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横空出世_张爱玲传

4横空出世_张爱玲传

阔别三年，她风雨归来。上海，依旧是那个高楼林立，霓虹闪烁的东方巴黎。她站在街头，望着川流不息的人群，竟生出些许久违的感觉，还是回来了。原来这便是故乡，爱不得，恨不得，最后只能回得。

三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无法让一座风华正茂的城染上沧桑，也无法轻易改变一个女子的容颜。只是在姑姑茂渊和弟弟子静眼里，她长发披肩，衣裳艳丽，成了清瘦高挑的时尚女郎，成了飘逸美丽的文雅女子。

只是那份清冷孤傲之色，依旧存在骨子里，如影随形。

或许这就是她。无论世界如何改变，只要那份刻在骨子里的清冷色彩还在，她便仍是她，是那个会让人不知不觉爱上的神奇女子。

有炎樱的陪伴，她的伤感少了许多。世事理所当然地悄悄转换，当命运再次把她推向这座城时，她无从选择。母亲去了新加坡，父亲那里，存了太多伤痛的回忆，姑姑租住的爱丁顿公寓，便成了她的落脚之处。她说：“公寓是最理想的逃世地方”。(www.guayunfan.com)那是一个温暖的地方，有着暖暖的壁炉，典雅的沙发和大大的落地灯，不远处还有百乐门舞厅。有时，她站在阳台上，俯瞰整个上海城，有时，她端着酒杯，静静聆听在黑夜里弥漫着的怀旧风情音乐。这样的日子，有着细水长流的安逸，仿佛时间已失去意义。

她说：“现在我寄住在旧梦里，在旧梦里做着新的梦。阳台上看见毛毛的黄月亮。古代的夜里有更鼓，现在有卖馄饨的梆子，千年来无数人的梦的拍板：‘托，托，托，托’——可爱又可哀的年月呵！”

只是安逸是有资本的。当来看望自己的弟弟问及未来打算时，她默然了。港大没有毕业，她想要转到圣约翰大学，拿一纸文凭，也算是对漫长求学生涯的一点交代。只是她没有钱，除了一身傲骨和满腹才华，她一无所有。

姑姑手头并不宽裕，生活也很清淡。而父女情分早就少得可怜，她虽然不恨他，但也爱不起来，纠结太深，父亲成了她心底最深处的伤疤，沉淀太久，早已被墨绿的苔藓覆盖，一丝一缕，都泛着湿意和感伤。

原本考上复旦中文系的弟弟子静，也因为太平洋战争停课作罢，知道姐姐爱玲的想法后，便决定与她一起考圣约翰大学。而学费的问题，他替爱玲找了父亲。或许是多年的沉淀，张廷重开始后悔当年对女儿的做法，或许是他终被爱玲的才情打动，他同意了，虽然他早已不再富裕。

爱玲回了家，现在已经不是那座宽敞的老宅，而是一座小巧的洋房，时间还是改变了一些东西。她宛如一个闯入者，小心翼翼地感受着周遭的陌生气息，这里早就没了她的位置。

一切皆是淡淡然，她与父亲交谈，没有寒暄，寥寥数语间，彼此没有笑容，神情淡漠。“那是姊姊最后一次走进家门，也是最后一次离开。此后，她和父亲再也没有见过面。”张子静如是说。如此决绝，如此无情，只是亲情泯灭，谁更决绝，谁更无情，谁更心痛？

日子总会有些跋山涉水的艰难，不过还好，生活继续，还有太多生生不息的风景，供她赏阅。有了父亲资助的学费，她如愿转学到圣约翰大学文学系四年级。她不止可以与同入经济系一年级的弟弟时时相见，还遇见了炎樱，那份在香港收获的甜蜜友情，在上海也找到了发芽的土壤。

只是在转学考试间，发生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小插曲，那便是她的国语成绩不及格，需要进补习班，这是一件连她自己都觉得滑稽可笑的事情。她的中学老师更为之愤愤不平：“如张爱玲的国文入补习班，则请问有些大人先生该编入何年级？”

或许是在香港的三年，从来只用英文写家书的她对国文太过生疏。不过还好，开学没多久，她便从国文初级班跳进了高级班，并且，也因此重拾文学的五彩笔，随心所欲地挥洒自己的思想。

父亲给了学费，却没有给生活费。在圣约翰大学，她常常囊中羞涩，只得用英文写些自己感兴趣的服装，评些自己看过的电影，寄给《泰晤士报》和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得一笔丰厚的稿酬，养活自己。她说：“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的钱来得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

她寄给《二十世纪》杂志社的第一篇文章便是极为有名的《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她洋洋万言，用流利新颖的英文风格描述着属于东方人的服装风尚，并亲手描绘了十二幅服饰的插图。主编梅涅特看后欣喜不已，叹为观止，在1943年第1期杂志上隆重推出。

对爱玲，梅涅特丝毫不吝啬赞美之词。他说她是“有能力向外国人诠释中国人”的东方女子，他赞她是一个“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

