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京沪杭战役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统筹京沪杭战役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从1929年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赴广西开展工作,继而创立红七、红八军,出任两军的总政委和前委书记,再到1938年1月出任129师政委直到1952年调赴中央工作,邓小平曾长期为一个战略大区的党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所负责区域内的总设计师。在苏区任县委书记和中心县委书记,地位虽不能与这些相比,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各个方面的事都要管,也是一个级别比较小的总设计师。在早期的总设计中,最突出的就是对渡江战役的设计。

1948年12月12日,中央军委指示淮海战役总前委商讨“将来渡江作战计划”。17日,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后的第二天,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邓小平任书记的总前委召开全体会议,集中了一天时间正式讨论了渡江作战的问题。1949年2月,中央军委指示,总前委继续行使领导中原和华东地区的军事和作战的职权,率领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进行渡江战役。通过一系列的准备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由邓小平、陈毅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之后,1949年3月31日,由邓小平起草的总前委《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下简称《纲要》)拟定,4月1日报中央军委,4月3日中央军委批复同意。京沪杭战役,关键在于渡江能否成功,因而又被称为渡江战役。

“百万雄师过大江”,占领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南昌等大城市,彻底摧毁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的渡江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最为壮观、最令人兴奋的一个巨大战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28年来苦苦奋斗而得来的一个最大成果。这样一个重大的战役,由邓小平来主持进行总体设计,建国以前邓小平在党内军内的地位,可能还有必要进行重新估计。

渡江战役打得很顺利,使人们觉得这一仗不要怎么“算”也能赢。这是人们的一种通病,一件事,完成得好,完成得顺利,就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是非常错误的,实质上是那些干不成什么事的人的一种自我安慰。渡江战役那么好打,毛泽东能那么兴奋地写下“百万雄师过大江”的那首气势很大的诗篇吗?(www.guayunfan.com)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敌军是“穷寇”,但我军也是“剩勇”呀!值得注意的还有,1949年4月22日,渡江战役后的第二天,大领袖、大诗人、大文人毛泽东还亲笔写了一篇“豆腐块”文章——消息《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毛泽东这种兴奋喜悦和关注之情,当然并不限于渡江一役,而是革命28年对最后胜利的期待的一种表现,但渡江战役在最初酝酿之时,则并不像后来人们看到的那样必胜无疑。毛泽东曾经特别强调:“不要轻敌一点,甚为重要。”邓小平后来在报告中说:“我们对敌人估计太高”。这表明,在运筹帷幄阶段,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在估计敌情方面是非常谨慎的。刘伯承后来说,“原来准备过江只三野去,后又决定二野、三野一起去。以后四野也来了,成为右梯队。二、三野是第一线。这就形成了百万雄师下江南的局面。”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和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都想在中国造成一个“南北朝”的局面。他们“以为长江天险不可突破,他们就押这个宝。”长江水面宽阔,国民党军队天上有飞机,水上有军舰,陆地有大炮。解放军除了已有不少大炮之外,既无空军,又无海军,飞越长江,对习惯于用现代战争观点分析问题的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纲要》是以渡江成功为前提的,但正如邓小平在渡江成功后报告所说:“这信心不单是建立在政治的信念上,而且是建立在实际的准备上。”他举了几个例子:

——船的问题。敌人把长江上的船都拉到了江南,又封锁了江北各内湖、内河的入江口,以为我军不会有船,有船也进入不了长江。因此,渡江战役一开始,解放军突然出动了万只左右的船,“敌人不明白我们的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其实,我军已把船准备在内河、内湖,又动用了2100万个人工掘渠翻坝,使屯船的内河内湖同长江相通,悄悄地把船运到长江。

