片疆土，损失了一定的兵力物力，无疑是军事上的严重失败。但是，石达开紧紧抓住了江西、皖北桐城这两个关键地区，稳健地实施战略防御，并辅以战术机动，阻滞了敌人的猖狂进犯，为日后转入局部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皖北战区的局部战略反攻

石达开入京后，被擢为“通军主将”，指挥全国军务。洪秀全有鉴杨韦擅权教训，决定“主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控制着军政决策权，石达开没有得到军师职位。[27]同时，洪秀全又让自己两位兄长参与治理军政，干扰和钳制石达开。这样，战略指挥中枢的机制与效能都受到限制，给战局健康发展投下阴影。[28]石达开身经百战，是当时太平军最出色的统帅，在洪杨韦残杀中，他能以大局为重，反对滥杀，支持上游战局。因而威望日隆，被尊义王，但却受洪氏兄弟掣肘，内耗了相当多的精力，难以施展才智和指挥能力。现在，湖北清军蝇聚九江、小池口，威胁江西。[29]皖北清军围困桐城，逼近安庆。上游江防两大重镇面临沉重压力。石达开必须迅速决策，寻求出路。

石达开将湖北、皖南撤出将士组成机动部队。根据李秀成建议，令陈玉成率皖南将士与陈仕章所统天京将士会合，组成东路军。湖北将士从安庆驰援桐城，与李秀成会合，组成西路军。李秀成在桐城牵制皖北清军主力，陈玉成在东路发动猛烈攻势，1827年1—2月，连败清军，收复无为、巢县、庐江、三河镇，巢湖粮仓重新规复，天京粮源再度稳定。之后，陈玉成乘胜西援，与李秀成夹击桐城外围清军。[30]2月间，清军连遭惨败，分别遁往庐州、六安，皖北战局得以扭转。太平军局部战略反攻取得显著战果。[31]石达开集中机动力量，在清军较为虚弱和孤立的皖北首先实施突破，搞活全局。这一模式对后来太平军的战略指挥产生积极的影响，多次被李秀成、陈玉成灵活运用，赢得不少新的战役胜利，因为他们是这次战略反攻计划的建议与实施者。战前，李陈会议于枞阳，制定了具体的战役计划。之后，相互配合，圆满实施了计划，完全实现了预期的反攻目标。正是皖北战役使他们的指挥和协同作战能力得到一次成功的检验，冲破了天京事变以来的退却局面，给太平天国带来了转机。无疑，这次胜利也成了陈、李通往统帅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皖北归复对战略全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天京再次得到稳定可恃的战略后方，上游战局也有了转机，皖北又成为扼堵湘军东侵的战略基地。1827年4月，陈玉成奉石达开指令，在皖鄂边界建立前进基地，屡次进军湖北，使九江清军的战略后方大受威胁。胡林翼对此大伤脑筋，既不敢分兵援皖，又不能增兵九江，相反，还在小池口动用前线兵力堵御陈玉成。这样，湘军东侵势头遭到阻滞，力量受到牵制。太平军在上游的战略退却得以中止，转取新的战略相持。胡林翼对此惊恐不安，疏告咸丰帝：

（陈玉成）间道内犯，实欲动摇东征之师，使我军饷道梗塞，回顾武汉，乃得逞其奸谋也。万一饷竭兵哗，江皖豫三省之贼乘虚而入，大局不堪设想。[32]

同时，石达开还积极扭转赣西战局。他令赣东太平军向广信机动，由撤驻景德镇的韦志俊增兵南下，组建机动兵团，围困赣东清军，巩固已有疆土。同时，令韦志俊在赣东分兵西援，与抚州、临江、建昌等要塞援军协同，组成又一个机动兵团，驰援瑞州，打击曾国华的进犯。[33]于是，江西将士基本调集起来，导致战局的逐步活跃。福兴在赣东频频告危，曾国藩对赣西束手无策。他们只得指望李续宾在九江突破，曾国荃新犯吉安得逞。可是，事态发展难遂人愿，咸丰帝屡降严诏指斥曾国藩调度无方。3月中旬，曾氏父丧，兄弟相继回籍治丧，逃避了困境。文俊、福兴乘机欺凌湘军，导致士气日降。抚建太平军的机动兵团乘势“辄分大股趋援，奔突往来，驰应迅速”，对瑞州、临江、吉安展开机动援应，使三处湘军都陷入攻坚拒援、腹背受敌的困境，赣西继续维持相持战局。[34]看来，“谨守江西”战略方针继续取得成效，江西腹地仍然被太平军控制，可以补给人力物力，支持长期战争。

