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方案_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传

最终方案_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传

“我们即将摧毁犹太民族，我们不会原谅他们在1918年11月9日的所作所为，而如今，清算的日子到了。”1939年1月21日，希特勒向捷克外交部长非常直白地说了这样一番话。9天后，在纪念纳粹党掌权的年度演讲中，希特勒说道：“犹太问题不解决，欧洲将永无宁日。另外，那些不容易达成谅解的国家之间也有可能在该问题上达成协议。在地球上仍然有足够的区域可供犹太人居住，我过去经常做一些预言，人们也常嘲笑我，就像当我预言有一天我将成为德国的领袖一样。在那之后，我说我将找到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时，犹太人通常笑得最为不屑。我猜那些曾经笑得最痛快的德国犹太人现在要被自己的笑呛着了。今天，我将再次做出预言：如果欧洲内外的国际犹太金融家再次成功使国家陷入战争，那么结果将不是欧洲的布尔什维克化和犹太主义的胜利，而将是犹太人种在欧洲的绝迹。”

很多当代历史学家都将这些话作为希特勒在战前就已经注意犹太人并计划杀害他们的证据。研究者们并未发现希特勒任何关于杀害犹太人的书面命令，他们认为这正是希特勒的狡猾之处，避免给后人留下自己凶残计划的有力证据。因此除非书面证据曝光，否则就只有依靠战后那些谈及“最高命令”或“奉元首之命”的证词来拼凑真相。然而，事实是大量的游击队员、吉普赛人、犹太人以及苏维埃战俘在德国后方被处决，当时确实留下了可以作为实证的书面报告。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举兵进攻他迄今为止最荒谬的盟友苏联。“巴巴罗萨行动”又一次给了海德里希机会利用他日渐扩张和完备的别动队。1941年3月3日，希特勒下发了后来我们所知的“苏俄人民委员命令”来消除犹太-布尔什维克知识界。10天后，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开始行使希姆莱特遣部队的职责。

◎ 瓦尔特·冯·布劳希奇 （Walther von Brauchitsch，1881.10.4-1948.10.18）曾任纳粹德国陆军总司令，陆军元帅。(www.guayunfan.com)◎ 爱德华·瓦格纳 （Eduard Wagner，1894.4.1-1944.7.23）德国陆军参谋长，“7.20”事件主要参与者，后被处决。

在希特勒编辑的《关于第21号指令的特殊事项的指示（巴巴罗萨）》中，希特勒指示到：“为使元首赋予党卫队全国领袖的政治和行政组织的权利，以及准备好军队作战行动区之内的特殊任务；这源于最终平息两种不同政治制度之间冲突的需要。在这些任务的框架内，党卫队全国领袖将独立行动并自行负责。尽管如此，党卫队全国领袖不得轻视军队总司令的高于一切的绝对权力，以及其委派的代表。党卫队全国领袖负责监督军事行动不受任何影响。具体细节由陆军统帅部（OKH）和党卫队全国领袖直接决定。”

与前文一致，希特勒委任海因里希·穆勒代表党卫队全国领袖与陆军参谋长爱德华·瓦格纳少将进行讨论。由于不满意他们的会议进程，海德里希亲自接管了谈判，并于3月26日达成了一个最终草案。这导致陆军元帅冯·布劳希奇于1941年4月28日下发了一项指令，“在他们执行任务期间，可根据其职责对平民采取对抗措施”，这给了海德里希的别动队一个放手处理的权利。此处并未提到死刑。

已经预计到这项命令的海德里希召集了帝国中央保安局（RSHA）的部门首脑并安排给了他们一项“艰巨的任务”，即“保护和安定”俄国地区。他要求他们中的志愿兵执行该职责。后来特别行动队的职责变得更明显时，只有奈比和艾希曼自告奋勇。而穆勒、斯特肯巴赫、汉斯·瑙克曼（Hans Nockemann）和舒伦堡则完全避开这项“苦差事”。

在对俄战役中，别动队在四个主要区域行动，他们的司令官是党卫队高级官员和警察首脑，分别负责相应的区域。每个别动队总部相对稳定，只有前线发生变化时才会转移。别动队员由队长指挥，副手和员工在帝国中央保安局的指挥下处理行政、情报和治安任务。

与此同时，1941年5月底，海德里希集齐了大约120名党卫队官员，作为他进攻坐落在普利茨老城堡的边境警察学校的先锋部队。第二个月，为了将杜本（Duben）镇一个由3000名别动队队员组成的团队教化成雇佣兵，海德里希给他们进行了演讲。这些挑选出来执行任务的人员中有一部分是帝国中央保安局直接指派的。他们所有人都是学者，并且大部分都已婚。职位较低的人员来自盖世太保、SD、秩序警察、武装党卫军和外国辅助警察人员。

