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的辉煌时代

平城的辉煌时代_北魏平城时代

第二节　平城的辉煌时代

行政机构的设置是反映国家机器管理能力的镜鉴,都市的建设状况是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尺。本节重点考察京师平城的行政建置与建设状况。

平城为西汉旧县。⁽³⁰⁾汉朝一度置雁门郡于此,属并州刺史部,辖繁畤、汪陶、剧阳、崞、平城五县。王莽时将平城改称平顺。东汉时复称平城。东汉末,北边郡县皆废。曹魏时别置平城县于勾注陉南,隶属新兴郡。西晋时,拓跋猗卢为代王,以汉平城为南都,自后平城亦名为代。北魏天兴元年(398年),道武帝建都平城,平城又被称为代都。⁽³¹⁾此后的百年,是平城最辉煌的时代。

一、平城的行政建制

北魏迁都平城不久,就在此设置了司州和代尹。《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恒州条载:

天兴中置司州,治代都平城,太和中改。孝昌中陷。

《魏书》卷一〇八之四《礼志四》载:

太祖天兴二年,命礼官捃采古事,制三驾卤簿。一曰大驾,设五貉,建太常,属车八十一乘。平城令、代尹、司隶校尉、丞相奉引……。二曰法驾,属车三十六乘。平城令、代尹、大尉奉引……。三曰小驾,……平城令、太仆奉引……。

奉引大驾者包括从中央到首都地区的四级行政长官,其中有平城令、代尹和作为司州首长的司隶校尉,⁽³²⁾而始制三驾之法在《魏书》卷二《太祖纪》中是置于天兴二年春正月条下的,则北魏置司州、代尹当在天兴二年以前。此时距北魏迁都平城仅半年。《太祖纪》又载,北魏于天兴元年八月划定了畿内和郊甸的范围,又于同年十一月“典官制,立爵品”,仿照中原王朝初步建立了官僚体制。据此推断,司州、代尹当设置于天兴元年十一月至天兴二年正月之间。

北魏前期,司隶校尉和代尹位高权重。平城时代的司隶校尉辖境包括迁都洛阳后的恒、燕、朔三州和肆州的雁门郡,这一范围其实就是天兴元年八月北魏制定的畿内加郊甸的范围。魏都郊甸在《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四《河东道三》云州条中有记载,曰:

东至上谷军都关,⁽³³⁾西至河,南至中山隘门塞,⁽³⁴⁾北至五原,⁽³⁵⁾地方千里。

这个范围与司隶校尉的辖境是一致的。至于代尹辖境,以此类推,应该就是上节所述畿内的范围。

北魏于平城设县当在定都平城以前。登国元年(386年),拓跋珪即代王位。第二年,大破匈奴独孤部刘显于马邑南。此后,拓跋部势力进入平城及其以南地区。《魏书》卷二《太祖纪》皇始元年三月条有“陈留公元虔先镇平城”一语,可见皇始元年(396年)以前平城已经成为北魏对付后燕的重镇了。皇始元年九月,北魏攻下后燕并州,开始仿照汉族官制设置地方行政官吏。《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载:

皇始元年,始建台省,备置百官,封建五等;外职则刺史、太守、令长以下有未备者随而置之。

据此条推测,平城设县至迟在皇始元年。

司隶校尉、代尹和平城令的衙署,最初应该在汉晋以降的旧平城内。北魏平城兴建之后,它们的衙署有何变化,则有待于考察与论证。

司州在北魏迁都洛阳后改称恒州,辖境缩小,领有代、善无、凉城、繁畤、桑乾、平齐、高柳、灵丘及内附等郡。代尹于延和元年(432年)改称万年尹,太和中复称代尹,迁都洛阳后改称代郡,尹也改称太守,辖境缩小,领有平城、太平、武周、永固、鼓城等县。平城令亦称代令,一度随代尹改称万年尹而改称万年令,后复称代令,北魏迁都洛阳后仍称平城令。⁽³⁶⁾

北魏末年,恒州、代郡和平城县均废。《魏书》卷九《肃宗纪》孝昌二年条载:

(七月)戊申,恒州陷。行台元纂奔冀州。

《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也称:

孝昌之际,乱离尤甚。恒代而北,尽为丘墟。

孝昌二年(526年)后,不仅平城,雁北的大部分城邑均毁于战火。

二、平城的基本建设

记载北魏平城情况最为可信的当是曾在平城生活过的郦道元写的《水经注》,其中卷一三《水》载:

如浑水又南,分为二水。一水西出南屈,……又径平城西郭内。……其水南,又屈径平城县故城南。《史记》曰:高帝(汉高祖刘邦)先至平城。《史记音义》曰:在雁门,即此县矣。……又南,径永宁七级浮图西。……又南,远出郊郭。……一水南径白登山西。服虔曰:白登,台名也,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矣。今平城东十七里有台,即白登台也。台南对罡阜,即白登山也,故《汉书》称上遂至平城上白登者也。……其水又经宁先宫东,献文帝之为太上皇也,所居故宫矣。……其水又南,径平城县故城东,司州、代尹治。皇都洛阳,以为恒州。

