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杉野元子
老舍于1936年夏从山东大学中文系辞职后,开始了专业作家的生涯。同年9月16日至1937年10月1日,他创作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在《宇宙风》杂志上连载了。这部堪称20世纪中国文学“金字塔”的巨著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中国和世界各国读者的关注和喜爱。于是,连环画、话剧、曲剧、电影、京剧、电视剧和歌剧的《骆驼祥子》相继而出,以它们各自特有的媒体特征和表现形式,对《骆驼祥子》进行了“再加工”。本文拟就其中的《骆驼祥子》的“电影化”做一点粗浅的探讨。
一、小说《骆驼祥子》与电影
说到《骆驼祥子》的电影改编,人们首先想到的就会是198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骆驼祥子》。这部影片由凌子风执导、张丰毅和斯琴高娃分别饰演祥子和虎妞。在此之前,连环画、话剧、曲剧形式的《骆驼祥子》已经问世,实现了由平面文字向视觉化、形象化、立体化的转变。但是,要把这部作品的时代背景,即19世纪20年代末北京的平民生活,如衣食住行、人情世故、风俗礼仪等等详细地、生动地再现出来,电影作为有着丰富表现力的媒体,无疑为世人所瞩目。
老舍《骆驼祥子》问世的时期与作品里所描述的时代背景相隔不过数年,当时的读者仅凭着小说的文字,就可以准确地理解当时的社会风情;但是,对于半个世纪后的人们来说,仅凭着文字或许已经不能很完整地勾勒出那个时代的生活图景了。因此,1982年电影《骆驼祥子》的拍摄,对重现历史和理解作品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然而,最早把小说《骆驼祥子》搬上银屏的尝试,并不是1982年的北京电影制片厂,而是1948年的影坛名人黄宗霑。
黄宗霑(1899年-1976年),出生于广东台山。1904年,5岁时即随父亲移民美国。他毕生拍摄了135部电影,导演过3部电影,获得过11次奥斯卡最佳摄影奖提名。1953年,黄宗霑拍摄的电影《玫瑰刺青》获得了第28届奥斯卡“最佳摄影”金像奖;1963年,黄宗霑拍摄的《赫德》,再次获得奥斯卡“最佳摄影”金像奖。他是首位荣膺奥斯卡金像奖的华人。
早在1948年,黄宗霑就试图拍摄电影《骆驼祥子》,却由于时事动荡,未能如愿。2010年10月22日的《江门日报》曾撰文回顾了当时这一尝试的经过:
1948年,黄宗霑第二次回到祖国,实现了(原文如此——引用者注)自己多年的夙愿——亲自导演和拍摄《骆驼祥子》,将老舍的这部闻名中外的名著推上银幕。他请人编写了电影剧本,做了许多准备工作,甚至邀请当时著名女影星黎莉莉(罗静予的妻子)饰演虎妞的角色,并在他的私人摄影室里试拍照片。黄宗霑到达北平后,拍摄了大量的黄包车夫的素材。在北京的胡同里,还专门实地观察了车夫的拉车动作,记录了北京当时的古城风情。
无奈当时中国大地战云密布,电影大师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回到美国后,黄宗霑采取了一些补救办法,试图完成这部影片。一年后,他细致分析了分镜头,经过反复考虑,终于放弃了这一计划。这位严谨的艺术家认为,在异国土地上,再高明的摄影师也难以拍出京味十足的影片。[1]
黄宗霑试图拍摄电影《骆驼祥子》的时候,北京的城墙、牌楼还都保存完好,大街上南来北往地依然跑着人力车,小说《骆驼祥子》所描写的20年代北京的旧景依存。有这样良好的拍摄场景,同时还有世界水平的摄影师黄宗霑,却没能把《骆驼祥子》搬上银屏,实在是一件憾事。
十四年后的1962年,在香港出现了另一个把小说《骆驼祥子》电影化的人物——袁仰安,他把《骆驼祥子》改编成了电影《浪子双娃》。
二、关于袁仰安
