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之死_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传

野兽之死_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传

据捷克医院当局称，海德里希的医疗记录已丢失，只了解到，海德里希的病号是12555/42。尽管如此，当年的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却被记录了下来。

上午10点30分刚过，布罗瓦卡医院的值班医生弗拉基米尔·斯内贾德（Vladimir Snajdr）听到了一声巨响，但他并未多想。差不多上午11点钟的时候，护士长索菲亚（Sophie）将他叫过去并解释说海德里希总督现在正坐在治疗室里，他的背上有一个洞。斯内贾德匆忙赶了过去，到达治疗室后他看见海德里希正自己坐在检查台上，赤裸着上身。“我用捷克语和他打了个招呼，他抬了抬手但并未回答。我拿起镊子和一些纱布试图看一下伤口深浅，海德里希没有退缩也没有畏惧，尽管我肯定弄疼他了。”

在医院的另一边，年轻的捷克外科医生弗兰蒂泽克·马赫（Frantisek Mach）正在协助德国主治医师沃尔特·迪尔克（Walter Diek）教授工作，他们刚完成一场手术正准备进行下一场。这时，教授被叫去听电话，马赫记得迪尔克用非常不可置信的语气喊了三次“什么？”他挂断电话后立即冲进了急救室。马赫记得萨拉尼亚（Slanina）是治疗室中第一个对海德里希进行检查的医生。

海德里希所受的伤根据医疗术语如下：左胸大约在第八到第十胸椎的椎旁区域裂伤，伤口大约10厘米，足以容纳一名幼童的手。鲜血不断地从伤口流出。诊断结果是左侧外伤性气胸；偏侧膈裂伤；脾脏和胰腺存在裂伤可能性。

萨拉尼亚对海德里希的伤口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处理，然后喊来了德克（Diek）教授。后者快速地为海德里希验伤并要求对其做X光。海德里希被用轮椅推到了X光室，然后自己从轮椅上挣扎起来走向了机器。X光检验结果显示，一些异物——炸弹碎片或是汽车残骸进入了海德里希的脾脏。德克教授决定有必要立即对海德里希进行全面手术。但是海德里希拒绝了，坚持要用柏林的外科医生。德克医生说服他应该马上进行手术，并推荐了身在布拉格的资深德国医生霍尔鲍姆（Hohlbaum）教授，他是德国外科大学主席。海德里希同意了，于是德克教授打电话叫来了霍尔鲍姆。(www.guayunfan.com)霍尔鲍姆带着两名助手抵达医院后突然发现自己忘了带眼镜，于是他差遣一名助手回大学诊所去取，来回大概需要15分钟。他通知德克先开始手术。马赫医生回忆道，海德里希作为一个高大健壮的成年男性，出人意料的肥胖。他还记得海德里希有点冷淡和超然，几乎是傲慢，但是在被麻醉之前很镇定，也没有抱怨。

进行手术的是德克教授，萨拉尼亚医生从旁对其进行协助，霍尔鲍姆教授在取回眼镜后也加入了他们。手术采取封闭系统，并使用了高压乙醚麻醉面罩，这是因为海德里希的左气胸和他的肺部也有可能受伤。麻醉是由穆勒（Herr Muller）和霍内克（Honek）执行，由扎瓦迪洛瓦（Zavadilova）护士协助。随后他们对海德里希进行了输血，血型为A型。胸口上的伤也被检查和清理了。伤口一直延伸到左侧膈，那里有一条4英寸的裂缝，对下面的肺伤害很小。隔膜上的裂伤被缝合了，但在伤口里遗留了排水管，之后排水管被清除并彻底封闭了伤口。大约在刚过上午12点的时候，霍尔鲍姆从德克那里接手了海德里希。海德里希被仰躺着放在手术台上，其腹部已经做好了手术准备。在参与手术之前，德克教授再次将手和臂彻底洗净。霍尔鲍姆切开了海德里希胸骨到肚脐的部位然后沿着左肋缘蜿蜒而下。海德里希的腹腔中有血，但内部的胰腺和肾脏等器官并未受到伤害。出血的源头是其严重撕裂的脾脏。他们随后进行了脾切除手术，手术过程中他们发现脾脏中嵌入了一大块显然是来自手榴弹的钢制碎片。病人的生命迹象稳定，较好地承受了手术。由于伤口曾进入大量的异物，他们给海德里希注射了破伤风和气性坏疽血清，之后缝合了伤口，术后良好。不久之后，由于海德里希身体基础不错并且接受了充足的血液，他看起来恢复得还不错。