根据上引史料我们不难看出:其一,北魏平城是由南、北两个部分组成的,北部是宫城,南部是郭城。这一点,由《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所载“其(平城)郭城绕宫城南”二语亦可证实。其二,北魏平城是新建城邑。服虔是东汉经学家,他所说的平城当指汉代旧城而言。《水经注》既引服虔之说,又有所谓“今平城”,可见北魏平城与汉平城已非一城。但汉代平城北魏时尚存,从上引《水》的记载来推断,它位于北魏平城宫城的东南方,郭城的东部,而且司州、代尹的治所就设在此地。从汉代旧城在行政上的地位和地理位置来看也应该算作代都的组成部分之一。正如上文所述,司州、代尹置于北魏迁都平城不久,平城县的设置则更在其前,而其时平城宫城尚在营建之中,郭城还未修建,所以,司州、代尹和平城县只能设于平城故城即汉代平城旧城。

关于北魏平城的宫城,《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四《山西六》大同府大同县条载:

平城宫,在府北门外,后魏故宫也。……今仅有二土台,东西对峙,盖故阙门也。又,城西门又有二土台,盖辽金宫阙云。

同条又载:

平城废县,府东五里,相传秦汉时旧县也……。隆安二年,拓跋珪自盛乐徙都平城,谓之代都。……六镇之乱,故都为墟……。唐为云中县。皆故平城也。石晋以赂契丹,契丹因置西京。《辽志》:西京城周二十里……。元魏宫垣占城之北面,双阙尚在焉。金仍为西京。《城邑考》:今城东五里无忧坡上有平城外郭,南北宛然。相传后魏时故址。

由此知,北魏宫城之双阙辽时尚存,至清代则仅为二土台了。

此处府城为明代建筑。据光绪《山西通志》卷二八《府州厅县考》大同府条载:

府城,明洪武五年(1372年)大将军徐达因旧土城增筑,周三十里。

该条接着还记述了明、清两代增修城墙的情况,其最后一次修建是咸丰三年(1853年)之事。大同府城虽经多次修建,但其主体未大变,今大同市区内尚存之城墙断垣即此建筑。近年在明操场城内发现了北魏平城宫城遗址,正位于旧大同府城北面,与上述记载相符合。详情见下节。

北魏平城的位置还可以依据它与白登山之间的地理位置关系来印证。汉代以降,平城的名称屡变,其位置也经历了一个先向西徙后而又东移的过程。但是,白登山的位置是始终不变的。不过,白登山又有大小之分,据雍正《山西通志》卷二一《山川》阳高县条载:

白登山在县东南二十五里,白登村南,乃白登县遗址。有大白登、小白登。……白登,村名,在阳和南。或曰:魏广鹿苑,迁白登之民于此,故名。

阳高县的白登山为大白登。由“迁白登之民于此”等语知其得名于北魏时,但此非上引《水》中记载的白登山。又,据同志同卷大同县条载:

小白登山在县东七里,高一里,盘踞三十五里。上有白登台,东北连采凉山,一名马铺山。

则小白登山又名马铺山。该山如今仍称马铺山,在今大同市区东北御河侧畔。御河即《水经注》中如浑水之下游部分,其上游部分今称饮马河。总之,马铺山的位置与《水》中所载白登山的位置是相合的。由此可以佐证前述北魏平城及其宫城的位置无误。

北魏平城郭城的范围较大。《魏书》卷三《太宗纪》泰常七年条载:

(九月)辛亥,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

又,《太平寰宇记》卷四九《河东道十》云州云中县条引《冀州图》载:

古平城在白登台南三里,有水焉。其城东西八里,南北九里。

从其位置来看,此处似指汉代平城。但汉代平城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范围。该城呈长方形,周长三十四里,倒是与北魏平城的郭城范围略同。《冀州图》成书于隋开皇六年(586年)之后。⁽³⁷⁾此时距孝文帝迁都洛阳已近百年,其间又历北魏末年之乱,北魏平城荒废已久,汉代平城更是面目全非。分析《冀州图》这段文字来看,很可能是作者将北魏平城郭城误作汉代平城了。

由平城郭城的形状、范围和它与宫城间的位置关系可以推测,郭城位于今大同市区的南部。而前载《读史方舆纪要》引《城邑考》所谓“城东五里无忧坡上有平城外郭,南北宛然”者或许是汉代平城城墙的一段。因为,在该坡以西、以南至御河以东地区,近年发现了多片北魏墓群,这个地区在北魏平城时代应该属于郭城以外的郊区,所以,《城邑考》所谓的“平城外郭”并非北魏平城的外郭。详见下节。

北魏时期可以说是平城古代史上最繁荣的时期。平城时代的各朝帝王几乎都对平城特别是平城宫城进行过营建。⁽³⁸⁾

宫城始建于天兴元年(398年)七月北魏迁都平城之时。在宫城的建设上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时期从天兴元年七月到延和三年(434年)七月,共三十六年,历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代。第二次高潮时期从承明元年(476年)七月到太和十六年(492年)十一月,共十七年,为文明太后临朝听政时期。

