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爱的情怀_谢希德的故事

（六） 爱的情怀_谢希德的故事

曹天钦夫妇与曹惟正

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必须追踪前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一时期，谢希德敏锐地注视着学科的每一项进展。随着对硅平面工艺的突破，国外科技界半导体研究已从锗转向对硅的各种性能的深入探索。这一动向，引起她的高度重视，并开始着手分析和研究。1962年在广州举行的国家科学研究规划会议上，谢希德与黄昆联名建议在我国开展固体能谱的研究，旨在进一步探索固体内部一些电子运动的规律，对发展新材料、新器件具有指导意义。他们的建议经审核，很快被正式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之中。后由政府拨款，先后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筹建起实验室，添置必要的设备，为深入开展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固体能谱研究虽然是基础理论研究，但又与应用密切相关，可以说是重要的应用基础研究。1963年至1965年，在数学系计算数学组的密切配合下，谢希德和助手们积极开展固体能谱的研究，先后对硒化锌、锑化铟等进行能带研究，获得了初步成果，并在复旦大学建立了顺磁共振等当时比较先进的实验技术实验室。她招收研究生，并开设了“半导体理论”和“群论”课，指导研究生从事关于空间群矩阵元选择定则以及有关半导体能带计算等项工作。他们先后在《物理学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群论在固体物理研究中的应用的科学论文。其中《空间群矩阵元的选择定则》论文发表后，引起了专家们的兴趣和重视，一些外国学者曾来函索取这篇论文复本。1966年在北京召开的，有33个国家参加的亚非科学讨论会上，谢希德提交了《半导体能带计算》的论文，向国外学者汇报了用我国自己的电子计算机计算半导体能带的初步成果。

谢希德的敬业精神难能可贵，还在于关注国家需要，服从组织派遣。1958年夏秋之交，在国际上半导体研究开始繁荣、半导体产业发展刚刚起步之际，国家决定以中国科学院和复旦大学联合创建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经复旦大学党委研究决定，派谢希德参加筹建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培养我国固体物理专门人才，并担任该所副所长一直到1966年。(www.guayunfan.com)从研究所初创起，谢希德也十分注意研究所的学风建设和青年研究人员的思想品德修养，在身体力行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学。她不论是在分析讨论研究计划、研究结果时，还是在审阅修改论文时，都体现出严谨求实的科学作风。对实验结果，苛求多次重复和找出规律；对科技论文，逐字逐句斟酌修改，甚至作者姓名的英文翻译也仔细考究。有了不同意见和矛盾，她要求大家从国家和集体利益出发求同存异，及时讨论处理；有了名誉、利益，她劝导课题组长要先人后己，正确对待。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已经开始承担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包括基础研究项目的固体能谱课题和应用研究项目的红外遥测装置，并在1963年中国物理学会大会上报告研究结果，在国内研究机构中崭露头角。真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在创建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的过程中，谢希德呕心沥血、功不可没。

1985年8月，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物理研究室组建为中国科学院红外物理开放实验室，并于1989年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自1985年红外物理实验室成立以来，谢希德一直担任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期间她曾担任多项要职，但始终参加每一届每一次学术委员会会议，从不因自己工作繁忙、年老体弱或位尊权重而缺席，并始终以普通委员的身份与其他科学家一起，商讨实验室的工作成绩、存在问题和改进途径。

1978年5月底，刚刚从被迫害的困境中走出来的谢希德，立即投身到火热的科学事业中去。那时，中国电子学会的四个杂志编辑部，在北京举办集成技术的学术会议，主办单位的同志很希望谢希德教授能够出席。不过他们十分清楚，谢希德患病多年，健康欠佳，如此往返奔波对她是不适宜的。他们最后想了个万全之策，建议她写一份书面发言，并且委婉地对她说，“这次会议只有三天时间，您就不必亲自出席了。”

然而，谢希德却坚决地说，“不，我一定参加！哪怕只开一天，我也要去！”她如期来到北京，自始至终精神饱满地参加学术讨论，并且就发展我国的大规模、超大规模集成技术发表了重要意见。会议刚结束，她连在北京的亲人都没有来得及看望，又风尘仆仆地奔往苏州出席另一个学术会议去了。谢希德就是这样，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以自己积极向上的言论教育学生以及校外的广大青年。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提出了重视科学、教育和对外开放的方针，强调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设备，并大力加强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党中央的号召，如阳光照亮了科学研究的道路，如雨露滋润了谢希德久旱的心田。“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她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力图夺回“文革”中损失的时光，进一步加快科学研究的进程。

早在1977年，谢希德就认真查阅了国内外专业文献，发现研究半导体和金属表面与界面问题已有很大进展，涉及许多学科，已经形成介于表面物理、表面化学和材料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正如国内一位物理学家所说，“我们沉睡了十年，在苏醒之后，面前出现了一片大好森林，这就是表面物理。”谢希德密切注视着查到的大量新资料，思索着奥妙而又实际的问题—为什么不锈钢不会生锈？是什么起了抗腐蚀的保护层作用？苏美两个大国每年因腐蚀而报废的钢材达四千万吨，怎样才能使我国有限的钢材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时，专长于半导体和固体物理研究的谢希德，如果继续从事她的研究，可以说既省力，又稳妥，还可以快出成果；如果另辟蹊径从事表面物理研究，即使付出艰辛的劳动，五年十载能否取得显著成绩仍是个问题。然而，她不是守业的人，表面科学亟待人们去研究，去揭开那神秘的面纱，从而更好地为祖国的建设服务。哪怕付出十倍二十倍的代价，也要勇闯难关，有所创造。更重要的是，作为学界的老前辈，可以借此鼓励年轻的同事们，去开拓这个有前途的新领域。

当时，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谢希德基本摸清了表面物理所包括的基本内容有三部分：一是确定表面的原子成分；二是表面原子结构和成键性质；三是表面的电子态和各种特具的物理性质。她也弄清了表面物理同国民经济和科学发展之间有着重大的关系，例如如何寻找有效的抗腐蚀保护层，以减少钢材的损失。而且，表面物理和量子化学结合，将为催化科学理论的建立拓宽道路，而有效的能源又依赖催化科学发展，因此更加彰显表面物理的重要性。此外，半导体集成电路规模越做越大，要进入原子级的加工需要在原子线度的范围内，认识表面的各种物理性质，以便于提高集成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也为探索新器件、新材料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目前虽然表面科学又有了许多新进展，但当时的一些认识还是基本正确的。

“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正是谢希德的有心和远见卓识，对新开拓研究领域的认识在一点一滴地聚集，逐步系统化、科学化、理论化。1977年11月，时机终于来了，她应邀出席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会上，她以令人信服的材料，大胆地提出填补我国表面科学空白，发展表面科学的建议，并得到了科学家们的赞赏以及国家科委和高教部（教育部）的支持。返校后，乘规划会的东风，谢希德满怀信心地着手筹建以表面物理为研究重点的现代物理所。“人生当盛况，科研趁年华”，她的奔波操劳换来了丰硕的收获。在短短的时间内，复旦大学在原有物理系和核科学系的基础上，建立了八个研究室。各科各系每一个实验室的建立，都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缀嵌在复旦园里。这些闪烁着科学之光的“明珠”在草坪间，在校舍里，甚至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发着光和热，点缀着复旦大学这座科学“不夜城”。

谢希德（前排左一）等与美国表面物理专家H.D.Hagstrum（前排中）合影

1982年，美国著名物理学家、1998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之一科恩（Walter Kohn）教授来华讲学，回国后评论说，“谢希德教授作了明智的选择，在复旦大学开展表面物理研究，并在短时间内达到世界水平。”表面物理实验室在“六·五”期间，得到国家科委的支持，“七·五”期间又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列为重点科研支持项目。1990年，国家计委组织专家评审，并确定该实验室为国家应用表面物理开放实验室，继续给予大力支持。同年初，国际表面物理权威斯班塞（W. D. Spicers）参观时，这样评价这个实验室群体的工作，“它是中国凝聚态物理方面的杰出中心，而且有潜力发展成国际上的杰出中心。”

1986年10月，在纪念我国半导体专业创办三十周年的学术报告会上，众多与会者提出北京争取举办1992年第二十一届国际半导体物理会议，并写进会议纪要。会议责成黄昆和谢希德组织一个精干的调研和筹备班子提出方案，提交给1988年在波兰召开的国际纯物理和应用物理协会（IUFAP）半导体委员会。国际半导体物理会议是两年一次的系列会议，被国际上公认为代表半导体物理领域最具权威性的高水准国际会议。由于以半导体为先导的信息科学具有重要的、战略上的应用背景，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从事半导体物理研究。半导体物理实验本身又往往需要高新技术设备，因此欧美国家有着明显的优势。历来，国际半导体物理会议由欧美国家唱主角，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在亚洲也只有日本举办过。在谢希德推动下，在大家齐心协力下，中国终于克服了重重障碍，使会议得以成功举办，让中国的科学在开放中走向世界。

1978年初，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成立时，谢希德主要负责建立表面物理研究室。一些原来在半导体教研组时代的同事，面临着严峻的选择。谢希德希望尽可能有更多的人，来到表面物理研究室工作，但她也深知这种事不能靠行政命令，而要靠大家自觉自愿。她设想建立一个兼有不同学科的人员组成的集体；也希望能通过几年的努力，可以建立一个老、中、青成员三结合的集体；这个研究室既有实验队伍，又有理论队伍；既要在国内边干边学，又要尽量创造条件，让成员有机会到国外参观、访问、进修，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参加国际学术交流；青年人可在国内或到国外攻读学位，加强学术修养和科研能力。

