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入党与_关于米芾的故事

不入党与_关于米芾的故事

元符三年（1100）的正月，朝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哲宗驾崩了。

哲宗驾崩时只有二十五岁，应该算是英年早逝，是北宋王朝最短命的皇帝。《宋史》中评说他“驯致党籍祸兴，君子尽斥，而宋政益敝矣”。从哲宗朝之后，北宋走上了最为黑暗的下坡路，一直到后继的徽钦二宗时，终于把大宋一百多年的江山送上了绝路。

按理说，无论是宫闱皇权的更迭，还是朝中群臣的争斗，似乎都与官卑职小、远处偏地的米芾无关。米芾出生以来，已经经历过仁宗、英宗、神宗和哲宗四朝，但无论是哪位皇帝都没有很大地影响到他的仕途和艺术，或者说没有直接的关系。然而这一次却不同了，哲宗的驾崩与他无关，然而接替哲宗的那一位皇帝却是大大地影响了米芾的末段人生，使他做出了重大的改变。

这个皇帝就是徽宗。

作为皇帝，距离米芾这个小官未免太远，但如果这个皇帝同时又是个书画家，那么就会与艺术家米芾走得很近。(www.guayunfan.com)不幸的是，宋徽宗是同时以皇帝身份来做的书画家，他在登上了九五之尊之后，竟然以艺术之心来处理纷繁复杂的国是，并且嬉于政事，这样就颠倒了始末，混淆了根本，大宋之不幸就毁自他手。

哲宗驾崩之后，接班人的问题立刻尖锐地摆在了皇室和大臣们的面前。哲宗尚年轻，他所宠幸的刘皇后曾为他生过一子，但却不幸夭亡，现在膝下无子。先朝曾有过兄终弟及的先例，要继立储君找新皇帝，只能从他的几个弟弟中选。

赵佶是哲宗赵煦的弟弟，他俩同是神宗所生。神宗共有十四子，赵煦是第六子，赵佶是第十一子，并非皇后的亲生，也并非是一母所生。当时神宗尚有五子健在，赵佶的排列并不在最前，他接班的几率不大，这时他的爵位是端王，并加为司空，已经位列三公了。

赵佶从少年时代起就出封外藩，在苏州和镇江一带，饱饱吸足了江南的文化，整天沉醉于艺事，练就了一手的好书画和好辞赋，如果没有那个机遇，他会满足于做一个游荡公子艺术家。在当时，这样的宗室子弟艺术家多的是。那时的赵佶，是淡泊于政治的，他没有想到有后来登基的一天。

然而，哲宗的英年驾崩，却把接班人的问题突然推到了诸位王子们的面前。

丧事未办，先帝还停柩在殿，拥立新皇的问题就已经非常迫切了，朝廷不可一日无君，必须先立一位新皇帝。

哲宗的生母朱太妃已经哭倒在地，但哲宗的母后向太后还保持着冷静，她急急把诸位顾命大臣召入睿思殿，在哲宗的灵前商量立储的大事。这桩事，应该早在哲宗临终前就在榻前立下遗嘱的，由诸位大臣来记录见证，成为遗诏，这就合理合法了。但是由于哲宗是得了急症，口不能言，又死得突然，来不及立下遗诏，因此就要由宫内外来共同商量。

向太后是名相向敏中的孙女，平时淡泊于政事，但此时显然只能由她来主事，她召来了宰相章惇和副相蔡卞、枢密院事曾布，以及中书门下侍郎许将，说：“先帝驾崩，这是家国的不幸，皇帝无子，天下的大事须早有定夺，我想听听诸位的意见。”

章惇听了，立刻厉声地说：“依照礼律，应该立同母弟简王为帝！”

简王赵似与哲宗赵煦是同母朱太妃所生，是神宗的第十三子。

但向太后显然另有主张，她说：“老身无子，宫中诸王都是神宗所出，皆是庶子，并无亲疏之分。简王虽与先帝同母，但也是庶子，且是十三子，断无僭越诸兄的道理。”