第一时期是宫城建筑群的规划和初建时期,重点是宫城内的宫殿、宫室以及宗庙、社稷和其他附属建筑与设施。

宫殿是皇帝处理政务的场所。这一时期先后建造的有天文、天华、中天、天安、紫极、西昭阳、永安和安乐等八殿。其中最先建造的是天文殿,天兴元年十月动工,十二月落成。天文殿是道武帝和明元帝接受百官朝见的正殿。太武帝时期,永安殿取而代之成了正殿。

宫室是供皇帝、太子和嫔妃们居处的场所,分为东宫和西宫。西宫始建于天赐元年(404年)十月,在道武帝和明元帝时期是皇帝居住的地方,这是一组占地面积颇大的建筑群。东宫是太子居住的地方,建成于延和三年(434年)七月。

在附属建筑中值得注意的是库房。其中存放铠仗的有40余间,存放丝、绵、布、绢的有十余间,均为土屋。

经过第一次营建高潮后,宫城已经初具规模了。因此,在延和三年东宫落成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宫城之内不见有大规模的兴建。

第二次营建高潮主要是扩建和改建原有的宫殿及附属建筑,并在第一时期工程的基础上增建部分新的建筑。

这一时期先后增建了七宝永安行殿、太和殿、安昌殿、坤德六合殿、乾象六合殿和太极殿等六座宫殿以及一些堂、阁、门等建筑。

第二时期的重点工程是在拆毁太华诸殿的基础上建造太极殿及其东、西堂。太和十六年二月开工,同年十月落成。修成的太极殿成为孝文帝宴飨百僚的正殿。不过,太极殿里的盛宴为时不久,魏都就南迁了。

如前所述,平城郭城的城墙兴建于泰常六年(422年),郭城内主要有作为居住区的坊、举行宗教活动的寺庙以及北魏王朝的中央各级机构。

关于坊的情况,《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有记载:

(郭城内)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南坊搜检,以备奸巧。

北魏王朝对郭城的管理严格,不仅常常进行搜检,而且要晨昏定时启闭诸门。坊中的居住者既有贵戚勋臣,也有庶民百姓。

郭城内寺院的数量相当多,据《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载:

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

其中较有名气者为五级大寺、永宁寺、天官寺、建明寺、报德寺和皇舅寺等。

在汉代平城县故城内,除建有前文已述的司州、代尹和平城县衙署外,也应有一定数量的民居。

在平城的近郊也有不少营建。平城的近郊大体上是由东面的小白登山、西面的武州山、北面的方山以及南面的水圈成的范围,约相当于如今大同市所辖的城区、矿区、南郊区和新荣区。

在东郊,建有东苑,它“东包白登,周回三十里”。⁽³⁹⁾苑内主要建筑是太祖庙,又称东庙,筑于永兴四年(412年)。⁽⁴⁰⁾

西郭外有郊天坛,建于道武帝天赐二年(405年),每岁四月一祭,至太和十八年(494年)始罢。郊天坛西是西苑,范围也极大,苑内豢养着许多珍禽猛兽。泰常三年(418年),明元帝“筑宫于西苑”。⁽⁴¹⁾据《水》载:

(武周川)自山口枝渠东出,入苑(指西苑),溉诸园池。苑有洛阳殿,殿北有宫馆。

洛阳殿及殿北宫馆应该是明元帝所筑之宫。

西苑以西的武周山下有灵岩石窟,即今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据《释老志》记载,云冈石窟是文成帝和平年间(460—465年)由沙门统昙曜主持开建的。昙曜死后继续扩建,文明太后临朝听政时期达到鼎盛阶段。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武周山下的民间礼佛日益盛行。因此,云冈的中、小石窟增多,布局和造型多样化,供养人和礼佛者身份日趋复杂。据《水》载:

(武周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祗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径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钜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

云冈石窟一直香火兴旺,佛徒众多,是北魏最重要的礼佛圣地。

位于北郊的北苑是北魏王室主要的礼佛场所。苑内建有鹿野佛图,“神僧居其中焉”,⁽⁴²⁾文明太后和孝文帝屡幸其处。

南郊的重要建筑是明堂和大道坛庙。明堂系太和年间所建,“上圆下方,四周十二堂九室,……加灵台于其上,下则引水为辟雍,水侧结石为塘,事准古制”。⁽⁴³⁾大道坛庙是始光二年(425年)由少室道士冠谦之建议而修建的,它是北魏平城时代道教的主要建筑之一。太和十五年(491年)被迁往“都南桑乾之阴,岳山之阳”,更名崇虚寺。⁽⁴⁴⁾

以上所述,大多系依据文献的记载加以推导而成。本书初版以后,在大同盆地内陆续有不少重大的考古成果出现,不断地加深着人们对于北魏京畿状况的了解。在下一小节中,试图通过对两方墓砖铭文的考察,论证平城郭城的具体范围。

