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凌
与“文化叙写”北京传统市民社会的写作风规迥异,老舍1930年从英国伦敦假道新加坡时写了一篇中篇小说——《小坡的生日》,因其分量和主题都与“经典老舍”游离甚远,此小说在文学史的话语构塑中通常一笔带过。文论界一般将其视为“童话”小说[1],一方面有评论认为其内容不够精彩,既不像童话,也不像成人读物,充其量只是“一片浮浮泛泛的梦呓而已”[2];老舍本人也直言《小坡的生日》是自己“脚踩两只船”的产物,因为“幻想与写实夹杂在一起,而成了四不像了”[3]。另一方面,也有学人认为老舍“生平写下的几部儿童文学作品,都足以达到这个创作领域内的上乘水准”[4];老舍基于一种“童心”的情怀也表示了自己对这部小说的格外喜爱:“可是我对这本小书仍然最满意,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我深喜自己还未全失赤子之心——那时我已经三十多岁了”,“希望还能再写一两本这样的小书,写这样的书使我觉得年轻,使我快活;我愿永远作‘孩子头儿’”[5]。总而言之,两个方面的评述都主要侧重于小说“童话”艺术创作层面的释读。与此不同的是,新加坡的王润华教授别出心裁,他以新加坡人的立场和眼光重新解析《小坡的生日》[6],打开了老舍童话背后别有洞天的“后殖民”社会文化内涵。此后中山大学的朱崇科教授也撰文续论《小坡的生日》[7],指出老舍逆写殖民帝国的另一维度可能指向别样的“暴力复制操作”。两者都恳切地提出了“后殖民”视阈的精彩洞见,却也不可避免地掺杂了“自为”遮蔽的“目镜”偏执,本文力图“拨云见日”,对其“迷思”作一番新释澄清。
一、为什么是“后殖民”文本?
王润华将《小坡的生日》称为中国最早的后殖民文本,将“后殖民”界定为“殖民主义从开始统治那一刻到独立之后的今日的殖民主义与帝国霸权”[8],我们说这无疑是有失准确的。“后殖民”,顾名思义,指的是殖民之后的一种文化政治历史情况。它既是一个时间概念,针对的历史阶段一般指前殖民地国家取得政治上独立以后;它又是一个空间概念,学人任一鸣对此有允当的解析:“后殖民研究最初研究的是后殖民国家在政治上的独立以后在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其他领域所遗留的殖民时代的痕迹,从字面上来理解,后殖民国家指的应该是那些经历过被殖民化过程的国家。”[9]从时间上看,老舍写《小坡的生日》时新加坡尚未获得独立,因而称为后殖民创作并不妥当。确切地说,后殖民主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早是领土占领式的殖民主义;二次大战后独立运动后,西方转向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相结合的新殖民主义;70年代后,非西方国家分化,有的在经济和富裕程度上超过西方,这时候西方主要采用文化优势的方法控制非西方,地缘政治学变成了地缘文化学,这是后殖民主义”[10]。《小坡的生日》属于领土占领期的创作,这一期间的殖民反抗文化叙写只能叫做“反殖民”主义或“非殖民”主义,因而老舍含有这种“逆写帝国”因素的文本创作与其称为“后殖民”文本,不如称为“反殖民”文本或“非殖民”文本更为恰确,此其一。
其二,就空间概念而言,新加坡的确是英国所属的一个殖民地国家,而老舍的文化身份是中国人,他只不过是过境新加坡的一个看客而已。即便他真有“逆写帝国”的善良意志,诚如其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中所言:“不管康拉德有什么民族高下的偏见没有,他的著作中的主角多是白人;东方人是些配角,有时候只在那儿作点缀,以便增多一些颜色——景物的斑斓还不够,他还要各色的脸与服装,作成个‘花花世界’。我也想写这样的小说,可是以中国人为主角,康拉德有时候把南洋写成白人的毒物——征服不了自然便被自然吞噬,我要写的恰与此相反”[11],这种反康拉德文化优越感(即“神化白人男性综合征”)的创作初衷仅属于一个异国过客的“殖民逆写”,用老舍自己的话说:“无论怎样呢,我想写南洋,写中国人的伟大”[12],这与新加坡本土知识分子的帝国反叙述话语有着本质的不同,与王润华所谓“后殖民文学”中老舍之“新加坡经验”“本土意识”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且不说老舍在新加坡仅仅逗留短短的半年左右时间,即便是嗣后长期侨寓于彼地,老舍的“本土意识”也不可以想当然地认为是纯粹的“新加坡意识”。因此,严格地说,老舍《小坡的生日》不是“后殖民”文本,而应该是“反殖民”(或“非殖民”)文本;不是正宗的新加坡本土“反殖民”(或“非殖民”)文本,而应该是一个中国人借助异域经验的过客式“反殖民”(或“非殖民”)文本。
二、哪来的新加坡“本土意识”?
