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旧布新，清除门阀推进改革_武则天的事迹

除旧布新，清除门阀推进改革_武则天的事迹

在长孙无忌等关陇势力被消灭后，武则天开始整顿朝政的第一件事，便是建议李治重新修改《氏族志》。这并不是头一热而决定的，实际上在这建议的背后，有着很深的社会背景。

门阀制度最初形成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从那时沿袭下来有名的“门阀”制度，到了唐代，还是很盛行。所谓门阀，又称“阀阅”、“世族”或“士族”。其实说白了，讲的就是一个高门槛、好出身。“阀阅”的词源，就很说明问题，古代的官宦人家，大门外都有两根大柱，左为“阀”，右为“阅”，是用来张贴功状的。后来人们就以“阀阅”来指代显赫人家。

东汉的开创者刘秀，在开国后大封功臣，造就了汉代以来的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豪门。到了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正式确立九品中正制，把门阀制度以立法形式加以确认。这个选官的办法，貌似合理，却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偏颇，它是由各郡推选出有声望的人作为“中正”，并按照才干分为九等，以备朝廷分配职务。那么，选谁不选谁，被推选者才干、人品如何，全由主持选拔的人说了算，而这主持选拔的人，往往又是士族大户，自然对自家子弟青睐有加。说来说去，颇有点“出身论”的味道。因此推举上去的人难免有些滥竽充数在其中。

在汉代，被举荐的叫做“秀才”、“孝廉”，结果老百姓编了那首著名的顺口溜大加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父别居，就是连自己的老爹都不肯养活。所以可见，整个社会其实都对这种制度充满了否定和不满。

南北朝时期，豪门士族控制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大部分资源，有时连皇帝也仅仅是块牌子。门阀制度开始成为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晋南渡以后，琅琊大姓王导、王敦拥立司马睿为帝，世间就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可见其势力之大。(www.guayunfan.com)

士族制度太盛了，难免威胁到了两大力量的利益。其中一个是皇权的利益，朝中尽是豪门大姓的人，而在上的统治者的力量往往还不如这些在朝为官的士族力量强大，实在是一个制衡自己权力的拦路虎。而士族影响到的另一个群体，则是下层的普通民众，很明显，士族力量的过于强大堵塞了寒门子弟的上进之途。世界上只要有推荐制，那就给走后门拉关系的勾当制造了机会，士族子弟当中毫无才学的人也能谋得一官半职，而寒门学子空有一身学识却只能被冷落一旁，不受重用。所谓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便是这种局面。

豪门士族，就这样上欺皇帝，下压寒门，成了谁也碰不得的“精英阶层”。他们夹在社会分布的中间一层的处境其实是很扎眼的，皇权和民众与士族的关系就越来越紧张。

在唐朝初年，士族高门在社会上的地位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尤其是博陵及清河崔氏、陇西及赵郡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等五大姓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力量体系。曾经为了打击这些有势力的旧士族，太宗李世民就下令修改过《氏族志》，规定李唐皇族为第一等，长孙氏等外戚后族为第二等，原有的士族高门为第三等。为了淡化曾经旧有的那种门阀制度，太宗还要求王子娶妃、公主出嫁都尽量选取功臣的后代，而不选高门士族。但是说归说，其实魏徵、房玄龄和李勣等人还是向高门士族求婚，因此那些士族还是很有一定威望的。就连李治的那个王皇后，也是太原王氏的女子。

在高宗的一系列关于士族的整治下，旧的士族非但没有受什么损失，反而新的士族又壮大了起来。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贵族群体就是这样的。仅以长孙无忌为例，家族中有多人官居四品以上，儿子皆任要职，族中子弟乃至族孙也都荫袭不断。一门高官数十人，遍布京华与各地。

这个集团中的头面人物，彼此又都是亲家，长孙无忌与韩瑗、来济、于志宁、柳奭都有联姻。亲戚之外，还有门生故旧。那些在朝廷中举足轻重的大员，只要查一查背景，都有谱系，都有渊源。国家虽有号称选贤任能的选官制度，其实那只是在更大的不公平之下所施行的一点小公平。

他们把这个社会通往上层的渠道完全占领了，寒门出身的人想要走上这条路，不结交一些士族中的人为他们说话，是怎样也行不通的。可是对于士族来说，只要是他们的子弟、他们的裙带，那就在仕途这条路上畅通无阻，有恃无恐。这士族之间，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武则天在从政之初，对于门阀的情况已经深恶痛绝，因为这不仅威胁到了李治的皇帝尊严，更使朝廷乌烟瘴气。她决定必须先革了这个可恶的门阀制度。

她把自己的想法跟高宗说了，李治很是赞成。于是，根据许敬宗一干人的请求，李治下诏命礼部司郎孔志约等庶族出身的官员来负责参与修改《氏族志》。

这一举措，可谓是大张旗鼓。首先，《氏族志》被更名为《姓氏录》，这是为了淡化门第观念。它排列的顺序是按在朝廷任职高低的标准。从名字上看，这已经与《百家姓》很接近了，因为它仅仅强调的是“姓”，而不是“族”。李治亲自为该书写序，并且规定了类例。就在这本书中，皇族和后族为第一等，只要是五品以上的官员，不论出身门第如何，一律进入士族行列。这样，便彻底颠覆了早期的门第旧观念，很是得一部分有真才实学而出身平平的大臣们的拥戴。