从此后，爱玲成了《二十世纪》的撰稿人，几乎每期杂志都会有她的文章。而这第一篇投稿文字，后来被她翻译为中文，并更名《更衣记》，发表于《古今》杂志之上。其中她写道：“中国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但衣服上恰恰相反，单凭这一点，我就不愿做一个男子。”

幸运总是在毫无防备时突然袭来，让人始料未及，欣喜难言。努力学习英语没有白费力气，用英文写作，让她开始真正走上了文学之路。写作成了她谋生的职业，她仿佛是为写作而生的，她说，“苦虽苦了点，我喜欢我的职业”。

写作于她是件水到渠成的幸福之事。她享受着这漫长的春种秋耕，用隐藏在那清冷外表下的滚烫内心，将回忆、才情和灵感织就成一张张美丽的文字之网，在锣鼓喧天的繁闹中，收获一场场文字盛宴。

那年春天，除了用英文给英文报刊撰稿外，她也开始了小说创作。这一次，她用中文的五彩之光，造就两炉沉静之香，叩开了寂寞许久的上海文坛大门。

一个依旧春寒料峭的下午，爱玲来到了一所幽静雅致的花园洋房前，叩响了鸳鸯蝴蝶派老作家周瘦鹃家的门铃。“画蝴蝶于罗裙，认鸳鸯于坠瓦”。周瘦鹃先生，笔名紫罗兰庵主人，是鸳鸯蝴蝶派“五虎将”之一，也是她与姑姑一直在看的杂志《紫罗兰》的主编。

一个如蝴蝶般轻盈的小姑娘前来应门，那便是周瘦鹃的小女儿。她先请爱玲进去，便飘到书房，将爱玲带来的书信递给正在紫罗兰的袅袅青烟间想着心事的父亲，说：“楼下有位姓张的女子来访。”

周瘦鹃漫不经心地拆开信，却发现是自己的旧识黄岳渊老园艺家的亲笔介绍信。于是他下楼来，那在鹅黄缎半臂旗袍下亭亭玉立的张爱玲，便第一次出现在他的面前。

见着来人，爱玲赶紧起身，毕恭毕敬地行了礼。本是清冷之人，不喜人际，不善言辞，她只拘谨地坐着，先生问一句，她便答一句，宛如小学生般。当先生问及她的情况时，她才将来意娓娓道来：

“给《泰晤士报》写过些剧评影评，也给《二十世纪》杂志写过一些文章；中文的作品，就只从前给《西风》写过一篇《天才梦》；最近才又重新开始中文写作，写了两个中篇小说，是讲香港的故事，想请教老师。”

说话间，爱玲从早就备下的纸包里拿出两本稿簿，毕恭毕敬地递到周先生面前。他笑着接过，随手翻开，“第一炉香——沉香屑”的标题跃然眼前。一见清新，一见倾心，只一眼，他便觉别致有味，便对爱玲说：“不如把稿本先留在我这里，容细细拜读。”

他们漫无边际地交谈，风轻云淡。时间在不知不觉间悄悄滑落，爱玲起身告辞时，已是一个多钟头以后了。一个钟头，一老一少，虽然没有促膝，但也算是深谈了。

张爱玲开篇写道：“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说完了。”当夜，在沉香的袅袅烟雾间，周瘦鹃挑灯读起了爱玲的小说，这一读便是不能释手，读完整个故事后他被深深吸引住了。

恩恩怨怨，男男女女的缠绵哀情故事，这位多愁善感的多情才子看过太多，也写过太多，平庸烂熟的故事早已不能引发共鸣。而爱玲的两篇《沉香屑》，烧到了他的心坎，畸形社会的畸形情爱，繁华都市的荒凉之悲，他只觉她轻描淡写的文字带着贵族的格调，像极了英国作家毛姆，并且还隐隐有些《红楼梦》的影子。

意气相投，惺惺相惜。一个礼拜后，当爱玲再来时，他便问她是否乐意将其发表于《紫罗兰》之上，这个以写作为生的女子，自是一口应允。

《紫罗兰》复刊号出版了，爱玲的这炉香被安排在了最重要的位置。周瘦鹃编者话里高调地向读者推荐：“如今，我郑重地发表了这篇《沉香屑》，请读者共同来欣赏张女士一种特殊情调的作品，而对于当年香港所谓高等华人的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也可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

第一炉香还未烧完，她的才情便引起了整个上海滩的赞叹，那带着迷香的雾气与清丽，迷倒了一个个男男女女。当人们还沉浸在沉香的第一炉香气中时，第二炉香已相继点燃，这炉香清冷依旧，奇丽依旧，不知不觉，便令人钻到故事里去。

在两炉沉香屑的袅袅烟雾间，张爱玲横空出世。她的出场，让寂寞得恐怖的文坛，变得耐人寻味。她红了，彻彻底底，宛如她笔下盛放的杜鹃花，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