三、平城郭城的范围

1.有关平城的考古成就

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有关北魏京畿的考古工作取得非常可喜的成就。其中突出的成果是2002年山西大同大学北朝研究所殷宪教授在一处建筑工地发现了北魏平城宫的宫殿遗址,该工地位于今大同市市区北部的明代操场城内。⁽⁴⁵⁾第二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该工地组织发掘,并将其命名为北魏宫殿一号遗址。⁽⁴⁶⁾2007年,在一号遗址东北约150米处又发掘出成片相关的遗迹和大量的遗存,该处被命名为北魏宫殿二号遗址,此后该遗址又因其内容主要为粮仓而被称为北魏太官粮储遗址。⁽⁴⁷⁾这两处遗址的发掘,使人们对于平城宫城的位置、布局及内涵有了具体的认识,不但是北魏平城时代考古方面的突出成果,而且在中国古代都城考古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

与此相应,上个世纪后期,在大同市南郊的电焊器材厂工地发掘出相连成片的北魏时期墓葬。⁽⁴⁸⁾本世纪初,在大同市的东郊和南郊,又有数处相连成片的北魏时期墓葬被发掘出来。⁽⁴⁹⁾在这些墓葬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位于雁北师范学院(现合并改名为山西大同大学)建筑工地的宋绍祖墓和位于沙岭村的破多罗太夫人墓。⁽⁵⁰⁾破多罗太夫人墓内壁上绘有颇具文物价值与学术价值的彩绘漆画,⁽⁵¹⁾因此曾被评为2005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⁵²⁾

伴随平城宫殿遗址和京畿大量墓葬群的发掘,出土了千百件属于北魏平城时代的砖瓦与石件。其中有一些刻着文字或图案,它们的体积或许不算大,但是文物价值并不低。在那些砖刻与石刻文字当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墓砖与墓石铭文,它们往往含有重要的历史信息。这些铭文在学术研究上呈现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通常认为的印证书籍资料的可靠程度和补充书籍资料的不足,而是具有独立的、不可替代的价值的。与书籍文献相比,其文字虽然简约,甚至存在片断性的缺陷,却会透露出丰富的文化内容,即使以字字千金加以形容也并不为过。

本节就从近年出土的杨众度墓砖铭文和盖天保墓砖铭文中记载的墓葬地点的方位出发,考察平城郭城城墙的范围。

2.郭城南门

2001年5月在大同市南郊七里村南1公里的坡地上,因大同第二发电厂变电站工程建设而发掘出一批北魏墓葬。在该发掘地点,出土了一块刻有铭文的墓砖,墓主名杨众度。2006年,殷宪先生撰写了题为《太和十八年砖铭及“因旧土城南之半增筑”》的论文,⁽⁵³⁾将此事介绍出来。随后,在《文物》2006年第10期上也刊登出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发表的《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发掘简报》和张志忠先生撰写的《大同七里村北魏杨众度墓砖铭析》。从而,向学术界公布了这块杨众度墓砖。该墓砖现存于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杨众度墓原本有内容相同的四块墓砖。其中第一件,砖块完整,文字完全,一端饰以忍冬纹,长31厘米至33厘米、宽15厘米、厚5厘米。第二件,砖块也完整,规格同于第一件;文字内容也同于第一件,但是没有刻写完全。余下两件,是被打碎后填入墓道的碎块。现在仅看第一件墓砖,其砖面阴刻着边框和竖线界格,上刻铭文4行,每行17字或18字,共71字。⁽⁵⁴⁾该墓铭被释为:⁽⁵⁵⁾

大代太和八年,岁在甲子,十一月庚午朔,仇池投化客杨众度,代建威将军、灵关子、建兴太守,春秋六十七,卒。追赠冠军将军、秦州刺史、清水靖侯,葬于平城南十里。略阳清水杨君之铭。

铭文中的“大代太和八年”即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当年十一月庚午朔为公元484年12月4日,该墓穴属于平城时代后期的遗迹。铭文虽短,却提供了许多信息,不过这里只讨论其中与郭城有关的“平城南十里”五个字。

插图一　七里村与沙岭村位置图⁽⁵⁶⁾

郭城是北魏时期平城的最外一道护围,兴建于北魏第二代皇帝明元帝朝。这在《魏书》卷三《太宗纪》泰常七年九月辛亥条中有记载,曰:

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

这条史料说明了平城外郭兴建的时间和规模,但是并未记录郭城的形制以及其上开启的门洞的数量与位置情况。

关于平城的门洞,在《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二年八月条中透露了点滴的信息:

增启京师十二门。

这条史料表明,道武帝曾经有过增启京师十二门的举动,然而没有告知这十二座门的具体分布状况。

显然,这十二座门的增启时间在修筑郭城之前,与郭城没有直接的关系。天兴二年是北魏建都平城的第二年,当时的平城由两个部分组成,即汉代以降的旧平城和兴建仅仅一年的宫城。所谓的“京师十二门”,应该是与这两处建筑群相应的门洞。不过,这些门洞的方位会间接地影响到后来修筑的郭城门洞的布局。

然而,这条史料只有七个字,不容许我们作较多的联想。看来,通过书籍文献还很难以求知郭城及其城门的布局情况。

插图二　杨众度墓砖拓片(殷宪教授提供)

