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收缴武器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坚决收缴武器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坚决收缴武器

造反派手中的武器，为武斗提供了方便，增加了社会的混乱。

在制止武斗的过程中，李德生思考着如何处理造反派手中的武器问题。

1967年9月5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即“九·五”命令。这无疑是为“三支两军”送来了一柄尚方宝剑。

七二○事件创造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恶劣先例，造反派的矛头一下子指向了军队。幸亏毛泽东发现得及时，制止了“揪军内一小撮”错误的蔓延，并把中央文革的成员、骨干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投入监狱。但是，在江青7月22日“文攻武卫”口号的鼓舞下，冲击军事单位，抢夺军械武器和物资的事件，并未杜绝，反而有加剧之势。因此，中共中央在1967年8月10日下达了《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并在处理湖南、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中强调：“不管哪一派，今后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的枪支，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事物资。”8月25日，中共中央及有关部门又下发了《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指出：“人民解放军和所拥有的各种武器、装备和物资，是不容侵犯的。”“除紧急情况，经过中央特许的以外，所有群众组织现有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一律封存，或者上交。”(www.guayunfan.com)

“九·五”命令把上述精神以“命令”形式发布，意在强调它是必须执行的，是不能打折扣的。命令强调：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属于哪一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抢夺军火仓库、军用仓库和国防企业，以及火车、汽车、船舶上装载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军队所有机关、部队、院校等单位，不准将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等发给任何组织、任何人；已经抢夺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应一律封存，限期归还；今后如有违犯此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对再有抢枪行为者，部队经劝阻、警告无效后有权实行自卫反击。

李德生决定，坚决贯彻“九·五”命令，立即收缴武器，给武斗来一个釜底抽薪。他指示部队，一定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采取多种形式，大造舆论。于是，军管会迅速将“九·五”命令翻印，在大街小巷广为张贴；部队和群众组织都出动宣传车，从早到晚流动广播；组织两派头头深入学习“九·五”命令，充分发动群众清查群众组织和个人手中的武器，派出大批收缴武器的小分队，深入到群众组织各据点，动员他们缴出各种武器。

但是，在“八·二五”号召和“九·五”命令发布以后，仍有一些人置中央的命令于不顾，蓄意制造事端，把矛头指向军队。1967年11月28日，李德生向周恩来报告说，合肥农垦学校、部分合同工打砸军管会，这伙人已经在军管会闹了半个多月，副政委、副司令员被打昏，后勤部长被拉去游街，今天又冲到军部，占领军首长办公室，门窗、东西全部被打乱，现合肥市秩序也不好。李德生请示，能否按中央“九·五命令”抓几个坏头头。当天周恩来即批示：“以电话告李军长，先进行政治工作；不听，宣布‘九·.五’命令，进行分化，要他们交出祸首凶手；再不听，待其直接行凶，当场将凶手逮捕。对胁从者晓以大义，宣布一律不究，但如再犯，仍将当场逮捕凶手祸首。”[7]

周恩来批示的下达，使李德生心中有了解决冲击军队这类问题的“底牌”。他指示部队，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反复宣传“九·五”命令，晓以利害，政策攻心。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造反派大闹军管会的事件终于得到解决。

经过声势浩大的宣传教育，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取得了明显成效。仅1967年9月至11月的3个月内，12军及驻皖部队共收缴各种枪支近3万件，火炮290门，车辆51台，以及大批弹药和各种武斗凶器，为稳定安徽局势消除了隐患。

更为可喜的是，在这次收缴武器的行动中，两派群众还自行揭发了操纵武斗的坏头头，将他们扭送到军管会看管起来。

12军和兄弟部队在安徽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的情况，在新华社《国内动态》上刊登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

9月13日，毛泽东亲自将这份动态批转全国。这样，安徽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的做法，很快便在全国范围内传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