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岂容践踏_关于康熙的事迹

皇权岂容践踏_关于康熙的事迹

虽然索尼和鳌拜在对抗苏克萨哈的争斗中，站在了同一阵营里。但是他却和鳌拜不同，至少，他没有鳌拜那样像棉花一样膨胀的野心。之所以肯和鳌拜、遏必隆一起对抗苏克萨哈，那是因为他是正黄旗人，和鳌拜、遏必隆系出“同源”。

但是现在，他后悔了。冷眼旁观，他看到了让自己胆战心惊的情形：鳌拜权势日张，根本就不把康熙皇帝放在眼中，在朝中结党营私，跋扈嚣张，且与苏克萨哈水火不容。他虽然老了，但却并不糊涂，知道大臣之间小有摩擦是好事，但过犹不及，一旦矛盾过了头，将会酿成大祸。他后悔自己一时耳软，曾经听信了鳌拜之言，和他一起对抗苏克萨哈。而现在，他是有心无力。

他真的是有心无力，地位尴尬，且年老多病。

其实从一开始，索尼的辅臣之路，就不太好走。当年顺治帝遗命，将他列为辅臣，而孝庄太皇太后在给辅臣排位的时候，又将他排在了四大辅臣之首。这看起来不坏，但他却一直有一种“是儿欲使吾居于火炉上”的感觉。怎么想，他都觉得辅臣之首的位置不应该自己来坐。为什么？首先，他觉得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做辅臣之首。年轻的时候，他虽然骁勇，但在处事上却缺少了一些“亮点”。他既不像苏克萨哈一样能够圆滑处事，也不像鳌拜一样能够当机立断，而这些性格特质都不是一个“老大”应该有的。(www.guayunfan.com)其次，爵位让他尴尬。大清以军功定爵位，而爵位的高低则表明了一个人身份的高低。可是在四人之中，他的爵位却并不是最高的。辅政之前，遏必隆是一等公，鳌拜是二等公，而他只是一等伯。四人之中，他的爵位只高过了身为一等子的苏克萨哈。位不高而权重，这确实让人尴尬。至少他得考虑：其余三人会怎么看我？他们能服我吗？答案是什么，他自然明白，要让讲究身份的人去服一个爵位低过自己的人，那太难了。

最后，出身也让他尴尬。多尔衮在世的时候，上三旗之中，以正白旗排第一，镶黄旗排第二，正黄旗排第三。多尔衮死后，这个顺序就变了，变成镶黄旗排第一，正黄旗排第二，正白旗排第三。索尼是正黄旗人，而鳌拜和遏必隆则是镶黄旗人，孰优孰劣一较而知，索尼也心中有数，就是按旗来分，他的位置也应该排在遏必隆和鳌拜之后。

但事实是，他却排在了四人之首。这样的情形，让他一直尴尬到如今。之前不能做好四大辅臣之首，现在更不能了，他已经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难道，就这样浑浑噩噩老去，愧对先帝的重托？

索尼知道，自己应该做点儿什么了。他不能眼看着鳌拜的野心和权力一天天膨胀，然后有一天掩盖住皇权的光辉。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康熙六年（1667）三月，他上书奏请康熙皇帝亲政。他以顺治皇帝十四岁亲政为由，上书说，“今主上年德相符”，恳请康熙亲政。

这个时候，康熙已经做了六年“朝外之君”。虽然年幼不理朝政，但他天资聪颖，一直在处处留意朝堂政事。对于四大辅臣之间的明争暗斗，他也早有耳闻。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他知道就是说了也没有用，因为自己还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小皇帝。有些问题，他需要在亲政之后才能解决。

对于康熙来说，索尼提出让自己亲政，正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可是他却不能同意，有些时候小孩子也要玩一玩儿大人的伎俩，孙子兵法中有一招叫作“欲擒故纵”，正好可以拿来用用。他的回复是：“年尚幼冲，天下事务殷繁，未能料理。”他告诉四大辅臣，让他们继续辅政数年。

得到康熙如此回复，索尼急了！数年？自己还能等数年吗？不行，还得再奏！于是，索尼像着了魔一样继续上奏。面对连接不断的上奏，康熙只将奏疏“留中未发”，并不多加理会。

不过三个月后，索尼就不上奏了。原因是，他再也无法上奏了。康熙六年（1667）六月，四大辅臣之首的索尼病逝。他本想在死前为顺治帝的重托多做一些努力，可是却未能成功。也许死前他还在心中叹息：皇上不肯早日亲政，如此懒惰，大清江山堪虞！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十四岁的康熙皇帝玄烨，已经具备了成人的心智。

看到时机成熟，索尼逝世一月之后，也就是康熙六年（1667）七月，康熙把索尼多次呈请皇上亲政的奏疏向文武百官宣布，并上奏太皇太后。孝庄当然乐意孙儿早日亲政，于是传出懿旨，让康熙“择吉亲政”。“吉日”那一天，康熙皇帝在太和殿接受王以下文武百官的贺礼，同时“布告天下，咸使闻知”。自此以后，十四岁的康熙皇帝定期到乾清门听政，而鳌拜等三人，仍以辅政大臣的身份处理国事。