传统的城墙,多数是方形而向东、西、南、北四面开启若干门洞的,我们可以推想平城外郭的城墙会开有南门。然而,这只是想当然的认识,因为需要相关的记载加以证实。幸好有杨众度墓砖的发现,为解决上述问题打开了缺口。该墓砖铭文中的“平城南十里”五字,不仅证明平城郭城开启有南门,而且循其踪影可以找到南门的具体位置。因为,所谓的“南十里”,其方位起算的基点,应该是平城最外围的城墙的南门,亦即郭城的南门。换而言之,如果郭城不开南门,就不会有所谓的“平城南十里”。

郭城的南门是平城的南向开口,平城往南的交通都要以此作为起点。杨众度墓砖铭文所言“南十里”,表明该墓的方向应该在平城南门的正南方。当然,实际上会因道路的曲折等因素而略有偏差。不过,杨众度墓与平城南门之间的距离却绝对不能是约数,这个“十里”应该是相对精确的数字,因为这块墓砖是伴随棺柩入葬之物,其上记录的有关方位的文字当然不应欺骗世人和死者。不仅如此,这个方位还应该是长久以来众所共识因而易于后人寻求的。

众所共识的方向与里程,决不会是杨家亲朋或主持埋葬的人士临时度量或估算的,而应该是有所依据的。由此不难推想,杨众度墓应该位于一条与平城相连贯的驿道旁边,甚至可能是当时的通衢大道之侧,而不是处在普通的乡间小路之间。因为乡间小路不会有精确的里程。

北魏时期,由平城往正南方向确实存在一条著名的大道。日本已故历史地理学家前田正名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指出:“当时,有一条自平城南下,前往黄河中游地区的重要交通路线。这条路线自平城向南进发,到达桑乾河干流上游盆地,在雁门关与古来有名的入塞道交会,然后翻越雁门关南下。因这条路线经过雁门关,姑且称之为雁门关路。”⁽⁵⁷⁾他还指出,“如果以平城为基点进行考虑,则无论沿浊漳水路南下至洛阳,还是经由井陉路去河北,或者沿汾河路前往长安,都必须先到雁门关,与自古存在的经由云中、马邑、雁门关、太原而纵贯南北的交通干线交会,然后分赴各个地区”。⁽⁵⁸⁾前田正名先生叙述的是北魏时期由平城南下通往并州首府晋阳城的大道,因其间需要翻越雁门关而被他称为“雁门关路”。由并州继续下行,往东南可以抵达洛阳,往西南可以抵达长安。这无疑是北魏时期重要的大道之一。不过,前田正名先生所谓“雁门关路”的称呼,并不见于北魏时期相关的文献记载,其实将它称为“并州大道”可能更加符合当时的习惯,我们对照下面要介绍的“盖天保墓砖”铭文中所谓的“定州大道”一词就可以知道。

“雁门关路”既然是向着正南方向延伸的,它的起点必定是北魏平城郭城之南门,而南门也正是杨众度墓的方位起算点。那么,位于杨众度墓侧近的道路不正是这条并州大道吗?换而言之,杨众度墓的方向与里程的起算基点与并州大道的起点是一致的;而且,由平城南门往杨众度墓的指向与并州大道延伸的方向也是一致的:二者如此吻合的方位,表明在杨众度墓侧近的道路正是“雁门关路”,而杨众度墓砖铭文所言的“十里”正是“雁门关路”上的十里。

当然,我们在承认这样的结论之前,还应该排除掉或许会有与“雁门关路”平行的第二条大道或驿道的存在。不过,由实地勘察知道,杨众度墓位于今大同市南七里村南的平缓坡地上,⁽⁵⁹⁾从其附近往北至现今大同市区之间,均为广袤的平地,并无高峻的山岭或低洼的谷地,实际上无须再铺设第二条南向的大道。所以,或许会有与“雁门关路”平行的第二条大道或驿道存在的顾虑是不必要的。

上述结论不仅为后人清晰地勾画出当年“雁门关路”北端十里的途径;而且,循此途径,就可以准确地找到平城郭城南门的位置。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张志忠副所长,依据陈梦家先生的理论推算,⁽⁶⁰⁾认为北魏时期的十里约等于如今的8.8华里。⁽⁶¹⁾同时,张志忠先生与他的同事高峰先生还一起就杨众度墓葬的方位作了实际测量,从而验证了推算的结论。

对照相关的地志、图册与实地状貌,杨众度墓的正北8.8华里之处,就落在现今善化寺东南残存的城墙附近,此处恰好是明清时期大同府城南门的位置。⁽⁶²⁾换而言之,明清大同府城之南门与北魏平城郭城之南门正好处在同一位置上的。“平城南十里”这简单的五个字,竟成为定位北魏平城郭城南门的关键性文字。

从一块体积不大的墓砖,竟然透露了如此重要的历史信息。可见,墓砖铭文虽然仅有寥寥数十字,但是意义并不小。不过,同任何文献资料一样,墓砖铭文也具有时间上的局限性。杨众度墓砖铭文只能反映出太和八年之际郭城南门的情况,至于此前与此后的演变情况,则还有待于更多的文献与考古资料和更深入的考察。