1827年春，石达开在赣东组建新的机动兵团，以石镇吉、杨辅清为统帅，相继进军福建，天地会等会党纷起响应，形成浩大的声势，引起全闽震动。[35]可是，石、杨兵力不足，难以控制广大占领区，又忙于扩军，滥收甚众。所部会党较多，纪律松弛，素质下降，渐至失却民心。接着，杨辅清被调回江西，驰援吉安。福建只剩石镇吉一军，难以支撑战局。

石达开又令石镇吉援赣，随即放弃了福建占领区。[36]应当指出，进军福建是一项错误的战略决策。石达开的最佳选择是：集中机动兵力在赣西与湘军决战，击退敌人进犯，以扭转江西战局。

史实表明，石达开主持军务后，异常关注上游战局，采取了收缩战线，腾出机动兵力，突破皖北，进军福建，谨守江西等战略决策，基本扭转了战略退却、军情险恶的不利局面，稳定了上游防线。只是进军福建匆匆来去，既未取得持久效益，又贻误了赣西会战的良机。可以预计，石达开若继续指挥上游将士，还能开创更好的战局。

不过，从总体态势看，太平军仍然处于清军战略围困之中。而且，各战场清军都牵制着太平军力量，石达开很难集结更多的机动兵力，突破战略包围，挺进到敌人内线运动。因此，难以根本改变强弱态势。当陈玉成进抵鄂皖边界时，皖北清军乘机喘息休整，李秀成联合捻军驻守广阔占领区，相持战局再度在皖北出现。太平军面临的战略任务十分艰巨繁重。

清廷也存在严重困难。各战场普遍缺饷，政府多方罗掘的财源渐告枯竭。加之，全国性旱灾，普遍歉收，粮价猛涨，更加剧了困境。前线各将帅纷纷告急索饷，但却没有结果，引起军营普遍混乱，将士消极怠战。皖北兵溃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军饷积欠数月，兵勇离心不战。[37]石达开正是利用清军这一困难实施战略反攻，取得了突破。咸丰帝分析石达开的战略意图是，“以句容、溧水牵制我军，坐守金陵，毫无顾忌，得以分兵四出，扰及徽庐，内窜东坝，使我防不胜防”。[38]太平军的战略机动打乱了清军的战略进攻计划，引起了咸丰帝的惶恐不安。

四、上游太平军的第二次战略退却

现在，太平天国内部亟须坚持团结与统一，争取战局进一步好转，以挽回天京事变造成的严重战略挫折，重振军威，开创新的战局。但是，洪氏三兄弟竟然不顾大局，挟制石达开，“翼起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于1827年6月2日离京，由铜井渡江，经皖北前线赴安庆，揭起分裂单干的旗号，[39]导致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新的严重分裂。此时，上游将士面临新的抉择，军营出现混乱与动荡，不久前才由石达开主持的全局战略指挥旋即重新陷入分裂，经过浴血奋战赢得的战局转机再度恶化。石达开遍贴分裂谆谕，明里暗里拉走部属，连天京守军也纷然附从，只剩下不满万人的实力。[40]江西太平军将领，除韦志俊、黄文金、林启荣外，多属翼殿山头，悉听石达开调度，洪秀全概莫与闻。皖南沿江一线将士中，翼殿部属则听安庆号令，其他山头的观望徘徊。皖北将士中的翼王旧部投奔安庆，造成腹地兵力空虚，由陈玉成、李秀成收拾残局。石达开原来统一指挥的上游军事无人统筹，翼王一心盘算分裂行动计划，置上游于不顾，断送了局部反攻以来的军事斗争成果，导致了上游太平军第二次战略退却。