在建立研究室的初期，实验组有了以王迅教授为首的骨干，还有原来就在半导体教研组的一些60年代初期毕业的同事，更欣慰的是还有来自光学教研组和化学系的，有多年教学及科研经验的教师，再加上一些69届、70届的毕业生，形成了一个比较合理的人才梯队。就是这些同志日夜努力，协助安装并努力掌握新购置的能谱仪操作和维修技术，培养研究生，还取得了一些科研成果。

实验组走上了正轨，而理论组的建立也是不容易的。在“文革”期间，大多数理论工作者都被视为脱离实际的“牛鬼蛇神”而被迫停止工作。现在所面临的任务是，既要“温旧”，又要去追赶先进的，必须努力补课把流失的时间夺回来。这里虽有多年的老同事，但还很不够，需要补充新鲜血液。谢希德想起了她所培养的两位研究生，分别被分配到安徽和上海的工厂中工作。虽然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为了重建理论研究组，他们必须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更好地发挥各自的才能。后来在领导的支持下，这两个毕业生很快被调回复旦大学，成为她的得力助手。由于进行表面电子态的研究，经常要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大量计算，原有的成员对这方面都不很熟悉。曾到苏联学习过的张开明从数学系转到这个组，成为理论组的骨干。

谢希德一生勤奋耕耘，收获硕果，又不得不时时要与疾病抗衡。在与疾病的搏斗中，她表现得十分顽强。深度的X射线照射，再加上大剂量的化疗，使她非常痛苦，带来了强烈的生理反应，医生嘱咐她要卧床静休。

每次治疗都引起反应性呕吐，白血球大量减少，身体出现浮肿。接着医生又用中药治疗扶正，以便迎接第二轮的化疗。这样的治疗无疑是痛苦的。但是病魔愈折磨她，谢希德的意志却锤炼得愈坚强。她仍然夜以继日地阅读文献资料，把重要内容摘录下来，记在卡片上；依然对研究生进行业务指导；照样对教师的译稿作认真的校译。

一位出版社的编辑是这样描述谢希德的：

“有一次，我一进谢先生的房间，看到她面色苍白，有气无力地坐在沙发上，心里顿觉歉意，不该在这时再给她增加负担。但是，她一看到我给她拿来几本较新的关于‘表面科学’的书籍，喜出望外，精神也抖擞起来了。她马上打开书，翻一遍，口里连连说：‘好书，好书，对我们工作很有帮助。你看，借给我几天？’”

“我看到她身体如此虚弱，就说：‘看你的情况吧！’”

“‘过4天准时还你吧，’她说。果然，4天之后，她准时托人把书还来。我接到书，心潮翻滚，谢先生真是为了科学事业忘记了一切呀！像她这样把病痛置之度外，而对科学研究和科学事业如此专注的，这在‘文革’的那几个年头，我确实所见不多啊！”

（三） 奉献情怀

坐落在中国上海的复旦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享誉海内外的著名高等学府，创建于1905年，原名复旦公学。“复旦”二字选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取意代替“震旦”而重放光明，又含振兴中华之意。私立复旦大学，下设文、理、商三科以及预科和中学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内迁至重庆北碚，于1941年申请改为“国立”，1946年迁回上海江湾原址。1952年，经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复旦大学成为文理科综合大学。

1983年复旦大学春节团拜会，师生员工的代表欢聚一堂，共贺新春。就在这次集会上，校党委书记盛华宣读了国务院任命谢希德为复旦大学校长的决定。热烈的掌声在会堂里久久回荡，人们不约而同地向这位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新当选的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新中国高校第一位女校长投来了无比钦佩的目光，从此复旦大学在她的领导下开始新的征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成就。

“论经验和威望，我不能同前任校长陈望道教授和苏步青教授相比，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有决心在有限的任期内，依靠集体的力量完成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谢希德的“就职演说”诚恳谦逊，朴实无华，但依稀可见她那颗跳动、纯洁、火热的心，给了广大师生员工无比的信心……

1983年8月，有人猜想校长也许外出避暑，也许闭门著书立说了。然而，大家都猜错了，她还没有闲下来。突然，学校值班室的电话铃响了，“我是谢希德，请您提供两个数字……”秘书很快记下校长的要求，并从有关资料中迅速查到，及时电告了校长。原来，谢希德正在自己拥挤的书屋里修改、审定1984年至1990年学校发展规划初步设想。

谢希德担任复旦大学校长以后，她在大会上做的报告既讲成绩又讲问题，言简意赅，一般在一个小时之内散会，深受师生员工的欢迎。“看似容易却艰辛”，其实要做这样一次报告，谢希德背后不知花费多少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每每秘书为她整理演讲初稿，总能从退回的文稿中，看到她留下密密麻麻的字迹。每逢在开会之前，文稿都要印发党委书记、副校长和有关部处领导征求意见。

作为一校之长，首先得了解基层，掌握越多的第一手资料，才能更好地知人善用、因地制宜，领导开展好学校工作。每过一段时间，她就会向办公室主任了解学校的动态，具体开展了哪些工作；办公会议决定的事项落实了多少？虽然校际交流、学术活动已占去了谢希德的许多宝贵时间，但她仍然想方设法，坚持了解、联系基层，诸如“编外校长办公会议”。一次，她走在校园西南角的小道上，有人投来疑惑的眼光，问她是否走迷路。谢希德笑着对他说：“没有错，我是到系里参加校长办公会议的。”

在数学系资料室，谢希德和该系的党政领导及部分骨干教师聚集一堂，召开一次“编外”校长办公会议。教师反映，数学系资料室征订的图书期刊原来比较齐全，但由于图书价格调整，现在要维持原订图书期刊数量已相当困难。谢校长听了教师的发言后，从图书资料的重要性出发，与同来参加办公会议的同志一起商量，决定一方面积极争取教育部给予特别支持，一方面学校力所能及地增拨部分图书经费。由于谢校长的重视和关心，复旦大学数学系图书资料得到及时补充，如今已成为国内数学界闻名的资料室。

谢希德就是这样，经常带领一班人马到基层办公，为基层办实事，解决具体问题。在她任职期间，这种联系基层的作风一直坚持下去。与此同时，她还采取约请干部到办公室讨论问题的办法，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此外，上门找她的师生络绎不绝，许多人也来信来函反映问题、寻求帮助，她总要亲自拆阅，并嘱咐秘书及时回函。这一切表明她在追求服务，服务师生员工，服务学校的发展。

提起谢希德的阅文办公，秘书就会滔滔不绝地告诉您，她那有别于人的办公方法。往往一踏上校长办公室楼梯，她已考虑好工作程序，远远就喊秘书，“今天有没有来文？请给我一些文件。”秘书早就摸透她的脾气，马上递过来早已准备好的文件夹。接过文件夹，她便紧张地批阅起公文来了，虽然批示字数不多，但总能抓住要害一语中的、具体明白，办公室的秘书都喜欢她这样的批示。

手表分针转不到一圈，谢希德就把一大摞文件、报告送出来，该由她签署意见的，都能从中找到答复。这不仅需要真知灼见，更需要果断快速。要是召开校长办公会议，她都会在讨论前，给每个议题规定时间，希望大家事先阅读书面材料，会上长话短说，节省时间，主要讨论重要议题，并随时把离题的议论拉回来。这又表明她在追求效率，决不轻易浪费别人和自己的时间。

人们尊敬谢校长，因为她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人们信任谢校长，因为她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早晨，她通常都是先到物理楼的研究室，然后再步行到校长办公室的。这段路程虽然距离不远，有时甚至要花去不少时间，而她认为是必要的。校长走得不快，但也不是那么慢，用物理学上的术语是路上的“平均自由程”太短，“碰撞频率”太高，就像高压容器中的分子运动了很短的距离后，就会与另一个分子碰撞。有礼貌的学生，会说一声“老师好”，或投来敬佩的微笑。有些教师希望谈谈分配房子的事，或要求关心一下他们的职称评定之事，把她给拦住了。有一次，路上行人特别少，却遇到一名正在进行摄影实习的新闻系进修生，谢希德也就成为他练习摄影的对象。

作为著名女科学家、复旦大学校长，按照谢希德的身份，每天上下班应该都有小轿车。可是，在校车上，人们时常看到校长的身影。有人问她，乘坐复旦大学的“巨龙”班车有何感想。她说，“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在车上既可以提前处理一些公事，又可以借这个机会与同志们交谈，静听各种议论。从校内的事到天下事都可以成为车内的话题，其中有发牢骚的，也不乏独到的高见；特别有意思的是车内总有一两位不愿隐瞒自己观点、也不善于窃窃私语的同志不时发表一通高见，而获得一些同事的共鸣。”教师对学校的意见和要求，在巨型客车里得到了交流，学校有些重要决策又通过谢希德的宣传深入人心。有一年元旦，学校机关干部、职工举行联欢会，她兴致勃勃地和大家一起，同台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难怪外宾在见到谢希德校长时，都惊讶地说，“看不出她是一位有如此重要地位的人物。”是的，她还在追求平凡，但在平凡中闪烁着她那耀眼的一面。

谢希德与巴定教授（右二）、卢鹤绂教授（右一）合影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著名科学家、两次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巴定教授访问中国，回国后称赞说，“在中国科学界中，谢希德是属于最有影响的人士之一。”实际上，谢希德不仅在科学界，而且在教育界特别是在高等教育界的贡献，也是卓著的。在复旦大学建校八十周年时，她谦虚地说，“复旦大学迎来了自己的八十诞辰，我在这里的三十三个寒暑，只不过是她全部历史的一小部分，但却也是重要的一段，和其他许多同志一样，我很幸运地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