3.郭城东南门

墓砖铭文中记载的墓主埋葬的时间和地点,一般没有作假的必要,是客观的、准确的,这就使得带有铭文的墓砖在古代城邑的现代定位中能够发挥关键性的作用。继杨众度墓砖铭发现数年之后,盖天保墓砖的发现再次证明这一原理。

盖天保墓砖于2005年出土,地点在今大同城东南七华里的沙岭村东。⁽⁶³⁾该砖与上小节所述杨众度墓砖大小相仿,长30厘米,宽15厘米,厚5厘米。⁽⁶⁴⁾铭文分为两个部分:前部分系正文,为直径约2厘米的小字,计三行又一字,凡五十五字;后部分系直径约4厘米至5厘米的四个大字,曰“盖兴国父”。

该铭文的正文,殷宪先生释为:⁽⁶⁵⁾

太和十六年二月廿九日积弩将军盖天保丧,三月十七日葬在台东南八里坂上。向定州大道东一百六十步。墓中无棺木,西葙壁下作砖床。

墓主的丧日是“太和十六年二月廿九日”,为公元492年4月11日;葬日是“三月十七日”,为公元492年4月29日:该墓较杨众度墓的时代稍晚,属于平城时代末期的遗迹。

插图三　盖天保墓砖照片

盖天保墓砖铭文里所谓“台东南八里坂上”,也是为北魏平城郭城定位的重要文字。其中的“台”字,原意为朝廷所在地,应指北魏的国都平城,此处径指平城郭城的城墙。又,盖天保墓砖出土于沙岭村东一华里许的高坡之上,地形与铭文中的“坂上”之语相符合。⁽⁶⁶⁾

殷宪先生曾经对盖天保墓砖出土地点作过实地勘测,⁽⁶⁷⁾该地的方向位于大同城的东南略偏南,与明清大同府城的南门的直线距离是九华里,与明清大同府城的东门的直线距离则更加远;若按照盖天保墓砖铭文所云的“八里”去丈量,仅仅够得上明清大同府城的东南拐角处。⁽⁶⁸⁾也就是说,盖天保墓砖铭文中所谓的“台东南八里”,其起算的基点正好落在明清大同府城城墙的东南角。这就证明,明清大同府城城墙之东南拐角也正是北魏国都平城郭城之东南拐角。

按照城市郊区的里程以外围城墙的相应城门为起算基点的原则,盖天保墓砖铭文所谓“台东南八里”,表明在平城郭城东南角的侧近处有一座城门洞口。虽然在相关文献之中还未发现相应的记载,但是这座位于东南角侧近的门洞客观上应该存在。因为,倘若该处没有开启门洞,盖天保墓方位的起算基点就应该是郭城的南门或者东门,但是如前所述其间相应的距离显然都超过了“八里”之数,这与盖天保墓砖铭文的记载不相符合。

依据前文所引《魏书》卷三《太宗纪》泰常七年九月辛亥条的记载,平城郭城的周长是三十二里。若参照《太平寰宇记》卷四九《河东道十》云州云中县条所引《冀州图》的记载,“其城东西八里,南北九里”,由平城郭城围城的平面,大体上呈接近正方的形状。我们现在难以知晓郭城每一条边墙的准确长度,但从上引两条史料可以知道,郭城的每边城墙的长度都在八里左右。

张畅耕等七位先生曾经实测过平城郭城的长度,虽然理解有所不同,但是他们确定的郭城的四边,与下小节将要讨论的郭城的四边,在走向上都是平行的。因此,他们测定的数据是可以引为参照的。张畅耕等七位先生采用GPS测量出来的数据是:⁽⁶⁹⁾

北郭的长度为3957.498米,东郭4062.624米,南郭3732.223米,以南北新建路为西郭长4140.682米。外郭总长为15893.027米。

按此计算所得的结果,与上述《魏书》与《太平寰宇记》中的记载只有些许出入,因此并不矛盾。折衷而言,郭城每边城墙的长度大概都在八里左右,这是可以令人们普遍接受的估计。

现在,假设郭城的南门与东门分别位于南城墙与东城墙的中点,则此二门与郭城东南拐角的距离不过4里左右。这就自然会令人疑问,既然间距如此之近,那么在郭城的东南拐角有增开一处门洞的必要吗?