章惇听了，又改口说：“若论长幼，则申王当立。以礼律则是简王。”

向太后也不同意：“申王虽年序最长，但因有眼疾，眇一目，不宜立。若叙长幼，则端王当立。”

章惇一向刚愎自用，这时竟然大声地抗驳道：“端王轻佻，不宜立！”

向太后坚持：“依次当是端王立。他是十一子，先于诸王。”

听到如此之话，曾布在暗中拉了一把章惇的袍角，说：“章惇，且听太后吩咐！”

曾布上前奏说：“章惇刚才的建议并未和我等商议，一切还是以太后的旨意为准。”

蔡卞和许将也跟着趋附说：“一切都依太后的旨意。”

向太后这时亮出了底牌，说：“先帝临终时的意见也是立端王。他曾说过，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于其他诸王。”

听了这一最高指示和临终遗言，章惇等不敢再辩，于是默然。一场立储的纷争，这才在无硝烟的状态下结束。

这一则故事还有一个细节：当徽宗继位的事定下之后，就要以哲宗遗诏的形式向外发布。而书写遗诏的事就由翰林院学士蔡京来执行，因为他的文章既好，书法也佳。据他小儿子记载，他被召入大内的东门入殿，草拟遗诏。当时还未向外发布，一切尚在机密之中，于是，在向太后的监督之下，由曾布捧砚，蔡卞磨墨，许将抻纸，章惇取御笔蘸墨后递给蔡京，由蔡京草拟书写之后呈送给太后和诸大臣过目，然后用印，算是正式成旨。日后蔡京每每提及此事，都觉得荣耀万分，堪比唐时写诏的李太白，得意地说：“那时才体会到做一名儒臣的尊贵！”

遗旨草毕之后，当即召来端王赵佶，让他黄袍加身，坐在龙椅之上，接受了百官的朝贺，即了皇帝位，并布告天下，这就是后来的徽宗。由于考虑到他仓促即位，恐怕缺少执政经验，曾布怕新君压不住章惇的强势，又建议徽宗亲请向太后来垂帘听政，权同处分国事。

章惇虽是奸相，名声极差，但他在这一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却是令人敬佩，作为一名老牌政治家，他明于察人，也敢于直言。他平时得知端王赵佶虽然聪明过人，长于艺事，但所读的却并非圣贤之书，而多是诸子百家之言，又笃好文艺，并不是做帝王的材料，他不相信有一天他能即位当上皇帝。而赵佶虽然人在藩王府中，也闻知章惇的恶名，对他颇有微词，没有好感。章惇这时怕他一旦登基，日后对己不利，也是出于公心，才敢犯颜反对的。他面对着向太后贸然说出的那一句“端王轻佻”的评价，已经成为千古之名句，这是他对赵佶最恰当的评价，也是最准确的预言，并为徽宗上台后二十五年的劣绩所证实。如果当年他的反对成功了的话，可能就不会有靖康之耻，而北宋的历史也会重新改写。

然而，章惇也为这句话在日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虽然赵佶的登基具有一种偶然性，似乎黄袍之落在他的身上，和他的祖宗赵匡胤一样都是天意，后人也多评说赵佶平时并不介意皇位，无心于政治，一切都归之于天命。但也有多家的笔记野史提及此事，说明他对于皇位还是存有觊觎之心的。

有一则笔记说，哲宗唯一的儿子邓王未满一岁而夭折，哲宗痛不欲生，派人去泰山庙向一个号称是“徐神翁”的方士祈祷，问日后子嗣的消息。徐神翁说：“上天已经降有后嗣了。”哲宗不信，再三派人去问道其详，徐神翁便在纸上大书了“吉人”两字送上。哲宗遍问群臣而莫能解，只是以为日后当有吉人相助，直到后来赵佶做了皇帝，众人这才大悟：吉人者，就是赵佶的“佶”字合写。

