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师说》_《明夷待访录》的续篇

《孟子师说》_《明夷待访录》的续篇（1）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第35章　《孟子师说》——《明夷待访录》的续篇（1）

黄宗羲在顺治、康熙之交，深感复明无望，立志以遗民自居，一方面在化安山尽读蕺山遗书，为自己寻求新形势下的立身之本；又阅读《孟子》一书，据此进行明亡反思，在康熙二年于黄竹浦故居，通过历代治乱的探讨和胡翰十二运的推算，完成了《明夷待访录》这本激烈批判君主专制的纲领性启蒙之作。此后，他的反思并没有停止，将继续究心《孟子》一书的研读和学习蕺山遗书所得的体会相结合，在康熙八年《孟子师说》卷六《小弁章》有“甬上讲《诗》至《凯风章》”句。按：甬上讲经会讲《诗》时间在康熙八年，故《孟子师说》当作于此年。见本书第五章第八章《甬上证人书院的结束》。完成了《孟子师说》一书。此书有其本着蕺山之学的哲学思想，也有在蕺山之学宗旨启发下，本着孟子“一乱一治”之言，以历史为鉴而总结出来的史学见解，这些史学见解，与《明夷待访录》一脉相承，且可以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

黄宗羲为什么要写《孟子师说》呢？他在此书的《题辞》中说：天下之最难知者，一人索之而弗获，千万人索之而无弗获矣。天下之最难致者，一时穷之而未尽，千百年穷之而无不尽矣。“四子”之义，平易近人，非难知难尽也。学其学者，讵止千万人、千百年，而明月之珠，尚沉于大泽，既不能当身理会，求其着落，又不能屏去传注，独取遗经。精思其故，成说在前，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宜其学者之愈多而愈晦也。《全集》第一册《孟子师说·题辞》。这一段是为他写《孟子师说》清除“成见”的障碍而设。“四子”指孔子的《论语》，孟子的《孟子》，孔子之言，曾子述之的《大学》和子思的《中庸》（朱熹之说），因此，“四子之义”，指《四书》的内在精义；“成说”当指朱熹传注《四书》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集注》、《论语章句集注》和《孟子章句集注》，所以说“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故《四书》的学者愈多，书中的意义愈晦而不明，违反了认识规律。黄宗羲在这里表达的是，他写《孟子师说》，就要突破朱熹《孟子章句集注》的“成说”，以寻求沉于大泽的《孟子》一书的“明月之珠”。

接下去的第二段，他切入主题：先师子刘子于《大学》有《统义》，于《中庸》有《慎独义》，于《论语》有《学案》，皆其微言所寄，独《孟子》无成书。羲读《刘子遗书》，潜心有年，粗识先师宗旨所在，窃取其意，因成《孟子师说》七卷，以补所未备，或不能无所出入，以俟知先生之学者纠其谬云。刘门弟子姚江黄宗羲识。黄宗羲说明，他的《孟子师说》所记载的并不是刘宗周生前亲口讲的“师说”，而是他在阅读《孟子》一书时，据老师遗书中他所体会的宗旨而作。他所体会的老师遗书中的宗旨，“或不能无所出入”，希望同门弟子能予以纠正。因此，《孟子师说》中的“师说”，与后来他在《明儒学案》卷前所写的《师说》不同，并不是亲自听到老师的话的记载，而是他自己读《孟子》一书，结合历史上的治乱兴衰的教训反思的心得。在他的心得中，自然受到蕺山之学或多或少的影响，但基本上是黄宗羲自己的观点。

《孟子师说》的内容除哲学外，与《明夷待访录》有密切关系，特别在论述三代之治上。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题辞》，一开始即说：“余尝疑孟子一治一乱之言，何三代而下有乱无治也？”以三代之治与三代后之乱相对立，这是黄宗羲历史观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以自己想象中的三代之治，即他所说的“大壮”盛世之治，来批判三代以后的君主专制制度，其实是托古改制的手法，如梁启超说的是以复古为解放。那么，三代之治究竟如何？其精神实质和具体措施是什么？《明夷待访录》仅有简略的提及，《孟子师说》则有较全面的说明。(www.guayunfan.com)