德克教授吩咐马赫医生将二楼东翼海德里希所在的病房改造成特别术后病房。海德里希被转移到该病房后被马赫扶上了病床，至此，已经没有捷克人可以接近这里。后期只有捷克党卫队外科医生罗塞尔（Rossel）一人获准接近海德里希。袭击事件发生数小时内，医院的建筑周围就竖起了带刺的铁丝网，党卫队警卫小分队也被安置在病房以及医院四周。布罗瓦卡医院成了一座军事设施。

与此同时，34岁的党卫队二级小队长克莱因几乎与其老板同时抵达医院。分配给他的病号是12554。经过X光检查发现他的左胫骨开放性骨折，这很可能是某个枪伤造成的。据未证实的报告指出，该创伤造成了克莱因终身跛足，康复后他因伤而无法回到原来的岗位，后来去罗基察尼的一所驾校当了校长。

捷克联络官代表泽纳特将袭击事件报告给了盖世太保。他在报告中指出当地警察局上报说一名国防军高官遭到了袭击。该报告并不罕见，于是盖世太保决定等待更进一步的消息。然而，处理袭击事件的部门首脑海因茨·潘维茨并没有坐等消息，而是决定着手调查，于是他带着两名助手去了报告该事件的警察局。在那里他得知袭击事件的受害者是一名上将，该上将现在正在布罗瓦卡医院接受救治，很可能就是总督本人。潘维茨被这个可能性惊住了，立即驱车赶往医院，但医院里的人都对袭击事件一无所知。潘维茨和他的助手们决定亲自在医院展开调查。他们其中一人在紧急术前准备室里发现了打着赤膊坐在那里的海德里希，两名护士正拿着冰袋往他的额头和太阳穴上敷。潘维茨称海德里希询问他的手提箱之所在，该手提箱里装着关于海德里希对法国计划的秘密文件。该助手回答自己对此一无所知。潘维茨后来证实这个事关重大的手提箱被留在了案发现场的汽车里，后来被一名捷克人带到了医院。这一信息显然与货车司机弗兰蒂泽克·西塔的证明有出入。他们发现代理总督现在的处境依然不妙，在这样一个毫无警备的医院中仍然存在被袭击的风险。潘维茨将他的两名助手留下保护海德里希，并着手去安排进一步的保护以及通知当局。

最开始听见袭击的新闻时，格什克博士认为这是一个玩笑，但受害者的身份一经确认，党卫队机器立即展开了行动。卡尔·赫尔曼·弗兰克接到消息后立即致电通知希姆莱的总部；之后党卫队领袖希姆莱又将这件事上报给了希特勒，希特勒闻言勃然大怒，声称要严惩所有的捷克人。弗兰克带着保护国政府的成员取道案发地点来到了医院。整个手术期间，他们一直在手术室外的走廊里等着。希特勒中午12点30分致电医院并与弗兰克讲了话，让他暂时负责保护国内的事务。希特勒询问海德里希之前行动的时候是否带了护卫队，在得知答案是否定的时，希特勒很生气。他还告诉弗兰克将提供一辆装甲车供他支配。希特勒进一步下令逮捕10000名捷克人并立即处决所有已收监的政治犯，并悬赏100万马克抓捕嫌犯。任何被发现协助袭击者的将连同其家人全部被枪毙。弗兰克在当日下午3点组织了一场会议，与海因茨·潘维茨、威廉·舒尔策、格什克博士和霍斯特·伯米共同讨论希特勒的这些命令。他们一致认为这些措施过于严苛，将会在保护国内引起更多问题。潘维茨指出，没有证据显示这是捷克的阴谋，但却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英国的参与。弗兰克将他们的观点告知了希特勒，成功说服希特勒选择其他行动，于是希特勒撤回了最初的命令。

怀有身孕的莉娜接到袭击事件的消息后立即被带往医院。在医院里莉娜见到了德国大使和她的家庭医生克瑙斯（Knaus）教授。莉娜获准进病房探望丈夫。刚刚经历手术的海德里希还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他告诉莉娜多为孩子们想想。