袁仰安(1905年—1994年),浙江省宁波府定海县人。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后,30年代到40年代在上海任律师,颇有名望。1939年任上海良友复兴公司董事长,出版发行《良友》画报[2]。1947年移居香港。1949年张善琨组建了长城影业公司,委任袁仰安为总经理。长城影业公司共制作了五部作品,因财政困难,1950年张善琨辞职离去。袁仰安将长城影业公司重新改组,更名“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并出任总经理。袁仰安的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由于“初期较为复杂的人员构成,使其既没有完全陷入意识形态的教化漩涡,保持着旧上海商业电影的制作路线;同时又与新中国政权有着过密的关系,并很快成为香港左派电影的重要阵地”[3]。
袁仰安作为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不仅是诸多电影作品的制片人、监制,而且还亲自编剧、执导。他编导的作品有《孽海花》(1953年,编剧·导演)、《不要离开我》(1955年,导演)、《小舞娘》(1956年,导演)、《鸾凤和鸣》(1957年,编剧·导演)、《阿Q正传》(1958年,导演)。《孽海花》在400余部参加第五届英国爱丁堡国际电影节的电影中脱颖而出,成为获映的19部影片之一,也是香港第一部参映国际电影节的作品。《阿Q正传》参加第十一届瑞士罗加诺国际电影节获银帆奖,主演关山获最佳男演员奖。
随着中国共产党组织对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管理的加强,袁仰安最终离开了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1958年,他创建了新新电影企业有限公司。在新新电影企业有限公司时期,也创作了很多作品,如《迷人的假期》(1959年,导演)、《双喜临门》(1959年,总导演:袁仰安,导演:吴景平、沈鉴治)、《渔光恋》(1960年,编剧·导演)、《名医与红伶》(1960年,总导演:袁仰安,导演:吴景平)、《镀金世界》(1962年,总导演:袁仰安,导演:沈鉴治)、《十夜柔情》(1962年,导演)、《浪子双娃》(1962年,编剧·导演)。1962年,袁仰安退出电影界,投资玩具制造业。1994年病逝,享年89岁。
三、电影《浪子双娃》
电影《浪子双娃》由新新电影企业有限公司制作,于1962年9月27日在香港首映。编剧·导演:袁仰安;黑白片;片长112分钟;使用语言:汉语;中文字幕。
片名《浪子双娃》很难让人想象这是一部由老舍《骆驼祥子》改编的电影作品,而实际上不仅片名,内容也做了大幅度的修改。
片中主要人物是男主角骆祥致(由翁午扮演),和围绕着骆祥致的两位女性——柳美妞和萧福芝(分别由毛妹[4]和韩瑛扮演)。读过《骆驼祥子》的人或许能意识到他们分别是祥子、虎妞和小福子的化身。另外,柳美妞之父柳四爷、萧福芝之父萧尔强又让人联想到小说里的刘四爷和二强子。但是,尽管人物设计与《骆驼祥子》原作有相似之处,而剧中人所处的时代已经不是20年代末的北京,而是60年代的香港了。也就是说,这是一部以60年代的香港为时代背景的作品。
《浪子双娃》故事梗概:
骆祥致四年前从婆罗洲来到香港。由于失业,无力支付房租,只得来投奔父亲的世交萧尔强。萧尔强十年前从婆罗洲移居香港后,以开运货卡车维生。当骆祥致求助于萧尔强时,萧尔强正因车祸受伤,卧病在床,家中已两个月没有收入。尽管如此,萧尔强还是收留了骆祥致。萧尔强的女儿福芝与骆祥致是青梅竹马,福芝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弟弟小毛。