还有一则故事更是近于神话，说赵佶在藩时虽然留心于文艺，淡泊于政治，但却还在潜心打听自己有无接位的可能。特别是当他得知哲宗体弱多病，且又没有子嗣，倘有不测，如果按照宋初兄终弟及的规矩，新皇帝就会从他们兄弟间选出。这样一种几率虽然只有百分之五十，然而他听信了有人说他的府中屡有瑞象吉兆频出，心中颇为自负，认为皇位是志在必得。他听说东京大相国寺里有一个叫陈彦的浙江人算卦特别准，便命府中的太监拿着自己的生辰八字去找他算命。岂知陈彦一看那个八字，便笑了，说这根本不是你的生辰八字，这是天子的命。太监大惊，怕被他看穿，不敢泄漏，急忙回府禀报端王。端王闻言心中暗喜，想了一下后又让太监还去找那位陈彦，说这回你直接就说是我的生辰八字，不必隐瞒了，看他怎么说。太监于是直接告诉陈彦说这是端王的八字。陈彦算了很久，即告诉太监说：你回去后就告诉端王，他这是做天子的命，希望能够自爱。日后此预言果然灵验，赵佶做了皇帝之后，封陈彦为节度使，作为当年吉言的报偿。这也促成了徽宗日后的笃信道教。

这样一位才情出众的艺术家当了皇帝，对于艺术家来说当然是一件幸事。他日后的所作所为，都证明了他的艺术天赋在得到了皇权的支撑之后，就如何能够膨胀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如何能把整个中国变成他的艺术实验场，变成供他个人享乐的伊甸园。对于中国的艺术史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因为徽宗朝时书画艺术的发达，也已经是登峰造极了，不仅是在宋时为最，就在整个中国古代也是为最。

对于米芾来说，最为幸运的是，这位书画皇帝竟然给了他最大的信任，也给了他最大的帮助，如果没有徽宗的知遇，他也许不可能有日后的知闻。

然而，徽宗元符三年（1100）才刚刚即位，偌大个中国，诸事纷繁，他还有许多的要事要去做，还没有机会来施展自己在文艺上的抱负，也还没有机会与米芾相见。他得先把国家的稳定摆放在第一位。

这一年的米芾，刚刚在前一年的六月从涟水离职，正在润州的家中等待新的任命。又要经过一番令人焦急的等待，等待吏部那些官僚大老爷们的考绩和铨法，等待那漫长的过程。

唐宋时把官员升迁考核的过程称之为“磨勘”。磨者，等待；勘者，考查。但我们不妨把这个“磨”字异读成“折磨”：一个官员要想升迁，就得接受上司不断的折磨，包括磨他的耐心、磨他的资历、磨他的年龄、磨他的奉迎、磨他的恭顺、磨他的钻营、磨他的性格，同时也磨他的钱财。

在等待的过程当中，米芾又要面临艰难的政治抉择。

这一年里，北宋几大书法家，各自的命运都不相同：苏轼还被贬在海南，在蕉雨椰风、瘴疠蚊蚋之中经受着熬煎；黄庭坚则因修《神宗实录》一事而被弹劾，远贬在涪州，屈就一个微官别驾，苦对险峻峡山；米芾则刚刚下岗待业之中，一片茫然，还不知未来如何。而蔡京则已平步青云，位列翰林学士，高升于殿堂之上，与宰相同位，正在大红大紫；最显赫的一位书法家则是赵佶，他已登基九五，做了大宋皇帝，可以凭借着手中的权力做任何事情。

唉，人和人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新旧两个皇帝的交接，在政坛上引起不小的波动。执政的还是个太后，然而不同的是已非对政治极度热衷的高太皇太后，而是对政治采取淡然的向太后。和以前的若干位太后一样，向太后也是个保守派，她的感情倾向于旧党。虽然她并不留恋至高无上的皇权，只垂帘听政七个月就主动还政给徽宗了，但在这短短的七个月里，她毕竟利用手中的皇权做了一些对旧党有利的事，也打击压抑了些名声刻薄的新党恶人。