盖世太保和刑警受命发起联合调查。案发地点很快被封闭了起来；交叉路口的大片区域都覆盖着尘土、碎片以及汽车车身内部装饰物的残骸。被发现的还有之前被遗弃的轻机枪，两个手提箱以及手提箱里所装的东西，还有一件夏天的雨衣、一辆女士自行车、一些7.65毫米弹壳和一个相同口径的未经使用的子弹。

之后布拉格变成了一个由国防军控制的封闭城市，允许进城但禁止出城。所有的铁路运输都被叫停。当晚展开了大规模的搜城行动，共搜查了大约36000栋建筑，出动了大约12000名人员。5月27日晚9点到次日清晨6点被设为宵禁，该命令通过广播重复播送。海报出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上面带着弗兰克的名字和新的限制条例以及违反的后果。夜晚的搜查未能找到任何袭击者，只成功捕获了一些小罪犯，他们中的大多数第二天就被释放了。库尔达和奥帕卡这两个伞兵，好几次差点出事，但所幸仍然未被发现。

海因茨·潘维茨成立了一个刑事委员会调查该袭击事件。该委员会成员来自于一些德国城市，但他们中几乎没有人讲捷克语。整个委员会总共雇用了大概1200名成员。回到柏林，帝国保安局总部在接到消息后出人意料的平静。总部负责调查该事件的两名长官海因里希·穆勒和阿图尔·奈比都没有任何立即飞往布拉格的打算。奈比从刑警中调了两名最精干的侦查员库珀科夫和维纳尔派往布拉格。他们后来报告说布拉格的所有人已经陷入混乱，因此没有人开始为合理的刑事调查整理问题。

在交叉路口找到的所有物品都经过了法庭的检查，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并未有突破性的发现。调查确认加布齐克手提箱中的草之前曾属于一名缝制丝质女装的女裁缝。自行车上干掉的泥土也缩小了它在这个城市中被使用的区域。第二天，一些物品被展示在布拉格中心温塞斯拉斯广场上的巴塔鞋店的橱窗里。全市7000名医生都被要求在一份没有治疗过一个脸上有伤的成年男子的声明上签字。米拉达（Milada Frantova-Reimova）医生，尽管她确实曾救助过库比斯，但她还是在声明上签了字。她为此在毛特豪森集中营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尽管盖世太保做出了上述种种努力，但还是没有任何关于偷袭者下落的证据浮出水面。盖世太保直到三周后才得到真正有价值的信息。

卡尔·赫尔曼·弗兰克将此事看作是自己向希特勒表现自己有能力替代海德里希的良机。袭击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他就满怀希望地登上了飞往希特勒总部的飞机，但没想到希特勒却另有打算。有人指出，希特勒想让埃里希·冯·巴赫·泽列斯基暂时接替海德里希。但希姆莱说服他说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库尔特·达吕格会是更合适的人选。达吕格因为海德里希的医疗原因已经赶到了布拉格，因此正好在场。秩序警察首脑达吕格受命立即接管保护国事务。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的这个决定最终将达吕格送上了绞刑架（1946年潘克拉克监狱）。袭击事件当晚，希姆莱听闻弗兰克采取的措施后，在东普鲁士从他的专列上给弗兰克拍了一封电报。

“海因里希”专列

5745号-1942年5月27日晚9:05

收信人：布拉格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弗兰克

急件；

机密。

1．我同意你的措施。

2．在命令逮捕的10000名人质中，首先逮捕所有的捷克反动情报组织成员。

3．就在今晚，枪决100名捷克情报组织中的骨干人物。

今晚稍晚我将给你电话。

海因里希·希姆莱　笔

一波新的逮捕和处决的浪潮席卷了保护国，自海德里希上任初期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上演。任何知道袭击者信息或隐而不报的人，甚至是那些口头上支持袭击事件的人都是逮捕对象并可能连同全家人遭到枪决。保护国新的代理人达吕格害怕会引发大规模的起义，因此从德国引进了更强硬的政策和国防军力。暗杀行动及其余波所引发的骚动使很多地下组织落网。一些捷克人，害怕遭到严厉的报复，开始自觉地向盖世太保和捷克警方传递信息。这将刺客们和他们的飞行员同僚们置于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经决定，他们必须从因德拉的组织转移到更安全的藏身处，在那里等待时机离开这座城市。