老舍回国停驻“南洋”,既有客观上的经济挂碍,又有主观上的心追慕想,用老舍自己的话来讲:“离开欧洲,两件事决定了我的去处:第一,钱只够到新加坡的;第二,我久想看看南洋。于是我就坐了三等舱到新加坡下船。为什么我想看看南洋呢?因为想找写小说的材料,像康拉德的小说中那些材料。”[13]康拉德是老舍最爱的作家[14],老舍称其为“海王”,并在《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一文中不遗余力地赞美康拉德绘写的“南洋”惊采绝艳,天下无匹。老舍受了康拉德浓烈的情怀感染,对“南洋”世界便也充满了一种玫瑰色的激情憧憬,甚至有些炫情地说康拉德“不但使我闭上眼就看见那在风暴里的船,与南洋各色各样的人,而且因着他的影响我才想到南洋去。他的笔上魔术使我渴想闻到那咸的海,与从海岛上浮来的花香;使我渴想亲眼看到他所写的一切。别人的小说没能使我这样。我并不想去冒险,海也不是我的爱人——我更爱山——我的梦想是一种传染,由康拉德得来的”[15]。康拉德的人格和境界召引老舍“笔梦”“南洋”,但老舍要除去他“白色神话”的种族中心迷执,“这本书没有一个白小孩,故意的落掉”[16]便是老舍《小坡的生日》逆写“康拉德”的一个雄心铁证,老舍认为“南洋”的繁荣与白人殖民者的统治无干,而与中国人艰苦卓绝的奋斗息息相关,用他自己豪迈的话来形容:
南洋的开发设若没有中国人行么?中国人能忍受最大的苦处,中国人能抵抗一切疾痛:毒蟒猛虎所盘踞的荒林被中国人铲平,不毛之地被中国人种满了菜蔬。中国人不怕死,因为他晓得怎样应付环境,怎样活着。中国人不悲观,因为他懂得忍耐而不惜力气。他坐着多么破的船也敢冲风破浪往海外去,赤着脚,空着拳,只凭那口气与那点天赋的聪明,若能再有点好运,他便能在几年之间成个财主。自然,他也有好多毛病与缺欠,可是南洋之所以为南洋,显然的大部分是中国人的成绩。[17]
由此可见,老舍“国族意识”的“礼赞中国人”才是《小坡的生日》一书最大的创作心脉所在。不过诚如王润华教授所言,《小坡的生日》的确塑造了一个在新加坡土生土长的第二代华人“小坡”的形象,然而“小坡”到底是以“中国人”作为创作本位,还是以本土化的“新加坡人”作为创作本位,这是值得认真辨析的。王润华认为“小坡”是落地生根的新加坡人,“老舍以这样的故事制造了一种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寓言:当沙文主义的父母不在家时,小坡和妹妹仙坡决定打破籍贯、种族和语文之藩篱,邀请两个马来小姑娘,三个印度小孩,两个福建小孩,一个广东胖子到屋子后面的花园游戏。他们像一家人,讲着共同的语言”[18],看起来老舍好像以“新加坡意识”正统自居,而以“小坡”作为其“新加坡意识”的代言人,其实大谬不然。首先,王润华以新加坡1965年独立后的眼光去打量、看待新加坡独立前的华人生活意识世界便是十足的牵强附会。我们知道20世纪30年代的“南洋”华侨,其“落叶归根”的“中国意识”十分强烈,而60年代新加坡独立以后,由于受到政治情势及排华事件等的影响,中国政府开始鼓励当地华人由“落叶归根”转向“落地生根”,积极融入“南洋”当地的社会生活,于是才有了王润华教授所谓“南洋”“本土意识”的萌蘖。而《小坡的生日》创作之期(20世纪30年代)整个华人社会的主流精神气候依然止步于“落叶归根”之“中国情结”,贸然要小说人物“小坡”承担起新加坡独立后的主流本土精神思想无疑有强人所难的“张冠李戴”之嫌。其次,探勘小说的叙述动机主要取决于小说中隐含的作者的文本态度,老舍的文本思想主要定位在“中国人的伟大”上,他要为“南洋”的中国华侨精神“翻案”,试图全面矫正中国国内人对“南侨”的不正确情感认知,老舍在其嗣后的创作谈中指出:
国内人只知道在南洋容易挣钱,而华侨都是胖胖的财主,所以凡有点势力的人就派个代表在那儿募捐。只知道要钱,不晓得华侨所受的困苦,更想不到怎样去帮忙。另有一些人以为华侨是些在国内无法生存而到国外碰运气的,一伸手也许摸着个金矿,马上便成百万之富。这样的人是因为轻视自己所以也忽略了中国人能力的伟大。还有些人认为华侨漫无组织,所以今天暴富而富得不得其道,明天忽然失败又正自理当如此;说这样现成话的人是只看见了华侨的短处,而忘了国家对这些在海外冒险的人可曾有过帮助与指导没有。华侨的失败也就是国家的失败。[19]
从这个意义上看,老舍借用“小坡”来反映中国人的国际主义精神和良善之能力的伟大也正是题中之意。王润华忽视其时老舍文本隐含作者的情感评价,而套用自己所处年代的一种主流臆想未免断章取义。再次,王润华教授言述“小说中花园的意象经常出现,这又是暗示新加坡是一个花园城市国家的寓言”[20],说“今天的新加坡人,看了小说中花园的结构,一定深深地佩服老舍的远见。在1930年,他心目中居然就有‘花园城市’的蓝图,实在不简单。……所以现在新加坡被称为花园城市,完全实现了人民的愿望,而这个理想,三十多年以前,老舍就看到了”[21],并且想当然认为“老舍以花园来象征小坡住的新加坡,并非出于偶然或巧合的神来之笔”,这些无疑只是一种主观的“谶纬“比附,老舍写了“花园意象”与日后新加坡“花园城市”的现代化构想完全是两码事,王润华的“在地主义”文化迷恋意识使他在本土视维的“无限放大”强调方面越走越远。
三、反“东方主义”还是“东方主义”?
后殖民主义的先锋创始人萨义德在其名声大噪的《东方学》一书中提出了后殖民主义的一个经典概念,即“东方主义”。萨义德指出,“东方主义”既是一门东方学科,也是西方“他者化”东方的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个西方将东方“东方化”的权力话语机制。西方言述东方,东方被西方言述,东方是西方的一种“谋生之道”,西方与东方之间结实地存在着一种具有霸权色彩的权力关系和支配关系。在东方主义者看来,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西方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生命力先天不足的“东方”与生俱来地便在心智上臣属于西方。萨义德一针见血地作了回击:西方的“东方并非现实存在的东方,而是被东方化了的东方”[22]。针对强权的“东方主义”,老舍可以说早在1930年写《小坡的生日》时便从精神上声援了萨义德的“义”与“德”——反对“东方主义”。《小坡的生日》中既蕴涵小孩的天真童趣,又植入了老舍心中那点不属于儿童世界的思想,“所谓不属于儿童世界的思想是什么呢?是联合世界上弱小民族共同奋斗。此书中有中国小孩,马来小孩,印度小孩,而没有一个白色民族的小孩。在事实上,真的,在新加坡住了半年,始终没见过一回白人的小孩与东方小孩在一块玩耍。这给我很大的刺激,所以我愿把东方小孩全拉到一处去玩,将来也许立在同一战线上去争战”[23]。新加坡的教书生涯限制了老舍有别样的心灵震撼、收获,老舍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写道:
在新加坡,我是在一个中学里教几点钟国文。我教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十五六岁的小人儿们。他们所说的,和他们在作文时所写的,使我惊异。他们在思想上的激进,和所要知道的问题,是我在国外的学校五年中所未遇到过的。不错,他们是很浮浅;但是他们的言语行动都使我不敢笑他们,而开始觉到新的思想是在东方,不是在西方。[24]