骆祥致在仁和运输公司找到货车司机的工作,以他的收入,支撑起了萧尔强一家的生活。在共同的生活中,骆祥致和福芝相爱了。而仁和运输公司老板柳四爷的女儿美妞也对骆祥致一见钟情。中秋节这天,骆祥致本已约福芝晚上在海光寺见面,却不经美妞盛情,两人先看足球比赛,又饮酒泛舟,且夜泊舟中,终结男女之欢。福芝在雨中伫立,泣不成声,悻悻而归。
事后骆祥致愧疚不已,和美妞、福芝不辞而别,经友人介绍,在啤酒厂当了汽车司机。一天,骆祥致运送公款途中遭强盗劫持。他奋不顾身,击退歹徒,夺回重金,受到啤酒厂的表彰。此事见报后,美妞循迹而来,逼迫骆祥致与其结婚,威胁道:“如不从,我今天死在你面前。”骆祥致辩解说,自己生活贫寒,身份低微,这婚姻不会得到美妞父亲的认可。美妞强求他第二天来父亲六十寿庆的会场,要当场向父亲表白。
在宴席上,柳四爷坚决反对这门婚事,因此骆祥致遭到众人冷遇。美妞情急之中,和骆祥致一同出走,断绝了父女情缘。
美妞和骆祥致租了房子,结了婚,不久又怀了孕。美妞对父亲的运输公司寄以希望,她认为“等老头子死了,仁和总是我的”。不料柳四爷把公司卖给了他人。美妞无奈,用自己的私房钱给骆祥致买了一辆轿车,开起了“出租”。一日,骆祥致途中遭歹徒劫持监禁,美妞以为骆祥致夜不归宿,是和福芝旧情复萌,于是夜访福芝,精神恍惚之中,遇车祸身亡。
这期间,萧尔强病逝,福芝为葬父养弟,被迫做了舞女。之后,又和舞厅签了“接客”的合同,卖身为妓。这时,骆祥致从监禁中逃脱,知美妞已死,便来见福芝。福芝自惭形秽,拜托他今后照顾弟弟小毛,去海光寺跳海自尽,被骆祥致救起。骆祥致向她忏悔了以往的过错,说“我们应该拿出勇气活下去。”骆祥致、福芝、小毛三人在沙滩上并肩前行。剧终。
香港生力啤酒厂和香港足球总会是影片《浪子双娃》的赞助厂商和赞助机构。因此,影片中安排了骆祥致在辞去仁和运输公司后,被啤酒公司雇用的情节。影片中还出现了生力啤酒厂的画面。骆祥致被描写成酷爱足球的年轻人,影片里出现了两次足球比赛的场面。香港政府大球场建于1955年,可容纳28000人。《浪子双娃》的上映广告里,就有“足总特予合作拍摄两场外队大波精彩过瘾”,“政府大球场首次上银幕”的字样。
影片《浪子双娃》中,似乎是足球左右了骆祥致、福芝和美妞的命运。骆祥致被“仁和”录用后,一次在送货途中,恰遇球赛。于是他擅离职守,并因看球赛延误了送货的时间,让柳四爷遭到客户严厉训斥。美妞谎称因为轮胎爆裂,庇护了骆祥致。另一次是中秋节前夕,骆祥致和福芝表示着彼此的爱慕,当他们将要接吻的刹那,球迷小毛的一声梦呓“好球”,破坏了他们的心境,预示着他们不幸的开始。中秋节,骆祥致和福芝相约晚9点在海光寺见面,但经不住美妞观看球赛的诱惑,爽了约,致使舟中一夜,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四、电影《浪子双娃》和小说《骆驼祥子》的比较
(1)出场人物
萧福芝和柳四爷的人物形象出自原作里的小福子和刘四爷。萧福芝和小福子一样,出身贫寒,温柔贤惠。为了家人,宁愿牺牲自己;柳四爷和刘四爷一样,经营车行,粗野蛮横,绝不允许自己的独生女嫁给“穷光蛋”,致使父女关系分崩离析。
但是,骆祥致、柳美妞、萧尔强的人物塑造上,与他们的原型——原作里的祥子、虎妞和二强子之间,既相似又不同。骆祥致为单身青年,身强力壮,来大都市挣钱糊口,这些情节和祥子相仿;可他在工作上不能忠于职守,去看球赛;他生活上缺乏责任感,与福芝不辞而别,轻易地放弃了支撑福芝一家的责任;性格上优柔寡断,经不住美妞的诱惑,一夜轻舟,断送了两个女性的幸福。这和忠厚朴实的祥子有所不同。
美妞对自己喜欢的男人,先以色相诱,再以身相许,最后逼其成婚。在人物性格和行为方式上与虎妞相似;但影片中的美妞年轻美貌,虽被有钱人家的纨绔子弟追逐,美妞却不为所动。这又不同于小说里的虎妞。
萧尔强和二强子的相似之处,是他们都是社会底层的贫寒百姓。但二强子性格暴躁,打老婆,卖女儿,是个薄情汉子;而萧尔强性格温和老实,关爱儿女(萧尔强无妻),他由衷地期待着骆祥致和福芝结为夫妻,最后他就在期待中死去。
