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斜阳下的亲密接触_金允植天津领选研究

帝国斜阳下的亲密接触_金允植天津领选研究

天津领选作为一次学徒工匠的选拔派遣，是朝鲜王朝在高宗李熙（1852—1919）执政时期，积极奉行稳健开化政策的大背景下，以“武备自强”为目的而组织的选派留学活动。在学习活动开展的同时，作为“领选使”的金允植在保定、天津两地与众多清朝洋务派官员多次进行笔谈[116]，特别是其中与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笔谈内容，绝大部分集中在朝美缔约和朝鲜开港两个问题上。而同年5月22日（农历四月初六），在清政府的居间协调下，朝、美两国在朝鲜的济物浦港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117]。据此，不少研究都认为，金允植在天津与李鸿章的频繁会谈，对朝美缔约及朝鲜开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因为如此，在以往关于金允植天津领选活动的研究中，研究者对外交层面内容的关注，都远远超过了对留学活动本身的关注。

就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首先，金允植在天津的所谓外交对谈，是否对其后的条约缔结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商榷。其次，因片面强调领选活动的外交属性而致忽略其留学活动的本质属性及意义，甚至认为领选活动只是朝鲜为开展秘密外交而采取的掩人耳目的手段，则更让人有一叶障目之感。事实上，将留学和外交作为金允植天津领选活动同等重要的两个方面来看待，才是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如果我们可以摆脱后见之明，跳出外交史先入为主的局限，重新回到历史，再审视一下天津领选的缘起、经过及其后续影响，对这一点就不难理解。

1．天津领选的再认知

一般认为，李朝朝鲜政府之所以组织这次领选活动的出发点有二，一是为武备自强事寻策，二是以联美自保事咨清[118]。而这又都和朝鲜当时正面对西方要求其开港的压力有直接的关系。(www.guayunfan.com)如果说1842年的《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闭关的终结和门户开放的标志，那么同样奉行锁国政策李朝朝鲜受到西方叩关和要求开港的压力要稍晚一些。1866年和1871年，朝鲜经历了其历史上的两次“洋扰”，最后都以击退进犯取胜。高宗亲政之后，原先大院君时期的锁国政策稍有松动。1875年，日本向朝鲜构衅，爆发“江华岛事件”，第二年两国签订《朝日修好条约》，也称《江华条约》，经由此约，朝鲜事实上已向日本开放通商，但从观念上来说，朝鲜并不认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港[119]。

不过，《江华条约》的签订，也促使朝鲜政府认识到，不变革图强不足以抵御外侮，并开始考虑“武备自强”的问题，由此带来的一个明显的转向就是高宗政府开始奉行开化政策，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比如：1881年1月改革官制，仿中国的总理事务衙门，成立统理机务衙门；1881年5月派遣绅士游览团访日，考察日本政府各机关、产业、教育以及军事等，同时派遣个别人员入读日本学校[120]。而这里讨论的天津领选，实际上可以看作是这一脉络延续之下的另一项举措[121]。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始终没有放弃促使朝鲜开港的努力，美国更是基于对中、朝特殊邦属关系的认识，转而寻求清朝的协助，以期加快其与朝鲜缔约的进程。清政府方面出于自身考虑也认为朝美缔约符合各方利益最大化。李鸿章对朝鲜陈述的联美的好处是：“联美者，美国比欧洲诸国最为公平顺善，又富于财，无贪人土地之欲，先与美国商立善约则嗣后他国立约亦将悉照前稿，无见欺之患，又美人好排难解纷，比不容各国偏加凌侮，此联美之利也”[122]。此外，“拒俄”也是清政府希望促成朝美缔约的原因之一。金允植在其《天津奉使缘起》一文中提道：“俄罗斯廓其境土至于海参崴，屯兵开港，与我国边疆只隔一水，如虎豹之在傍也。”[123]林学忠在《近代中韩关系的再编》一文中也提道：“促使清政府对朝鲜开国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乃是缘于防俄。1880年底俄国在远东的军事举动触动了东亚世界的神经”。[124]