因此，徽宗初登大位之始，就接连做了一些好事，以平人心，以博好感。在召回旧党的象征性人物韩彦忠和范纯仁后，又颁旨为文彦博、司马光等三十三位元祐旧党人物恢复名誉，恢复当年被削夺的职位和封号，既让他们的在天之灵可以就此告慰，也可让他们的子孙可以世代承袭爵位。他还把被哲宗削夺为民的孟皇后恢复尊号，享受礼遇。还公开征求言路，奖励直言的谏臣，甚至让他们敢于直言朝廷的过失。

由于向太后的护佑，也由于新皇帝登基之后要进行大赦，正在被远贬到海南儋州的苏轼也得到了宽宥，令他可以渡海登陆，北上到内郡居住。他终于得以离开那个险恶的海岛边州，双脚踏在了坚实的大陆土地之上。

按照宋朝的旧例，皇帝驾崩后，宰相应该担任山陵使，负责皇帝的一切丧事。章惇任山陵使时，指挥着哲宗的灵柩出殡，竟然让灵车陷于泥污之中，久久而不能拔出，因而乱了队伍和礼仪。徽宗便以“大不敬”的罪名罢免了他的相位，把他贬到岭南的英州去。言官们也纷纷上章弹劾，狠批他当年迫害元祐党人的恶行，显赫一时的章惇就此失宠，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在南方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聪明人章惇知道自己获罪的真正原因是说徽宗“轻佻”，反对他当皇帝，就此而埋下了祸根，自己取得了报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当时喊出的口号是：“法无新旧，便民则为利；人无彼此，当材则可用。”跟着章惇受贬的，还有昔日张扬一时的蔡京、蔡卞兄弟，以及林希等假新党为名来作恶多端的人。一时众多的劣臣纷纷被贬，舆论大快，人心大快，忠直之臣得到了起用，甚至有人称这一阶段为“小元祐”。

就在这一段拨乱反正的短暂时期，米芾却正在面临着重新择业的关头。在家中苦苦久等了半年，没有确切的消息，他坐不住了，又跑到京师来斡旋。

米芾在一封信札中提及，他在四十九岁时曾经改任一官。这封信写于元符二年（1099）的十月，他刚刚离了在涟水的任，说明这时他已得到改任的通知。但在这以后的几个月里，他一直待在润州的家中，没有赴任，直到元符三年（1100）才从京师赴真州的任。在这期间，他还为任命久久没有下来而牢骚满腹。可能是前一消息仅仅是“可能”的任命，并未有正式的任命下达，他一直在焦急的等待之中。

又到京师！又到京师！

米芾这年已是五十岁了，人生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还不知道自己的命究竟如何，自己的命究竟是掌握在谁的手中，回顾自己的一生，从二十一岁起出仕，一直混到现在，才只是个县处级的官员，一直在基层任卑官微吏，而且还都是远僻的陋邦，贫穷的边地，这与他那已经名满天下的书誉形成了天地的差别。想到这里，他的心中就愤愤不平，气不打一处来！

他一生中已不知到了多少次京师，其中有很多次都是为了求官而来。尽管其间他也能携着书画进出于王侯将相之门，与当世的名士豪杰相与交往，然而只要一提及任官，他们就会言语支吾，最终下来的则又是某个微官，又是某个穷县！真是令人不堪回首。

此番再到京师，仍然是为了任官求职而奔走。然而经过了绍述和绍圣的两次动荡，再经过了新旧皇帝的交替，京师已然是物是而人非了！

“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说的就是东京汴梁。京师虽繁华，然而这种繁华却并不属于小官米芾。路过往昔的王诜驸马府第，他想起当年在此进行西园雅集的盛况，然而当年的诸位名士耆宿皆已星散远去，各自飘零，倜傥风流的主人王诜为苏轼的事所连累，也为自己的风流而获罪，最后落得个削爵夺官、身死他乡的下场，他所收藏的那些绝世珍品名书名画也散落民间。至于其他朋友，也是星走云散，各自谋生，难得聚首。昔日灯火笙歌的驸马府，已成了眼前的荒废园池。而当年他曾叩过的相府之门，里面住着曾对他关照过的宰相吕大防，也早已换了主人。