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个历史转折时期，谢希德带领复旦走上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一条追求一流卓越、国际化的发展道路，诚为复旦之幸事。“红墙绿树藏风景，勤思好学握胜筹”，如今的复旦大学犹如一个巨人，巍然屹立于上海的东北，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输送更多的栋梁之才……

谢希德校长任职期间，非常重视教育改革实践与理论研究密切结合。她深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更新周期越来越短，致使人们在学习和工作中获得的经验，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就不适用了；所学的专业知识，往往尚未完全付诸实践便老化了；已经形成的一些技术由于新材料、新程序、新产品的出现，而很快被淘汰。因此，从这一点出发，她提出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改革建议和看法，并付诸实施。

事实上，根据新技术革命发展的趋势，整个世界将由工业社会逐步过渡到信息社会。在未来信息社会里，社会财富的增加主要的不是通过体力劳动，而是依靠知识、智能的充分开发。如果说，在农业社会里人们注重的是过去，在工业社会里人们注重的是现在，那么在信息社会里人们注重的却是将来。谢希德认为，“四个现代化”对人的需求，除了需要能从事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人才，以及能解决当前工程技术问题的人才之外，还需要一种人才，即能站在基础理论和工程技术之间的研究与开发人才。

谢希德等一批老物理学家，在创建复旦大学应用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时，就决定从建立“青年队”入手，培养一批出色的青年科技人才，以期将来成为“国家队”的主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实验室规定每位教授必须独立从事一个专业方向的研究，自己选择研究领域，搭建研究摊子，筹措科研经费，招收研究生。不能独立“方向”开展研究的教授，在这里无立足之地。此举把一批青年人真正推到了科研前沿。

对于一心奉献，忠诚为公的人，祖国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在迎接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的日子里，上海市基层单位推荐了一些优秀党员。谢希德把青春热血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亲爱的党，奉献给伟大祖国“四化”大业的事迹，成为广大党员学习的榜样，也受到上海市委的表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胜利召开，谢希德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心情很不平静。在这次大会上，党中央明确提出，教育和科学是今后二十年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党站在这样高度重视教育和科学，促使她去思考更多的问题，其中最为迫切的就是教育科学工作者，怎样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去完成开创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使命。

谢希德说：“虽然共和国成立前对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认识还是很模糊的，但我带着爱国的心回到祖国，加入了院系调整后的复旦大学教师队伍，在教学工作中，发扬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的思想，经常听取意见，改进工作，在教研组能够团结同志，共同前进。为了能在党组织的监督和帮助下，更好地发挥作用，我于1956年初提出申请，而且在5月份经过党支部大会通过，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也是一生中的转折。我和我的丈夫曹天钦同志是同日入党的，因此，在我们的生活中，除去家庭、对科学的爱好是我们的共同点之外，又增加了同志的关系，我们努力要求以工人阶级的无私的思想，来逐步克服从旧社会遗留的旧思想与旧作风，逐步坚定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心。正是这种信心，使我们在十年‘文革’中能经受住考验，而且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能以大局为重，以国家的前途为重，不计较一些个人的恩怨，正确对待自己，也正确对待别人，唯一的希望是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我们不难从谢希德的叙谈中感受到，她对党的认识，正是这样一步步地深化，在经历了各种考验后变得如此的成熟。从这字里行间，我们仿佛看到谢希德对党的赤诚之心，看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信念，看到谢希德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她的奉献精神，正是来自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后，谢希德仍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出现，严格要求自己。有人认为，她现在是领导了，不该再坐学校的交通车上班了。但是，对她来说生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唯一变化的就是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是自己的光荣更是复旦大学的光荣，更意味着要更严格要求自己。每次全会结束后，她都要向复旦大学的干部和师生畅谈自己的体会。在当校长时，她还把中央全会的精神，告诉在复旦大学工作的外国专家，使他们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感受到复旦大家庭的温暖，从而更加安心的工作。

由于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复旦大学管理学科曾一度中断。1977年，当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大会上提出要加强管理人才培养后，复旦大学当即决定恢复管理教育，并尝试筹建管理科学系。可管理学科在设立之初，曾因它的实用性和交叉性受到非议，有人甚至怀疑它的存在价值。谢希德做了校长后，科学预见到这一学科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于是在她的主张下力排众议将管理学科与文科、理科、技术学科列为学校建设的学科。实际上，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定位，才有复旦管理学科的今天。

在教育改革中，谢希德注重把理论运用于实际，让教学与研究紧跟时代步伐，关心经济学院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一年时间，学院取得丰硕成果，发表高水平论文三百多篇，其中十二篇论文荣获上海市经济学优秀论文奖。紧接着，我国高等学校中第一个生命科学学院，也于1986年4月在复旦大学正式成立。人们看到，凭借复旦大学的多学科优势，生命科学学院的成立，将对我国的经济、科学研究产生重要的社会影响。

谢希德治校期间，大力开展继续教育，培养了大量“四个现代化”建设所需人才。短短的五年，复旦大学先后举办了七个专业干部专修科，三个专业大专班，其中管理科学系受国家经委和科委的委托，开办了十三期干部培训班，培养了一千多名专门人才。

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工作，谢希德经受难以忍受的疾病煎熬，曾三次渡过难关。最后一次癌症复发后，不得不遵照医生的意见住院了。然而身在病房的谢希德校长，心中仍挂念复旦学子。

一天下午，雨后初晴。复旦团委的几位学生，为了第六届全国“挑战杯”大赛，特地到华东医院谢希德的病房采访。他们在介绍了第六届“挑战杯”学校组织和宣传工作的情况之后，立刻把话题转向“挑战杯”的目的和意义，很想知道她对于浓厚复旦学术科技氛围的看法。

谢希德说，这个问题还是教育问题。氛围的浓厚，还是要靠人才，要培养出多种多样的人才关键是教育。现在提倡的素质教育，大学里也要强调，教师的教学要有启发性。你们平时应该多看些书，各种的书都可以看，不一定是本专业的。我们的学生跟国外的学生相比，看的书太少了。掌握的知识不少，但面太窄，也不能够活用。同时，写作很重要，要多写写，把思考的内容记录下来，也可以练笔。文科的学生更要多写，理科的学生也要写。

“那么，你觉得浓厚校园学术科技氛围在其他方面还有什么办法呢？”同学问。谢希德关切地问，现在学校里海报还多吗？据说学校经常有报告会的海报，不过理科的报告专业性虽强，学生还是可以去听听，现有几个系列的报告搞好就已经很不错了。其实理科同学可以听文科报告，反过来也是，隔行的也可以听一听，我想这对活跃学校学术风气也很有好处。

访问结束前，谢希德拿起硬笔，写了四个大字“志在创新”，鼓励复旦学子勇于创新和实践，也作为出征前的赠言。后来，学校传来的消息，使她兴奋不已。在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复旦学子努力拼搏，终于夺得第六届全国“挑战杯”大赛冠军，捧回了金光闪闪的“挑战杯”。

第三次住院不久，复旦大学原副校长庄锡昌教授等去医院看望谢希德。乘电梯到病房前，正好遇到谢希德的公子曹惟正，他是专程从美国回来照顾母亲开刀的。他一见到客人就说，“妈妈今天刚开好刀，还不能会客，要不我先去告诉她一下。”听到这一情况，他俩感到有点鲁莽了，原想她还没有开刀呢！于是马上说，那就不惊动她了，准备往外走，但曹惟正说，“你们可以站在隔离病房门口看一下，时间不要太长。”于是，他俩走到病房口，只见谢希德半卧在床上，当她见到来客时面带笑容，两手紧握双拳频频作揖，表示“谢谢！谢谢！”约过一分钟光景，说声请谢老多多保重身体，祝早日康复，下次再来看您，他俩就往回走了。曹惟正送他们到电梯口说，“妈妈手术很成功！不过要作很长时间的调养。”大家听到手术成功，也就放下心中高悬的一块巨石了。

1998年夏天，谢希德动手术后的一个多月后，庄锡昌教授又一次去看望她。那天下午到达病房时，复旦物理系王迅教授等也在病房里，谢希德对他们说：“我在与他们讨论工作，没关系，你们坐。”

这次看望，离她手术后还不到两个月时间，但谢老已经在考虑如何工作了。她好像就是一头永远不知疲倦的老黄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不是一位患了绝症的病人，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正在珍惜不多的宝贵日子，与自己的同行和学生研讨工作。这哪是在养病，而是在抱病工作，只不过工作地点由研究所换到了病房而已。她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执著忘我的工作热情，无不令在场者为之动容、深深折服。探访者看望谢希德校长时，病房里只见她站在一个柜子边，正在使用手提电脑，聚精会神地工作着。也不知她站了多久，似乎双腿有点颤抖，但精神矍铄。也许，对像谢希德这样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就是工作，就是奉献；只要生命一息尚存，就会工作不止，奉献不止，要为祖国和人民的事业不遗余力，挤出最后一滴“奶”。

谢希德住院期间，她唯一的要求就是一部电话，能接通便携电脑。因为腿疾不能弯曲，她只能站立着工作，每天接发很多E-mail，处理大量的事情，直到发生急性心衰和呼吸衰竭，抢救之后再也无法站起，才不得不停止工作。袁传伟先生带着问号，“为什么医院不给您弄一把椅子坐着工作呢？”她回答说，“医院的椅子不合适，我站着打字已习惯了，只有家里那把椅子才合适。”应该说，按照谢希德的地位，让医院备一把适合她身体条件的工作椅子，应当说是一桩微不足道的事情，可是她从未提过这样的要求。后来她又说，“星期五晚上我就回家去住了，星期一早上再来，没关系的。”