海德里希关于他的安全警察在战时职责的看法如下：“……我们必须保持空前的自律，以元首传播给我们的意识形态为外部基础。为了保护我们的人民，我们必须严酷地对待我们的敌人，我们不惜伤害个别敌人，也不惜被别人批判为不羁的野兽。如果我们因为过度的客观和过分的人文主义而没有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没有人会原谅我们；没有人会为我们找托词。将来人们只会简单地说我们没有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在1941年的德国警察日上，海德里希做了如下发言：“侦探故事给秘密警察、刑警和情报服务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人们经常又惧怕又嫌恶地指控我们禽兽、不人道、病态、铁石心肠；但是在德国，正是我们的存在使德国人民松了一口气……。任何人只要肯看看我们为人民做的实际工作，都会惊讶地承认我们这些人……都是艰苦的、富有逻辑性的科学工作者，是经过战争洗礼的坚强的政治战士，是因对元首和祖国的热爱而团结起来的一批体面的、通情达理的人……。我们将大量的人员转移去做单纯的前线军事服务，少数情况下在战场上作为秘密警察行事，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执行特殊安全警察任务，安全警察被委托保持占领地区的政治安全……事实上这使我们的工作要比那些提供前线军事服务的同志困难得多……。很多表现勇猛的前线士兵很快就能引起公众的注意，被赞赏和表彰。相反，秘密前线上的政治战士却要保持沉默和耐心……。因此，奉德国元首和党卫队领袖之命的安全警察和从事安全服务工作的人员所渴求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为了德国而工作和战斗。”

目前我们只有那些在受审中承认罪行的别动队队员的战后证词，至于那些幸存的人的感受和思想我们要有所保留地看待。奥托·奥伦多夫坚持说他曾极力反对屠杀的命令。一个叫作马丁·桑迪伯格（Martin Sandberger）的法律博士作证说他对元首的命令感到惊骇，但他认为元首的命令是合法的。

我们永远不能彻底地弄清海德里希对这个事件的个人意见，但有一定的证据显示，海德里希认为这些命令与他的情报服务很不相称。斯特肯巴赫称他的上司（海德里希）认为屠杀的命令“是他这辈子下的最糟糕的命令”。海德里希的童年玩伴舒尔茨称，海德里希感到战争使他采取对游击队员、颠覆分子、煽动者和破坏者激烈的对抗措施成为必需。但是将“干掉”所有犹太人也加入他们的行动却使海德里希感到沮丧。海德里希的组织又一次被用作了“帝国清道夫”。

别动队的行动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书面材料。不仅留下了大量指挥官提交的形势报告，上面标明了需处决人员的详细情况，还有一些来自海德里希的书面指示。其中，在他1941年6月28日下发的一个初步指示中显示了别动队也将参与处理战争集中营里的俘虏。在这项命令中，海德里希用“特殊处理”一词来掩盖死刑，但在他1941年7月2日向高级党卫队和警察领袖们总结他对别动队命令的备忘录中，再无任何掩饰语言：

4．死刑

以下人员将被处以死刑：

共产国际的所有官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必定是职业政客），以及其党内、中央委员会内、省或地区委员会内的中高层官员和极端主义者；人民委员；为党和国家服务的犹太人；以及其他的极端主义分子（包括破坏者、宣传者、狙击手、刺客、煽动者等等）；……对于任何疑似反共反犹太分子发起的清洗活动，不得干预，而且需要秘密地对其进行支持……

这份书面命令是数百士兵奉上级之命犯下大屠杀罪行的铁证。与海德里希处决“参与党政服务的犹太人”的书面指令相反的是，在实际行动中“全体犹太人”这个术语过于频繁地和共产党员、吉普赛人、游击队员和人质出现在一起。到1941和1942年交界的那个冬天，总共有几乎50万录入记录的人被屠杀殆尽。在纽伦堡审判中，奥伦多夫主张某些别动队指挥官经常刻意夸大真实的数字，以期给柏林的长官留下深刻印象。基于此项考虑，保守的总量也仍然是惊人的。

◎ 鲁道夫·兰格 （Rudolf Lange，1910.4.18-1945.2.23），纳粹刽子手，SD官员，曾参加著名的万湖会议。死在他手下的犹太人不完全统计大约有25万人。