扬·泽伦卡与布拉格东正教教堂的主持简·索聂文德（Jan Sonnevend）取得了联系。他们设法将所有的飞行员藏在莱斯洛瓦大街的圣西里尔（St. Cyril）和圣默多狄（St. Methodius）教堂的地下室里。教堂里的牧师弗拉基米尔（Vladimir）同意了，于是他们在两天之内转移到了教堂。库比斯第一个于5月30日来到教堂，加布齐克于6 月1日最后一个抵达。只有“外距”行动里的库尔达不见了。也就是说地下室里共藏匿了7名伞兵：“类人猿”行动的加布齐克和库比斯，“影视”行动的布里克和赫鲁比，“银A”行动的瓦里西克，“外距”行动的奥帕卡和“锡”行动的斯瓦克。

◎ 库尔特·达吕格被任命为新任保护国代理总督，这张照片摄于1942年5月29日，图中他正与哈查总统及弗兰克在布拉格城堡商讨事宜。

与此同时，在布罗瓦卡医院的海德里希看起来术后恢复得还不错。希姆莱也派了自己的朋友，教授卡尔·戈布哈特来照料海德里希，他是霍亨里岑（Hohenlychen）医疗机构的外科主治医生，柏林大学的矫形外科教授，德国党卫队医疗部门的首席外科医师。陪同戈布哈特的是著名外科医生费迪南·绍尔布鲁赫。海德里希一家的老朋友路德维格·斯达姆普菲格（Ludwig Stumpfegger）博士也加入了戈布哈特和绍尔布鲁赫。这些著名的外科医生都是在事发当晚乘飞机赶来的。戈布哈特对手术结果还算满意，虽然胸部的伤口上还插着排水管，病人也还发着烧，戈布哈特和绍尔布鲁赫都认为海德里希会痊愈。到了6月2日，海德里希的体温是华氏温度102度，进一步的手术被提上了议程，但是戈布哈特却认为没有必要进行手术。希特勒的医师西奥多·莫雷尔（Theodore Morrell）借机提议采用他的现代磺胺制剂，但是同样被戈布哈特拒绝了。

◎ 费迪南·绍尔布鲁赫（Ferdinand Sauerbruch）。

◎ 受希姆莱之命前去照看海德里希的卡尔·戈布哈特（Karl Gebhardt）。

除了接受莉娜的探望外，海德里希还接待了一些访客。5月31日星期日上午11:30，希姆莱从柏林滕伯尔霍夫（Tempelhof）机场出发去慰问海德里希。他下午1点整抵达布拉格，达吕格和弗兰克二人在机场迎接。这二人在希姆莱驱车赶往布罗瓦卡医院前告知了他最新的公告。据说，在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最后一次会晤中，海德里希谈到了命运并预言般地引用了他父亲歌剧中的几句台词：

“是的，世界就是一架管风琴，

由上帝本人弹奏。

我们只能和着曲调起舞，

分毫不差。”

然后希姆莱驱车去了潘恩斯克布莱扎尼，之后他又和达吕格以及弗兰克见了一面就飞往拉斯滕堡，弗兰克在晚饭期间向希特勒汇报了这边的情况。

莉娜现在已经能带一些家常便饭给海德里希吃了，一切看起来都还不错。6月3日，戈布哈特向希姆莱报告说海德里希的体温已经降下来了，伤口也开始大量地排水。所有的迹象都显示海德里希的恢复令人满意。

然而就在6月3日，海德里希在坐起来吃午饭的时候突然倒下了，他的病情迅速恶化并失去了意识。医院急忙将莉娜从家里叫来照料海德里希。4日早些时候，海德里希恢复了意识，他只说出这样一句话：“啊，你在这儿，真好。今天下午你再过来，好吗？你会再来吧？”由于莉娜无法承受这样巨大的心理压力，医生只好给她注射了一支镇静剂。但是在她苏醒之前，她的丈夫就去世了。海德里希死于1942年6月4日凌晨4:30。他的死亡记录是由一名职员做的，时间不甚准确。记录在1/1942册，348号：“莱因哈德·特里斯坦·海德里希。死亡原因：枪伤/谋杀未遂。”