1996年的一天，在会议休息时间里，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上海医科大学教授朱世能在座，谢希德问起有关她爱人曹天钦遗体解剖的事，还说，“我要申请遗体捐献，你看怎么办？”

一种对长辈的尊敬和医务工作者特有的感情，使朱世能感到在他面前的那位老人是何等高大，多么令人仰慕！他回答：“请您放心，我会帮您办好一切手续，但表格必须由您亲自签名。”当时，朱世能半开玩笑地对她说，“还早着呢！”她望着朱世能坦然地笑了，并说谢谢。朱世能回到单位后，很快要了表格寄出，没几天她就将表格填好，签上字寄回了，她的捐赠登记号是2423。也许，疾病总是那样的无情，完成了这个心愿，2000年她离开了人世。如今，她的病理档案，将永远留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病理室里；她科学对待人生，无私奉献一生的伟大精神，也将永远令人敬慕和爱戴。

（四） 外交情怀

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拨乱反正”的日子里，当人们还没有开放地“看世界”意识时，谢希德已经明白中国要振兴富强，复旦要屹立东方，绝对离不开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于是，一种先人的、果敢的意识又开始在她的脑海中形成，那就是走出国门，与外界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合作，进一步推动国家的发展、复旦的发展，迅速弥补与世界的差距。在随后的领导工作中，她特别注重这一点，将自己的思想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

1978年9月11日至14日，国际核靶发展学会第七届国际会议在西德慕尼黑附近的伽兴召开，谢希德任团长带领八位专家出席了这个会议。在西德，代表团参观、访问了一些实验室，随后又应法国巴黎奥赛核物理研究所的邀请，在巴黎参观了两个研究所和三所大学。这是粉碎“四人帮”后，谢希德第一次正式出国访问，呼吸新空气，增长新见识，借鉴新成果，使她感到无比的兴奋。

谢希德（右二）接待美国科学院院士、加州大学Pederson教授（左二），唐璞山（右一）在座

在这次访问中，许多外国学者都对谢希德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十分友好，希望通过相互的接触了解中国政府对国际科学交流的态度，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等问题，希望今后继续保持联系。那时，戴玻尔教授刚从美国回来，没有来得及休息，就赶来与谢希德一行会面，邀请全体人员到他家中共进晚餐。后来，当谢希德他们从海德堡重返慕尼黑以及要离开时，戴玻尔教授又亲自到车站和机场迎送，甚至协助他们搬运行李。其他许多西德和法国的物理学家，也表现出极其热情的态度，有的邀请他们到家中喝茶、设宴招待，有的在居室里为他们举行小型晚会，让大家感到非常愉快和感动。在巴黎参观时，几位大学校长和科学机构负责人，一再对我国派遣的留学生和研究生表示欢迎。

当时，出国访问是难得的向国外学习的好机会，谢希德在访问期间总是带着问题，认真观察、详细询问并把收获记录下来。这次出国访问，她在报告中记录了自己访问历程和理性思考，并开始思考祖国科技的未来。她在报告中写道：

“西德、法国科学研究给我印象很深刻，他们重视科学组织工作的现代化，重视边缘学科的发展，注意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从而产生富有生命力的新学科。如慕尼黑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马克斯·普朗克等离子体研究所等单位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共同提出研究表面科学，立即得到政府支持，获得特殊的经费。特别令人注意的是，各专业研究所都不限于自己的专业范围，而是极其重视边缘科学的发展，如海德堡的马克斯·普朗克核物理研究所，它以核物理研究为重点，这方面的工作具有世界水平，但它还设立了地球化学与宇宙化学组，利用核技术研究太阳的发展历史、太阳系的元素分析、行星间际物质、行星表面、宇宙射线、行星间大气层等，此外，还用核技术进行考古和半导体的研究。”

在这次访问中，谢希德还对国内外的中学教育作了具体的对比：

“法国的中学毕业生都可进入大学，然后在第一年末通过考试，决定是否继续学习，所以大学一年级人数极为庞大，高年级的淘汰率也很高。西德招收大学生，方法则不同。西德的中学分两种类型，一种学校是专门培养准备升大学的学生；另一种学校则培养直接就业的学生。前一种中学，学生的中、小学训练为期十三年，到了高年级就有选修课，训练比较严格。在这类学校中，有许多课程可供选修，中学阶段就可学到部分微积分。中学毕业，通过考试，进入大学深造。从了解的情况看，由于我国的中学课程内容与德、法不同，年限也有差别，再加上语言上的困难，目前似不宜派大学生或研究生去西德或法国，和我交谈的外籍科学家也有同感，从实际效果考虑，最好派有实际经验、外语水平较好的教师或研究人员，到国外进修一至二年。”

1979年1月底，谢希德率领我国科学代表团，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蒙特利参加化合物半导体界面的会议。代表团在美共逗留三十三天，访问十所大学的部分实验室和五个公司所属的研究机构。这是1952年回国后，她第一次访美，遇到了许多老朋友，也结识了许多新朋友。

谢希德在谈论访美观感时强调指出，“和美国比较，我国的科学技术是比较落后的，但这种落后特别表现在实验科学技术方面，而数学和理论物理学方面，我国和国外的差距还比较小一些。除了众所周知的美国计算机和程序控制自动化程度很高之外，在各类实验科学条件的提供上也是先进的。

“就大学的科研来看，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就拥有全国最大的核聚变研究装置，其实验经费是大学经费的十倍。而目前在国内由于实验室条件的限制，实验科技工作者要克服很大困难，才能取得比较优异的成果。因此，在宣传上除了对理论工作者的成就给予肯定之外，还要对实验科学工作者给予鼓励和支持，以免过多的人热衷于做理论工作，造成对“四个现代化”不利的倾向。可以说，“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实验科学的发展。”

谢希德与吴健雄合影

谢希德出访回来后马上提出建议，选送研究生和访问学者时应把主要比重放在实验科学方面，处理好组织国内科学仪器生产和进口外国仪器的关系。不过，到了90年代，她又认为有必要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包括理论和实验。当时，粉碎“四人帮”后招收的大学生还没有毕业，不可能派研究生。而后几年，她认为研究生培养既要立足于国内，但也可以让有条件的青年出国攻读研究生，以博采各国之所长。

1987年5月17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在美国奥本尼州立大学体育馆前的广场上，坐满了参加该校第143届毕业典礼的毕业生。这一年的毕业生共计2 800余人，其中有700名硕士生和100名博士生，作为复旦大学校长的她也将在这里接受该校的荣誉博士学位。

下午一点钟，教师们身着各种式样、不同颜色的博士服，在美国国歌的乐声中首先步入会场，在主席台前就座。随后是身穿黑色毕业礼服的学生，秩序井然地进入会场。典礼开始不久，一位学生家长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他们对学校最崇敬的谢意，两架小型飞机拖着一条长飘带，上面用红色字母写着“家庭的感谢—爱林·斯戴乐”，在会场上空转了五圈方才离去。事实上，许多美国大学都是用这种极其隆重的方式举行毕业典礼，给每位学生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在校长、毕业生代表和教师代表讲话之后，校董事会委员代表校方和董事会向谢希德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证书。在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她向大家频频挥手致意。整个毕业典礼进行了两个小时，在被授予荣誉博士的四位教授当中，只有谢希德是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复旦大学在奥本尼留学的学生也参加了典礼，他们为谢希德校长感到自豪，并和她一起拍照留念。《今日美国》报社记者在采访谢希德时，称她为“中国的哈佛大学校长”。

谢希德一直在关注国外发展的最新情况，一直在主张因时因地制宜向国外学习，而她的主张往往高屋建瓴，独具慧眼。1996年，在给香港科技大学张立纲院长的一封信中，她依然表现出“向他们学习”的真诚和恳切。

立纲院长：

谢谢你的邀请信。我订了4月16日到香港的飞机。是15日UA从Newark到旧金山，转从旧金山到香港的航班，下次给你航班号。傍晚到香港。17—18日在贵校访问。18日下午即搬到Princeton开会的Marriott Hotel in Central，Hong Kong。18—19日开会，21日中午前乘东航飞机返沪。

如感兴趣，可给一个seminar，如下的题目你看是否合适？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more physics oriented）in China，Past，Present and Future.