美国和清朝在促使朝鲜开港问题上达成一致之后，清政府便通过各种途径向朝鲜灌输开港思想。1880年10月，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和参赞黄遵宪于朝鲜第二次修信使金弘集一行访日之际，与其讨论朝鲜国内外情势和外交策略，并将黄遵宪撰写的《朝鲜策略》亲手交与金弘集带回国，其中心思想是“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朝鲜策略》虽号称黄遵宪私著，但实际上充分体现了清政府应对朝鲜问题的官方指导思想。从天津领选期间李鸿章与金允植的对谈内容，也明显能够看到其与《朝鲜策略》中论述的一致性。而其后马建忠为朝鲜代拟的朝美条约草案，也处处体现着《朝鲜策略》中的思想。李鸿章本人更是亲力亲为，在美使薛斐尔和朝鲜领议政李裕元、修信使金弘集之间沟通斡旋，极力敦促朝鲜尽快与美定约。

反观朝鲜的情况，高宗政府奉行开化政策的同时，还存在着以大院君李昰应为首的守旧士人派，他们坚决反对开港，并提出所谓“卫正斥邪论”。“卫正斥邪论”是大院君李昰应的政治主张，其内涵是以朱子的“性理之学”为“正学”，排斥“邪教”、“邪说”，尤指西洋传来的天主教以及各种西学知识，实际上就是全面反西方、反开化的论调。而高宗政府因保守派的压力，而在推行开化政策时处处受到掣肘，尤其是在开港的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阻力。从金允植的《领选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黄遵宪《朝鲜策略》传入朝鲜之后，是如何遭到保守派士人强烈的反对，并进而引发了伏阁上疏的情况[125]。因为国内守旧势力的反对，高宗政府始终没有下定与美国定约开港的决心，即便李鸿章再三催促其派使节至天津与美国议约，朝鲜到最后也没有派出全权使节前往，只是以派出“领选使”一事，作为一种变相的回应。事实上，“领选使”是没有议约的全权的，而当李鸿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对朝鲜政府的犹豫不决的不满也是溢于言表：

一八八二年二月十七日中堂衙门谈略

中堂曰：向日专人送函，有回信否？允曰：姑没有。中堂变色曰：是何说也！（以上口谈，通词传言。去年腊月十八日往保定府笔谈时，中堂屡嘱传达此意。其于今年二月旬前有回音。今过旬已久，而未承回音。此次说话，如终出于大不平。又时时回顾周馥等，剌剌叹咄，不知为何语。臣于回寓前，问诸通词，则以为皆闷叹我国之言云。）

……

中堂曰：贵国王书函既不来示，则但凭一介行人之三寸舌，可乎？允（金允植）曰：但念自下难便之义，见识原不到此。惟望教其不逮，以示益国便民之道。中堂曰：贵国事，常如欲吐不吐。如是而事可做乎？派员之来不来，非吾所知。而吾历年忠告，贵国尚不知厉害乎？[126]

综上，就天津领选的缘起看，虽然我们可以认为它与朝鲜“武备自强”和“联美自保”的两方面想法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深究之下就会发现，其最原初的出发点还是为了向清朝学习技术，以图自强。至于联美议约一事，并不是它一开始就被赋予的一项使命[127]。那么，何以现今诸多研究，都着重于关注金允植天津领选中有关联美议约的一面呢？从金允植在天津的经历中，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呢？

关于金允植在天津的经历，最为简明扼要的概述，同时也是最常为研究者提及的，当数其在《天津奉使缘起》一文中的自述：

（余）率机器学徒七十余人迫岁到津，屡谒少荃，谈纸成堆，盖议约事居十之八九，而学造事不过一二耳。到津后承少荃指导，屡以约事专使函达，而我国事素多持难，又碍于浮论，事多濡滞，余以是每于谈次屡被困迫而自同痴人，惟婉辞谢之而已。[128]

