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腾飞

上海的腾飞

邓小平对上海有着特殊的感情。1920年9月11日，16岁的邓小平第一次来到上海，与另外80多名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的川东子弟一起在这里搭乘油轮，赴法勤工俭学。1927年，邓小平回国，第二次来到上海。同年年底，他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持中央政治局秘书处的工作，并在这里和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锡瑗结婚。此时，上海已经成了邓小平革命战斗生活的重要阵地。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时刻关心着上海的发展，从1988年到1994年，他连续7个春节都是在上海度过的。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相继建立。而上海这个曾经的远东贸易金融中心和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却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落后”了。上海的“落后”反映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的现象。拿出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的心中已有了一个计划。

1990年，邓小平在上海过完春节回到北京后，对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他明确指出：“浦东开发，不是上海一个地方的事，是全国的事。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邓小平以战略家的眼光，指明了上海在全国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1992年年初，邓小平再一次来到上海，按照他平时的起居习惯，原定是1月31日上午8时30分下火车。但他考虑到车下有人等，结果一清早就起身，吃过早饭，在火车7时15分到达上海时就下了火车。这一次在上海过春节，邓小平的活动很多，公开露面就有6次之多。

2月10日上午9时，邓小平一行来到上海贝岭公司接待室。他饶有兴致地看完12分钟的公司简介录像，仔细听取公司经理汇报，并在高倍显微镜下观看了芯片上的线路，之后认真地说：“要发展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化。”在一台大束流离子注入机前，邓小平停下了脚步。听着讲解，他沉思了一会儿，出人意料地指着离子注入机问身旁同志：“你们说这台设备姓‘社’还是姓‘资’？”一时大家愣住了，邓小平却意味深长地说：“这台设备原来姓‘资’_，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在它姓‘社’，因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对外开放就是要引进先进技术为我所用，这台设备现在姓‘社’不姓‘资’。”众人静静地听着，认真地思索着。

两天以后，邓小平视察闵行开发区时，又谈到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这天上午风和日丽，邓小平兴致勃勃地来到闵行开发区紫藤宾馆。他坐在开发区巨型模型前，一边听汇报，一边提问题，作重要讲话，不知不觉已大大超过了原计划时间。陪同的负责同志怕他太累了，站起来催促说：“我们应该走了。”没想到，邓小平突然站起来说：“我还要说几句话。”他锐利的目光扫视着大家说：“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姓‘社’还是姓‘资’？现在不是争论得很多嘛。这是个大原则，要用事实来回答。……实践证明，承包制姓‘社’不姓‘资’_。……但这还不够，还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谁也没想到，他的“几句话”一讲就是近20分钟。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报以热烈的掌声。

1994年，邓小平最后一次来上海，这是他在上海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外出视察。邓小平先后视察了世界第一跨度的斜拉桥——杨浦大桥、上海第一座五层立交桥——罗山路立交桥和上海第一条高架道路——内环线一期工程。当看到浦东基础设施建设已初具规模时，他笑着吟诵道：“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华灯初上时分，邓小平登临新锦江大酒店的顶层，俯瞰灯光璀璨的上海不夜城景色，高兴地说：“上海变了。”回京那天，他特意把吴邦国等叫上火车，嘱托道：“你们要抓住二十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

邓小平乘车远去，再也未能回来，但他对上海的期待，对上海负责同志语重心长的教诲，却永远留在上海人民的心里。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上世纪90年代打出了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一张“王牌”，不仅指明了上海发展的方向，还解决了中国经济自身的发展问题，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注释】

[1]《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英文简称。包括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中央政府与澳门特区政府签署的《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