对你们几个对中国情况了如指掌的朋友，可能是多余的，但香港的研究生或一些外国朋友似还可以。我在国外讲过，反映还可以。你看如何，如不妥，由于时间也不多，我可不作任何报告，主要向你们学习，请不客气地告诉我你的意见。这个题目可能很多其他的人也讲过。虽然观点也许不同。

昨天给Princeton在贵校讲课的邹至庄教授发E-mail时提到会前希望能访问贵校，但还未收到你的回音，估计你不在学校，果然让我猜对了。在贵校的朋友很多，除去在物理系及材料方面的外，管理系的李乐德也是复旦的学生，他现在是Yale的教授。

今天未带订票单，下次告诉你航班号码。

谢谢你的帮助。

新年好！

谢希德

一月十一日

当然，谢希德也是一个极讲原则的人，有着极为崇高的思想风格。她与国外朋友书信联系较多，但都按外事通信规定办理。她的出访和接待外宾频繁，但总是严格执行外事纪律。前些年，一位多年的老朋友送给她一台打字机，她看到研究所办公室还没有打字机，便送给大家使用。即使按规定可以将送给个人的食品归自己处理，她也要征求意见后再做决定。

里根总统访问复旦

1984年4月30日下午，里根总统访问复旦。为了这次访问，上海市人民政府、复旦大学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市政工程邯郸路、四平路拓宽改造工程如期完成，学校相辉堂翻修改造一新。复旦师生以热情友好的姿态欢迎里根来访，卢于道、胡和生、吴文祺、汪熙等教授以及复旦创始人之一于右任嫡孙—于子桥教授（美籍华裔），纷纷发表谈话表示欢迎。谢希德校长专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并发表讲话，“里根总统访问复旦，我们感到荣幸”，“中美两国人民有传统的友谊，通过里根总统的访问，两国人民的友谊将会加强，文化、科学、技术的交流将更加发展。”为此，著名书法家，有当代王羲之美誉的王蘧常教授，特地书写“中美友谊，源远流长”八个大字。

30日下午，排成长龙的外宾车队进入了复旦大学校门。3点15分里根总统在朱穆之部长、汪道涵市长、谢希德校长等陪同下首先走进3108教室，外文系陆谷孙教授正在讲课。

在一片热烈掌声中，里根总统走上了讲台。他说，“我的大学生涯已经过去大约五十年了，五十年来科学技术有了巨大的进步，你们每一个人都站在一个伟大的起点上。中国人民有技巧、有才智，还有丰富的遗产。你们这些有机会在这所大学里学习的同学，将帮助你们的国家走向新的繁荣。”现场学生报以热烈的掌声，之后踊跃提问。有同学请总统先生谈谈他大学生活中哪些方面给他印象最深？里根总统回答说他只是在一个小学院里读过书，而没有进过大的学校。他学的是经济学，另外两项爱好就是体育和演戏。他诙谐地说，“除了经济学外，体育也使我找到了好工作，你们也会惊奇地看到当一个好演员多么有好处。”接着，学生们就复旦和美国的校际学术交流，如何发展中美关系提问，里根总统一一作了回答。

下午3点36分，在相辉堂担任谢校长翻译的董亚芬副教授宣布—里根总统到了，大礼堂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谢希德校长陪同美国总统里根、国务卿舒尔茨、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中国文化部长朱穆之、中国驻美大使章文晋、外交部副部长韩叙、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副市长阮崇武等上台就座。这时，扎着两只浅蓝色大蝴蝶结的复旦学生会副主席陈雁如向里根总统献了一大束鲜花，并把一枚复旦校徽别在里根总统的胸前。

在谢希德校长致欢迎辞后，里根总统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小时的演讲。他说：“我们访问中国才五天，所看到的名胜古迹却使我一生难忘”，“但是，我今天想和你们这所著名学府的年轻人谈谈未来，谈谈我们共同的未来。”接着，他谈了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计划、两国互换留学生人数、美国“富布赖特奖学金”计划，他表示欢迎中国留学生去美国学校学习电子计算机科学、数学和工程学、管理科学，他期望与中国一起探讨是否有可能合作开发太空，这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在两国关系方面，他对中国政府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给予积极评价，对发展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友谊感到由衷高兴。他还赞赏了在美华人非凡成就，“王安公司计算机，是王安先生的天才和心血培育出来的；贝聿铭先生设计的建筑，为美国的城市面貌增添了光彩；荣获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李政道博士，丰富了我们对宇宙、对物质的基本特性的认识，他是在上海出生的。”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向中国学生宣传美国的《独立宣言》。

演讲最后部分，里根总统说，“我们都是两个伟大的国家”，分处在地球的两边。两国都是“朝气蓬勃、力量强大的国家”，“美中两国都拥有大量的人力资源和人才。只要我们通力合作，什么样的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复旦大学的学生，中国和美国所有大学的学生，肩负着两国未来的重任。”最后他又说，上海是一个学术之城，一个知识之城。上海历来是你们通向西方之窗，也是我们两国发表公报、始建新友谊的地方。长江波浪滚滚，是世界的大河之一，它经上海流入东海，东海同太平洋汇合，太平洋的波涛汹涌，直达美国西海岸。它将祝愿我们一路顺风，永远生活在友谊与和平之中。

谢希德在总结这次成功的接待时说，“成功的接待来自全校教职工的密切、有效的合作。没有总务处的同志把相辉堂修整一新，没有基建处的同志把高低不平的道路整理好，没有外事办公室、计算中心等许多单位的日夜操劳，是不可能有如此成功的一举。几个月的忙碌为了九十分钟，而这九十分钟又充分体现了复旦大学的水平和力量，我终生难忘。”

1985年5月27日，复旦大学迎来建校八十周年大庆时，在众多贺电、贺信中有一份来自大西洋彼岸的贺电，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表示他很怀念一年前对复旦校园进行的美好、值得回忆、具有深远意义的访问。

（五） 生活情怀

也许人们很难想象，谢希德这样一位日夜为科学教育事业和国家政务操劳的学者，却拥有许多业余爱好。“我喜欢多色彩的生活”，这似乎是一个少女的梦幻与追求，而不应该是她的生活写照，可事实上的确如此……

1984年，复旦大学集邮学会举行第四届邮展，谢希德一下子提供了三套集邮展品，其中有《列支敦士登邮票一瞥》，美国1984年奥运会发行的首日实寄封，还有一套是一枚快递实寄封，上面贴有两枚9.35美元的邮票，图案是美国国鸟—一白头海雕。这件实寄封是美国20世纪至当时发行面值最大的邮票，而且从美国飞到上海只用三天，学生们大开眼界。谢希德告诉学生，集邮可以陶冶人的品格和情操，扩大知识面，丰富业余生活，是一种健康有益的活动。

其实，集邮是谢希德中学时代就形成的一种业余爱好，不过当时限于条件，她只能从友人的通信中剪集邮票，按国别收藏。小小的方寸邮票，不仅是图案优美，易于收藏的艺术品，也是一扇窗口，可以看到彩色的世界，从中汲取很多历史、地理、人文等科学知识，集邮便成了她的启蒙教材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同是德国出的邮票，面值比战前翻了几倍。资本主义通货膨胀的经济危机，也在邮票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她对这一点的感触也是十分深刻的。抗日战争期间，在颠簸不定的岁月中，她所有的邮票都散失了；随后科学道路上的繁忙生涯，使得她一度无暇顾及集邮，但少女时代萌发的集邮兴趣却始终没有改变，反而因岁月的积淀而更加浓厚。

20世纪50年代初，她一路波折地从国外归来后，生活开始有了一定的规律。到了60年代初，她又点燃了集邮的兴趣。然而，精湛的邮品全靠平时的收集和整理，要集邮就得花不少时间，对她来说埋头在邮票之中显然不现实，毕竟事业最为重要，她不能顾此失彼、因小失大。好在儿子惟正已懂事，亮晶晶的眼睛里，也流露出对集邮的兴趣，并开始学会排列邮票的各种图案。于是，谢希德就把自己爱好集邮的兴趣，逐渐转移到培养、引导儿子的集邮活动上来。她还结合实际情况，教育孩子认识集邮的意义，掌握科学方法，进行专题收集。这中间，谢希德既尽到了做母亲的责任，又享受到集邮的乐趣，还融洽了家庭的和谐气氛，曹天钦对儿子的兴趣爱好也非常支持，可谓一举多得，何乐不为。

“文革”期间，谢希德身陷囹圄，邮票被抄走了。她在惦念祖国科学事业的同时，也掺进了为孩子失去心爱的邮集所带来的忧郁。直到她重新恢复工作以后，当年被抄走的集邮册，才陆续还回来一部分，充满乐趣的集邮活动又在她家庭中开始延续了。那时，儿子惟正仍然保持着集邮的爱好，她总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充当孩子的业余“采购员”，代他购买新邮票，收集、整理有意义的实寄封等。

集邮虽然只是谢希德的一种爱好，但同时又成了她联系学生，建立深厚友谊的纽带。当复旦大学集邮协会成立时，她就应邀担任名誉会长，一直关心集邮协会的健康成长。她谆谆告诫学生，集邮作为业余爱好是有益的，但不要本末倒置，学生的天职无疑是学习，平时主要精力要花在学习上。同时，她建议学生将集邮协会改为集邮学会，以使学生们增长更多的知识。她希望学生们要讲究集邮道德，不要偷窃、撕毁别人信件上的邮票。对社会上邮票交换现象，她认为互通有无、交换是可以的，但是不要介入邮票的倒卖活动，沾染上商人气息。

英阿马岛之战硝烟未散，复旦大学1982年校庆邮展上，已出现一种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风土人情的邮集。这部紧密联系形势，十分珍贵的邮集，引起了各方的兴趣，它的主人就是谢希德副校长。原来，在邮展筹备期间，学会的学生希望她提供展品，但又担心她工作忙，无暇顾及这些琐事。可是当她得知邮展的消息后，即一口答应。在特地与曹天钦商量之后，第二天一早她就拿出这套马岛邮品来，为这次邮展增添了些许亮色。

其实，说起这套邮品的来龙去脉，其间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该邮品是一位英国朋友送给谢希德的，而那位朋友又是从她的一位在马岛工作的朋友那里得来的。不幸的是，这个寄邮票的英国人，却在不久前的战火中丧生于英国自身的炮弹之中。这套邮票展出后反响很大，许多人从中受到教育、得到启发。在1983年上海市大学生的集邮展览上，她又拿出了50几枚马岛邮票，为整个邮展增辉添彩。

如今，在复旦大学集邮学会的藏品之中，人们还可以见到一枚十分珍贵的首日封。那就是在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时，谢希德亲自签名寄出的邮封。1982年9月1日，谢希德作为代表参加了党的十二大，并被选为中央委员，那枚难得的实寄封使复旦大学集邮学会的人们感到无上光荣。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十三大召开时，谢希德又为复旦集邮学会藏品新增添了一枚寄自人民大会堂的首日实寄封。在繁忙的日子里，她仍不忘集邮，使复旦大学和上海的集邮迷们大为感动，一时之间集邮蔚为成风。