按照常理，皇帝亲政，意味着辅臣制的历史使命结束，但是鳌拜却不愿意失去自己的权力，既然还可以用辅臣的身份处理国事，那就继续权力的荣耀。

在这种情形下，就出现了一种怪异的局面，一山有了二虎，谁听谁的？康熙本是一国之君，照理应该号令天下，但是鳌拜位高权重，根本不愿意听小皇帝的话。当两人意见不一致时，矛盾的产生就成了必然。不过大多时候，鳌拜都不会遵从康熙的旨意。他手中握有重权，就算悖逆了康熙的意思，康熙也莫能奈何。

于是，在康熙皇帝亲政之后，原本四大辅臣之末的鳌拜，俨然成了辅臣之首，权势越来越大。这一切，康熙都看在了眼里，苏克萨哈也看在了眼里。但是两个人的心态却是不同的，康熙是愤怒发愁，而苏克萨哈却是害怕忧愁。因为，苏克萨哈和鳌拜，本就是死对头。鳌拜想要除掉自己之心，苏克萨哈又岂能不知？鳌拜权势如日中天，自己应该何去何从？苏克萨哈不能不为自己多想一想。

考虑的结果是，他要退出这场角逐游戏。打不过，只能逃了。他向康熙皇帝上书，恳请解职。他在奏疏中说：“臣才庸识浅，蒙先皇帝眷遇，拔授内大臣，夙夜悚惧，恐负大恩。当先皇帝上宾之时，唯愿身殉，以尽愚悃；不意恭承遗诏，臣名列于辅臣之中，分不获死，以蒙昧余生，勉竭心力，冀图报称。不幸一二年来，身婴重疾，不能始终效力于皇上之前，此臣不可逭之罪也。兹遇皇上躬亲大政，伏祈令臣往守先皇帝陵寝，如线余息，得以生全，则臣仰报皇上豢育之恩，亦得稍尽矣。”要想退出，也得有个理由，他的理由是，自己本就没有什么才能，得到先帝重托，才兢兢业业地辅政治国，不敢走错一步。现在皇上也亲政了，而自己又年老多病，想借此告老，去守先帝陵墓。

苏克萨哈想得很明白，退到任何地方，鳌拜都能追上来给自己一刀。但是，如果退守皇陵，那么鳌拜或许会看在先帝的面子上，放自己一马。

他的想法没错，战略上也是无懈可击。可惜的是，他低估了鳌拜的为人。鳌拜是满人中的“巴图鲁”，极为彪悍，这使得他的性格也极为暴戾狠辣。对待对手，他不会心慈手软，就算苏克萨哈已萌生退意。

看过苏克萨哈的奏疏，他立刻以“辅臣称旨”的名义，斥问道：“有此何以不得生？守陵何以得生？”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谁把苏克萨哈逼迫得想要退守皇陵以求自保，满朝文武尽皆知道。可是，他还是大声问了出来，跋扈嚣张以至于斯。

只是斥问当然不够！鳌拜指使下属，罗列了苏克萨哈二十四条“罪状”，包括“怀抱奸诈，存蓄异心，欺藐主上”、“不愿归政”，等等。拿着这些“罪状”，他理直气壮地召开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并强横地将苏克萨哈定了罪。苏克萨哈与其子查克旦被凌迟处死，其余直系亲属，无论大小，尽皆处斩，家产没收。苏克萨哈的一些党羽，也都遭到了革职之厄。

无论是正史还是民间传说，都认定苏克萨哈是被冤枉至死。他的最大错误在于，一不小心成了鳌拜的对手，进而升级为敌人。可以说，这桩冤案的前因后果，再清楚明白不过了，难道康熙就没有看到？

康熙当然看到了，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一直以来，对于四大辅臣之间的明争暗斗，他都洞若观火。所以他清楚地知道，苏克萨哈是被冤枉的。当鳌拜上奏此案与判决书之时，他曾执意不充。可是他的坚持在鳌拜面前，却成了一个不听大人话的小孩子。鳌拜竟然在朝堂上“攘臂上前，强奏累日”，和他耗了下去。这情景十分尴尬，满朝文武百官站在堂下，鳌拜气势汹汹地挥动着手臂，指着小皇帝，坚持着自己的意见。皇帝不同意，那就再奏，直奏到同意为止。

结果是，康熙最终同意了鳌拜的上奏。他敢不同意吗？鳌拜在朝堂上的所作所为，让他害怕恐惧恨。除去鳌拜之后，康熙曾在《钦定罪状谕》中讲述了此事。他在谕中说：“朕亲政之初，有告发苏克萨哈之事，当即交王、大臣等审议。王、大臣等均因畏惧鳌拜、遏必隆等威力，即夸大其罪，议拟凌迟，具疏奏报。时朕若坚意不肯，则王、大臣等因一时畏其权势，故免冠叩请，朕亦精神恍惚，凌迟苏克萨哈，于心不忍，遂降旨绞之……如今念之，后悔莫及，殊甚愤恨……”这些记录，详细道明了他当时的处境，明知是冤案，却又不得不为之。这是一种怎样的无奈！但是这些，也加强了他想要除去鳌拜的决心。大清朝的最高权力，应该掌握在皇帝手中，而不是在一个臣子手中。鳌拜僭越了！

至高无上的皇权，又岂容践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