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销八一厂革委会引起的风波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撤销八一厂革委会引起的风波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撤销八一厂革委会引起的风波

到了1973年8月，中共十大刚刚开过后，李德生决定趁贯彻会议精神的机会，加大力度，逐个整顿总政直属单位。

在此之前的两年时间里，李德生的主要精力是放在指导全军批林整风上的。按照军委办公会议的指示，他组织总政机关派出大批干部到军委各总部和军兵种，了解掌握批林整风运动的情况。后来，李德生又着重抓了北京军区的战备训练，完成了中央交给他的任务以及安徽的工作。因此，他还没有来得及抓总政直属单位的学习和整顿。而总政各直属单位，如解放军报社、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工团等都是搞意识形态的，不仅在全军，而且在全国也是有很大影响的。“文革”开始以后，林彪一伙把总政机关搞瘫痪了，并且直接插手总政各直属单位，不少单位“灾情”严重。李德生和总政党委的同志商量后，准备在深入批林整风中对这些直属单位好好地抓一下，帮助它们解决一些问题。

从了解的实际情况出发，李德生决定首先抓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整顿。这是因为他通过调查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看法：八一厂不仅是在全军、全国都有影响的重要单位，而且在“文革”中几经反复，也是个老大难单位，是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严重破坏的“重灾区”。

9月，李德生经过与李先念商量，抽调了《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张沛、新华社张广友，以及总政办公室副主任于重英和总政机关的一些同志，组成工作组，进驻八一厂，开展调查和整顿工作。李德生给工作组规定的任务是：通过深入批林整风，分清是非，统一思想，解决组织问题，提高电影工作的质量。他要求工作组的同志，一定要从八一厂的实际出发，不要带框框，不要受派性干扰，要把情况搞清楚，搞准确，要把工作做细，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www.guayunfan.com)

李德生和总政其他领导同志这么做，是符合当时中央的指示精神的，是完全正常的工作。但是，李德生没有想到的是，这却深深惹恼了江青，被江青视为大逆不道，因而导致了同江青一伙的直接交锋。

在李德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组积极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否定了所谓“陈（播）、冯（毅夫）、严（寄洲）、王（冰）、张（加毅）反革命集团”和恢复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两大问题。

李德生指示工作组首先抓了“反革命集团”是否存在的问题。这个所谓“反革命集团”涉及32人，包括八一厂原主要领导和部分重要艺术骨干。这个问题如不查证清楚，作出正确结论，其他“专案对象”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就难以得到澄清，各级干部和艺术骨干的定位和使用也就无法落实，解决组织问题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彭勃完全同意工作组的部署。他认为，现在总政主任李德生亲自带领工作组来，是解决这个重大原则问题的时候了。彭勃暗自下了决心：如不把这一冤案翻过来，就愧当这个军委正式任命的正军职干部。

关于“陈、冯、严、王、张反革命集团”的认定与否，关键是要查清“八一六黑会”是否真实。其实，这个问题早就有结论，那是1971年年底总政张铭法处长来厂进行调查，以及林彪事件后彭勃再次组织调查，都证明：“八一六黑会”是不存在的。这次工作组又确定以进一步查清这个“黑会”为突破口，对所谓“反革命集团”做最后结论。

当工作组刚一提出重新审查“陈、冯、严、王、张反革命集团”时，进入革委会领导层的“震派”人物、此案的制造者们，就竭力反对。他们打出“王牌”说：“陈、冯、严、王、张反革命集团”是江青同志定的，这已是不容改变的历史铁案，不是一般的是非问题，工作组应该警惕右倾翻案风，谨防有人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造成自身被动。这一招是很厉害的，它不仅把彭勃，而且把工作组，以及任何企图查清这个案子的人都置于江青的对立面。