正因为得到谢希德的大力支持，复旦大学的几届集邮学会会长，都干得相当出色。1987年至1990年度的评比中，复旦大学集邮学会都被评为先进集体，第六任会长罗立新，获得上海市集邮先进个人。她的邮集《中国近代区域邮政简史》，获得上海市大学生第四届邮展一等奖，在第二届上海市电视节邮展中参展并获奖。

谢希德尽管工作非常忙碌，但是在北京出席会议期间，当有代表请她在首日封上签名留念时，她总会满足代表的要求。1983年，集邮爱好者、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干部徐月周，还收到一枚纪念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六十周年的首日封，封面上有谢希德的亲笔题词，“开展集邮活动，增进知识，促进友谊。”这位二汽职工感到无比荣幸，在收集邮卡时，也曾寄赠谢希德表示感谢。

谢希德在长期的集邮中，积累了不少经验，然而她还谦虚地称自己与许多集邮专家相比，还是一个门外汉。其实，只要有机会浏览她的一些邮品，一定会大开眼界，惊叹其精美、丰富和珍贵。她说自己和老伴以及儿子都爱好集邮，收藏的邮品可以说是全家庭成员合作的结果，还兴趣盎然地讲了一个收集“哈雷彗星”专题邮票的故事。

业余喜爱弹钢琴

1986年2月9日，哈雷彗星离太阳最近，许多国家对这个76年方可遇到的天体奇观，都发行了纪念性的邮票、封和邮简。曹天钦收到朋友从新德里寄来的十九届国际天文联合会的纪念封，上面有哈雷彗星的纪念邮票，颇有意思。接着谢希德收到美国友人的实寄邮简，封面上不但印有哈雷彗星的纪念邮票，而且印有马克·吐温照片和他的一席话，“我在1835年与哈雷彗星同来，明年它又要来了，如果我不与哈雷彗星同去，这将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望。”当时并没有在意，1994年底时捡出来观摩，她查了查有关的资料，才发现马克·吐温死于1910年，正好是“与彗星同去”。据同事、复旦大学外文系陆谷孙教授说，马氏是自然死亡，他能预言自己与哈雷彗星同来同去，这种幽默令人拍案称奇，但不过纯粹是巧合而已。关于哈雷彗星的邮品，谢希德夫妇当年收到不少，引起曹天钦的兴趣。他不但查阅大量现代科学杂志，还翻阅了不少古籍经典，从公元前240年（秦始皇七年）到1910年（宣统二年），共有二十九次记录着那“拖尾巴的星”出现，周期也是76年，倘若中国有人超前总结它的运动规律，那彗星就不会以哈雷命名了。

通过集邮，谢希德一家也更好地与国际友人沟通，加深彼此之间的情谊。美国某大学一位教授到上海访问，送给她一套当年出版的美国五十个州的州花、州鸟邮票，并且附送一本对这些花鸟详细的介绍画册。与此同时，儿子惟正也从美国寄来二十余封信，也贴有这些邮票。可以说，她的一家有了这个专题比较全的收藏。这位教授知道她爱好集邮，回国后马上给她寄了一封快件，贴了当时美国面值最大的邮票。同时，他又寄来面值为拾点壹分的邮票，该怪面值邮票是专门为集邮者而发行的，上面印的是古老的马车。这引起她对交通工具的兴趣，于是复旦集邮学会的学生帮她从有关邮票中，整理出了交通工具的专题。一组组邮票、一段段故事，方寸之中蕴藏着大千世界，真令人意兴盎然！

世界上爱好收藏者不计其数，而且五花八门，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收藏品大到世界名画，小到衣服纽扣，每一种类别的收藏常常体现着主人的兴趣爱好和艺术修养。谢希德除了爱好集邮外，还有经常收集各国小纪念品、画像和模型，为生活增添了诸多的乐趣。

那时，谢希德居住的会客室只有10多平方米，一套沙发、两个矮玻璃柜和一架钢琴，茶几上放着两盆漳州水仙花，陈设十分简单。玻璃柜里摆着世界许多地方的娃娃，大都是曹天钦出国时搜集来的，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独缺一个黑娃娃。1990年，她访问美国时，特地在南方地摊上选购了一个。此外，柜中有一半是与科学研究工作有关的纪念品，如用激光在桃木上雕刻的阿贡国家实验室标志、美国原子核反应堆使用的石墨工艺品、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模型、美国纽约自由女神小雕像、波兰居里夫人雕像、瑞典的海盗船模型、澳大利亚的大袋鼠、英国的自鸣钟，还有警察、英格兰人、美国黑人等小艺人。因此，谢希德的整个居室像一个国际博览会展厅，许多国家都不甘示弱地在此插上一脚，她也对这些纪念品十分珍爱，细心收藏。

生活往往如雨后彩虹多色彩，也唯有这样的生活才不至于单调；面对七彩的人生，谢希德同样爱好广泛。她喜欢古典音乐，诸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莫扎特和施特劳斯等人的名曲，那恢宏或柔曼的音响构成的氛围每每令她心驰神往，使她激动不已。她喜欢文艺作品，特别喜欢看英文的传记和与历史有关的文学作品，文学大师们用心血和理想塑造出来的人物，常常栩栩如生地从她的口中滔滔不绝地讲述出来，可惜她平时非常忙碌，只有在出差或住医院时才能保证阅读时间。她会编织样式和色彩都很别致、漂亮的毛衣，经常用住院或晚间看电视的一点空闲，积少成多地完成几件“惊人之举”。她还特别喜爱收集国外朋友、同事、学生寄来的节日贺卡，别看那一张张小小的卡片，却是亲情、友情的见证，承载着无数愉快、美好的回忆。

织得一手好毛衣

不过，生活虽然是多色彩的，但个人的生活也不是样样色彩齐全。有人曾撰文说，谢希德业余爱好烹饪，其实她对此道说不上内行。有一年，一位美国朋友到她家作客，她便动手做了三样菜，一方面显得主人热情友好；另一方面也是就地取材，比较简单而方便。客人尝后，觉得味道不错，赞扬了一番。后来，这事被一位记者张扬出去，说她擅长烹饪。对此，她特意关照那位记者要实事求是，“中国的烹饪大有学问，我还未入门，其实我的手艺远不及爱人曹天钦。”

众所周知，谢希德身患癌症，换作旁人也许早就在病魔面前屈服倒下，而她没有。这里面除了她的坚强意志和为国为民的精神在支撑着她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恐怕就是她热爱生活，更懂得如何生活，从而在更长的有生之年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国家贡献。1966年，因左侧乳腺癌而动手术时，她只计划再活10年。1992年，那时她已经活到了70岁，对一个自幼多病的人来说她感到是一个奇迹，原先的目标已远远超额完成。不过，虽然是多活了，但她不认为生命任务已经终结，因为还有那么多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摆在面前！虽然记忆有些衰退，工作效率也不那么高，但她自认为体力还能支持，也还能做些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发挥一点自己的最后余热。

当人家问及有什么养生之道时，谢希德颇有感慨，一番言语道出她的经验，“没有什么养生之道，用了70多年的这部人体机器运转起来，总不那么自如，不是这儿有毛病，就是那儿运转不灵。其实，我是维生素C的崇拜者，经常服用大剂量的维生素C，既可预防感冒，也可提高抗癌的免疫力。此外，我还服用许多增强抵抗力的药物，一次吃药一大把。有了小毛病，不怕去麻烦医生，在体力能支持时，尽量让工作把自己带到激发状态，这样可以忘记疲劳和一些不伤机体的小毛病。一旦发现疾病，就听从医生的安排，进行手术、化疗、服药，相信科学，密切配合医生的诊治。”

谈及人老了，该注意些什么时，谢希德自我检讨，“老人容易多话，因为自己觉得有许多值得介绍的事要向别人说，遗憾的是所说的话并不是别人都爱听的。健忘与话多，可能是两种老的象征。多用脑可锻炼记忆力，少说话要靠自己去克制，经常提醒自己要适可而止。”以往，她的秘书偶尔会陪她一起出差，只见她在飞机上看看报纸什么的，一会儿即进入梦乡。可到要下飞机时，她已换成精力充沛的另一人了，这让秘书佩服不已。

谢希德爱种花

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谢希德很乐观地走了过来，凭借着她对生命意识的独特理解和超然态度，凭借她对科教事业的执著追求和不懈开拓，凭借她对兴趣爱好的雅俗共赏和与众同乐。如果我们要把她的一生比作一棵高耸入云的大树，那么科教事业成其为主干，而兴趣爱好则成其为绿叶了，两者其实都是不可或缺的。

（六） 爱的情怀

1966年，正当我国胜利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克服了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严重困难，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本想趁风霜尚未染白双鬓，以更多精力开展对固体能谱研究之时，不料风云突变，谢希德不但被拉下了攀登科学高峰的行列，而且还被抛入茫茫深谷，精神、肉体备受折磨。9月2日10时许，谢希德被勒令到物理楼后面的荒草地上拔草。那天太阳很猛，天气特别热。拔草时有红卫兵监督，只许蹲着低头拔草，不许停下来也不许抬头。谢希德的腿有病不能蹲，强迫蹲一天非常难受。他们罗列的十几条莫须有的“罪行”，硬按到她头上。而就在这时候，她被诊断患有乳腺癌，只好住进医院动手术。外面的世界动荡不安，在医院里还要挨刀、针之苦，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向她压了过来。术后仅休息两个月，她每天又被迫挤公共汽车，到学校参加“运动”。