其中，特别是“盖议约事居十之八九，而学造事不过一二耳”一句，成为一般认为金允植在天津乃是以联美议约事为主要任务的重要依据，笔者则以为不然[129]。如果我们看完整段文字，便会从后半段自述中发现，即使金允植确实和李鸿章谈到大量“约事”，但他在其中实际所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由于金允植没有被赋予议约的权力，他只是扮演了一个中、朝之间消息传递者的角色。而他兢兢业业的工作，换来的却是朝鲜因“国事素多持难，又碍于浮论，事多濡滞”，以致最后都没有定论。事实证明，朝美条约的订立，最后完全是在清朝方面（李鸿章）一手包办之下完成的，朝鲜只是被动地接受别人为他准备好的现成条约而已。而金允植充其量只是因为时间上的巧合性，被动地卷入了这一历史进程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还把注意力放在所谓金允植在朝美议约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点上，是不是有些缘木求鱼的味道呢？

一旦我们跳出了议约问题的窠臼，将视野放宽，就会容易注意到一些天津领选中更值得注意的事情。工匠、学徒的学习活动，自在笔者所指之列，对此后文将有论述。在此先要谈的是一个以往被忽视的问题——金允植与“壬午军变”。1882年7月23—25日，朝鲜发生“壬午军变”[130]，消息传到中国，身在天津的金允植成了清政府第一个咨询的对象，而金允植也当即向清政府提出派兵平乱的请求[131]。1882年8月23日（农历七月初十）至11月9日（农历九月二十九）金允植随清朝军队返回朝鲜，参与平乱活动。其间，金允植又向清政府提出了所谓“大院君乱首说”[132]，直接导致了清朝军队将大院君带回中国囚拘于保定的结果。

从狭义上说，金允植中途回国的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已经不属于天津领选的范畴，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将其一笔带过。“壬午军变”的处理，无论是对朝鲜的历史发展还是金允植的个人发展，都可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由于大院君势力的消亡，朝鲜的开化思想终于真正凌驾于守旧思想之上，使得这之后朝鲜的现代化发展迅速得以推进。而对于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的金允植来说，在这之后也逐步走向自己人生发展的制高点[133]。而这一切，和他经由天津领选的契机与清朝官员建立起来的密切关系是分不开的。可以说，这是天津领选的一个意料之外的收获，同时也是我们在研究天津领选时一个不容忽视的层面。

原本单纯的一次天津领选，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被打乱了节奏，金允植在天津所经历的，远远超出了“领选使”本身的职责范畴，先是被迫扮演没有全权的议约使，继而又主动请缨担任清朝军队往朝鲜平乱的向导官，而这一系列角色转换的积累，最后都成为他重要的政治资本。经历了天津领选的金允植，回国后逐步发展成为近代朝鲜半岛历史上重要的政治人物，特别是以对清、对日外交活动而闻名，这也使得后人研究金允植时特别关注其与外交相关的层面。

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不少研究者就自然而然地对金允植天津领选过程中与清朝官员谈论联美议约这样一个带有明显外交属性的事件投注了更多的关注，并将其作为金允植在外交领域初露锋芒的事件来叙述，而经由诸多叙述的层累，金允植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逐渐被放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些偏离了历史的实际。这种从特定人物的后来成就出发，对其前期活动的价值进行过度叙述和评价的例子，应该说在历史研究中并不少见。而这也就回答了笔者之前提出的问题，即为何现今诸多研究都过分关注金允植天津领选中有关联美议约的一面。无论如何，这种后见之明的研究取向都是值得检讨的。

2．朝鲜匠徒的学习及金允植的机器局考察

既然如此，还是让我们回到天津领选的本位上来，看看朝鲜学徒工匠在天津的学习情况以及作为“领选使”的金允植在天津的工业考察情况。处理完“壬午军变”后，金允植再次返回天津，着手办理撤还留津学徒工匠以及为建立首尔机器局而购置小机器等事宜。至此，天津领选活动在经历诸多波折之后，又回归到其最初的出发点上——为发展朝鲜自身的军工制造业培养人才和奠定硬件基础。在之前的论述中，笔者已经表达了一个观点，即研究天津领选，还是应该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学徒工匠在天津的学习这一最根本的问题上来。

