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公车上帝书的故事

康有为公车上帝书

康有为出生的时候，清政府已经处于衰败之中，国家腐败无能，洋人四处入侵的景象从小就深深地印刻在他的脑海中。为了考取功名，报效国家，康有为四处求学，却屡屡受挫，但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

一个偶然的机会，康有为接触到了西学，经过潜心研究和不断游历考察，他感觉自己似乎找到了救国图存的真理。为了宣传改良思想，他努力求索，著书立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革新思想。

中法战争后，康有为作为一介布衣，冒着危险，第一次上书皇帝，陈述变法维新的思想，然而，却遭到了顽固守旧的官僚们的抵制，最终不但上书失败，而且还导致考试落第。

可是，这些并没有让他退步。甲午战争后，他发起了更大规模的上书活动，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此时的康有为不但名声大噪，也高中进士，可谓双喜临门。但康有为并没有沉醉在满足之中，接着又上书。这一次，奇迹终于出现了。

鸿鹄之志

咸丰八年（1858）二月初五深夜，广东南海伏隆堡苏村敦仁里的一座百年老宅内，此时灯火通明，人影攒动，许多人在紧张地忙碌着。突然，一声啼哭划破寂静的夜空，焦急等待的人们终于舒了一口气。最高兴的莫过于这家的老主人，盼星星盼月亮，他终于可以抱孙子了。这名呱呱落地的男婴，就是康有为。

康家是书香门第，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在南海可谓是名门望族。康有为的祖父康赞修是岭南德高望重的儒师，中过举人，做过州学正、训导，一辈子从事传统文化教育。所以，康有为刚出生时，他就作诗“书香再世汝应延”，表达了他希望康有为能延续书香、博取功名的心愿。

康有为也确实没让祖父失望，他天资聪明，悟性极高，五岁时就能背诵唐诗几百首，六岁师从简凤仪，开始读《大学》、《中庸》、《论语》和朱熹所注《孝经》，到七岁的时候就能文善对，被乡里称为“神童”。然而，在他十一岁那年，父亲却不幸去世了。此后，他便跟随在连州任职的祖父，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攻读经史。

祖父康赞修对年少的康有为影响颇大，祖父喜好游览名胜古迹，在游览的过程中，总不忘给陪游的康有为讲古人事迹和传统义理，作为教育康有为的一种方式。虽然他也希望康有为努力读书，考取科举功名，但更期望康有为在功名之上另有一番作为。在祖父的教导下，康有为博览群书，除了阅读古籍，他还喜欢浏览本来是下发给祖父的《邸报》，借以闻知朝政时事。《邸报》上所记载的曾国藩、骆秉章、左宗棠等人的业绩，对康有为年少的心灵触动尤大，他把这些人当作自己的楷模。

十八岁时，祖父康赞修奉命调回广州，康有为也一同前往。在那里，他继续自己的读书生活。多数时候，康有为仍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博览群书。此时，叔祖康国器在家乡新筑了一座园林，叫做“七桧园”，其中建有两座藏书楼，分别名为“澹如楼”和“二万卷书楼”，对康有为来说，“七桧园”无疑是他最好的休闲去处，各种书籍包括经集杂史、考据辞章，他都饶有兴致地一一披览。在那里，他第一次读到清代著名经学家、文学家毛奇龄的文集《西河合集》，第一次读到最早将世界史地知识介绍到中国的徐继畬的名著《瀛环志略》及《地球图》等等，这些书籍为康有为打开了一扇扇通往未知的门。

封建时代，在每名学子的心中，读书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通过科举考试，求取功名仕途，康有为也不例外。为此，家人替康有为先后请过六七位先生执教，教学内容无一例外是记诵经书，学写八股文，为一次又一次的科举考试做准备。十八岁那年，康有为在广州参加乡试落榜，祖父康赞修把他送到南海九江礼山草堂，拜大儒朱次琦为师。初到礼山草堂，朱次琦就以《五代史史裁论》为题，考查康有为的学识功底。康有为模仿《史通》的体裁，博引群书，加以议论，一口气写了二十多页，受到了朱先生的称赞。在礼山草堂的三年，康有为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学习，直至深夜才睡觉休息，这期间，他攻读了大量的儒家经典以及历史、哲学等方面的书籍，可谓受益颇大。然而，每天埋于故纸堆中，他开始渐渐厌倦这种生活。