传统的城池是按照所谓“四至”开建城门的,平城作为北魏的都城,其郭城的门洞不止四处亦非反常,如果在郭城的东南角开启门洞是不足为奇的。不过,门洞的开启与否应从实际出发。因为城墙最主要的功能是防御外敌,门洞的增建会降低其防御的功能,所以若无必要也就不会多开门洞。

不仅如此,当军事需要之际,还会有堵塞城门的举动。北魏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征伐凉州,命侍中、宜都王穆寿辅佐太子拓跋晃镇守京师平城,以防备柔然乘虚侵犯。对此,《魏书》卷二七《穆崇附穆寿传》记载道:

(穆)寿信卜筮之言,谓贼不来,竟不设备。而(柔然)吴提果至,侵及善无,京师大骇。寿不知所为,欲筑西郭门,请恭宗(即太子拓跋晃)避保南山。

《资治通鉴》卷一二三《宋纪》文帝元嘉十六年(即北魏太延五年)九月条也记载有此事。不过,《魏书》中的所谓“欲筑西郭门”,在《资治通鉴》中被写作“欲塞西郭门”。由对比可知,后者的意思更加明确,就是为了防止柔然的猛力攻击而堵塞门洞,并非修筑或加固门洞之意。

上引《魏书》还称,当时柔然吴提侵犯的地点是“善无”。善无在今山西省右玉县境,境内的杀虎口是通往塞外的要隘,吴提大军应当由此方向而来。杀虎口在平城的西偏北方向,穆寿“欲塞西郭门”的道理即在于此。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引《魏书》和《资治通鉴》的两段史料中,只称穆寿“欲筑西郭门”或“欲塞西郭门”,并无欲塞郭城的西北门或西南门之语。这说明太延五年之际的平城郭城,没有开建西北门和西南门,否则也一定要被堵塞住,因为它们的位置离西郭门很近,也容易受到吴提大军的攻击。可见,平城郭城在初建之时各个拐角附近并不一定都有门洞。然而,由于盖天保墓砖铭文中有所谓“台东南八里”等语,表明平城郭城是开建有东南门的。

平城时代的墓砖中,刻有具体的埋葬地点的文字者属于少数,与上述杨众度墓砖一样,盖天保墓砖也是弥足珍贵的。当然,盖天保墓砖也同样具有时间上的局限性,它的铭文只能够表明太和十六年之际的平城郭城已经具有东南门,至于东南门最初开建于何时则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不管如何,郭城东南门的开辟,一定具有交通上的理由。可以设想,有一条重要的大道是从平城郭城的东南隅出发的;反过来说,正是由于这条大道具有重要的意义,东南门才成为郭城上必要的开口。东南门的开辟与以其为起点的大道的铺设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4.郭城的范围

根据本节第2小节的考证知道,北魏平城郭城之南门与明清大同府城之南门处在同一位置上;又根据第3小节的考证知道,北魏平城郭城之东南拐角与明清大同府城之东南拐角也处在同一位置上。将这两小节的结论结合起来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作为北魏平城郭城南门与东南拐角连线的郭城南段,与作为明清大同府城南门与东南拐角连线的府城南墙,处在同一条直线上。

由于北魏平城郭城与明清大同府城的平面均呈方形,则以北魏平城郭城的东南拐角与明清大同府城的东南拐角处在同一位置上为根据,可以进而推测:北魏平城郭城的东段与明清大同府城的东城墙的走向是一致的。换而言之,北魏平城郭城的东段与明清大同府城的东城墙,从它们共同的南端即东南拐角处起,有相当长的一段是重合的。

由于已经知道,北魏平城郭城为“周回三十二里”,从理论上讲,就可以进一步勾勒其四边城墙的方位,从而在大地上划清楚该郭城的范围。当然,这需要考古方面的具体印证,才可能在实践上获得成功。还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论证的主要依据是杨众度墓砖与盖天保墓砖,而二者都属于太和年间的文物,由此推导出来的只是太和前后的平城郭城的状态。不过,此时平城时代即将结束,这应该是平城郭城的定型状态。

插图四　北魏平城郭城南缘及大道示意图

又,据前文所引光绪版《山西通志》卷二八《府州厅县考》大同府条的记载,大同府城“周三十里”。考虑到清代的“里”略长于北魏的“里”,则大同府城的“周三十里”与北魏平城郭城的“周回三十二里”是接近的。从而可以推想,北魏平城郭城与明清大同府城,二者的范围大体相当,特别是在南部,几近于重合。依据这样的推测,就可以大体勾画出北魏平城郭城的南段与其上的南门、东南门以及由此二门延伸向远方的大道。⁽⁷⁰⁾

这样的结果,纠正了我以往关于北魏平城郭城城墙东段位置的看法。清代学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四《山西六》大同府大同县条引《城邑考》称:“今城东五里无忧坡上有平城外郭,南北宛然。相传后魏时故址。”在本书初版之时,我在引述《城邑考》这段文字的基础之上推测,位于无忧坡上的南北宛然者“大概是郭城城墙的东段”。⁽⁷¹⁾然而,盖天保墓砖的出土,证明平城郭城城墙东段并不在无忧坡上,所谓南北宛然者,又当作别论了。这次修订再版本书,已经将上述的错误改正,⁽⁷²⁾此处谨作申明,并向读者致歉。