朝鲜学徒工匠抵津之后，被分别安排进天津机器制造局的东、南两局学习，金允植对他们各学习何种技艺作了详细的记载：

东局水师学堂高永喆、金光錬、赵汉根、李熙民四人，初隶语学；水雷学堂，崔圭汉、朴永祚二人隶焉；铜冒厂高永镒、金光錬（自水师学堂移付）、工匠何治淡三人隶焉；镪水厂金台善、工匠黄贵成隶焉；机械厂，义州工匠崔志亨、宋景和、安应龙三人隶焉；木样厂，张荣焕一人隶焉；火药厂，金兴龙、全德洪二人隶焉；化学，李熙民自水师学堂以口钝自退，请学化学；电气，赵汉根自水师学堂自退，改隶电机东局；南局画图厂，赵台源、安昱相隶焉；电机南局，即阳电也。尚沄、安浚隶焉；翻砂厂，金泰贤、崔同顺两人隶焉；机器厂，金元荣、韩得俊二人隶焉（朴奎成亦姑隶）；木样厂，金性元一人隶焉。木工稍胜于张荣焕（皮三成亦姑隶焉）；火器厂，李南秀一人隶焉。[134]

东、南两局总办会定期反馈给金允植《朝鲜学徒勤慢草》汇报匠徒们的学习进展情况，从金允植自己的掌握以及两局的汇报，我们可以看到，朝鲜学徒工匠在天津的学习情况参差不齐，有的进展顺利、学有所成，也有的因为种种原因半途而废。

金允植所记学有所成之例：“至电气厂，尚、安两君方造信子筒，携至电箱。试放五六次。其师霍良顺也。问之，尚沄颇有才，安浚甚勤学，至一年可透五分云。”[135]金允植所记中途送回朝鲜的人员：“学徒李章焕（以无才，初不付厂）、郑在圭（亦初不付厂）、李苾善（李应浚之婿，亦初不付厂，又遭故不出）、高咏镒（隶铜冒厂，闻其亲病重之报）、金光錬（以无才自退）、李秀南（有故先出）、崔圭汉（以才不及还出）、张荣焕（以无才还出）、皮三成（以无才还出）。”[136]另有《南局总办王德均详报朝鲜学徒勤慢草》所报，学有所成之例：“尚沄、安浚二名，专学电气。该徒等尚肯用心，随问随记。电理亦能稍通。水雷店引自造自试，颇不差迟。安昱相人最聪明，官话已能渐通”；半途而废之例：“不服水土，或因事故，或鲁钝不堪造就之李南秀、李章焕、皮三成、金圣孙等四名，于本月初六日，遣回该国。”[137]而据《东局总办详报朝鲜学徒勤慢草》，去掉被开除的之外，最后实际留在东局学习的学徒工匠人数为十二人[138]。此外，还有一名工匠洪万吉在天津去世。据金允植的统计，领选活动进行到一半左右，留在天津的学徒工匠还有二十一人[139]。

在津期间，金允植几乎一有空就往机器局跑，一方面是了解并监督匠徒学习，另一方面也是对机器局中各厂进行实地考察。从金允植留下的记录看，他对机器局各厂的生产物件、核心技术、制造程序、产能产量、资金消耗等各方面都作了深入细致的了解，这显然和他希望回国后创立本国机器局的设想是分不开的。

这里举一个金允植参观考察机器局并留下详细记录的例子：“铜冒厂。铜冒者，前镗枪耳药也。后镗枪子，亦于是厂为之。设机气大轮，连设无数小轮。不费人力，一日可造枪子几千个，铜冒三万个。然设置气轮，所费浩大。……于原厂之后，另建手器一厂。凡造铜冒、枪子，皆用小样手器，一日可造枪子几百个，铜冒几千个。虽较气轮迟速悬殊，其精致则无减。此中许、潘、文诸人及司事、工头等，皆言贵国不可不先买此手器，方有实益。”[140]类似的例子在《领选日记》中不胜枚举。

