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公车上书

康有为公车上书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国人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当时，北京正在举行春闱会试。一些台湾籍、辽江籍的举人听到家乡将要落入日寇之手，个个悲痛万状，泣不成声。国难当头，广东举人康有为拍案而起，指着东南方向大骂卖国贼李鸿章：“如此辱国丧权之约，这厮竟落得下笔去！这等奇耻大辱，上有负皇天恩德，下愧对黎民百姓！身为朝廷重臣，尔不汗颜，士人皆为尔汗颜！”

四月初，正当光绪皇帝被迫要在条约上盖上皇帝大印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一千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请求朝廷不要批准这个卖国求和的条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公车：汉代以公家车马运送应举的人，所以后人把“公车”作为入京应试举人的代称）。

这一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联合了1000多名来自各地的举人，冒着北京春季的风沙，浩浩荡荡地来到都察院门前请愿，求都察院向皇上转达举人学子的意愿。但受到了冷遇。在这以前，各省的举人都已纷纷上书清愿，都没有答复。为此，康有为、梁启超召集了1300多位举人到松筠庵议事，提出联名上书皇帝，以免被扣压起来，递不到皇帝手中。会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写成了一篇万言的《上皇帝书》，各省举人签名之后，在康有为的率领下，又浩浩荡荡地开到都察院，要求将《上皇帝书》转交给皇上。

这一壮举虽然也遭到了守旧顽固官僚的阻挠，但震动了朝野。以此为开端，揭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的序幕。它的发动者就是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

康有为，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生，号长素，广东南海（今广州）人。他在读书时就很注意改革社会的学问，青年时代就立下了“经营天下”的志愿。20多岁时，他游历了香港、上海等地，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远胜封建制度，就开始努力学习西方科学文化，钻研西方政治理论思想，从“声光化电”到史志游记，无不涉猎。24岁时，他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落第后，便回家乡潜心攻读“西学，逐步形成了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30岁的康有为再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应试。此时，正逢中法战争失败，面对中国贫穷落后，屡遭外侮的现状，他痛心极了，立即奋笔疾书，写出了第一封《上皇帝书》，痛陈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险境，呼吁皇帝“幡然图治”，自强而救国。

“一个布衣学子，竟敢横议朝征，放肆！”康有为这封言辞激烈的上书自然遭到朝廷顽固派的阻挠，没有转递给皇帝。更有甚者，本应考中前三名之内的康有为的试卷递到主考官徐桐手里时，他看到“康有为”三个字，也不管试卷如何，便泼口大骂：“这就是上书皇上的康有为吗？如此狂妄，不可中！”提起笔来就勾去了他的名字。

康有为回到广州后，于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在广州设立了“万本草堂”，一面研讨维新理沦，一面招收了大量学生，培养变法维新的人材。这时，广东新会青年举人梁启超前来拜见，投在康有为门下。从此，师徒二人共同奋斗，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风云人物。在广州，康梁二人写成了多部反对封建主义者的著作，在《人类公理》中，康有为把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公羊三世说”、佛教的慈悲观念和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及零散片断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结合在一起，画出了一幅无私产，无国家，人人相亲相爱，自由平等的“大同世界”美景，为维新变法做了思想准备。

康梁发动的“公车上书”虽然没能让光绪皇帝看到，但震惊中外，朝野上下影响极大，他俩立即成为维新运动的领袖。考完试，康有为中了进士，被授以工部主事的官职，但他嫌官小，办不成大事，没有到职上任，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变法维新的宣传鼓动中去。在这段时间内．他一面继续上书给皇帝，一面结交朝野倾向于变革的爱国人士，又在北京和上海组织了“强学会”，创办了《中外纪闻》、《强学报》，大造变法舆论。上海的强学会被封建顽固势力查封后，梁启超等人又创办了《时务报》，驳斥了顽固势力的谬论，继续宣传变法维新。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冬，以德国强占胶州湾为开端，西方列强占地的占地，霸港的霸港，加快了蚕食中国的步伐。康有为第五次上书皇帝，希望光绪皇帝“固胶警之变、下发愤之诏”，决心变法。此书措词激烈，送到工部后，又被顽固派大臣扣压下来，不肯把它转呈光绪皇帝。可是，朝中许多官员却争相传抄，天津、上海的报纸也披露了出来，一时广为流传。后来光绪看到了，深为感动，不禁大加赞赏。光绪皇帝对慈禧太后的专权很不满意，对朝廷的日益腐败衰落也忧心忡忡。他深感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正是挽救大清皇朝灭亡、摆脱慈禧之权，提高君权的有效途径。于是，他立即降旨：“将康有为的上书转发各省总督、巡抚，另抄清三份，呈太后与军机处，并乾清宫存档。”后来，康有为又向皇帝上了一书，被顽固派官吏搁置时，被光绪的老师，一品军机大师翁同龢看到了，他觉得康梁的变法主张有利于光绪亲政，改变后（太后）党擅权，国势日衰的残败局面，便降低身份去拜访六品主事康有为，经过彻夜长谈，两人十分投机。临分手时，翁同龢对康有为说：“皇上读了你的文章，十分赞赏。老朽有机会一定向皇上引荐，你即可直接面陈皇上，畅述变法之见！”

翁同龢第二天进宫，将与康有为面晤的情况和盘托出，并说：“康有为是难得的经世之才，皇上不妨亲自召见他，听听他的变法主张。”光绪皇帝有心召见康有为，但遭到顽固派后党大臣的阻挠，恭亲王奕说：“本朝历祖有个规矩，四品以下的官员，皇帝不得单独召见。皇上如果有话要问，可以命大臣代传。”懦弱怕事的光绪皇帝，不敢违背“祖制”，只好改令通过总理衙门向康有为“问话”，再由大臣转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