1968年“清队”开始，谣言诬陷、恶意中伤竟然奏效，谢希德首当其冲，被隔离到女生宿舍九号楼不许回家，每天行动受到监视。没多久，家中保姆庆娥也因受牵连而自杀，家庭的第一个“成员”永远离开了她。保姆自杀后，谢希德被怀疑借刀杀人，以求灭口。1969年1月，造反派宣布对谢希德正式隔离审查，将她关进了“牛棚”。此前，曹天钦早就遭到“隔离审查”，家中只剩下12岁的儿子曹惟正，要他完全独立生活实在困难重重，难以想象。幸亏当时科学院宿舍中有许多孩子，也有类似的经历和命运，他们相互照顾、亲如手足。

谢希德一家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但这不仅是她一个家庭的不幸。更痛心的是，她踏进那暗无天日的“牢房”，恰恰是自己多年来盼望建造，但还来不及使用的低温实验室，现在竟成为关押、迫害科学家的“牛棚”。眼看着低温实验室面目全非，成为造反派制造罪恶、倒行逆施的场地，液氦设备则被当作没用的东西送给工厂，她却无能为力。面对国家的科学事业遭到无可挽回的损失，数载心血付诸东流，作为一位为它付出辛勤劳动，并寄予希望的科学工作者，她伤心、悲痛的程度不亚于确诊癌症的宣判……

1969年春节，天阴沉沉地，寒气逼人。春节是归家团圆的节日，可“牛棚”中的谢希德想着一家人各在东西而无法团聚，心中感到阵阵酸楚。当初，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她心甘情愿抛下婴儿奔赴北京。如今，孩子就在身边，可到了春节连见一见自己亲骨肉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夫离子散，三口之家被厄运逼得支离破碎，她实在悲愤交加！

然而在命运面前，谢希德并没有被击倒，她坚信党和人民最终将战胜邪恶，她坚信历史终归要还它本来面目。她想起1958年敬爱的周总理视察北京大学半导体工厂时的幸福时刻，至今耳边还不停地回响着那亲切的教导，“不重视基础科学的理论研究，我们就要吃大亏，犯大错误。”还有就在那不久以前，北京科学讨论会上，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各国科学家的难忘情景，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在谢希德的眼前……

一想到这些，谢希德不顾一切地挣扎着，心头翻腾着万般思绪。她暗地里问自己，这些未完成的科研项目都是聂荣臻副总理亲自批准的重大课题，现在队伍拆散了，仪器破坏了，资料散失了，几年之后如何向国家科委汇报交差呢？说自己一事无成还是搪塞而过？她又想，自己已经患了致命的癌症，时间已是屈指可数，生命还有什么可怕的苦难不能承受？死去并不可怕，不过在入党的时候，“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还没有实现，自己还不能死。只要心脏还在跳动，就要战斗，就要为党的科学事业奋斗不息……于是，一股强烈的责任感自心底升腾，谢希德默默地对自己说，“一定要活下去，争取多活几年。”

下放农村回来不久，谢希德被安排到校办工厂磨硅片。科学家的用武之地是很广阔的，在简单却辛苦的劳作中，在简陋而有限的条件下，她的心仍想着祖国的科学事业。她带领着同志们见缝插针，为了改进磨片和抛光两道工序，抱病查阅文献资料，改革落后工艺。她热心传授从书本上看到的半导体抛光知识和技能，以提高工人同志的科技水平，提高半导体元件的质量。也许单从学术价值考虑，这并不值得一提，但就其精神而言却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呀！

谢希德热爱生活、热爱事业、热爱奉献，即使在危难之中，仍然热爱祖国，她坚信党和人民最终将战胜邪恶，坚信历史终归要还它本来面目。这种爱憎分明的立场，贯穿一生，贯穿朋友、家人，实在难能可贵。

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圆满幸福的家庭有助于社会健康发展。谢希德与曹天钦曾是同学、朋友，后来又是夫妻、同志，他们间的友情爱情，贯穿在人生的每时每刻，体现在人生的每件事情中。熟悉他们的人，都称他们是有名的一对恩爱夫妻。

每天清晨上班以前，曹天钦最担心的是妻子戴没戴假牙、眼镜、钥匙，甚至连中午吃的饭，他都亲自为她准备好。有一次学校办公室一位同事陪同曹天钦，一起去虹桥机场接国外访问归来的谢希德。从下午2时开始，旅客走了一批又一批，还是不见谢希德身影，等得真够呛。曹天钦坚持要等下去，机场的灯光通亮，肚子饿得咕咕叫，还是不肯离去，最后终于等来了妻子乘坐的班机。我们从这样细微的情节中，不难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是何等的深厚啊！

据谢希德透露，归国四十年以来，她没有一次与曹天钦一起出国的机会，对此她感到很歉意，“这是最大的遗憾，所以我拒绝任何一次让我和别人在国内休养的机会；就是我最喜欢的古典音乐会也不愿一个人去欣赏，这种心情也许别人不会理解的。”四十年间，他们有过许多次出国的机会，常常是谢希德的飞机刚刚从国外飞来，曹天钦又坐着飞机则正向国外飞去，常常在蓝天上擦肩而过。唯有一次，曹天钦回国途中和谢希德在旧金山机场相逢，但仅仅只有几小时，他们又各自赶路去了。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他们将个人之间的情感化为了对祖国、对人民、对事业的爱，他们的情感也因此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多么纯洁而高尚啊！

然而，正当曹天钦准备为祖国科学事业而奔波、大展身手的时候，1987年在率领代表团去以色列参加国际生物物理会议期间，不幸摔了一跤。他原有的颈椎病症加重，一时上肢麻木，下肢瘫痪，说话不清。1987年，他手术后脑力衰退；1988年2月25日转入华东医院，医生诊断为大脑已受损伤。

一时之间，一位成就极高的科学家顿时判若两人，变成了比孩子还更需要照顾的病人。到医院探望曹天钦的人，无不为他生病住院、才华难再展而感到惋惜。可需要面对这沉重变故，更加痛苦的无疑是谢希德。“现实是残酷的，可即使再残酷也得沉勇地面对，并不因为你的逃避它就不存在。”经过很短暂的时间，她便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开始尽心履行一个妻子的职责，为治愈丈夫的病倾注了一腔深情。

圣诞和春节期间，曹天钦的许多友人、学生，从世界各地寄来了雪片似的贺卡。这对于长期住院的曹天钦来说，也许能给予一种无声的慰藉，但他已经无法细细地体会了。一天下午，谢希德带来一根长长的绳子，从病房的这头斜拉至另一头，然后将上百张贺卡，一张张地挂在上面，给房内增添了一种节日特有的气氛。

那几年，正逢谢希德政务缠身，再加上频繁的学术和外事活动，她的身心都十分劳累。但是不管工作多忙，只要人在上海，她每天都要挤出时间，去华东医院陪伴曹天钦，带去妻子的深情厚谊。在曹天钦住院早期，她像营养学家一样亲自安排一天的食谱，注意荤素搭配，营养适当。每天，她扳着丈夫的手臂，帮助他活动关节，疏通血脉，叮嘱他坚持多动，不能松懈。她还提议给丈夫辅以电疗、推拿、针灸、气功等综合治疗手段，尽量促进身体机能的恢复，保证身体的健康。

从1988年6月起，谢希德在帮助丈夫恢复肢体功能的同时，又试图恢复其大脑功能。用她的话说是“要将蕴藏在曹先生大脑深层的知识诱发出来！”于是，她每天亲自给丈夫出四则运算练习题与英语单词译题，并坚持当天批改完毕。曹天钦在她的帮助下，每天听从指导，到时就正襟危坐，神情专注，一丝不苟地完成布置的练习。可往日才思泉涌、挥毫如流的丈夫，而今竟语意不清、字不成形，怎能不叫她潸然泪下。不过，她仍然坚持不懈，循循善诱，然而曹天钦的写字却没有进步。他在一段时期内，对做作业十分认真，一天要手执计算器在练习簿上做100多道简单的数学题，并翻译60个左右英文单词。他的英译水平恢复得较快，据统计一度准确率达到95%以上。但不久又退步了。

1989年初，谢希德访美归来，带给丈夫的礼物是一架红色的小型英文打字练习机。这架练习机配以教程，并按练习者的打字准确率及所用时间给予打分。曹天钦练习打字的兴趣极浓，左手能熟练操作，可右手还不太听使唤。4月29日傍晚，谢希德诱导他用右手练打字，结果在显示屏上出现打字练习的分数，曹天钦轻声地说，“77分。”谢希德马上问道，“对这个分数，你满意吗？”曹天钦摇摇头，她连忙鼓励说，“坚持下去，你会打得更好！”

原先，曹天钦在科研之余，有吟诵古诗的爱好，而今这一点是否能唤起他的文艺意识呢？谢希德从实际出发，采用重温唐诗的方法，尝试恢复他的脑功能。经过数月读写，有好几首唐诗，只要稍加提示，曹天钦便能背诵下来。接着，她又给丈夫带去一本《唐诗鉴赏辞典》，指着王维的五言诗《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希望他能把它背出来。

一天下午，当有人去看望谢希德时，提起美国40年代的球星时，她的思绪又回到了四十多年前。她喜欢看棒球，而且特别喜欢一个叫“红短袜”的波斯顿球队，这事曹天钦早年是记得很清楚的。她为了唤醒丈夫对那往事的记忆，俯在他的肩上轻声地问，“你还记得以前我在美国喜欢的那个棒球队吗？”

