蛰居津门，安度晚年_近代天津十大收藏家

蛰居津门，安度晚年_近代天津十大收藏家

1920年直皖战争皖系失败后，李盛铎这位靠皖系军阀撑腰的政客，从此失去了施展政治抱负的空间，于是他退隐天津，不问政事。

李盛铎民国初年就在天津安家，当时居住在英租界21号路（今山西路、南京路交口静远里一带）一座二层楼的花园洋房里。这里原居住一名黄姓的广东人，是这一带最早的居民（据说这里的地名黄家花园就与这位黄姓广东人有关）。退隐以后，又购买了兆丰里的洋楼（另一说在马路对面的日租界秋山街。此说为当年去过木犀轩的天津书商王仲珊所言）。李盛铎在此居住至1937年病逝。

李盛铎在津赋闲期间，也有许多人找他出来。1921年11月，罗振玉出面，让他出面主持敦煌经籍辑存会。1925年9月，重新出山的皖系军阀段祺瑞担任执政，委任他为国政商榷会会长。但这些都是不干政要的虚衔。1926年，他与田文烈、赵尔巽、康有为等13人向北洋政府发出重印明《道藏》的呼吁，得到大总统徐世昌的支持。这一时期，李盛铎真正所从事的事情是藏书与校勘。当时京津一带，聚集了许多近代著名的藏书家，如傅增湘、陶湘、章钰、周叔弢、卢木斋、梁启超、袁克文等人。李盛铎与其中许多人相过从，而傅增湘、袁克文对他执弟子礼。李盛铎在津期间，经常到北京南城的琉璃厂访书，当时许多著名私人收藏家的图书精华散入厂肆，如曲阜孔氏、商丘宋氏、意园盛氏、聊城杨氏的书多转到他手中。由于李盛铎喜欢藏书，而且遇到好书不惜重金购买，京津一带的书贾，遇有好书，便亲自登门木犀轩。书贾的帮助使他得到不少好书，而且还会使多年失散的书重新凑起来。如《大定新编便览》二卷，为世上罕见的星相之书，近世藏书家多未见著录。1917年李盛铎购得一部残本，珍爱不已。没想到，1925年又找到了八年前买书所失散的部分。李盛铎不胜欢喜，在书后跋曰：“延津剑合，何其幸也！因亟携归而合藏之，为密册之一。”此间，李盛铎还有两件得意的藏书逸事：一为收购了聊城海源阁杨氏的藏书精华；另一为1925年收购了罗振玉的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

李盛铎在藏书之余，喜欢校勘书籍，数十年如一日，丹黄不辍。他恪守苏州派藏书家死校之法，一书一校再校以至于三四校，不轻下断语。每部书后面都有自写跋语，记述是书经过、版本源流和书林逸事。后人称其“有黄荛圃，顾千里遗风”。从现存的木犀轩藏书当中，能见到李盛铎在藏书当中留下的不少手迹。解放后，北京大学曾将其书中的校勘手迹辑录成《木犀轩藏书题记》173篇。另外，李盛铎还应弟子袁克文之约，为其作藏书题记13篇。李盛铎在读书过程中，还将自己的藏书编写成4部（经、史、子、集）20册的《书录》，记载原书序跋、抄校流传原委、前人题记、收藏印记和卷帙编次、行格字数、版心题字、刻工姓名、讳字、牌记等。这些也是珍贵的版本书资料。(www.guayunfan.com)李盛铎担任过驻日本和比利时的公使，非常注意清代外交史料的收藏。当时天津《大公报》记者王芸生编写《六十年中国与日本》一书时，曾经得到过他的帮助。特别是为驻俄大使辟谣一段，为史学界所震惊。李盛铎保存了中国驻俄使馆的档案，其中包括驻俄公使杨儒与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独夫的《问答节略》，生动地展现出一个软弱大国的外交官，在自己昏庸政府指挥和凶狡敌国的威逼下只身奋战的情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庚子事变以后，沙皇俄国乘机占领了我国的东三省。沙俄先以军事占领造成事实，继而威逼清廷订立条约，使之成为合法事实。俄军占领奉天以后，逮捕了盛京将军增祺，签订了一个所谓的《奉天交地暂且条约》。对此沙俄并不罢休，还企图缔结一项正式条约。于是清廷委派中国驻俄公使杨儒为谈判代表，与俄国交涉东三省事宜。杨儒在谈判中，不畏强御，拒签沙俄拟订好的不平等条约。杨儒由于内心焦急，在大雪中赴俄外交部谈判，下车时滑倒受伤，致染沉疴，于拒签条约后病逝。当时，外间谣言纷纷，竟说杨到沙俄外交部时是被俄国人踢死的。为证实这一段历史，李盛铎将中国驻俄国使馆的档案赠予王芸生。他说，所以拿出这批档案，是为了给他的朋友辟谣鸣冤。