——北方人晕船的问题。邓小平说:“我们的人是北方人,北方人怕水。曹操吃亏就在这个地方。”经过多方面的训练演习,也就不怕了。

——通过暗中试渡,检验渡江的速度和敌人的江防。邓小平在报告中说:“假若有人问,你们渡江花了多少时间?我们肯定地回答,先头船只最快的一刻钟。”刘邓用兵很精确,强调周密调查和实际检验,这种速度显然是事先就通过调查和实测计算出来了的。敌人的江防,漏洞也很多,邓小平说:“我们曾开过江去一支部队,埋伏了十天,敌人还不知道。”

如此等等,总的结论是:“长江并不比黄河厉害”。有些困难,“有些所谓军事家认为不可克服,然而我们克服了”。

为了确保胜利,总前委又制定了一个“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战法”。

国民党军队的江防部队总兵力有40个军共115个师约70万人,其中配备在沿江直接负责江防的为79个师,拥有海防舰艇89艘,江防舰艇49艘,飞机285架。这支江防大军分为汤恩伯、白崇禧两个集团,汤集团负责湖口以东至上海,白集团负责湖口以西至宜昌。整个江防线共长约1850公里。因此,敌军虽多,但防线也特别长,平均每个师要防守约24公里,每个人要防守6米,每艘舰艇要负责13公里多长的江面。“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战法”使敌军防不胜防,无法阻挡我军的攻势。

解放军虽然是“宽正面”渡江,但相对而言又是比较集中的。解放军渡江作战的线段为汤集团防守的线段,共850多公里,这个集团共26个军74个师约50万人,其中直接用于江防的为52个师,海防舰艇89艘全由汤集团指挥。解放军整个进攻线段东起江阴,西至马当,全长约600公里,统称千里。因此,这种“宽”又是有度的,不到敌江防全线的1/3,约相当于汤集团防线的70%,再加上千里战线又分成几十个点,其中又有一些重点,兵力更为集中。因此,解放军进攻线段直接面对的敌军又不是太多。如二野进攻的线段长100余公里,守敌为刘汝明第八兵团,共3个军7个师,约4万人。而刘伯承指挥的西集团此时有9个军35万余人,大炮等重装备也很多。这股守敌不但人数少,而且就是在淮海战役中二野用一个团就可以看住其一个军的杂牌兵团。对这个连手下败将也称不上,只能称得上是吃不了的剩饭剩菜的刘汝明兵团,刘邓本想和平解决,通过很多途径做了不少工作,但刘汝明属于那种“不战、不和、不降”的牛皮糖似的人物,拒绝向解放军投诚。因此,刘伯承不屑地说,蒋介石的“所谓千里天险的长江防线长蛇阵”,实际上只不过是“一条无法动弹的死蛇阵”。

解放军方面,此次兵力雄厚,约为100万。而且经过淮海战役,缴获了大量的重武器,原来装备很差的二野此时也有各种火炮1500余门。此外,长江两岸的党组织、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各个方面给予了渡江部队大力支持。这股支援力量,非常巨大,仅是抽调的民工,就有300多万。国民党方面的军事专家很多情况预料不到,往往就是忽略了这数以百万、千万计的人民群众。这也说明了总前委的筹划周密,准备充分,务求必胜。

诸如此类的情况,使总前委对渡江作战充满了必胜的信心。1948年12月17日总前委全体会议第一次讨论这个战役,就被房东老太太称之为“打哈哈会”。1949年3月中旬从西柏坡开完七届二中全会返回前线时,邓小平、陈毅两人不慌不忙地“顺便去爬了泰山,还去曲阜看了孔庙”。

渡江必胜,但绝不等于可以轻胜。我方是木船,敌方是军舰;我方是野炮,敌方是江岸炮、炮台炮、要塞炮;敌方有285架飞机,我方没有。还有一个不可忽视并且实际上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亲自负责的问题——长江中的外国军舰问题。这些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就在中国领海和内河耀武扬威,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地的外国军舰,对我军在军事上是一个威胁,在外交上是一个麻烦。后来发生“紫石英”号事件,四艘英国军舰阻碍我军渡江,打死打伤我军252人,我军愤怒还击,将其中的一艘——“紫石英”号击伤搁浅在镇江江面。据有关人员回忆,此事发生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内心还是很紧张的,担心事态扩大,给夺取全国胜利增加新的困难。