首先，黄宗羲指出三代之治的本质或其精神，在于三代圣王以仁义之心，推行仁义之政。《孟子》卷一《梁惠王章句》上，梁惠王问孟子不远千里而来，是否将提出有利于魏国的建议？孟子回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黄宗羲据此作了发挥，他说：天地以生物为心，仁也；其流行次序万变而不紊者，义也。仁是乾元，义是坤元，乾坤毁，则无以为天地矣。故国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舍仁义更无他道《全集》第一册《孟子师说》卷一《孟子见梁惠王章》。由于此段下面紧接着说：“三代以下，至春秋，其间无非乱臣贼子。”可知这一段讲的是三代之治。他认为，夏、商、周三代为何能使国家治理得万民生活安定，天下太平？这是由于三代圣王夏禹、商汤和周的文、武二王实行体现仁义的政策。“仁”，即“以生物为心”，这种生物之心，流行而不紊乱，就是“义”。他以《易经》的《乾彖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来说明“天地以生物为心”即是仁；又以《易经》的《坤彖传》“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天”来说明万物始生后生命流行而不紊即义。乾为天，坤为地，乾坤成，天地立，仁义行，生气盎然，这就是三代之治的气象。黄宗羲在《孟子师说》卷四《三代之得天下》一文里，又以刘宗周“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刘宗周全集》第二册《学言》中。的气化论的高度来论述：“天地之生万物，仁也；帝王之养万民，仁也。宇宙一团生气，聚于一人，故天下归之。”

这样，黄宗羲将《明夷待访录·原君》所说的“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的人性论，上升到更为抽象，更具有哲理意义的“以生物为心”即“仁义”之心的人性论，或“生气”的气化论。

那么，三代帝王实行那些具体的仁政来养万民呢？他在卷四的《离娄章》列举了如下的“先王之法”，他说：《六经》皆先王之法也。其垂世者，非一圣人之心思，亦非一圣人之竭也。虑民之饥也，为之井田；虑民之无教也，为之学校；虑民之相侵也，为之兵车；虑民之无统也，为之封建。为之丧葬，恐恶死也；为之祭祀，恐其忘远也。为之礼以别其亲疏，为之乐以宣其湮郁。诗以厚其风俗，刑以防其凌辱。圣人明见远，虑患深，盖不可以复加矣。这就是黄宗羲心目中三代之治在经济、教育、军事、政治、礼制、文化和法制上的政策。其中心思想就是为万民的忧乐而推行以生物为心的仁政。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的《原法》中说：“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为之学校以兴之。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之卒乘之赋以防其乱，此三代之法也，固未尝为一己而立也。”虽在具体措施中稍有不同，但可以互补。《原法》篇称之为“天下之法”，《孟子师说》称之为“帝王养万民”之法，其意一致，都体现了“仁”政，体现了“宇宙一团生气”。

在黄宗羲列举的仁政中，他在《孟子师说》里着重讨论了三代的井田和赋税制。他在卷三的《滕文公问为国章》里说：什一之法，三代皆然。夏后氏之贡，亦是井田，但不分公私，以什一之额，使民上贡。殷之助，一为公田，八为私田，八家共耕公田，公田所入则归之上，随其丰歉，于八家无与。周人之彻，虽有公田而八家通力合作，收敛之时，派为九分，以其一归之上，丰则分多，歉则分寡。助与彻虽有什一之额，而增减随于丰歉，民无所事事。贡则当其盛时，丰年如额，凶年递减，上虽劳而民不困。三代贡、助、彻的制度以及什取其一的赋税，是否如黄宗羲所说，是可以讨论的。黄宗羲写此目的，不在于考证三代的赋税，而是用此来批判三代以后赋税的害民。

黄宗羲在《孟子师说》卷七《有布缕之征章》里，还指出在井田制度下，“民但助耕公田，未尝征其粟米也”。又说：三代力役之征，据《周礼·赋法》，所有军事上的车、马、牛以及甲、戈、楯、弓、矢等兵器，“未尝取具于民间也。一乘赋三十人，止供力役，一岁不过三日，岂足为扰”！

在《明夷待访录》的《田制》三篇里，黄宗羲仅提到“井田”之名，而未详述其赋，《孟子师说》的上述论述，当为他二十年后交入“大壮”的蓝图里，在田制赋则上予以着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