(2)祥子和骆祥致的命运
小说里祥子的命运可谓是“三起三落”,影片里的骆祥致的命运也可谓“三起三落”:他来到香港,在仁和当上了卡车司机,又得到美妞的特别关照。生活走向稳定。不料那一夜风流败露后,遭到同事的讥讽和轻蔑,他无法忍耐,最终失去了工作;在啤酒厂期间,为保护公款,奋不顾身,成了英雄人物,为人赞誉。可美妞逼婚,柳四爷寿宴上的屈辱,使他无颜再见公司的同僚,又一次失去了工作;美妞用私房钱,让他开上了自己的“出租”。小康生活刚刚开始,不料又遭歹徒劫持,最终落得一无所有。
尽管《浪子双娃》对《骆驼祥子》做了大幅度的改编,但它依然沿袭了《骆驼祥子》里主人公“三起三落”命运的基本框架。
(3)“骆驼”和“浪子”
老舍小说《骆驼祥子》里祥子和骆驼的遭遇,让祥子得了个“骆驼”的绰号。骆驼,既让人联想到广漠的沙漠中的艰难步履,又让人联想到在恶劣环境中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这正是祥子性格的写照。
而影片《浪子双娃》也试图像用“骆驼”来概括祥子那样,对骆祥致冠之以“浪子”。如前所述,骆祥致在品行中确有若干不足之处,但他绝不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在影片上映的同时,就已有媒体指出:
《浪子双娃》这部片子,片名不大妥当。主角翁午是一个诚实司机,在男女关系上失了足,他背负责任,却称为“浪子”,未免厚诬。也许这是对他的总角交韩瑛而言,但彼此尚未为夫妇,也说不上“浪子回头”那种套称。[5]
用“浪子”来概括骆祥致的人物形象,有失偏颇。
(4)结局
《骆驼祥子》原作的结局是小福子上吊自杀,祥子最终成了“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6]。而电影《浪子双娃》里的福芝跳海自杀,被骆祥致救起。骆祥致清算了自己的过去,并勉励福芝“活下去”,他们在沙滩上并肩前行,预示着新生活将重新开始。
《浪子双娃》的结局和中文本的《骆驼祥子》完全不同,却和英译本的《骆驼祥子》近似。1945年,《骆驼祥子》被伊文·金(Evan King)译成英文(英译名《Rickshaw Boy》),在美国出版。英译本的结局是:祥子在“白房子”找到已经病得奄奄一息的小福子,他抱着小福子冲进森林。“She was alive.He was alive.They were free.(她活着。他活着。他们都自由了。)”英译本暗示他们将有一个新的未来[7]。
我们可以推测,袁仰安在处理人物命运的结局时,参照了英译本的《骆驼祥子》。
(5)主题
原作《骆驼祥子》的主题,不只是描写祥子和两个女性(虎妞、小福子)之间的男女关系,而是通过祥子和小福子等人的命运,揭示了社会的黑暗、不合理、不公平;揭示了战乱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揭示了阶级、阶层之间的差别和由此而生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总之,作品描绘的是一幅19世纪20年代北京的大画卷。这就是作品的主题,也是它的成功之处。
与《骆驼祥子》的主题相比,《浪子双娃》的主题不免浅显、单纯。电影着重描写了骆祥致、福芝和美妞的三角恋爱。电影上映后,媒体出现了这样的评论:
根据老舍名著《骆驼祥子》改编的《浪子双娃》,很清新,有生活气息。《骆驼祥子》的时代是几十年前古老的北平,主角是个手车夫,《浪子双娃》把背景改为现代的香港,主角是个货车司机骆祥致(翁午),故事是他与青梅竹马女朋友福芝(韩瑛),和运输行老板的女儿美妞(毛妹)的三角爱情。[8]