老舍发觉了东方并非西方“沉默不语”的他者,东方不仅可以发声,而且她要发声,发出的正义之声必将扫荡整个颓宇:
在今日而想明白什么叫作革命,只有到东方来,因为东方民族是受着人类所有的一切压迫;从哪儿想,他都应当革命。这就无怪乎英国中等阶级的儿女根本不想天下大事,而新加坡中等阶级的儿女除了天下大事什么也不想了。[25]
老舍于是在他以“小人儿们作主人翁来写出他所知道的南洋”——“恐怕是最小最小的那个南洋”[26]的《小坡的生日》里表达了其反对“东方主义”权力凝视的坚强决心和勇气,于是便有了小说主人公“小坡”在梦中与其他小孩应付共同的敌人“狼猴大战”和“猫虎大战”两节,“前者,有弱小民族若丧失团结和斗志便免不了遭到强敌蹂躏的寓意;后者,则有着只要各个被压迫民族协力抗争就能夺取胜利的寓意”[27],其间明显寓示了老舍所谓东方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抵制文化政治学”。
除了这种“大人”思想的开宗明义,老舍写《小坡的生日》事实上还寄寓了另外一个追慕“南洋”的浪漫欲望——“写点新加坡的风景什么的”[28],我们说康拉德的“诱惑”自然是其中一个十分显赫的原因(前文已交代),正是因了这层“南洋梦”的精神力内驱,才促使老舍不自觉地有了“猎奇”和“消费”“南洋”异域情调的隐性文学冲动,诚如他自己所说,写《小坡的生日》“即使仅能写成个罗曼司,南洋的颜色也正是艳丽无匹的”[29]。萨义德在论述东方主义时区分了两种“东方学”,一种是显在的,一种是隐伏的,“显在的”是明确的陈述,而“隐伏的”的却几近于一种“润物细无声”的“集体无意识”内化,西方笔下的东方既可以“被抓握、被借用、被简化、被编码”,也可以“被经验,被作为一个充满丰富可能性的博大空间而加以美学的和想象的利用”[30]。老舍对充盈着梦想与幻象的“南洋”之绮色神秘主义的痴迷,似乎也有些微“南洋化”(取“东方化”之意)“南洋”之嫌。老舍在《还想着它》一文中作过这样的交代:自己在新加坡生病后,“早晚在床上听着户外行人的足声,‘心眼’里制构着美的图画:路的两旁杂生着椰树槟榔;海蓝的天空;穿白或黑的女郎,赤着脚,趿拉着木板,嗒嗒的走,也许看一眼树丛中那怒红的花。有诗意呀。矮而黑的锡兰人,头缠着花布,一边走一边唱。躺了三天,颇能领略这种浓绿的浪漫味儿,病也就好了”[31]。这种“浓绿的浪漫味”正是老舍心心念念向往徜徉其间的一种“南洋”风情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气氛具有鲜明的女性气质,笔触阴柔、华丽而优雅,诗意的“南洋”“母体”浸润甚至治好了老舍“痧疹归心,不死才怪”的红疹病。老舍接着还在《还想着它》一文文末进行了续“色”的抒情:
到现在想起来,我还很爱南洋——它在我心中是一片颜色,这片颜色常在梦中构成各样动心的图画。它是实在的,同时可以是童话的,原始的,浪漫的。无论在经济上,商业上,军事上,民族竞争上,诗上,音乐上,色彩上,它都有种魔力。[32]
这段近乎活色生香的情思表达隐秘地暴露了老舍内心无法释怀的一种“南洋主义”情衷,我们说这种隐在的欲梦化“南洋”的“南洋主义”心结与老舍逆写“东方主义”的欲为东方“南洋”鼓与呼的义愤情志构成了一种不甚和谐的“异音对弈”之悖论情境,这种悖论情境在“东方主义”与反“东方主义”的精神张力中十分尴尬地形成,这恐怕是老舍先生自己也无法自知的。
四、有大中华“文化殖民”吗?