面对新的分裂危机，合朝文武指斥洪氏兄弟，迫使洪秀全捐弃前嫌，罢黜二位兄长，一面敦请翼王回京执政，一面擢蒙得恩、钟芳礼为正、副掌率，主持军事。但他们只能顾及天京战区，无力指挥上游战争。于是上游出现了守土将帅各自为政的混乱状态，严重贻误了战局，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上游的军事活动重心在江西、九江及赣西。湘军悍将李续宾等包围九江已近半年，林启荣几次出击失利，向天京告急。1827年2月初，陈玉成督皖北将士3万余人由桐城转进鄂东，切断援皖湘军李孟群部退却线，并威胁小池口外围清军补给线。胡林翼慌忙遣军增援小池口前线的都兴阿，引起鄂东战局迅趋激化。李秀成在六安增派万余将士支援陈玉成，兵锋直向武汉。胡林翼发现省城兵不满千，“添兵则饷无可筹，饷竭则兵心益涣”，深惧陈玉成大军压境。[41]陈玉成的迅猛进军迫使都兴阿从小池口驰转黄梅堵截，南岸李续宾也几乎抽调九江城外一半兵力北渡防堵。九江前线湘军凶焰大减，李续宾哀叹：“睹此愁城，急莫能克。”[42]林启荣获得了击溃湘军的极好战机。如果黄文金从湖口进援，与林启荣全力夹击李续宾，湘军势将溃北，九江之围即可解脱。但黄、林计不出此，错过了大好战机，令人惋惜。结果，江北清军遽增，与陈玉成相持；九江湘军长濠竣工，李续宾募勇凑数，堵回了林启荣迟缓的出击。[43]看来，大江南北出现艰苦相持战局，双方都渴望生力军增援，以改变势均力敌的态势。

是时，石达开率重兵驻扎安庆，理应全力赴援九江或鄂东，开创上游新的战局。可是，由于林启荣、陈玉成不愿附从分裂，翼王竟不顾大局，拒绝驰援，坐失了扭转九江战局的关键战机。他的分裂活动给上游军事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于是，陈玉成只得在鄂东孤军奋战。1827年7月中旬，胡林翼移驻黄州，准备与陈玉成决战。其时，陈玉成在望天畈痛歼湘军，攻克蕲水，军威大振。并招募由皖北饥民组成的队伍，转战鄂东，以战养战，逐步推进，连续突破薄弱地段，使胡林翼陷入困境。[44]可是，太平军战线拉长，兵力不足，后路空虚，受到都兴阿的威胁。而且，时值盛暑，夏汛水涨，将士持续恶战，亟宜休整。陈玉成又对黄州虚实缺乏可靠情报，不敢进军，放过了直捣胡林翼老巢的良机。相反，他迅速移军南线，围困都兴阿，欲图解除后顾之忧。[45]令人遗憾的是，林启荣、黄文金对陈玉成的连次胜利又未能及时作出反应，攻击和牵制南岸湘军，遂致李续宾再次率军北渡，在童司牌会战中大败陈玉成，致使太平军进鄂援浔战略计划功败垂成。[46]陈玉成失利后，经过一度相持，终于退回皖北西境，九江势成孤注，于1828年2月19日卒被李续宾攻陷。[47]上游战局急剧逆转，湘军水陆进犯皖北，陈玉成面临艰巨的军事使命——保卫皖北基地。

与九江相反，赣西战局深为石达开所关注。瑞州赖裕新、临江程瀛、吉安傅忠信，都是翼殿骨干将领。他们各守城池，均遭湘军持久围攻，处境艰困。石达开急忙催促杨辅清、石镇吉驰援吉安，之后，由南攻北，继援临、瑞，企图扭转赣西局势。湖南巡抚骆秉章看出石达开意图，令湘军悍将王錱组建机动兵团，“作为游兵，相机雕剿”，“惟侦悍贼大股所在，卷甲趋之”。[48]8月上旬，王錱连续击溃杨辅清、石镇吉援赣大军，挫败了石达开的援救计划。[49]赖裕新待援无望，先行撤出瑞州，赣西形势岌岌可危。[50]

为了挽救危局，10月初，石达开自安庆率大军援赣，集结于景德镇。之后，大举进军赣东。[51]杨辅清、石镇吉前往会合，但被李元度击败。[52]石达开转援赣西，11月下旬，大败湘军周凤山部。[53]12月中旬，逼近临江，遭湘军堵截，遂折转新淦，援赣行动再次受挫。[54]1828年1月22日，临江失守，赣西基地大片沦丧。石达开东进西援皆遭挫败，只得被迫转进浙江。[55]