“浪子双娃”题材现实,风格别致,故事尤其动人。编导者以尖锐的笔触,描写出三个不同身份、性格的青年男女的三角恋爱关系。由于爱情不专一的缘故,因此导致一幕爱情悲剧。其中有失业青年,有聪明温婉而富有同情心的小家碧玉,也有好胜心强的运输行老板千金,更有色心高照的百万富翁……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通过细腻的处理手法,更把这群不同的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9]
“三角恋爱”可以说是《浪子双娃》的主题。作品虽然描写了贫寒人家的困苦,但是没能面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更缺乏批判社会弊端的锐气。影片公演后,世人褒贬不一。既有说《浪子双娃》“脱胎于文学名著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随着时代的进展,把拉洋车的祥子改为汽车司机,可是依旧故事原来的胚胎,也可以说保持了原有精神”[10]。也有说“据说剧本据老舍著《骆驼祥子》,祥子非浪子也。这儿也没有什么老舍气。只可以说,从那部作品中,采取了那么一个桥段,装进香港材料,编了剧本”[11]。笔者赞同后者的意见,《浪子双娃》与《骆驼祥子》形似神不似。
《骆驼祥子》告诉人们,祥子的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生活在底层的人们,无论你怎么努力奋斗,都得不到相应的报偿,改变不了受压榨的命运,最后等待他们的是颓废、堕落和穷途末路。《骆驼祥子》和《浪子双娃》不同,它给我们提供了观察社会的视角。这就是它的深刻之处。就这一点而言,至今都有它的价值。
五、结语
袁仰安在把《骆驼祥子》搬上银屏时,为什么对原作做了如此大幅度的修改呢?
袁仰安在拍摄《骆驼祥子》之前,曾经导演过现代文学原作改编的电影。据《香港文学电影片目》的记载,在香港,1913年到2000年之间,由五四文学作品(不包括鸳鸯蝴蝶派文学)改编成电影的有36部。其中半数以上的21部(巴金作品8部,曹禺作品6部,鲁迅作品2部,赵树理、徐訏、李健吾、师陀、沈从文作品各1部)的电影制作都集中在50年代[12]。也就是说,50年代是香港电影界现代文学电影化的全盛时期。袁仰安从1957年开始准备拍摄鲁迅的《阿Q正传》。剧本由许炎(即姚克)、徐迟改编,袁仰安执导。片名《阿Q正传》,改编方针是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作,尽量不做修改。袁仰安当初曾计划去绍兴拍摄外景,由于得不到北京方面的同意,没能成行[13]。
1958年,袁仰安作为香港左派龙头电影公司——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在《阿Q正传》拍摄途中,就辞去了“长城”的职务,另创新新电影企业有限公司了。袁仰安离开“长城”的原因,《银都六十》里有如下记载:“作为直接被国务院外事办公室领导的单位,‘长凤新’(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凤凰影业公司、新联影业公司的合称——引用者注)也无可避免受到内地政治气氛和运动的影响”,“到了1957年,国内反右,政治风声紧张。而袁仰安正是在这时候因坚持开拍《阿Q正传》离开长城,自组新新公司”[14]。由此可知,袁仰安是为了摆脱在电影摄制过程中来自北京的政治上的干涉,希望不受束缚地、自由地拍片才离开“长城”的。
袁仰安创办了新新电影企业有限公司之后,投入了影片《骆驼祥子》(《浪子双娃》)的制作。根据拍摄《阿Q正传》的经验,袁仰安深知《骆驼祥子》是无法去北京拍外景了。在没有北京外景的制约之下,《骆驼祥子》如何拍,这是他不能不考虑的问题。《阿Q正传》在制片厂影棚里布景拍摄,尚有可能。而以“20年代北京城”这个大舞台为背景的《骆驼祥子》,全片要在影棚里完成,无论时间上和费用上都不具可能。这或许就是袁仰安只好把《骆驼祥子》的时代改编成60年代初期的香港,内容也做了大幅度修改的原因吧。