应保护国总督办公室的要求，查理斯大学的病理学教授海尔维格·哈帕尔（Herwig Hamperl）和法医病理学家冈瑟·维里奇（Gunther Weyrich）共同出具了一份验尸报告。在场的还有德克教授、霍尔鲍姆教授和党卫队医师们。哈帕尔教授这样说道：“死去的海德里希看起来就像一尊大理石雕像，他异常地高大、匀称，还有几分壮硕。他的体毛相当之稀少。”关于海德里希的死亡，最普遍的说法是他死于纵隔炎，但哈帕尔在1970年仍坚持认为海德里希的死因是败血症。验尸报告一式三份，一份给了希姆莱，一份移送保护国总督办公室，剩下的一份由哈帕尔保留。

战后，因为曾参与治疗海德里希，霍尔鲍姆教授无法在前保护国中的医院里找到一份像样的差事，他最终成了一名普通劳动者，并于1945年死于腿伤。德克教授、哈帕尔教授和维里奇教授则回到了祖国德国，继续从事本职工作直至退休。

与此同时，事故的始作俑者仍然藏身于他们神圣的避难所中，调查工作收效甚微。德国的策略既包括明智的调查，也包括残忍的报复。在后者中，利迪策（Lidice）和莱夏基（Lezaky）两个村庄完全被毁，村民也被屠杀殆尽。尤其是在利迪策，所有的男性居民都被赶到霍拉克（Horak）农场枪毙了，女性居民则遭到了流放，合适的儿童被德意志化了。而这一切都与海德里希的名字相连。就像海德里希的遗孀莉娜指出的那样，安全警察在6月9日到10日晚上侵入利迪策之时，海德里希已经去世将近一个星期了，因此这些暴行都要归咎于柏林那些发号施令的人物头上而不是他的丈夫来承担。德国当局发起的报复行动的频率和程度使伞兵们内心深受折磨，他们曾一度考虑以自首来终止这些暴行。但最终奥帕卡劝说他们打消了这个念头。在这里我们需要客观地看待此次报复性的屠杀，固然党卫队要为此事承担主要责任，但是流亡的捷克政府也应该对此事负责，尤其是贝奈斯。他试图狡猾地回避此事以撇清关系，可我们很清楚这个事件从头到尾都是因为他为谋得自己的利益所致。

盖世太保的调查和问询一直未果，直到6月16日这天，作为卡尔·赫尔曼·弗兰克下令提供特赦的回应，卡尔·库尔达主动来到了布雷多夫斯卡的警察局，称他认出了事发现场的一个手提箱。在进一步的审问下，他最终承认自己就是伞兵之一，并且是于5月28日晚登陆保护国的。他泄露了很多抵抗人员的名字和藏身处，这直接导致了他们的被捕和随后的枪决。然而，他还没发现雷斯拉夫大街的教堂的位置。就在这一阶段，由于库尔达的背叛，德国当局第一次发现了暗杀海德里希的凶手的身份。通过库尔达提供的信息，盖世太保开始逮捕嫌犯，其中就包括莫拉韦茨一家。“玛丽姑妈”设法在被审讯之前吞下了毒药，扬·泽伦卡也是如此。而最后是年轻的阿塔·莫拉维茨（Ata Moravec），他曾在因德拉组织中担任情报员，最后不堪折磨，吐露了教堂的藏身处。

6月18日上午4:15，武装党卫军和警察分遣队包围了雷斯拉夫大街的教堂。派特利克博士以及东正教的其他长老被当场抓获。海因茨·潘维茨带着几名侦查员进入了教堂，立即遭到了来自阳台的射击，一直在阳台上俯瞰着中殿的是扬·库比斯、奥帕卡和斯瓦克。在极大的压力下顶着来自周围建筑的不停扫射，他们展开了殊死搏斗。直到早上7:00，德国军队才将这3名保卫者重创。奥帕卡当场死亡，库比斯和斯瓦克受了重伤，双双被送到医院，但最终都没能恢复意识，死在了医院里。库尔达被带到了现场，奥帕卡的尸体被放在一条毛毯上，躺在街边。库尔达确认了他的身份，说他就是“奥帕卡”。

事情本能到此结束，但是他们又在教堂里发现了第四套衣服，于是潘维茨断定，很可能还有其他伞兵躲在这所建筑的其他地方。他命令对教堂进行全面搜查，最后他们找到了地窖的入口。剩下的4名伞兵听到地面上激烈枪声却不能出去协助自己的同胞，内心一定经过了一番挣扎。他们曾试图在地窖挖个通往下水道的地道来逃到河边，但现在轮到他们上了。地窖小小的出口被从上面打开时，他们立即开了火。

