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_顾准传_顾准的故事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_顾准传_顾准的故事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两党经过秘密谈判，决定携手抗日。

八月九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一个中尉冲进上海虹桥机场，向中国守军开火，被当场击毙。

日军以此为借口，对上海发动侵略。

三个月下来，国军不敌，上海沦陷，顾准生活的租界成了被围困的“孤岛”。

少了国民党的掣肘，中共决定重新在上海建立地下党。(www.guayunfan.com)张闻天点将，点中了刘晓（1908—1988）。

此人曾任中共上海市奉贤县县委书记，在王明的领导下，执行了盲目的“庄行暴动”，使组织蒙受了惨重的损失。

因此，对上海地下党如何低调地开展工作，刘晓比其他人有更深刻的教训和认识。

在审查了留存的200名党员后，刘晓迅速组建了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班子：省委书记刘晓、宣传部长沙文汉（1908—1964）、军事运动委员会书记张爱萍（1910—2003）、文化运动委员会书记孙冶方（1908—1983）以及职员运动委员会书记顾准。

在地下会议上，刘晓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工作规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每个地下党员都必须以合法的职业作为掩护，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尽量进行合法斗争。

如此一来，顾准负责的职员运动委员会便成了最关键的部门。

在顾准的介绍下，地下党员们逐渐渗透到银行、外企、百货公司等各行各业，发挥了令人惊叹的作用（如说服杜月笙把一千件刚从荷兰进口的新式防毒面具捐献给在前线作战的八路军）。

在昔日同事惊讶的目光中，顾准堂而皇之地回到立信。

潘序伦如获至宝，任命他为编译科主任，每月工资加分红高达250元，并对顾准的革命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闻不问。

论收入，20岁出头的顾准已堪称“金领”。在许多上海人眼中，他少年得志，宠命优渥，是不折不扣的成功典范、青年偶像。

然而，对演奏着萨克斯音乐的西餐馆、镂花银盘上精致的小点心以及流光溢彩的华美舞会，顾准丝毫提不起兴趣。他宁愿把精力投入到指挥职委的同志在上海和新四军根据地之间建立秘密的交通路线，以便输送各类物资……

一天，之江大学的名誉校长李培恩特地来拜访潘序伦，请他推荐一位能讲授银行会计的专家，去学校任教。

潘序伦不假思索地说出了顾准的名字。

由于之江大学是为了躲避战火从杭州搬来上海租界的，李校长也没听说过顾准的大名，开口便问是哪国深造的留学生。得知没留过洋，又问是哪所大学毕业的。

潘序伦笑道：“他没读过大学，要问学历，不过是一个初中生。”

李培恩有些不满：“一个初中生，到名牌大学当老师，未免不太合适吧。”

潘序伦正色道：“《银行会计》就是顾准写的，现在各地商学院都已作为教材，你聘请这方面的专家，舍此尚有何人？”

李培恩保守谨慎，总是不应。潘序伦面露愠色，让他另请高明。

没过多久，上海最有名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也来立信寻找银行会计教师，潘序伦还是推荐顾准。圣约翰的美国校长比较开明，决定冒险一试。

潘序伦非常高兴，立刻告诉了顾准这一好消息。

几天后，操着一口流利英语的顾准在课堂上游刃有余地折服了圣约翰的高才生们。

消息传开后，沪江大学、上海法学院的负责人相继登门，给顾准送来了大红的聘书。懊悔不已的李培恩再次造访，赔礼道歉，恳请重聘。

在征得党组织同意后，顾准身兼数职，摇身一变成了会计学教育家。

由于国人“见不得你好”的传统，《易经》乾卦里“飞龙在天”之后便是“亢龙有悔”。春风得意的顾准终于被自己人盯上了。

省委副书记刘长胜（1903—1967）是一个在苏联待了十几年，才回国没多久的老革命，对顾准发明的“联谊会”的工作形式横竖看不顺眼。

这种职业界的群众组织没有“救国会”那样又红又专的名字，开展活动也多以“跳舞”“打牌”等娱乐方式进行，虽颇受职员欢迎，也符合“隐蔽”“安全”的敌后工作原则，却激起了刘长胜的反感。

趁一把手刘晓去重庆向周恩来汇报工作之机，刘长胜在省委内部清算了被他称为“右倾”的“顾准路线”。

刘晓回来后，觉得刘长胜和顾准一左一右，难以协调，便玩起了平衡术，让顾准去文化运动委员会当副书记，配合孙冶方工作。

孙冶方是党内著名的经济学家，文史功底深厚，同“孤岛”里那帮文人打起交道来得心应手。

自从前任副书记曹荻秋（1909—1976）调离上海后，孙冶方一直苦于找不到理论素养说得过去的得力副手，直至顾准的到来。

两人相得益彰，配合默契，合作非常愉快，领导唐弢、胡愈之、许广平等左翼文人在笔墨间同敌人战斗。

文委旗下新创的“复社”出版了《西行漫记》和《鲁迅全集》，一时间声名大振。孙冶方与顾准备受鼓舞，又把触角伸进强势媒体《申报》和《文汇报》，指挥柯灵等人打入其副刊，担任主编。

《申报》的立场顿时左转，被惹恼的汪伪政权派特工用报纸包了一枚手榴弹扔在报馆门口，炸死炸伤多名工作人员。

文委不但没被吓倒，反而越挫越勇，迎难而上。著名表演艺术家周信芳（1895—1975）受文委指导，在卡尔登剧院上演了《明末遗恨》，造成万人空巷的盛况，成为京剧史上广为传颂的佳话。

在《杀官》一折中，崇祯含泪对子女说：“世上什么最苦？亡国最苦！世上什么最惨？亡国最惨！”每当周信芳在哀怨动人的伴奏下悲愤难抑地唱出这几句血泪交融的台词时，感同身受的观众无不含泪鼓掌。而当崇祯那句抑扬顿挫的念白“我君臣虽死，也要死个悲壮慷慨！”，尾音还没拖完时，台下已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喝彩声。许多观众再三再四地观看《明末遗恨》，就是冲着这句话而来，以至于街头巷尾的小孩打闹时都会来上一句。

周信芳深受鼓舞，于1940年义演了曹禺的《雷雨》，饰演周朴园。而随着政治影响越来越大，周大师也收到了汪伪特工的“礼物”——两颗装在信封里的子弹。

“孤岛”已载不动顾准洋溢的革命热情，他多次向省委提出，自己要奔赴前线，参加苏南的新四军。

苏南的外县原归中共江苏省委管辖，1940年4月，新四军指挥部派谭震林等人接管此地，成立了东路抗日根据地。谭震林随即请沙文汉帮他物色几个能干的助手。

顾准再次被寄予厚望。

得知调令的孙冶方依依不舍。他已同顾准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而这种感情还将持续几十年。

更不舍的是潘序伦。他一直把顾准当成自己会计事业的接班人，因此当顾准委婉地向他提出自己要辞职奔赴外地时，潘序伦完全愣住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如遭雷轰电击，心中痛苦，不知所云。”

无论诱之以利还是动之以情，顾准就是不为所动。潘序伦只好摇头叹息，久久不语，最后在福州路的一家豪华西餐厅为他设宴送行。

启程前，顾准托人把汪璧介绍到罗蔓饭店担任会计，每月有一百多元的收入，大体可以应付一家人的日常开销。

不愿当“潘序伦第二”的顾准目光坚毅地望着南方，踏上了新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