此时，正是清朝社会极度动荡，帝国日益衰落，国家备受列强凌辱的一段日子。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传统的文化学术产生了怀疑，在书堆中，他试图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但一直没有找到答案。

不久，康有为辞别朱次琦先生，返回苏村，上西樵山学习。在那儿，他开始接触新知识。此后的四年时间里，他潜心研究史学及佛学。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北京任编修的张延秋偕四五人来游西樵山，康有为得以与之结交，从他那里得知了许多“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咸、同三朝掌故”。同时，还接触到了当时正在酝酿的改良主义思潮。后来，他又遍读当时所能见到的、由江南制造局及西方教会所译的各种西书。

为了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康有为还游历香港，当他亲眼看到英国侵略者所建立的殖民统治秩序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要好得多，从此，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希望以此来拯救羸弱衰落中的大清帝国。

敢为人先

光绪八年（1882），康有为赴顺天参加乡试，路过上海时，看到这里一片繁盛，更加觉得洋人有一套治国的办法。

悲剧的是，这一次乡试康有为落第了。南归途中，他再次来到上海，对洋人在上海的统治进行了细致具体的考察，走的时候还购买了大量的西书，从此，便潜心研究西学。

康有为广读西书，对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都有所涉猎，思想变化日益显著。为了宣传自己革新的思想，他于光绪九年（1883）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裹足会”，开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之先河。

中国女子缠足相传始于南唐李后主在位时期，千年流传，成为风气。在康有为的老家南海银河乡，不缠足的女子会被贱视为妾婢，不可能嫁进富贵人家。康有为认为缠足是折骨伤筋、害人生理的谬俗，为了摒弃这一旧俗，他与夫人张云珠一道坚决不给长女缠足，尽管族人惊讶不已，有的长亲甚至苦苦追逼，夫妻俩也毫不动摇。开了这个好头，次女及其他侄女顺势而下，不缠足便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为了扩大影响，康有为积极策划推广不缠足的做法，并与当时邻乡一个曾出国游历过的员外商议创立不裹足会。在该会草例中，规定凡入会者家中女子皆不裹足，其已裹足者不强迫放足，已裹而愿意放足者则表示祝贺并予以表彰。康有为还为成立此会写了序文，进行宣传发动，响应者甚多。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思想根本没得到启蒙，群众基础相当薄弱，再加上康有为精力有限，最终该会没有成立起来。

这次小小的尝试虽然失败了，却使康有为更加认识到变革的困难与紧迫性，他把学习外国、革新改良当作救国的真理。

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再次去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当时正值中法战争后不久，一些与清政府关系密切的邻邦，如越南、缅甸、锡金已被英、法侵占，而且英国又在发动对中国边疆西藏的侵略战争，俄国在侵占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和中国西北的大片土地后，又进而窥伺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在向中国邻邦朝鲜步步进逼。康有为见到这般情景，写了一封长达五千字的“上皇帝书”，第一次去叩紫禁城的大门。上书中说，外国人的侵略，已从侵占邻邦伸入边疆，进而达到深入内地的危险局面；人民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大，到处是“骚乱”，太平天国那样的起义将会再次爆发。他认为趁此时赶紧变法改良，还可以挽救危局，要是再迁延下去，就不堪设想了。这是康有为把酝酿已久的变法思想变为正式建议的开端，也表达了一个书生忧国忧民、救亡图存的愿望。

可是，康有为这封饱含热情的《上清帝第一书》呈递给都察院后，却如石沉大海，没了音讯。原来，在顽固守旧的官僚们看来，一个毫无地位的书生，竟敢向皇帝大发议论，实在是不知天高地厚，因此无人愿把此书送呈给光绪皇帝。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康有为在这次乡(www.guayunfan.com)试中，由于发挥出色，已被内定为考中的第三名，但主考官徐桐对康有为的上书很反感，大骂他是“狂妄之徒”，不予录取。