可以说，武则天这一次对于氏族的打击要比太宗当年彻底得多。李世民那时派人编修《氏族志》，虽然对宗族豪门的世袭观念有一定的冲击，但是终究换汤不换药，打击了山东的士族，却抬高了关陇士族。所谓重修《氏族志》，最终还是一个抬高士族地位、贬抑庶族地位的“贵族谱”。而武则天则彻底把朝廷的关陇集团扫地出门，又在观念上冲破了传统的门阀制度的桎梏。从此，唐代的科举制度广纳人才，许多要臣都只是中小地主出身，并无家族背景。就这样，从民间选拔人才使得武则天在理政期间得到更广的言路。

魏晋以来沿袭了四百余年的门阀制度，至此彻底从上层政治结构中退出，仅残存于社会习俗中，以至走出主流社会，直至逐渐走向消亡。

就在武则天辅助李治处理朝政时期，科举制度也有一些变化，一种选拔特殊人才的“制科”途径大大拓宽了，到显庆三年（659年）三月，制科共设有八个科目，有九百人候选，选出了张九龄、郭待封等人进入弘文馆，作为皇帝的助手。这一切也为武则天参与朝政积聚了人才力量，那些通过制科选拔上来的真正人才，成了她的智囊团。

除此之外，武则天还建议高宗改革官名，虽然只是将名称变了一下而没有改变实质性的内容，不过这一片新气象也使得整个朝政面貌焕然一新，她把这些官名更换一遍，等于是提醒了满朝大臣自己究竟应该做什么、管什么。

在她后来掌权的日子里，官名被多次更换过，这在其他朝代是非常罕见的。

比如说，唐朝的中央政权机构是沿袭隋朝的制度，是历史上著名的三省六部制。所谓的三省，即指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按照唐朝的制度，遇下诏敕，首先要由门下省和中书省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场所称为“政事堂”。原先常在门下省举行，后来又改在中书省召开。会议时，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及侍郎皆出席。到了武则天时期，中书省改称凤阁，门下省则改称鸾台。

一切都慢慢地步入正轨。武则天也可以稍作休息一下了。显庆五年（660年）正月，她和高宗在东都洛阳度过了除夕。不久，武则天打算衣锦还乡，回并州看一看。

这一次回乡，对于武则天来说颇为荣耀，因为陪同她一起回来的，不仅有皇帝丈夫，还有朝中五品以上的所有官员。

想一想，自己离开这一方土地已经二十年了。当时离开的时候，武则天还是一个初涉世事的小孩子，现在已经身为一国之母。这样的变化，让人心里感慨万千。

并州，在今天的太原，是李唐的发迹之地，也是武则天的老家。仪仗金光耀日，百官迤逦而行。在一路浩浩荡荡的行进后，武则天终于荣归故里。

高宗首先在这里祭祀高祖皇帝旧宅，以武士彟、殷开山、刘政会三位已故功臣配享，武家的荣耀，可说已达到顶点了。与此同时祭祀的还有当时太原首义时的阵亡将士。为此又连着办了三天酒宴，大宴群臣，连带并州的官员、父老，同时各给赏赐不等。最不可思议的是，连并州都督府监狱内的人犯也沾了光，获得赦免。

武则天则忙着大宴亲戚乡里，李治下诏将并州八十岁以上的妇女授正五品的郡君。郡君虽然只是一个有官名而无职务的称号，但是高宗的这一做法无疑已经给了妻子极大的面子。

唐开国迄今已有四十一年，并州的百姓，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隆重的场面。

一直在这里待了两个月，李治和武则天才打道回东都。这时，洛阳的合璧宫已经修成了，两个人又接着在合璧宫避暑，太子弘和弟弟李显、李旦也同时作陪，也许这是这家人的一生中，最和谐的一段时光了。

一路太过劳累，加上高宗身体本来就欠佳，四个月后，李治突然发病，是风疾，发作起来目眩头重，连东西都看不清了。所谓风疾，在医学上是高血压及相关的心脑血管疾病，轻则头晕目眩、视力下降，重则半身不遂、言语不利。这种疾病据说是李氏家族的遗传病，太宗皇帝也曾深受其苦。李治患上风疾以后，虽然说不至于瘫痪，但严重的时候又疼痛难忍，根本没有办法再去顾及朝政。

这样，朝中的大事小情，高宗就只有全权委托武则天来裁决。当然，刚开始的时候李治只是放手给武则天处理一些日常的小事，他看到武则天把所有事情都能举重若轻地处理得井井有条的时候，也便放下心来，渐渐地把大事也全都交到她的手里处理。“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俟矣”。就是说，武则天就是从这时开始正式辅政的，权力与皇帝相当，迈出了她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关键一步。虽然武则天并没有实际的权力，但是在这日积月累的历练中，她获得了丰富的政治智慧。

这一切，为她日后的君临天下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