1883年6月，朝鲜历史上第一家机器局在首尔三清洞北仓正式开设，金允植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机器局总办之一。为了机器局的顺利运作，朝鲜政府特地从清朝聘请来四名工匠，于局内教习制造之法。尽管在金允植的记述中我们没有看到关于选派到天津的学徒工匠最后去向的明确记载，但从朝鲜北仓机器局在短时间内就得以组建完成这一点可以推断，这批工匠学徒应该是成为该局初创时的中坚力量。而北仓机器局的设立，也可以说是为金允植的天津领使活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3．从金允植天津领选看晚清中国二题

前文所及的内容，主要是以从金允植和朝鲜的视角展开，侧重于对以往研究该段历史时片面强调朝美议约这一点进行检讨，并进而提出一些同样值得关注的研究切入点。这些论述还是相对集中于对朝鲜历史的讨论。

事实上，天津领选是中朝之间的一个互动过程，因此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与中国有关的问题。然而，对于这个过程，我们在中国自身留存的史料中，除了一些零星散见的线索，几乎找不到像《领选日记》这样完整详细的记载。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允植的使行记录，就成为我们研究这一段与中国相关的历史的重要补充材料。

翻开金允植留下的日记体使行记录《领选日记》或《阴晴史》，会惊叹于其内容的丰富，其中不仅仅有他和官员对谈中反映出的清朝内政外交情况、参观考察所见的洋务发展实景，还有他日常生活中看到的社会百态、市井风俗等，在此不可能全面涉及，仅从以下两个方面举例述之。

（1）晚清政府对东亚局势的判断及应对

金允植与清朝洋务派官员的交往笔谈，约占整个使行记录三分之一的篇幅，在这些笔谈中，出于共同关心的原因，不少清朝官员都和金允植交换了自己对当时国际局势特别是东亚局势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当时清政府对整个东亚局势的判断和应对。

比如，李鸿章与金允植谈及朝美约条之草拟时有云：

约内以顶，须添一条，大意云：朝鲜久为中国属邦，而外交内政事宜，均得自主，他国未便过问。方觉不触不背。[141]

李鸿章的意思，一方面是希望能够在条约中明确中朝两国的宗属关系，另一方面又希望朝鲜以独立主权国家的形象，在万国公法的框架下，和美国以对等的地位订立条约，以使其主权利益得到保障。这是当时清政府在朝鲜开港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但是，这个想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最后，在朝美立约时，“朝鲜久为中国属邦”一条没有被美国接受，无奈之下清政府只能以先向美国发出“朝鲜素为中国属邦”的照会，然后缔结条约的形式来操作，但这已经没有实际的意义。

又如，天津海关道周馥[142]在与金允植的谈话中（1882年正月初十日谈草）提到俄、日问题：

周曰：俄国有书来，不宜屡据，以好辞答复而已。日本性狡，此时但其力不足耳。然贵国与中国一气，彼自不敢轻动。[143]

当时清政府对北面的俄国可以说是颇为忌惮，因此，当周馥听到金允植说朝鲜已经先后四次拒俄国书而不收，就告诫朝鲜不宜过于强硬，而应以好言婉拒为宜，以免授俄以构衅的把柄。对于日本，周馥的认识是“其力尚不足”。而他给朝鲜的建议就是只要始终和中国站在同一阵线上，一致对外，就能够自保。这基本上客观地反映了当时清政府对东北亚中、朝、日、俄四国关系的理解和对策。

接下来的正月十八日，周馥在与金允植的对谈中提到了清政府为何希望促成朝鲜与美国缔约的原因，实际上这也可以看作是清政府在经历了近代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之后，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得出的一点经验教训。