李盛铎的晚境比较艰难，他的腿摔伤致残，不能行走。另外，还有家事弄得沸沸扬扬。李盛铎继欧阳夫人之后，续娶横沟菊子，后将15岁的张淑贞纳为小妾。由于年龄差距较大，二人经常发生口角。1933年8月，23岁的张淑贞以遗弃伤害罪起诉李盛铎。天津法院最后判以张淑贞胜诉，并向李盛铎索赔5万元。当时收藏家纶明有诗为评：“添香捧砚旧恋卿，竟为钱刀到法庭。非管吹翻一池水，直愁倾了两书城。”自1935年开始，木犀轩的藏书陆续散出，或质于人，或抵押于银行，或抵押于书店。当时纶明在北京的书店中见到李盛铎的藏书即宋本数册。1937年李盛铎病卒于天津寓所，终年80岁。据说当时李盛铎的葬礼非常隆重，黎元洪、曹汝霖等寓居天津的社会名流以及日租界当局的代表都参加了葬礼。

李盛铎病逝以后，木犀轩的藏书去留为世人瞩目。首先外国人企图购买，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获悉书要外流，计划以30万收购，并派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到天津接洽。李家起初开出60万的价钱，袁同礼遂邀傅增湘、胡适等名流到津帮助洽谈。李家减为50万，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在原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到40万。当时胡适表示将借庐山会议之机，请求蒋介石再增加2万元。1937年教育部派傅增湘等人到天津，检阅一下木犀轩的藏书，并作《审阅德化李氏藏书说帖》，文中指出：“统观李氏藏书全部，量数之丰，部帙之富，门类之赅广，为近来国内藏书家所罕见……至于价值之评定，实非片语所能详。姑举近事证之，如前年山东海源阁杨氏遗书，凡宋元本以逮抄校不及百部，已索价40万元，抵质于银行，犹及30万，此尽人所知也。今李氏之书较杨氏增加数十倍，且包含鸿博，多数考览有用之书，两相衡量，是李氏家属50万金之愿望，尚非过奢。谨粗述概要，上供采择，应否酌予增益，以示体恤之处，某等擅便，伏候裁夺是幸。”不久，抗日战争爆发，谈判中止。李盛铎的幼子李滂当上了伪天津县知县。1940年伪华北临时政府出面与其商洽，以40万的价格将木犀轩藏书收购后交给北京大学文学院收藏。此外，李家还将木犀轩收藏的数百卷敦煌写经出售殆尽，其中最好的一部分归于日本人。相传李盛铎的藏书章流落到北平的旧书店中，店主遇到旧本便钤上他的图章以卖个高价。

李盛铎生前对所藏书已经作了初步的整理，自编了《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木犀轩宋本书目》、《木犀轩元版书目》，还自写书录一千四百余条。1940年李氏书卖给北京大学时，李滂等又写了售书目录。北京大学图书馆对这批书的整理与编目工作，始于1946年，由著名的版本学家赵万里先生主编，参加工作的有宿白、冀淑英、常芝英、赵西华等诸位先生，到1950年基本完成。1955年由常芝英先生完成收尾工作，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向达教授撰序，1956年付印出版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1979年开始，在北大图书馆领导的支持下，张玉范先生借助善本阅览室的工作条件，利用四年的时间，整理李氏藏书题记和李氏书录手稿，编写了《北京大学藏木犀轩藏书题记》一书，并于1983年正式出版。由此看来，木犀轩的旧藏古书不仅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李盛铎本人的题记、书录也为古籍版本学的研究提供了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