《浪子双娃》作为新作,在香港公映期间是1962年9月27日至10月3日,仅仅七天。此后,无论是香港电影研究的学者们,还是老舍研究的学者们都没有给《浪子双娃》以相应的关注。然而,《骆驼祥子》毕竟在1962年的香港被改编成电影《浪子双娃》了,这在老舍文学作品电影化的历史记录里,应该有它的一页。
基于此,作此文。
补遗:
(1)影片《浪子双娃》现藏于香港电影资料馆。
(2)在香港还有一部根据老舍作品改编的影片《女人女人》,由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国泰机构(香港)有限公司联合制作。1965年于台湾、1967年于香港公映。编剧王植波,导演吴家骧。该片是根据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剧《大雷雨》(1859年)、曹禺的话剧《雷雨》(1937年)、老舍的长篇小说《火葬》(1944年)改编的。这部影片也是老舍作品电影化研究的重要资料。
(作者单位: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
【注释】
[1]赵可义:《出生于台山的黄宗霑:华人“奥斯卡”第一人》,《江门日报》2010年10月22日。http://dzbj.mrb.com.cn/c/2010/10/22/00/c_1098910.shtml(阅读时间:2015年9月5日)。
[2]赵家璧的女儿赵修慧在《老舍赵家璧合力办“晨光”》(《世纪》2004年第4期,第35页)一文中载:“袁(袁仰安——引用者注)在日军占领上海后,曾提出与日方合作出版《良友画报》,宣传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逼迫父亲就范。父亲不愿当汉奸,化装离开上海。”
[3]赵卫防、张文燕:《建国后具有内地背景的香港电影公司成立新探》,《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9卷第6期,2012年11月。
[4]毛妹原名袁经绵。袁仰安的次女。学生时代已拍过8部电影。1964年创办毛妹芭蕾舞学校,是香港著名舞蹈家、舞蹈教育工作者。
[5]秋野:《看<浪子双娃>捧翁午、毛妹、韩瑛》,香港《文汇报》1962年10月7日第9版。
[6]老舍:《骆驼祥子》,《老舍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页。
[7]Lau Shaw.Rickshaw Boy.Evan King(Trans).New York:Reynal and Hitchcock,1945,p384.
[8]陆畅红:《浪子双娃》,香港《文汇报》1962年9月30日第10版。
[9]燊:《<浪子双娃>题材现实》,香港《大公报》1962年9月24日第9版。
[10]佚名:《<浪子双娃>向明星制度挑战!》,香港《星岛日报》1962年10月3日第9版。
[11]秋野:《看<浪子双娃>捧翁午、毛妹、韩瑛》,香港《文汇报》1962年10月7日第9版。
[12]梁秉钧、黄淑娴编:《香港文学电影片目》,香港岭南大学人文学科研究中心2005年版。
[13]“对于香港左派电影人来说,一部影片的完成常常要通过香港和大陆的双重‘关卡’。《阿Q正传》的摄制过程并不顺利,袁仰安的拍摄计划一直没有得到北京方面的同意”。见王宇平《镜头下的重述——1957年香港影片<阿Q正传>考》(《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6期,第78页。)
[14]银都机构编著:《银都六十》,香港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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