周曰：中国昔日用兵所订之约，大为吃亏。现观日人与各国，贵国与日人，贵国欲改议约稿，皆不妥当。前年本国与巴西换约，从前日人与本国换约，即非用兵时所议。大概可知也。……且贵国与他邦议约，本朝应得与闻。若援昔与日议约并未与闻为例，他国将欲继日人接踵而至，一概按日人已成之约，后患何可胜言？[144]

意思是说，在目前大的国际形势之下，开港已是势在必行，而开港必有立约一事，立约在用兵之后，战败者必受不平等的对待，因此在立约问题上，应该转变观念，以主动的姿态寻求自身权益的保障。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官员在逐渐融入和谙熟国际事务后，其外交观念已经产生了一种与时俱进的转变。

应该说，就当时的东亚局势而言，中、朝、日三国之间的关系是最为微妙的，而中日两国围绕朝鲜展开的较量也正逐步从幕后走向台前。然而，面对日本这个正在不断壮大的潜在对手，清政府却似乎还没有足够的重视。前面提到周馥对日本的认识是“其力尚不足”，而金允植在天津接触的另一位洋务派官员机器局总办刘含芳对日本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和金允植的笔谈中（1882年二月二十一日谈草）提道：

日王之可鄙者，是在变洋太过。见事勇为，勤习教民之政，亦有可取。舍短取长，不改衣冠正朔，亦可。……日本之富，国债盈千万；日本之强，舍王京之兵，皆离心离德。所谓富强者，乃自夸，亦自解也。……西国之有识者，皆称日人曰猴。猴之性，见人为亦为之，而莫知之其所以耳。[145]

可见，对日本发展势头的低估和放松警惕，大概是当时清朝官员的通病，通过这一点，我们对若干年后清政府在对日战争中意料之外的惨败或许更能够理解一些。

（2）晚清机器制造业发展实态

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之后，机器制造业在军工制造活动的带动下，可以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尽管洋务运动从政治的层面来讲最终是以所谓的失败告终，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这期间建立起来的机器制造业的基础还是客观存在的。在朝鲜使者金允植的眼中，1882年天津的机器制造业发展已经达到了足以令其惊叹的地步，而作为中国人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似乎并没有哪怕一点点的兴奋，这恐怕又是有个后见之明在作祟吧。不如就让我们试着通过他者的眼睛，重新看看那一段过去的辉煌。

1882年3月2日（农历正月初三日），金允植第一次参观天津机器制造局，当即被规模宏大的大机器生产的场面所震撼，他在日记中为我们记下了他当时的所见所感：

饭后又与蒹山历观机器、翻砂、木样、画图、电机、火药诸厂。各有汽气大轮，诸小轮随而旋转。下施机括，上架铁筒，连延相贯数三十间。千百机器，皆用一轮之力。有右旋者，有左旋者，有向下穿孔者，有从傍钻穴者，有截铁者，有磨刀者，有砻削木者。有碾铜者、融化铁者、出入冷热水者。如浑盖旋运，日月五星，各循其度。疾舒纵横之不同，殆匪夷所思。最是电气逼夺造化，不可形喻也。[146]

除了宏大的机器生产场面，金允植在天津期间还看到了很多对他来说十分新鲜的器物，同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他在天津看到了中国第一艘火轮船的试造：

由东城而下，见有一只小火轮船，新制，外置河沟。军人方凿沟贮水，将运至天津。李中堂方欲广造轮船，先试此小样也。夜深不得上船，观制造之样。……十六日……仍往昨日所至处登观。轮船长可八间，广可二间有余。船头设汽气烟筒，船头设铁轮。中间机括相通。具体而微。内设坐，房铺鲜明，四面设琉璃窗，垂以彩幔。壁上多挂钟表。是中堂所坐处云。[147]

又如，他见到中国第一批电话机的仿造：

至电机局，见语话筒，两头系铜线。侧耳听之，略可辨认。亦外国贸来者。此厂工头周长庆将仿造云。[148]