工作组迎难而上，决心把事实搞清楚，让事实来说话。

原材料中唯一的证人所提供的是在一棵树上看到陈播等人在宿舍楼内开会。工作组首先到现场勘察，找到那棵树，树干很细、很滑，晚上很难爬上去，而且树离房子有20多米远，从哪个角度也看不清室内的活动。接着，工作组又找了唯一的证人了解情况。这位证人表示当初他只是怀疑领导是不是在那里开什么会，并没有提供什么细节。他还从自己旧自行车座的钢管中拿出一份揭发材料，说这是造反派某某写好后交给他的，让他照着说。事实充分表明，“八一六黑会”根本不存在。它像一片乌云一样，被驱赶出了八一厂的天空。

工作组还翻阅了江青1967年的讲话记录。在她的“讲话”中，除了政治帽子以外，也没有任何一件事实可以作为“反革命集团”定罪的依据。江青是按照她一贯无限上纲的逻辑推理出来的。工作组还同很多人个别交谈，又看了一些涉及许多编、导、演人员罪名的影片，事实证明那些专案材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既然黑会不存在，又无任何其他“罪证”材料，那个“反革命集团”理所当然地就被否定了。

在李德生的领导下，工作组决定因势利导，做消除派性、增强团结的工作。他们按照毛主席在批林整风中多次指示过的“重点在批林，人民内部矛盾要讲团结，要严于解剖自己，别人的缺点让人家自己讲，要求大家识大体，顾大局”的精神召开各种会议，深入广大群众，做好各方面人员的工作。经过这些工作，人为的矛盾逐渐缓和了，群众之间的关系也比较融洽了。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李德生适时地提出：撤销八一厂革委会，恢复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酝酿党委领导人选，从而统一了思想认识，得到了八一厂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顺利完成了组织建设任务。这样做是完全符合当时军委的指示精神和军队的历史传统的。

“革命委员会”是“文革”中夺权后的产物，带有派性、片面性。而部队绝大多数单位不开展“四大”，以正面教育为主，即使开展“四大”，成立革委会的也很少，因为这和整个部队需要是大相径庭的。所以，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经和李德生等同志反复研究，并报请周恩来同意，决定在军队撤销革委会，按照老传统，恢复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并且把八一厂作为先行试点单位。

八一厂的革委会，是江青派人、经林彪控制下的军委办事组认同后产生的。江青不但一直插手八一厂的运动和工作，而且早已明确把领导权交给了中央文革小组。所以这次改制，实际上就是军队收回了对八一厂的领导权。这是一次重大的较量，要处理好这项工作，是相当复杂和微妙的。

李德生几次听工作组汇报情况，心中有数了，决定在10月召开八一厂的领导干部，各艺术、技术科室代表近50人参加的会议。会议期间，李德生多次找人座谈，还找了很多人个别谈话，听不同观点的同志充分发表意见，按照毛泽东在批林整风中多次讲过的重点在批林，人民内部矛盾要讲团结，要严于解剖自己，别人的缺点要让人家自己讲，要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的精神，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会议开了20多天，终于使大家的认识比较统一，矛盾解决得比较好。应当说，这次会议开得是比较成功的。

从当时的政治氛围考虑，李德生认为，八一厂的新领导班子既要考虑到江青能够通得过，但又绝不能是跟着江青集团跑的人；既不能全是造反派，又不能还原成“文革”前的旧班子。新班子应该由那些能团结全厂干部和群众、又熟悉业务工作、作风正派、纪律严明的人组成。新班子应该是自觉服从中央军委的领导，有威信，能成为全厂的核心。按照这些要求，党委书记、政委当然是彭勃了，至于厂长人选就需要再三斟酌了，经过反复商讨，最后决定由王心刚出任厂长。王心刚是全国著名演员，既有名望、熟悉电影业务，又是具有一定组织能力的老同志。他不出风头，不打派仗，与各方关系还算协调，能得到群众拥护。估计也能得到江青的认可。为了照顾到各方面各部门，也把江青器重的搞摄影的张冬凉选定为副厂长，全厂领导班子由11人组成。