对往事多不记得的曹天钦听到这句话，居然肯定地点点头，脸上还浮现几分笑意。

“那您说说是哪个球队呀？”谢希德热切地启发道，眼睛里充满着期盼的深情。

“Red Socks！”曹天钦清楚地吐出一句英语，谢希德听到后异常兴奋，又继续鼓励道，是“红短袜”对吗？曹天钦再次认真地点点头。

作为妻子，除了在生活、治疗方面给以无微不至的关心外，谢希德还以一个女人特有的细心，处处设法给丈夫捎去精神上的慰藉。她在丈夫病榻旁的小柜上，放上一束芬芳的鲜花，不等花朵萎谢又换上新鲜的，让他总是感受到大自然中原野的清新和生气。

曹天钦发病后的前两年，谢希德每次探望即将离开时，他总要护理人员推着轮椅，送妻子到电梯口，直到电梯下落才依依不舍地回到病房。然而，从1990年夏天起，他的脑力又开始逐步退化，意识也渐渐差了。1991年夏天之后，他病情继续恶化，只能通过一个鼻孔胃管喂食，而且用另一个鼻孔通氧气，以缓解由于脑缺氧造成的痛苦。谢希德面对着丈夫发生的这一切，仍然默默地做着她力所能及的一切，从不抱怨。她和所有勤劳朴实的中国妇女一样，有着与日月同辉的人间至诚，有着撼人心魄的感人力量！

曹天钦与谢希德，是我国科学院院士中为数不多的夫妻院士中的一对。他们在过去的岁月里，投身于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中，并且取得了重要的科学成就。后来曹天钦完全躺倒了，探望他的队伍在不断扩大，病床前的一个厚厚的签字本已经换了好几本，上面记载着每一个关心他健康的人的名字和他们的留言。

“曹天钦完全是为人民、为事业累倒了的。”这句实事求是而又高度概括的话勾起人们对他的无比尊敬和爱戴。20世纪80年代初，曹天钦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后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和中科院生物学部副主任、主任。那时，曹天钦身体状况已不太佳，但仍不怕劳累，奔波于京沪两地，以极大的热情推动科学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作为一位知名的科学家，作为我国在国际科学联合会（ICSU）的代表，他在生病前的十年时间，多次出访了许多国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访问研究所，为介绍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促进中国和各国科学界的了解和合作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曹天钦还是一位卓有成效的教育家。三十多年间，他和同事们一起，通过培养研究生、举办训练班、到大学兼课、选派进修等方式，为国内培养了一支数百人的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科研队伍，造就了一大批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专业人才。他的学生和曾与他一起共事的年轻助手中，已有数十人晋升为高级研究人员，不少人曾担任过分院、所、室一级领导职务，很多同志担任课题组组长，并成为各自学科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科研第一线的骨干。他们的成才是与曹天钦的精心指导分不开的。

自从丈夫病倒以后，谢希德最为感动的是，曹天钦不仅受到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护理，而且经常得到高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真诚关心。

1989年5月2日，国务委员宋健一行刚下飞机，就直驱华东医院，代表国家科委向曹天钦表示慰问。

1990年12月，曹天钦的同事们在华东医院为他祝贺七十岁生日时，正在那里检查身体的朱镕基同志，以一个病友的身份赶来祝贺。

1992年2月4日，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受宋健同志的委托，也特意赶来探望曹天钦。

在曹天钦病房的留言簿上，还留下了许许多多前来探望他的签名：全国政协副主席苏步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黄菊……

谢希德夫妇为了学业，结婚很迟，而且只有一个男孩，名叫曹惟正。他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后出国留学，又在美国攻读机械工程博士学位，1990年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工学博士学位。

惟正出生在科学家的家庭，本应该是很幸福的。然而，专心于科研的繁忙父母，却没有更多的时间与小惟正玩乐。在惟正刚满五个月时，谢希德便接到任务，毅然离开了心爱的儿子，去北京大学参加半导体专门组的教学工作，为国家培育急需的人才。“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双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打成“牛鬼蛇神”关进“牛棚”。12岁的儿子惟正，又过早地担负起精神上和日常生活上的沉重负担，而且成了“可教育好的子女”，经常被造反派找去“开会”。这些经历，无疑使他那颗还十分幼小的心灵受到极深的创伤，但也因此铸就了他一副坚强的性格。

谢希德与儿子曹惟正

小惟正较早地踏上社会，原工作单位是一个集体制的房修队。他整天在脚手架上登高修房，谢希德知道有人在劳动时摔下来过，但从来没去看过儿子修房子，她的一个朋友对她说，“不能想象她让自己的孩子做那危险的工作。”可尽管工作是危险的，但房修队的几年生活，不但锻炼了惟正的体力，而且培养了他的独立生活能力。虽然劳动十分繁重，但是惟正并没有放弃自学，从而具备了比较扎实、巩固的基础知识。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更是以百倍的努力和刻苦的精神，自学中学6年的功课，终于考取了复旦大学物理系，成为一名本科大学生。

也许俗语说，“慈母多败儿”，可慈祥的谢希德对孩子一向严格要求，惟正也十分替母亲争气。1980年的一天，惟正希望当副校长的母亲用小汽车替他带一床被子到学校去。她委婉地对儿子说，“被子是可以带到物理楼，可是再叫谁帮你送到宿舍去呢？”儿子领悟了她的话，便自己骑车将被子带到学校，自己的事情从此尽量不麻烦他人。在复旦大学校门口，人们还常常看到惟正总是花钱打公用电话回家，但门卫同志却不知道他就是谢希德的儿子。

1991年春天，才4个月大的小孙女科林回到上海老家，在谢希德身边生活得很好，这给整天忙碌的她增添了新的忙碌，却又乐在其中。她和儿子惟正曾带着科林到医院看曹天钦，可惜祖孙二人对当时的情景都无法理解，所谓“老小老小”自然令人心酸。同年秋，惟正从美国回来探望久病的父亲，深夜刚抵达上海，第二天大早就到华东医院探望病中的父亲。可曹天钦对于孩子的归来，似乎有所感觉，但已不能说些什么了。

1995年1月8日，曹天钦在一次并发症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谢希德从此失去一位好丈夫，一位好同事。她悲痛欲绝地说，“我们曾经一起……1951年我和曹天钦在英国剑桥结婚，次年一起回到上海，1956年5月，我们又在同一天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93岁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苏步青，在他的秘书王增藩的陪伴下专程来到她家表示深切的慰问，连连劝慰她节哀保重。复旦大学党政领导获悉以后，立即前往住所表达最诚挚的慰问，曹天钦所在单位领导对谢希德更是关怀备至，让她悲痛的心得到慰藉……满头银发的她，在悲痛送别最亲的人的同时，也不忘感谢市领导和络绎不绝前来辞行的同事、朋友们。

曹天钦院士是著名的生物化学家，长期从事蛋白质化学、植物病毒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是肌球蛋白轻链发现者。在肌肉蛋白质、神经蛋白质、蛋白水解酶和抑制剂、马王堆古尸的保存、植物病毒、植物类菌原体、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等研究方面，曾获重要成果，共发表研究论文100余篇，为发展我国的生物化学、生物工程和分子生物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也就在1998年的8月，谢希德向中国革命博物馆捐献了她珍藏的四十九件珍贵证书，受到国家文物局的高度赞扬。捐赠的是她先后被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等十余所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证书和第三世界科学院授予的院士证书等。

什么叫德高望重，不是显赫的地位，也不是远扬的名声，而是一个人本身所拥有的高尚品质和人性的光辉，谢希德如是。

一位党委副书记说：校领导开会时，当谢希德走进会场，大家都会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她身上有一种人格力量令人肃然起敬。此刻，当我坐在她身旁，我感到了这种力量在发挥作用。

一位很平凡的教师说：我的妻子身上长了一个肿块，谢希德从别人那里听说后主动来询问，并写信同医生联系帮助医治。她哪像身居要职的名人，她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一位品德高尚的、善良的普通人。

另一位研究妇女问题的专家，在谈论现代妇女形象时，总要提起谢希德，她说：谢希德身上既保留着中国传统妇女善良、温厚的美德，又吸取了现代西方妇女积极进取、开明宽容的精神，在她身上有一种完美的和谐。

一位美国研究中心的部下，在探望1998年住院治疗的谢希德后说：住院已有10个月，虽然吃药、打针不停，加上阶段性的化疗等，但谢老校长拥有坦荡的胸怀，以微笑对待去看望的人们，看不出有什么心绪不宁。我深切地认识到，她平和、谦虚待人之道，是发自固有的品格，以及达观的人生态度。

谢希德留在人们心里的，永远是一个完美的高大的形象，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这就是人格魅力。

2000年3月4日晚，谢希德校长在上海华东医院，安详地走完人生历程，终年79岁。

美国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杜致礼夫妇发来唁电：

“我们会永远记住谢希德对复旦大学、对上海市和对中国物理学界的许多贡献。”

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发来唁电：

“惊悉谢希德教授不幸病逝，万分悲痛，特致哀悼。

希德教授是一位杰出的女科学家，她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她不仅在科学上有高水平的成就，而且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人才，她同时也注意理、文科的平衡训练和修养，为了祖国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她的逝世是祖国科学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

我们永远怀念她。”

“鞠躬尽瘁，风范长存。”这是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教授，对谢希德校长逝世的题词。

当年谢希德推荐的美国西北大学留学的复旦学生李乐德在挽联中写道：

三十年有幸追随左右亦师亦母亦良友万世师表

半世纪无私探索上下为国为民为科学一代伟人

这短短的两行字，概括了谢希德的一生。她虽然走了，但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谢希德的音容笑貌和崇高的品德，永远留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