另外，他还看到了中国架设的第一条电报线路：

自此见电线。起于天津，达于上海，四千余里。数十步立一杆，挂铜丝两条，相续于路。行人由其下往来，无敢伤损，可见立规之严也。[149]

除此之外，金允植还意外地为我们留下了一份1882年天津机器制造局主要技术骨干人员的名单：

东局水师学堂汉文教习董元度、顾敦彝、杨春选，

洋文教习严宗光、许兆基、曹廉正，

洋枪队教习卞长胜。

水雷学堂汉教习邵瑞琮、梅暎桂，洋教习郑宇澄。

南局牛星斋昶炳、龚鲁卿照玙、董芸阁，

东局木工房教习工匠候永顺，

机器房教习工匠童修元、王起、孙起堂，

工头王起顺、鲍义杉、梁阿生、黄润秋，

木工头周长庆，

铜冒房工头赵顺、陈正、蒋得发、赵得成，

火药工头王永来、刘德、潘起、刘长泰，

镪水唐明义。

南局前厂姜瑞永、宋瑞阳、吴灯高，

机器后厂吴凤珊，翻砂厂欧阳满。

电气、画图、木样霍良顺，

又有曾左德、潘明谭、文华三人。[150]

如果我们今天要研究天津机器制造局的历史，或许这份名单会对我们有一定的价值。另一方面，通过这一份名单，我们还可以大致估算天津机器制造局的规模和人力配置的情况。

最后，笔者还想举一个有趣的例子。金允植在津期间向清政府报告了一起学徒遭劫事件，当时他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昨早，学徒李礥先由天津机器局起身，随带行李、银物等物，行有五十里之遥，过金钟河，在宁河县所管大封桥里许，北至怀鱼闸十八里，南至山岭庄十五里地方，遇贼四人。年纪约三十多岁、二十多岁不等。并未骑马，各人手执小洋枪。所有银子、衣服，尽被抢去。幸得保命还归。[151]

我们看到，在这起抢劫事件中，出现的四名劫匪，竟然“各人手执小洋枪”，这样一起运用新式武器抢劫的事件，大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当时的中国，洋枪已经并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事实上从金允植另外的一些记载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天津机器局军械制造的产量已经相当之高，而这些劫匪所使用的“小洋枪”，或许就是价格并不昂贵且并非难以获得的国产火枪。通过这一件小事，我们又从一个侧面看到了当时清朝机器制造业的发展状况。

以上笔者只是分别挑选了几条比较有代表性的材料，来扼要阐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应该说，金允植的使行记录中可供利用的材料远不止于此，经由这些材料可以讨论的新问题更加不少。关键是我们要对此类材料的价值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对类似于“从周边看中国”这样的有助于发现新材料、发现新问题的研究思路有一个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总的来说，在清帝国斜阳西下之时，天津领选的发生，使得它和近在咫尺的邻邦朝鲜之间有了一次亲密的接触。通过对这一次亲密接触的考察，我们一方面看到，朝鲜不管是出于主动抑或被动，总算是获得一些促使自身加速走向开放、加快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动力。而另一方面，借助朝鲜人的眼睛，我们看到老朽的清帝国就像注入了几剂强心针，有了一些回光返照的迹象，当然最后还是难以摆脱走向衰亡的命运。知识和技术的及时更新相对容易，观念和制度根本改变却最为艰难。而在后者的拖累下，前者也难以真正完成扭转一个垂老帝国命运的使命。

尽管如此，对于后人来说，却也不应该仅仅看重一个所谓的结果，更不能因为一个所谓失败的结果而否定曾经有过的努力实践和既有成果。历史绝不是铁板一块，它具有太多的复杂性。我们通过各种不同的材料回到历史，去重现一个个历史的细节，实际上就是要展现这些复杂性的各个层面，从而去为还原一个立体的、多维的、丰满的、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提供填充物。历史研究的价值在于丰富我们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关于过去的，同样也是关于现在或将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