这个新班子经过总政党委讨论通过后，上报党中央、中央军委。总政在报告中建议军委正式任命王心刚为厂长，彭勃为政委，并提出了副厂长、副政委的任命名单。

李德生按组织原则办事，与江青集团的拉帮结伙自然是格格不入的。总政这个合理合法的报告竟然惹出了麻烦。江青看到以后暴跳如雷，在报告上批道：革委会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为什么撤销八一厂革委会，我不同意，政治局中我们四个人坚决不同意。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同意江青的意见。这是李德生第一次看到江青在文字上表明他们四个人的“与众不同”，也是江青等人与李德生直接交锋的开始。

但是，江青集团的这种阻挠，并未挡住叶剑英、李德生的决心。

李德生看到中办秘书处退回来的这个报告后，立即请总政党委的同志研究。大家认为，八一厂的整顿和领导班子配备的意见，都是经过总政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的，没有什么问题。李德生又让秘书找来《政治工作条例》和《毛泽东选集》，查找有关规定和原则，总政党委的同志学习后，一致认为，军队实行的是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八一厂是军队系统的建制单位，编制内的成员都是现役军人，实行厂长、政委制，符合军队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原则，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于是，当即以总政党委的名义就八一厂的领导体制问题，再次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周恩来、叶剑英坚定地支持八一电影制片厂取消“革委会”，恢复党委制，政治局的多数同志也都表示同意。叶剑英再次明确表示，八一厂是属于军队的建制，应当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在这种情况下，江青等人再无法作梗，只好以圈阅的形式表示认可。

11月，总政正式向八一电影制片厂宣布了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的厂领导班子名单，受到了全厂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坚决拥护。

尽管如此，江青等人仍然念念不忘要把八一厂这个重要舆论阵地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他们对八一厂的改变领导体制怀恨在心，伺机闹事。

1973年11月11日，她又一次兴师问罪，带着一班人来到了八一厂。已经领教过江青胡搅蛮缠那一套的彭勃，不敢怠慢，立即迎接，同时布置工作人员打电话报告李德生。江青对彭勃软硬兼施，又打又拉。彭勃与江青巧妙周旋，机智应对。正在这时，李德生赶到了。江青面孔一变，立即指令召开全场人员大会，说她要讲话。江青在大会上大放厥词，大批了一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之后，马上联系“实际”点名说：“你们厂陈播是坏人。还有个严寄洲，是反革命，抓了没有？”当她得知彭勃没有按她的意图把人抓起来的时候，立即气势汹汹地布置说：“他是反革命，要抓起来，专他的政，不能让他有好日子过!”

严寄洲，江苏常熟人，1917年8月生，1938年8月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战争年代长期从事文化艺术工作，颇有建树。1953年6月调八一电影制片厂后，曾导演《战斗里成长》、《英雄虎胆》、《哥俩好》、《野火春风斗古城》、《万水千山》、《二泉映月》等数十部脍炙人口的故事片，是一个在全国较有影响的著名导演。

江青为何要如此仇恨这位老八路严寄洲呢？

本来在1965年开始拍摄的《南海长城》影片中，江青与严寄洲接触较多，也曾想利用这个名导演和八一厂的影响来为她捞取政治资本。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江青违背艺术规律，大贴政治标签，态度反复无常，动辄训人骂人，严寄洲与之也发生过一些争论。然而，当时严寄洲考虑到江青的特殊身份，从思想上说对她还是尊重的，而且尽可能地按她的意见办。即使这样，严寄洲还是给江青留下了“很坏”的印象。不过，江青要收拾严寄洲，更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20世纪30年代严寄洲在上海工作过，江青担心他知道自己那一段丑恶历史而影响其声誉。为此，江青曾盘问过严寄洲，严寄洲介绍了自己在上海的情况，并表明当年他并不知道江青的事，但这仍然很难让生性多疑的江青释然于怀。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江青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文艺界造反派的讲话中，就借题发挥叫嚷：“八一厂那个反革命导演严寄洲抓起来没有？他很坏，他在拍《南海长城》时，在我病中折磨了我整整三个月，我指示一次，他反对一次。”