枪战开始肆虐，伞兵们几乎处于不败的位置。地窖的换气扇开在大街的地面上，离地窖仅一人高。德军一边从莱斯洛瓦大街上向地窖开火，一边迫使派特利克博士和库尔达向伞兵们喊话，试图使他们投降，但这却引起了更坚决的反抗。他们使用扩音器呼吁伞兵们放弃抵抗，并承诺会给他们公正的待遇，但伞兵们仍然没有投降。于是德军喊来了当地的消防署，出动了排水软管和排烟管道来向地窖灌水放烟以逼迫他们出来，不过伞兵们用地窖里的一把梯子将水管推了出去。随后一个消防队员受命夺取梯子，并成功地将梯子抢了出来。排水软管再次被通进了地窖，地窖的水位开始慢慢上涨。

◎ 正在向地窖灌水的消防队员和捷克警察。

在教堂内部，德军在祭坛前发现了第二个入口，上面覆盖着沉重的混凝土板。德军用爆破装置将其炸成了两半。就此，藏身于下面地窖中的英勇的伞兵们已经陷入绝境无处可逃了。他们曾试图从墙上和地面上挖地道逃跑，但都失败了，他们很快放弃了。德军通过排气扇以及教堂地板上的两处开口往地窖中扔手榴弹。四名伞兵不停地扫射着机关枪。突然，随着四声枪响，一切陷入了沉寂，而潘维茨也知道自己失去了审问暗杀犯人的最后机会。

◎ 伯米正在检查被抬出来的伞兵们的尸体。我们可以看到弗兰克正站在旁边。

这四名捷克人被抬了出来，同样放在街边的人行道上，在那里经过了库尔达的辨认，周围是便衣盖世太保和党卫队的特工，包括弗兰克和伯米。之后他们被移送医学机构由斯泰菲尔博士进行验尸。搜查地窖的时候，德军发现地板上覆盖着深约两英尺多的水。四处分散着的书籍、衣物、鞋子、盘子和杯子等种种迹象都显示他们打算不断延长藏在这里的时间。他们还发现了11支手枪，其中包括2支柯尔特式自动手枪。后来经法医证实，这2支手枪就是暗杀现场曾使用过的手枪。

◎ 盖世太保拍摄的伞兵们死后的照片，第一排从左至右分别是：加布齐克、布里克、奥帕卡；第二排从左至右分别是：斯瓦克、瓦里西克、赫鲁比。

◎ 1992年拍摄的教堂地窖照片。

◎ 同一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地窖入口的楼梯。

格什克博士在提交给达吕格的报告中详细陈述了关于袭击事件已知的情况，内容包括对案件的调查和随后在教堂里展开的枪战，以及因此导致了罪犯的死亡。他还记录了参与教堂战斗的单位以及他们的死伤情况。不久，达吕格在赫拉德欣城堡为参与围攻地窖的人授予了奖章。受嘉奖的人中包括海因茨·潘维茨。

◎ 武装党卫军包围下的教堂。

◎ 如今的教堂已被竖起纪念杯。当年的弹痕依旧清晰可见。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德国侦查机器仍然在继续运转。巴托斯很快被击毙。拉吉斯拉夫·瓦尼克被捕后决定与敌人合作，他帮助纳粹从已捉获的人员中辨认反抗组织工作人员并且鼓励他们说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瓦尼克是因德拉组织中唯一活到战后的主要人物。伞兵的家人们以及曾协助过他们的人都被运到了毛特豪森集中营，并在那里于1942年10月24日遭到处决。只有加布齐克的家人们逃脱了，因为加布齐克是斯洛伐克人，而德国尚未完全统治该地区。伊莱亚斯将军最终于1942年6月19日遭到处决。1942年9月3日，莱斯洛瓦大街教堂的官员们被审判，经过三个半小时的审判被定罪。9月4日，主教戈拉兹德、简·索聂文德、弗拉基米尔和瓦茨拉夫·齐克尔被处以绞刑。而叛徒盖里克和库尔达则在战后接受了审判，最终在潘克拉克（Pankrac）监狱被处死。

当我们为这些勇敢的人们致敬的同时，也不得不为他们感到惋惜，因为反抗侵略的方法有很多，而暗杀既不光彩也并非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