也许是受业师王润华教授“新加坡本位”文学思想的影响,学人朱崇科似乎也有了泛“去中国化”心态的学术警惕,其在《后殖民老舍:洞见或偏执——以<二马>和<小坡的生日>为中心》一文中表达了这样另类的见地:
为了抵抗白人或殖民者文化以及统治的暴力与历史话语霸权,老舍在其中以童话建构了一个崭新的本土新世界,成为新加坡的建设预言,其逆写姿态值得表扬。但同时,需要提醒的是,《小坡的生日》中,也有一种大中华心态或者文化殖民倾向。[33]
这样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这倒不是作为一个华人企图“绑架”族性自尊来狭隘地“意气用事”,我们说任何文化霸权都值得声讨和批判,中华文化自不例外,只要它有文化殖民“帝国之眼”的“权力侵略”事实。但是何谓事实文化殖民,文本又怎样准确体现之,是值得我们依实客观做出理性判断的。
王润华在论及新马华文文学时曾提出过两种后殖民文学:“侵略”和“移民”。他指出:“新马的华文文学,作为一种后殖民文学,它具有入侵殖民地与移民殖民地两种后殖民文学的特性。在新马,虽然政治、社会结构都是英国殖民文化的强迫性留下的遗产或孽种,但是在文学上,同样是华人,却由于受到英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之不同模式与典范的统治与控制,却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殖民文学与文化。一种像侵略殖民地如印度的以英文书写的后殖民文学,另一种像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移民殖民地的以英文书写的后殖民文学。”[34]接着他申述道:“当五四新文学为中心的文学观成为新马文化的主导思潮,只有被来自中国中心的文学观所认同的生活经验或文学技巧形式,才能被人接受。因此不少新马写作人,从战前到战后,一直到今天,受困于模仿与学习某些五四新文学的经典作品。来自中心的真确性(authenticity)拒绝本土作家去寻找新题材、新形式,因此不少被迫去写远离新马的生活经验。”[35]王润华的言外之意便是中国文学对新马本土文学施行了移民式的文化殖民,正因为有中国文学在新马的强势“在场”,才使新马本地意识、本土作品无法正常地成长。这种观点本身值得深度再研究,我们说任何自足、自恰的文化体系都应该是一个开放、多元和活性化的过程,如果将之对象化思维便成“死物”,不再鲜活。王润华将中国文学视为新马文学的一个异质力量和绝对化的“他者”,事实上便犯了文化本质主义的错误。中国文学对新马文学有大力影响不假,但这并非“文学殖民”,新马本土文学对中国文学进行创造性转换,本身便是一种“扬弃”的“凤凰再生”。它吸取中国文学的优秀营养,进而融合本地独异的“南洋”风质,自成一格,就像中国的佛教取自印度佛教却不与之同一样[36],新马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开放、活性化文学实践的“自新”典范,而并非“搬尸公式主义”的机械挪用。说新马文学属于中国文学海外的分支诚然有“大中华主义”之嫌,说中国文学对新马文学实施了“文学侵略”也是意气过于激切之偏论。
朱崇科秉承其师王润华的大中华“文化殖民”逻辑,以《小坡的生日》为实验解剖样板,于是便有了下列所谓“暴力复制操作”的讲论:
(一)“小坡”的“父亲板着脸,郑重其事地打了国货店看门的老印度两个很响的耳瓜子”[37],朱崇科认为这里呈现了华人“统治者的暴力”[38]的一面。这种分析显然有失妥当,因为“隐含作者”的文本态度是站在“小坡”立场上的,而小说中“小坡”将看门的“印度”视为“伟人”[39],显而易见,“小坡”喜欢并同情“老印度”,而对于他父亲,却隐在地存有一种反感、抵制的心向,“小坡”的态度亦是文本“隐含作者”的态度,因此所谓华人“统治者的暴力”一说确实有过度阐释之嫌。
(二)“哥哥是最不得人心的:一看见小坡和福建、马来、印度的小孩儿们玩耍,便去报告父亲,惹得父亲说小坡没出息。小坡郑重地向哥哥声明:‘我们一块儿玩的时候,我叫他们全变成中国人,还不行吗?’而哥哥一点也不原谅,仍然是去告诉父亲。”[40]朱崇科认为“小坡”“尽管主张并实践多元种族主义,其上述言行依然没有摆脱中国中心主义”[41]。这种说法也很有问题,上述句段的原文后一句是这样写的:“父亲的没理由,讨厌一切‘非广东人’,更是小坡所不能了解的。”[42]这清楚地表明“小坡”向哥哥“我们一块儿玩的时候,我叫他们全变成中国人,还不行吗?”的声明并非“小坡”的本意,更非“小坡”的“中国强心剂”作怪,而恰恰是一种对父亲“专制淫威”的不得已妥协,也就是说,“小坡”的父亲持有中国中心主义心态,而“小坡”的态度亦即“隐含作者”的态度事实上表示了对父亲“中国中心主义”的不理解和质疑。
(三)“小坡”有一宝贝“红绸子”,“红绸子”可以帮助“小坡”装扮成各个种族的人,以实现“小坡”各族群人“平等谐存”的善良理念。有一天“红绸子”遗落学校,可学校已经关上了大门,“小坡”“央告看门的印度把门开开”,[43]遭拒后喊来庶务员和住校先生才把事情解决,他跑出校门时“就手儿踢了老印度一脚;一气儿跑回家,把宝贝围在腰间,过了一会儿,他告诉妹妹,他很后悔踢了老印度一脚。晚饭后父亲给他们买了些落花生,小坡把瘪的,小的,有虫儿的,都留起来;第二天拿到学校给老印度,作为赔罪道歉。老印度看了看那些奇形怪状的花生,不但没收,反给了小坡半个比醋还酸的绿橘子”[44]。朱崇科认为“小坡”踢“老印度”的行为和后来把瘪的、小的、有虫儿的花生送给“老印度”表示歉意显现了“小坡”“华人中心主义”的倾向。这种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小坡”踢“老印度”事出有因,同时反映了孩童“小坡”顽皮、任性的一面,“小坡”事后马上有了悔意,又反映了“小坡”心性无比的天真善良,接着还送东西给“老印度”赔礼道歉,而“老印度”自己非但没收却反而给了“小坡”礼物,这表明“小坡”对“老印度”的尊重和“老印度”对“小坡”的谅解与爱怜,至于说送的花生的瑕疵性,只是小孩可爱“恶作剧”的一种体现,朱崇科所谓“小坡”“华人中心主义”的过度挪用倾向,显然有失轻率。