由于康有为落选，很多京城官员以为他是在哗众取宠攀缘富贵，就连军机大臣、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也拒绝康有为“见皇上一面”的要求。但康有为并没有消沉下去，反而经过这次上书，他渐渐有了名声。

回到广东后，康有为开始招收学生讲学，于光绪十七年（1891）在广州长兴里设万木草堂学馆，并开始撰写《长兴学记》，阐发改良主义教育思想，吸引了梁启超、陈千秋、麦孟华等人前来学习。

为了使自己的变法主张在中国有产者和知识分子、士大夫中引起共鸣，康有为在教学的同时写了不少书，着力引申和附会孔子学说，以其为改良理论的依据。其中有两部书在思想界产生过震动，对后来的戊戌变法影响最大，一部是光绪十七年（1891）写成的《新学伪经考》，另一部是花了几年工夫才完稿的《孔子改制考》。

这两部著述，都是康有为为变法革新所造的理论声势。此时，中国的局势越来越坏，很多国人却还沉睡在泱泱大国的美梦之中，康有为作为一个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旧式文人，勇敢地走在了改良救国的前列。

公车上书

光绪十九年（2011-12-15 往都察院将《上今皇帝书》递上。然而，皇帝已经批准条约的事情很快传了开来，许多举人见大局已定，再上书也毫无意义，顿时人心瓦解。当天，就有数百名举人收回签名单。

到四月十日的时候，《上今皇帝书》的签名者只剩下了六百余人，原本熙熙攘攘的松筠庵也变得冷冷清清，很少见到举人们的足迹，这场全国举人联名上书的活动被迫取消。

后来，许多举人得知孙毓汶是逼迫皇帝批约、破坏联名上书的罪魁祸首后，愤恨不已，扬言要杀了他而后快，吓得孙毓汶不敢上朝，只好抱病告假。兵部主事和礼部主事见状，联名一道对孙毓汶进行弹劾，光绪帝顺水推舟，将孙毓汶开缺了。

虽然联名上书夭折了，但这个不平凡的举动，却如一块石头投入一潭死水，激起了一阵阵不平静的波浪。很快，那封没能上交都察院的《上今皇帝书》，就在人们的争相传抄中传遍全国，对改良主义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人们也将这一次的举人上书称之为“公车上书”。不久，上海还出版了《公车上书记》。

可是，康有为的这篇《上今皇帝书》却被都察院的官员压了下来，没有让光绪帝看到。尽管如此，这次“公车上书”还是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的，它是康有为领导下的知识分子的大请愿运动，冲破了清政府“士人干政”的禁令，提出了改良主义的政治纲领，可以说，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初步觉醒。

就在“公车上书”失败后的第二天，会试发榜了，康有为高中进士，并被任命为工部主事。此时，他不再是一介布衣，可以名正言顺地参与国家政事了，于是便决计第三次上书光绪帝。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六日，康有为以进士名义独自递上一封长达一万三千余字的《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圉呈》，请求都察院代为转奏皇帝。此时，中日《马关条约》已被清政府批准，并与日本政府互换了约本。因此，康有为在这一次上书中，删去了“公车上书”中的“拒和”、“迁都”等项建议，而把变法的部分详加发挥，并从各方面说明了变法革新势在必行的道理。

都察院接到康有为的折子后，次日就将其送到军机处，恰好碰上军机大臣翁同龢代呈折子。于是，翁同龢便将康有为的折子交给了皇上。光绪帝读完之后，竟有“知己”之感，对康有为大加赞许。他自此记下了康有为的名字，并特令军机处将折子抄录三份，一份存放到勤政殿以便随时阅览，一份放到乾清宫也用来阅览，一份存军机处旋抄发各省督抚将军会议奏复。

从此，康有为等改良主义者与光绪帝开始接触，揭开了“百日维新”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