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外交情怀_谢希德的故事

（四） 外交情怀_谢希德的故事

我国半导体专业创建30周年学术报告会代表合影留念

在北京主持半导体专门化培训班这段颇有意义的岁月，在谢希德记忆长河里是一段紧张、欢快的经历，她既体会到事业的艰苦，又享受到了胜利的喜悦。不过她也从没忘记，是丈夫曹天钦的全力支持，孩子的争气，才使她度过了这不寻常的两年。

20世纪50年代，各种政治运动不断，对从海外留学归来的谢希德来说，她感到比较的不自然、不适应。不过就在这种环境下，她依然保持学者的本色，一门心思为祖国培育人才。当年的学生鲍敏杭，以亲身经历，为读者提供了这个时期谢希德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谢希德组织理论组，1958年，三年级学生鲍敏杭加入，除了继续做半导体材料的测量工作之外，也开始参加学习活动，同组学生中还有三年级的王文沧、四年级的蒋平和李明复等。当时，谢希德除了任固体物理研究室主任之外，还正在协助中科院筹建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并兼任副所长，加上运动不断，所以时间十分紧张。尽管如此，师生还是不时地有一些学习活动。由于二年级开始“反右”，接下来就是大跃进，因此实际上只学了一些基础课，加上在大搞科研中自学了一些半导体的基础知识，鲍敏杭学习半导体理论非常困难。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谢希德就不断地提供补充材料供他学习。这就是鲍敏杭第一次接触谢希德和初步接触科研。(www.guayunfan.com)其实，在当时的复旦大学，教师只是搞教学，有时写些教材讲义，基本上不搞科学研究，发表学术论文的人则更少了。正是谢希德这样的归国学者，以她在国外接受的教育，为复旦带来了做研究工作的理念、方法和学风，建立了有研究工作的教研室，开始提高学校的学术研究水平。由于早期就得到谢希德的指导，鲍敏杭学生时期就在科研上与年级高一些的同学，甚至是当时的许多青年教师站在相近的起跑线上。

从大学三年级到五年级，变化实在很多。1961年毕业时，学生还经历了成立预备教师班、三年困难时期的调整，以及补课等变化。谢希德领导的理论组活动也时断时续，成员也有一些变化，但是蒋平和鲍敏杭，一直都在她直接领导的理论组中活动。蒋平1960年毕业后考取了她的研究生，继续跟着她深造。鲍敏杭1961年毕业后留校当助教，研究方向还是固体理论，1962年也考取了她的研究生，继续跟导师学习研究。1961年半导体教研组搬进新建的物理楼以后，谢希德和陆栋两位老师，加上蒋平和鲍敏杭两个研究生，一直在一个二十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学习工作，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后的几个月。

相对来说，从搬进物理楼一直到“文革”开始的一段时期，是研究组学习和研究比较正常的时期。作为教研组组长并兼任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副所长，谢希德除身负教研组建设和技物所建设的两项重担之外，还承担了大学生的固体物理等课程的教学和研究生的半导体理论和群论等课程的教学。她上的课往往都是新课，为了教材建设，每一节课都要发下大量的讲义，讲义内容能反映当时的最新发展。那几年，谢希德写的讲义有《固体物理》、《半导体理论》、《群论》等，上课以后她总是设法把讲义整理好并出版成书。其中与方俊鑫合著的《固体物理学》最先完成，在“文革”前几年就出版了，共有上、下两册，当时陆栋先生和研究生也参加了一些工作。

陆栋先生就读于浙江大学物理系，院系调整时转入复旦，1955年毕业留校工作。1988年晋升为教授。陆先生长期从事大学本科固体物理学教学，受谢希德委托，曾与方俊鑫教授共同主编《固体物理学》上、下册。陆先生还协助谢希德教授在上海主办一些学术活动，在担任半导体物理教研组副主任、表面物理研究室副主任期间，协助谢希德教授管理教学工作。1983年起，任现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积极组织谢先生倡导的定期物理学术报告。1980年至1990年任国家教委理科教材编委会固体物理学组成员兼秘书，协助组长谢希德教授制定固体物理学科教材建设规划和落实。他曾是上海市物理学会常务理事。

谢希德教授的《群论》在“文革”后，以《群论及其在物理学中的应用》的书名出版，内容从当时针对半导体应用扩大到了整个物理学的应用，其研究范围已是大大地扩大了。

鲍敏杭回忆说，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五六年中，谢希德为教研组的教学建设，科研建设和人才培养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当时教研室已有了完善的教学计划，有了系统的教材，建立了固体能谱的研究方向和设备相当完善的实验室，她所花的精力是难以想象的。她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经常感冒。记得那时她经常是早上先到医务室看病拿药，然后再到办公室上班的。她还常跟大家介绍说维生素C治感冒很好，是化学家鲍林推荐的。

由于各种极端思潮的影响，60年代初几年中，谢希德在工作上也有过许多困难和挫折。1964年到1965年间，可能是受到“小四清”运动思想的影响，教研组内有人强烈否定当时的教研组工作，否定理论研究的意义，甚至发展到人事关系的紧张，对她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但是，谢希德始终是以德待人，始终是努力工作，百折不挠，坚持把教研组的工作做好。

人到中年，由于生活和事业的担子都很重，往往感到特别劳累辛苦。1960年的一天上午，正在为学生们上《半导体理论》课时，谢希德忽然感到心跳加快，四肢无力，课程难以再讲授下去。同学们看到这种情景，着急地将她送到学校医务室，而后即转送中山医院。可是到了急诊室，医生却说没事了。同事们很不放心，劝她继续就诊，经过多次检查终于确诊为植物神经性早搏。她把诊断书往书包内一塞，好像没发生什么事似的，又继续投入到紧张工作之中。“牛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为了党的教育事业，谢希德如老黄牛一样辛苦耕耘，把一切病痛和私利置之脑后。1962年，谢希德在教学、科研中又取得新的成绩，被晋升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