石达开援赣的战略指挥出现重大失误。先是杨辅清、石镇吉行动迟钝。两军缺乏联络，参差疏落，故被王錱各个击破。石镇吉休整后，再由吉水北援，而北路太平军没有策应，复遭狙击退却。翼王自皖援赣，事前缺乏周密计划，或而赣东，或而赣西，方向游移，部队不能同时集中，终于先后失利，导致江西基地的丧失，对上游战局发展产生极其不良的后果。史实表明，石达开不顾九江危局、拒绝援浔于前，率军援赣失利于后，致使上游太平军被迫实施第二次战略退却，皖北基地开始被置于湘军攻击矛头之前。而且，石达开釜底抽薪，带走了皖北大批将士，迫使陈玉成、李秀成抽调兵力，稳定后方，削弱了鄂东战场的机动兵力。加上溧水、句容失守，镇江、瓜洲告急，洪秀全令李世贤进援，上游沿江将士悉被征调援镇，皖北防御更加虚弱。陈玉成遂在西线抵御湘军，李秀成大力联合捻军，保卫皖北腹地，抢割早稻，筹措军粮，解运天京与瓜、镇，支持下游战争。[56]陈、李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进一步锻炼成长，终于取代了石达开，成为天国后期的出色军事统帅。不过，翼王的分裂严重削弱了太平军的战略力量，扩大了与清军的实力差距，太平天国处于空前危急之中。正如李秀成在《自述》中所云，石达开分裂远征是天朝十误中至大的错误。陈玉成、李秀成面临着艰巨严峻的战略使命：保卫皖北，力争上游。但是，以后战史实践表明，陈、李虽然试图力挽狂澜，东西征战，并取得过重大胜利，但最终未能完成力争上游的战略任务，从而导致太平天国的失败。这是太平天国军事史上极为惨痛的教训。

（原载《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注释】

[1]《向荣奏稿》卷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124页。

[2]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香港猛进书屋，1962年，第262页。

[3]《向荣奏槁》卷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七），第189页。

[4]《上谕向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七），第164页。

[5]《向荣奏稿》卷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囯》（七），第160—161页。

[6]《福济、和春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22—4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7]涤浮道人：《金陵杂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641页。

[8]汪士铎：《乙丙日记》卷2。

[9]《何桂清等书札》，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页。

[10]《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487页。

[11]《上谕官文、胡林翼》，《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63。

[12]《胡林翼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1006—7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3]《何桂清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887—23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4]方玉润：《星烈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三），中华书局，1962年，第99—100页；王闿运：《湘军志》，湖北篇第三。

[15]《怡良片》，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884—11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曾国藩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72—11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6]《何桂清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887—2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王懿德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74—10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7]《福济、和春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61。

[18]《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489页。

[19]《福济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24—8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0]《曾国藩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484—18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1]《曾国藩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27—17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2]《曾国藩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27—19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3]《廉兆纶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72—1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4]《怡良片》，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884—11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曾国藩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72—11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5]《何桂清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887—2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王懿德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74—10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6]《曾国藩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484—18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7]《福音敬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822页。

[28]《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87页。

[29]《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9。

[30]《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89—490页。

[31]胡潜甫：《凤鹤实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20页；《福济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70。

[32]《胡林翼全集》（上），奏议，卷17，上海大东书局，1936年。

[33]《福兴、文俊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78—1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4]《福兴、文俊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78—1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5]《王懿德片》，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488—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6]《王懿德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80。

[37]《福济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27—1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8]《上谕德兴阿》，《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73。

[39]《李忠武公书牍》，光绪十七年（1891年）瓯江巡署刊本，第18页。

[40]《何桂清奏》，《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41]《胡林翼全集》（上），奏议，卷17。

[42]《李忠武公遗书》，书牍（上），光绪十七年（1891年）瓯江巡署刊本，第42页。

[43]《胡林翼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22—4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4]《胡林翼全集》（上），奏议，卷19。

[45]《胡林翼全集》（上），奏议，卷19。

[46]《胡林翼全集》（上），奏议，卷20。

[47]《胡林翼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24—3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8]《骆秉章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63—8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9]《耆龄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89—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0]《耆龄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80。

[51]《福兴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77—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2]《福兴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83。

[53]《耆龄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82。

[54]《耆龄片》，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64—1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5]《耆龄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64—4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6]《李孟群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929—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