米芾这番来到京师，虽然还不能算是举目无亲，奔走无靠，但也算得上是故人稀疏了。

勉强跑了几处衙门，奔走了几处权贵，碰到的不是官腔官调，就是冷鼻冷眼，敷衍塞责几句，就把他打发走。米芾已觉心冷了。

再三打听，也得知他此番再度择业非常艰难的真正原因，这是因为他在以前任上的所为，嬉于政事，加之行迹不轨，又提及他那冗浊的出身，因而招致廷议纷纷，多是对他不利的言辞，故而吏部延迟了对他的任命。加之皇帝刚刚即位，新旧党人之间的交替，朝中能为他说话的人已不多了，在中国官场上，缺少后台，就等于没有了可靠的椅背子，只能坐冷板凳。

跑了几圈，米芾心灰意冷，只得提起笔来，给一位他熟悉的上司写信诉苦：

芾老矣！先生勿恤廷议，荐之曰：“襄阳米芾，在苏轼、黄庭坚之间，自负其才，不入党与。今老矣，困于资格，不幸一旦死，不得润色帝业，黼黻皇度，臣某惜之。愿明天子去常格料理之。”先生以为何如？芾皇恐。

米芾的这封信，是写给他的老朋友蒋之奇的。此公虽属新党，为王安石所赏识，也做过污蔑欧阳修与儿媳通奸等恶劣之事，但因为政绩杰出，在出使和守边等事上有功，名声尚不甚恶，不在徽宗清算名单之列，还在任同知枢密院的要职，米芾病笃乱投医，所能求的达官，也只有此一两人了。

这虽是一封平常的求荐信，然而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就在这封信里，米芾表达出了若干信息，他向老朋友说出了心里话。

首先，他已得知朝廷中对他多有微词，廷议纷纷，都是对他不利的舆论，从而影响到他的仕途困顿，蹇滞不前。第二，他很自负，自认为自己在书法上的成就介于苏轼和黄庭坚之间。苏轼是他的前辈，名声卓著，他不敢与之相颉颃，但与他的同辈黄庭坚，他自视自己的成就要超出于黄，在他之上的。第三点，他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之所以久久不能得到升迁，原因就是“困于资格”，也就是他那被人所不齿的奶妈之子的卑微出身。但此信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不入党与”，这是很难得的表白。

自从神宗之后，宋朝的朋党之争已转为新旧的党争，这已经把集团之间的利益与政治上的态度挂起钩来，使之成为判别一个人政治倾向的标准，也成了一个官员升迁或贬谪的标准。这一新旧党争影响了北宋末年的政治，几十年来此长彼消，互相缠夹不清，更借着皇帝和太后的倾向而左右了政局，褒贬了一大批官员，往往是一党上台执政，就对对方进行打压清算，把对方排挤出朝。反之则进行报复，又进行下一轮的清算。如此往复了好几回，就已把好端端的大宋元气靡耗殆尽，最终的灭国，也是因为这一纷争的结果。

这时的官员，一般说来都有相对明朗的政治选择，非新即旧，依之则可平步青云，一荣俱荣。反之则一损皆损，同归于尽。

但米芾却是个例外。

如果按照米芾个人的情感、艺术爱好和交往来看，他所交的很多朋友，无论是苏轼、苏辙还是黄庭坚，以至王诜和吕大防等人，都是旧党中人，甚至还是旧党的中坚领袖，但这些人大多数是品德高尚的君子，是知识丰富、心胸坦荡的高人，他们饱学博识，坚持传统，固守旧有的秩序，不肯做出改动，不肯改变他们已经熟悉的社会。然而当他们一旦掌握了权柄之后，也会情绪化地向对方进行报复，有时还会走向极端。

如果从私人的交往来看，米芾与新党人接触要偏多，且不提他当年拜见王安石于钟山一事，他一生中所乐与交往的人中，林希、蒋之奇、沈括、谢景温和周穜等人都是新党的中坚，有的人还是名声恶劣的打手和干将。他还通过魏泰的关系与曾布、通过章持的关系与章惇，并直接与后期的新党重臣蔡京有着友谊，并通过他们取得了仕途上的进步。