不用说，这项令人生厌的任务对它的很多执行者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文·舒尔茨（Erwin Schulz）于1941年9月请求调到其他岗位；奥托·拉施博士不得不强行离职，不再回来；而海德里希的志愿兵阿图尔·奈比也在11月份回家了，在此之前，他来自刑警的司机科恩不能承受杀戮的恐惧，已经饮弹自尽了。甚至有报道称，高级党卫队和警察领袖的一员，埃里希·冯·巴赫·泽列斯基（Erich von Bach Zelewski）1942年初也生病了，参考战后的很多资料，我个人认为泽列斯基这个人似乎不太可能厌倦这类事情，极有可能是长期从事这类行当而产生恐惧所致。他在柏林里希特菲尔德的党卫队医院里饱受心理压力过大和肝功能紊乱的折磨。罗伯特·格拉维奇（Robert Grawitz）在向希姆莱的报告中指出泽列斯基“饱受关于自己枪决的犹太人的幻觉的折磨……”。希姆莱和医生这样说过：“谢天谢地我挺过来了，你知道俄国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在那里，全部的犹太人……将被根除。”

党卫队领袖希姆莱于1941年9月10日提到：“元首要求从西到东地将旧帝国和保护国中的犹太人尽快驱逐干净。”第一个以希姆莱的名义下发的移民命令于9月份签署，签署人并非海德里希而是秩序警察首脑库尔特·达吕格。10 月16日到11月13日间，第一批运送犹太人的船只抵达了罗兹（波兰城市），更多船只于11月14日到次年1月底之间抵达了更远的明斯克（白俄罗斯首都）、华沙、考那斯和里加（拉脱维亚共和国首都）。那些到达里加的犹太人随后就被当地的别动队员在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鲁道夫·兰格的命令下枪毙了，行刑时间主要在11月30日到12月8日之间。后来在1945年12月14日的里加审讯中，高级党卫队和警察领袖，党卫队副总指挥弗里德里希·耶克恩（Friedrich Jeckeln）称他本身亲自参与到了其中一部分行刑中。

屠杀渐渐进入一个稳定的速率。11月30日下午1点30，希姆莱从希特勒的狼穴总部打电话给身在布拉格的海德里希，命令他不要杀害已到里加的那一列车犹太人。关于这次撤销屠杀命令的原因不详。然而，海德里希报告到，运送的所有五千人已在当日上午早些时候在卢布里（Rumbuli）森林被枪毙了。

这显示，截至1941年11月，有人已经决定将消灭“参与党政服务的犹太人”的战略扩大到消灭“全体犹太人”。希姆莱的瑞士男按摩师菲利克斯·科尔斯腾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柏林，1941年11月11日。希姆莱今天显得非常沮丧，他刚从元首官邸回来。我给他做了治疗，他讲了很多给他造成困扰的压力和问题后告诉我上级正在制定毁灭犹太人种的计划。”

艾希曼的一个助手迪特尔·威斯里舍尼（Dieter Wisliceny）在纽伦堡审判中作证说：“艾希曼说希姆莱下达了消灭所有犹太人的命令，……然后我要求他给我看这项命令，但他说这项命令属于最高机密。关于这项命令的讨论是他在柏林学习期间举行的……，他从他的保险箱里拿出了命令文件。这是一沓非常厚的文件，然后他从这沓文件中找出了这项命令。这项命令随后被送往了海德里希处。命令的内容大致就是这样，由于我曾宣过誓，因此我不能精确地将其表述出来，但它的大致内容如下，元首已经决定立即开始解决犹太问题的最终方案，该方案的代码为‘最后解决’，这意味着在生物学角度上消灭所有的犹太人，……我亲眼看到了该项命令末尾有希姆莱的签名。”

尽管海德里希控制着希姆莱用来执行这项任务的部门，但并无证据显示海德里希喜爱这项任务。直到1942年2月4日海德里希向布拉格的安全警察发表演讲时还摆脱了宣传方针的约束，坦白地说：“在未来两极地区的发展中，我们可以在那里建设集中营，自此以后欧洲1100万犹太人将会有一个理想的祖国……”由此显示出，海德里希仍然酝酿着重新安置犹太人的想法。

根据审问耶克恩的记录，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需要为种族灭绝政策承担部分责任：“我想指出戈林应分担处死来自其他国家的犹太人的罪行。1942 年2月的前半个月中，我收到了海德里希的一封信。在信中，海德里希写道，帝国元帅戈林已经牵扯进了犹太问题中，现在所有运送犹太人到东方处死的船只都要经过戈林的同意。”这可以参照戈林给海德里希1941年下发的一张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命令海德里希想出解决犹太问题的最终方案。海德里希依令召集所有犹太政策的相关部门机构的代表举行一次会议来确立一个持久适用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