明人张钦著《大同府志》,其中有“大同府城,洪武五年大将军徐达因旧土城南之半增筑”之语。⁽⁷³⁾张钦是明朝武宗时期人,他在《大同府志》中记载本朝徐达于洪武五年(1372年)增筑大同府城之事应该是准确有据的。不过,这段记载的遣词过于简略,遂使后人在理解上生出歧义,或以为所谓的“因旧土城南之半增筑”系指区域的改变。由此推导,将北魏平城郭城的南门“南移”至今大同市的南关南街与迎宾路相交处的岗楼。其实,将张钦所谓“增筑”的意思,理解为仅仅是城墙的增高、增厚,可能更加符合原意。而张钦所谓的“南之半”三个字,乃是特意强调此次“增筑”的重点在于城墙的南段,以及强调新、旧墙体高度的对比。所以,北魏平城郭城的南门,就应该位于由杨众度墓砖铭文推导出来的现今善化寺东南残存的城墙附近。⁽⁷⁴⁾

对此,光绪版《山西通志》卷二八《府州厅县考》大同府条则称,“府城,明洪武五年大将军徐达因旧土城增筑”。《山西通志》不但舍去了《大同府志》中“南之半”三个字,而且在“因旧土城增筑”之下还写有“周三十里”四个字。这正好说明,所谓的“旧土城”是指城墙而非城墙围就的区域。按照城墙的增高、增厚去理解,明清大同府城的城墙南段与其前代辽金西京的土筑城墙南段之间,实为叠压的关系。

对张钦《大同府志》中记载的准确理解,其意义是重大的。因为,以往的考古成果表明,辽金西京的土城与北魏平城的郭城之间具有相当程度的因袭关系,所以,由明清大同府城的城墙与辽金西京的城墙之间的叠压关系可以推断,明清大同府城与北魏平城郭城之间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因袭关系。具体而言,北魏平城郭城、辽金西京城墙、明清大同府城之间因袭的主要部分应当在于三者的南部。如今,既然对于杨众度墓砖铭文与盖天保墓砖铭文的考据表明,明清大同府城的城墙与北魏平城郭城的城墙,至少在南段与东段上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那就说明上述的推论是正确的。

从北魏国都平城发展到明清府治大同,该城的南部一直是居民区与商业区。这类区域往往会因人口的大量流动而发生巨大的盈缩迁移。在历经千年变化的过程中,作为都市南部的防护围栏与主体象征的城墙,居然能够一直因袭下来,这绝非偶然。一方面证明,从北魏以降,这座都市的中轴线始终未变;⁽⁷⁵⁾另一方面也表明,直至明清,这座城市的人口始终没有突破北魏平城时代的城市规划的容量。虽然不能由此而认为当年的拓跋统治者具有远瞻千年的预见,但是也确实能够反映出他们具有宽阔的胸襟。

四、平城的发展历程

综合上述,可以看出北魏平城的发展历程大体如下:

登国二年(387年),拓跋部势力进入雁北,汉代以降的旧平城成为北魏对付后燕的前方重镇。北魏至迟于皇始元年(396年)已在旧平城设平城县。天兴元年(398年),北魏迁都平城,随即开始营建宫城。不久,又在旧城设司州和代尹。宫城拔地而起,位于旧城西北方的平坦开阔处,与旧城间保持有一段距离。在宫城兴建的前后,大量的拓跋部、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被迁到雁北。其中有不少人,尤其是手工业工匠,徙居于平城的宫城周围。而旧城与宫城之间则是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这里后来形成为新的居民区域。新的居民区日益向宫城以南的平地铺展开来,北魏王朝为了便于统治这个地区,于泰常七年(422年)在其外围修筑了郭城,将其内部规划成坊。

太和年间,平城进入最繁荣的阶段。据《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载:

太和十五年(491年)秋,诏曰:“……昔京城之内,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栉比,人神猥凑……”

这道诏书对于平城的今昔作了生动的对比,以“里宅栉比”的简练语言描绘了平城内的繁华景象。那时的平城不仅人口稠密,而且已经打破了北魏初期士庶之间“各有攸处“的界限,这与城市商业的发展也是密切相关的。⁽⁷⁶⁾

城区的繁荣发展必然波及到郊区。北魏以前平城四郊本是大片的荒野之地。天兴二年(399年)二月,北魏破高车等游牧部落,获俘虏九万余口。《魏书》卷二《太祖纪》载:

以所获高车众起鹿苑,南因台阴,北距长城,东包白登,属之西山,广轮数十里。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为三沟,分流宫城内外。

由此可见,在北魏建都平城之初,只要迈出平城,四周所见就是一片空旷,道武帝遂将大片的空地规划成为鹿苑。

明元帝时期,将鹿苑一分为三,形成后来的东苑、西苑和北苑,并着手苑内的营建。苑圃本系统治者狩猎、游乐的场所,庶民是不得进入樵采和耕作的。从献文帝时期起,由于平城及其周围地区人口猛增,耕地的需求量日益增长,北魏王朝不得不开放山禁,退苑还耕,⁽⁷⁷⁾这客观上加速了平城郊区及其以外地区的开发。后来平城南北形成鼓城和永固二县也是与此密切相关的。

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平城的营建就很少了。但是,由于北魏平城时代将近一百年苦心经营的结果,洛阳时代的平城仍不失为北魏王朝北部最重要的都市。直到孝昌年间,它才骤然衰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