我军已连续大胜,成了威猛之师,必胜之师,但问题也多。如由“旱鸭子”而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游泳、划船、船上射击、水上救护、抢渡、登陆、背水迎战等等。从战术指导思想到战斗、渡江技术,都要重新训练,否则解放军渡江部队,真的有可能成为第二支“曹操大军”。此外,百万雄师,还有几百万民工大军和大批两岸游击队、地方武装,这种局面后面的统筹、协调、组织工作,无疑是一个复杂而巨大的工作。还有,南京为几朝古都,需要保护的文物很多,上海是国际性大都市,打这种城市,用陈毅的话说,好比是“瓷器店里捉老鼠”。对此,毛泽东曾经有过一个著名指示,“野战军不能野”。从后来的实践看,不但不能“野”,连“战”也要特别小心,不能完全从军事出发,还要考虑保护市民、保护文物、保护城市、注意外交等一系列问题。

因此,即使是胜算在手,仍必须精心策划,以求把战争的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在这方面,《纲要》妙笔很多,例如:

其一,“宽正面的渡江方法”。

这显然是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只能采取的一种战术,但它不仅是势不可挡的,而且付出的代价相对而言也是最少的。由于一下就把敌军打得全线混乱,溃不成军,解放军在渡江过程中,在解放南京等一大批大中城市中,“绝大部分没有遭遇到强大的抵抗”。整个渡江战役,我军共伤亡25000人,其中渡江过程中因敌机轰炸等原因造成8000人的伤亡,17000人在攻占上海时伤亡,而全役消灭的敌人则有40余万。

其二,“东西对进,力求迅速会合”,“打乱敌作战体系,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

渡江部队共分为三个集团:粟裕、张震指挥的东集团,8个军;谭震林指挥的中集团,7个军;刘伯承指挥的西集团,9个军。各集团的中心目标分别是镇江、芜湖、安庆。安庆至镇江,水路387公里,芜湖水路东距镇江183公里,西距安庆204公里。彼此之间,距离还是挺远的。因此,《纲要》要求在宽正面渡江后,必须“力求迅速会合”,形成拳头,以合击南京、上海、杭州。对这一点,《纲要》特别重视,指出:“此着实为全战役的关键”。刘伯承特地用“稳健”二字来解说这一“关键”,说这一决策的要旨是形成拳头直捣宁、沪、杭,并且还为对付有可能出现的美国武装干涉做好了准备。

其三,多方案,多对策,“依实际情况临机处置”。

《纲要》对我军渡江成功后的敌情变化做了四种设想:收缩兵力、向后撤收、全线南退和固守宁、沪、杭诸点。对这四种基本情况,《纲要》都作出了对应的基本部署,同时又指出,“如敌完全混乱,则依实际情况临机处置。”后来出现的局面,敌军大体是大混乱、总退却、固守上海。由于我军既整合有序,又机动灵活,因而既打了上海等大仗,又不失时机地猛追敌军。邓小平赞赏地说,从4月23日占领南京到5月初这半个月内,我军追击到了福建的北部,江西的东北部,前进了1500里。“敌人在这样的追击下,没有可能整理队伍”,因而受到的打击也就更大。“能有这种惊人的成绩,是靠指战员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这种英勇精神过去表现在战场上,这次主要表现在脚上。”渡江战役,《纲要》确定的目标是“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南)京、沪、杭”,实际上却扩大到闽北、江西全省、鄂东、鄂南,还增加了武汉、南昌两个省会城市。渡江部队前线指战员们的这种奋不顾身、独立自主、不失时机的精神与意识和总前委授予各部自主权的领导艺术,的确是令人钦佩而感慨。

如此众多的特点,使渡江战役成为“多算胜”的典范之一。邓小平的设计水平,得到了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