新党之中也有许多杰出的人才，他们思维敏捷，聪明善变，能够适应形势，进行变通，有时也要具有相当大的勇气来面对强大的旧势力旧传统。如王安石提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三大革命性内容，就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承了一千多年的传统大法，对旧有制度具有摧毁性的冲击，这当然会为许多人所反对。但是新党人到了后期已经渐生蜕变，已非当初王安石等人坚持真理而拼命一呼的高度，而是被若干小人所钻营利用，被他们用来进行结党营私、排斥打击异己的集团。

因此，公平地说，厕身于这一大批新旧重臣之间，要能够游刃有余地平等交往，是非常困难的。当然也不是说非旧即新、非新即旧的那样的沟壑万丈，那样的泾渭分明，即使是新旧党人之间，互相还是有着交往的。

米芾自诩的“不入党与”，是指他可以与新旧两党人同时进行交往，却又不陷入党派的集团中去，可以自由而平等地独善其身，他奉行的是一种“只谈艺术，不谈政治”的方针。看来这是一种超然的状态，然而却是非常艰难的。这需要非常强的自控能力，非常高超的平衡能力，非常聪明的智慧才能办到，否则就会因此而惹祸——党祸。

米芾曾经给他的挚友刘泾写过一首诗，来表明了他的这种政治态度：

庖丁解牛刀，无厚入有间。

以此交世故，了不见后患。

奈何触褊心，忿气益滋漫。

是非错相干，恶成那及谏？

智者善持己，颇觉操修辨。

此道固不远，可约可以散。

黄帝本斋心，斯民即晏粲。

诗中最要紧的核心就是“庖丁解牛刀，无厚入有间”两句，这表明了他一向的心迹，也是他的一种处世态度。在复杂的政治格局当中，作为一名卑官微吏，他只能如手持利刃来解牛的庖丁一般，只寻骨头间的厚肉削去，而不伤一丝刀锋，这样才能做到左右逢源、游刃有余。

当然，从人生处世来看，这种避于官场两党之间的方法未免太过辛苦，也太过工于心计，太过累人，太过伤心！

米芾有着双重人格，一方面是他在艺术上所获得的巨大声誉，这使得他能够进出于相第王府，与爵禄名流打交道，在这时，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是被众星所拱卫着的明月，一切都在他的蘸墨挥洒之中得到超然，得到提升。然而在为官任职这一方面，他又是个矮小的侏儒，他只能匍匐在高高官阶的最下层，卑躬屈膝地一步步地攀登，而且还要到处向人施以笑脸，遍谒权要们。每逢到任满之际，便是他最为难堪之时。

但米芾只能这么干，否则他就会被无情地驱逐出局，被贬到荒远边地去，死无葬身之地。

所幸他也这么干了，所以他此生除了宦游冷遇之处，别无其他苦厄。

因此，世人评说：米芾狡狯！

这种狡狯，只能看成是小人物的一种处世功夫，一种活着的本能，当他面临着强大的势力，唯一的生存本能迫使他缩颈以自避，首鼠两端以自存，靠的是灵活于世间的一种小智慧。

这种狡狯，却是带有一点耍弄小聪明的悲凉、无奈和怆然。

米芾在给蒋之奇那封信的最后，还天真地表达出一种文人的寄托“愿明天子去常格料理之”，他幻想着有朝一日那位新上台的皇帝能够垂青于他，对他破格录取。

他写此信的时候，只是把它当成一种幻想。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幻想在不久后竟然真的有了实现的时候。

蒋之奇到底是多年的老友，也到底是身居高位的国防部副部长，可能他接到此信后也受了感动，对这位他一向推崇的文化名人施以了援手，不久米芾就接到了任命，让他到江淮荆浙诸路制置发运司去任管勾文字一职。

这一职务可能吏部早有初议，只是还没有任命下来而已，经过国防部副部长大人这一斡旋，就乐得做个现成的顺水人情，正式下达任命书了也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