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较早孕有大同思想，后来撰有《大同书》，而他的大同思想虽孕育较早，《大同书》的成书却迟。
近代中国发展迅速，在这复杂的社会里，反映在一些思想家论著中，每每有改易旧稿，甚至倒填成书年月的情况。这样，对近代人物及其思想进行评价，就不能不留心考核他们撰著的成书年代。
当今论者对《大同书》的评价不一，有誉有毁，其主要症结是把康有为早期的“大同思想”和后来撰述的《大同书》混合评价，由此不可能对《大同书》作出正确的结论。
康有为的《大同书》究竟撰于何时？他自称1884年已撰有是书，《大同书题辞》说：
吾年二十七，当光绪甲申（1884年），清兵震羊城，吾避兵居西樵山，北银塘乡之七桧园澹如楼，感国难，哀民生，著《大同书》。以为待之百年，不意卅五载而国际联盟成，身亲受大同之行也。此书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今先印甲、乙两部，盖已印《不忍》中取而印之，余则尚有待也。己未（1919年）二月五日，康有为[1]。
《大同书》甲部《入世界观众苦·绪言》说：
康有为生于大地之上，为英帝印度之岁，传少农知县府君及劳太夫人之种体者，吾地二十六周于日有余矣。……游学于南海滨之百粤都会曰羊城，乡于西樵山之北曰银塘，……已而强国有法者，吞据安南，中国救之，船沉于马江，血蹀于谅山，风鹤之警误流羊城，一夕大惊。……康子避兵，归于其乡。延香老屋，吾祖是传，隔塘有七桧园，楼曰澹如，俯临三塘。吾朝夕拥书于是，俯读仰思，澄神离形。
所述“俯读仰思”情况，也与《入世界观众苦》所言相似。这些记载，都来自康有为的自述，应该是可信了。
但是，细绎上引，却有罅漏：《题辞》是他在1919年重印《大同书》甲、乙两部时所作，依据《绪言》，识以撰期，时日相符，自无足怪。但《自编年谱》却只说是年“悟大小齐同之理”，没有说撰有什么《大同书》。《自编年谱》完成于1899年初，而光绪二十一年以前的《年谱》，却是1895年前所作[2]。为什么离开1884年只有十一年的《自编年谱》会将这一重要著作遗漏？而离开1884年已经三十五年的《题辞》反而言之历历？《题辞》又谓：“今光印甲、乙两部，盖已印《不忍》中取而印之，余则尚有待也。”按《大同书》于1913年始于《不忍》杂志发表甲、乙两部，其余八部，经过六年“尚有待也”。那么究竟《大同书》是哪一年写出的？
还在1955年，我看到李泽厚同志在《文史哲》第二期发表了《论康有为的〈大同书〉》一文，说是：
《大同书》虽然成书极晚，虽然其中还夹杂着某些康氏晚年的思想；但是，其基本观点和中心思想却是产生颇早的。康有为本人及其亲密的学生朋友（如陈千秋、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原注）曾不止一次地说明过这点。实际上，1884年“演大同之义”的《人类公理》，就是《大同书》的初稿。康有为虽然“秘其稿不肯以示人”，但却在讲学和交游中向其最亲密的学生、朋友宣传了他的这种乌托邦思想。[3]
由于李泽厚同志以为1884年“演大同之义”已有“初稿”，从而对《大同书》的评价有可以商榷之处，但他没有考虑《大同书》的成书时间。我随即写了《关于康有为的〈大同书〉》一文，认为《题辞》《绪言》是倒填年月，康有为在1884年并没有《大同书》的撰述，而梁启超所说：“辛丑、壬寅（1901—1902年）间避居印度，乃著为成书”，倒是可信的。评价《大同书》，不能不考虑他的写作时间，因此我不同意李泽厚对《大同书》的评价[4]。此文一发，引起一场大争论，除李泽厚外，还有张玉田等都不同意我的看法。这样，我在《历史研究》接连发表了《再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论康有为〈大同书〉的思想实质》[5]，就《大同书》的内容、思想来源，以及载有1884年以后的事例、“政变”后游历欧美的见闻等，再次考辨。《大同书》应撰于1901年至1902年，“定稿更迟”。两文申述后，争论似乎平息。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国外学者对此也发生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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