(四)老舍在《还想着它》一文中有下面一段论述:
本来我想写部以南洋为背景的小说。我要表扬中国人开发南洋的功绩:树是我们栽的,田是我们垦的,房是我们盖的,路是我们修的,矿是我们开的。都是我们作的。毒蛇猛兽,荒林恶瘴,我们都不怕。我们赤手空拳打出一座南洋来。我要写这个。我们伟大。是的,现在西洋人立在我们头上。可是,事业还仗着我们。我们在西人之下,其民族之上。假如南洋是个糖烧饼,我们是那个糖馅。我们可上可下。自要努力使劲,我们只有往上,不会退下。没有了我们,便没有了南洋;这是事实,自自然然的事实。马来人什么也不干,只会懒。印度人也干不过我们。西洋人住上三四年就得回家休息,不然便支持不住。干活是我们,作买卖是我们,行医当律师也是我们。住十年,百年,一千年,都可以,什么样的天气我们也受得住,什么样的苦我们也能吃,什么样的工作我们有能力去干。说手有手,说脑子有脑子。我要写这么一本小说。这不是英雄崇拜,而是民族崇拜。[45]
朱崇科认为老舍此处“民族崇拜”之所谓是“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倾向和可能的中国中心主义倾向(从异族角度换位思考尤甚)”[46]的体现,认为“这种族群优越感也可视为一种文化殖民”[47],如果单纯就老舍上述言论来看,我们说朱崇科的定论确实有一定的理据,问题是老舍没有在《小坡的生日》里真确地体现其上述思想,恰恰相反,紧接上段思想陈述,老舍在《还想着它》中表达了自己有心无力的遗憾:“可是,我写不出。打算写,得到各处去游历。我没钱,也没工夫。”[48]也就是说,作者“想写”与作者实际“写出来”完全不是一回事,《小坡的生日》的文本呈现事实上背离了作者“大中华心态”的述志,其动机用老舍的话说便是:“表面的写点新加坡的风景什么的。还有:以儿童为主,表现着弱小民族的联合”[49],《小坡的生日》便是这种“弱小民族联合”创作动机而非上述“民族崇拜”创作臆想的文本化结果。朱崇科一则将作者事后的声明完全等价于文本自足的“发声”体现,没有将两者明晰地分开审察;二则断章取义,没有注意到作者后文对前文的一个颠覆态度,因而根本是不足为训的。
(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释】
[1]夏志清在论老舍著作中只用一个句子把《小坡的生日》交代过去,他说这是“给儿童写的童话”,关纪新在《老舍评传》中也称“《小坡的生日》属于儿童文学”(参见关纪新《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页)。此外以“童话”主题论及《小坡的生日》的论文还有张江艳的《儿童的乌托邦世界——由<小坡的生日>看老舍的儿童本位思想》、马亮静的《试论<小坡的生日>创作动机——兼析老舍儿童文学观》和张宗顺的《浅谈<小坡的生日>的儿童情趣》等。
[2]马森:《论老舍的小说》(一),《明报月刊》68期(1971年8月),第41—42页,转引自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学林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38页。
[3]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4]关纪新:《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
[5]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
[6]主要集中在他的两篇论文《中国最早的后殖民文学理论与文本:老舍对康拉得热带丛林小说的批评及创作》《中国最早的后殖民文本:老舍的<小坡的生日>对今日新加坡的后殖民预言》里,见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
[7]朱崇科:《后殖民老舍:洞见或偏执?——以<二马>和<小坡的生日>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8]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9]任一鸣:《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10]赵稀方:《后殖民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273页。
[11]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
[12]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
[13]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
[14]老舍有一文,题为《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文中表达了老舍对康拉德的无上热爱与崇拜。
[15]老舍:《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1页。
[16]老舍:《还想着它》,选自《老舍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17]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选自《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177页。
[18]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19]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