江青随意整人，草菅人命，李德生是早就领教过的。他还在安徽工作时，江青就在一次会议上点名说，安徽省文联副主席刘秀山的夫人马野林，是一个“反革命”，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当时，李德生就感到江青怎么能这样信口开河、视同志的政治生命为儿戏呢！？

李德生调到北京后，由于分工不同，与江青在工作上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在会议上见见面，平时从无个别接触，开始倒也相安无事。因为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又是政治局委员，所以李德生对她一直还保持着尊重。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德生了解到江青是一个翻云覆雨、为所欲为的人，哪怕是一件小事，谁要是违背了她的意愿，肯定要倒霉的。因此，在政治局中，大家都对她躲让三分。有一件小事引起了李德生对江青的反感，那是1971年，埃塞俄比亚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访问中国时，带着一只珍贵的宠物狗，江青看见后欣喜万分，硬是想要，后来工作人员只好给她弄来了一条同样的狗，供她赏玩。没有想到的是，江青竟然在政治局会议的时候也要将狗带上。这次李德生又近距离地观看了江青在八一厂的表演，她那副胡乱上纲、蛮不讲理的面孔，使人印象越来越深了，因此李德生对江青的所言所行已由反感变成了警惕。

李德生认为，对一些问题、哪怕是原则问题，党内有分歧是完全正常的，最后按组织原则统一起来，那就算是问题解决了。但是，江青等人却不是这样，中央已经讨论决定的事，只要不合她的意，她还要伺机再闹，没完没了。

江青走后，彭勃请示李德生说：“林彪事件后，从中央到地方，清查落实干部政策，我们也抓紧了对严寄洲同志的审查，他只是说过江青同志30年代在上海演电影的一般情况，根本够不上反革命，所以，基本上是解放了，怎么能凭哪个人一句话就抓起来呢？”江青虽然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但她权高势重，不理她也是不行的，这一点彭勃很清楚，所以他忧心忡忡地接着说，“刚才江青同志要我给她写信，我回绝了；如再不按她的指令抓人，那就真会被她打成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人啰!主任，你想点高招吧!”

李德生想出了一个应对江青的点子说：“这样吧，你们找间房子，让严寄洲先住进去，江青要过问，就说我们已经把他给看起来了，她不问，慢慢也就算了。”彭勃执行了李德生的指示，但经过长期关押刚放回家的严寄洲，并不知道这一内幕。他愤怒地指责彭勃说：“你执行的什么政策，我跟你没完!”好心遭到曲解，彭勃颇感委屈，但也不便于向严寄洲作任何解释。

考虑到彭勃的困难处境，为舒解他的压力，李德生还和田维新副主任一起，专门把他找来谈话，要他正确对待批评和困难。

李德生对彭勃说，你到八一厂后，克服重重困难，做了不少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彭勃对江青几次到八一厂发难，无中生有，妄加指责，怎么也想不通。他对李德生等总政领导说：在南京我曾主持过全市的工作，没有想到来到这个一千来人的厂子，竟然遇到如此大的麻烦。为了搞好八一厂的工作，儿子在部队遇车祸牺牲了，母亲病故了，我都没有回家，想不到八一厂竟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彭勃受不了江青的无端指责，认为八一厂的工作难搞，要求调回原部队工作。

八一厂的情况确实特殊，江青又是个特殊人物。对于这位三八式、饱经战火锻炼的老同志所面临的新问题，李德生不仅十分体谅他，也很同情他。他推心置腹地对彭勃说：“你的处境很困难我不是不知道。可是你走了，就是调一个大军区的司令、政委来，也未必能马上应付得了八一厂的现状。”“我们都是当兵的出身，说得不好听的话，你死也要死在八一厂。我们要用党性来工作，要顶得住，要有这种气概，我就不信你领导不好八一厂。”

经过交谈，彭勃冷静了下来，表示要坚定地面对种种困难，努力排除各种干扰，好好地干下去。一定要按照李德生交给的任务走下去：把八一厂整顿成为一个在军委、总政直接领导下，能适应战备需要的军队单位。他相信这个目标也是一定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