[20]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21]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
[22][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36页。
[23]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24]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页。
[25]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页。
[26]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27]关纪新:《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页。
[28]老舍:《还想着它》,《老舍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29]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
[30][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34页。
[31]老舍:《还想着它》,《老舍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
[32]老舍:《还想着它》,《老舍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2页。
[33]朱崇科:《后殖民老舍:洞见或偏执?——以<二马>和<小坡的生日>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34]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35]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119页。
[36]关于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传承关系,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有十分经典的评述:“甲完结了的行为仅能由乙借着甲自身的存在使之振作起来,而且凭借他自己,他的内在特性,他的工作和他自己的一部分,变成乙的行为。并没有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运动,而仅有印度佛教徒的丰富的表象中的一部分被具有某种宗教倾向的中国人所接受,他形成了一种对于中国佛教徒且只对于中国佛教徒有意义的新的宗教表现形式。在全部这些情况中,重要的并非各种形式的原始意义,而是各种形式本身,它们将寓于观察者自己的创造力之中的种种潜伏方式揭露给观察者的能动感受性与领悟。内涵是无法转移的。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各自存在于自己精神的孤寂中,一条无法逾越的深渊把他们隔开。尽管印度人与中国人在那些日子里双方都认为自己是佛教徒,但是他们在精神上仍然离得非常远。一样的经文,一样的教仪,一样的信条——但是心灵却并不相同,他们各走各的路”,参见[德]斯宾格勒著,张兰平译《西方的没落》,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
[37]老舍:《小坡的生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38]朱崇科:《后殖民老舍:洞见或偏执?——以<二马>和<小坡的生日>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39]“看门的印度,在小坡眼中,是个伟人”,老舍《小坡的生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40]老舍:《小坡的生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41]朱崇科:《后殖民老舍:洞见或偏执?——以<二马>和<小坡的生日>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42]老舍:《小坡的生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43]老舍:《小坡的生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44]老舍:《小坡的生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45]老舍:《还想着它》,《老舍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
[46]朱崇科:《后殖民老舍:洞见或偏执?——以<二马>和<小坡的生日>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47]朱崇科:《后殖民老舍:洞见或偏执?——以<二马>和<小坡的生日>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48]老舍:《还想着它》,选自《老舍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
[49]老舍:《还想着它》,选自《老舍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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