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好”标准_近代天津十大收藏家

“五好”标准_近代天津十大收藏家

周叔弢收书藏书有一个自拟的“五好”标准，也是他鉴别善本的标准。所谓“五好”就是：第一，版刻字体好，等于一个人先天体格强健；第二，纸墨印刷好，等于一个人后天营养得宜；第三，题识好，如同一个人富有才华；第四，收藏印记好，宛如美人薄施脂粉；第五，装潢好，像一个人，衣冠整齐。

周叔弢以人喻书，讲得十分生动。但这不只是比喻，他对于书的爱护也确有把书当做人来对待的味道。他常常用“蹂躏”这类字词来形容看书不仔细而损伤了书的行为，对于看书不知爱护的人，哪怕是至好的朋友也不肯把书给他看。他在得到好书后，装潢好的就照原样保存，如有破损或装潢不如意的就找良工来补缀、重装，然后用樟木夹板或放在楠木书箱里保存。用他的话说，这样才“对得起”好书。他自己看善本也要先把书桌擦净，再把书打开平放在桌上，或者以一手轻托书脊，端坐来看。

现就他所收藏的完全符合“五好”标准的善本，略举三例如下。

宋淳熙乙未，陈伯广在镇江刻的《新定三礼图集注》。小字古雅有致，刻工精整，并有大量木刻插图，可谓符合第一条标准。此书初印精美，看上去仍如新印书一样，用的是淳熙公文纸，符合第二条标准。书后有钱牧斋跋语，钱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诗人、大藏书家，经他一题，达到第三条标准。这部书的收藏印记有明代大收藏家华夏的“真赏斋”印、清初的徐干学印、康熙时大藏书家季沧苇印、清末大藏书家海渊阁杨氏藏印和钱牧斋跋语后的名号印。这些收藏印中有一两枚已弥足珍贵，况有许多，第四条标准完全符合。海渊阁杨氏的藏书装潢在清末瞿、杨、丁、陆四大藏书家中名列第一，满足了第五条标准要求。(www.guayunfan.com)宋本《新序》也是海源阁杨氏收藏。杭州刻本。字体仿欧体，刻工方整，纸印精美。有钱牧斋题识，黄荛圃藏印（《新序》曾收入黄荛圃的《百宋一厘》）。书后有黄荛圃跋三则和金锡爵、杨绍和跋。并钤有钱谦益、徐轮学、季振宜、黄荛圃等人印。这部书装潢最特殊处是保留了黄荛圃的楠木书匣，并有旧锦套和孙延题签。黄的楠木书匣所用木板极薄，经过二百年时间仍不变形，颜色黑中透紫，其保藏的光泽，极似紫檀，俊雅之至，足为好书添色。

宋本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注》是清代藏书史上有名的书。这部书字体秀逸、刻工甚精，黄纸初印，每册首末均用宋金栗山藏经笺作护页，书匣是黄荛圃士礼居原物，孙延题签。还有明人董宜阳、项禹揆，清人周春、黄荛圃、汪阆源等收藏印。书中各家跋语连贯起来尽述了这部书流传的全过程，非常清晰，耐人寻味。完全符合他藏书的“五好”标准。

上述三例足以证明周叔弢收书藏书的“五好”标准格调极高。就善本来说，能具备版刻字体、纸墨印刷、题识、收藏印记和装潢五项都好的书，毕竟是极少数；而够得上“五好”中的三好、两好，甚至有时突出一好的书，也可以称作善本书，比如有黄荛圃的跋语或汲古阁的收藏印记等等。

结合“五好”的每项标准，分别从周叔弢藏书中举例说明：

周叔弢藏书中称得上版刻字体好的宋本书，有婺州市门巷唐宅刻本《周礼注》、余仁仲万卷堂家塾刻本《礼记注》、宋淳熙二年镇江府学刻公文纸印本《新定三礼图集注》、鹤林于氏家塾栖云阁刻本《春秋经传集解》、绍兴十八年荆明北路安抚使司刻递修本《健康实录》、刻本《新序》、淳祐刻本《兰亭续考》、刻本《清波杂志》、刻本《南华真经》、西汉注刻本《陶靖节先生诗注》、蜀刻本《王摩诘文集》等等。金本书，有金刻本《壬辰重政证吕太尉经进庄子全解》、张宅梅明轩刻本《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元本书，有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春秋经传集解》、大德三年广信书院刻本《稼轩长短句》、延祐七年叶曾南阜书堂刻本《东坡乐府》、至大刻本《梅花字字香》、至正刻本《梅花百咏》等等。明本书，有嘉靖三十七年绍陶室刻本《杂剧十段锦》、嘉靖四十二年范唯的玉雪堂刻本《释名》等等（以上各书的书影可在《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和《中国版刻图录》中找到）。

周叔弢对古书的鉴定很注重纸张研究。他常常说纸张是辨别古籍年代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即他所说的“五好”标准中的第二条标准。他不但对宋元古籍的纸张有研究，对明清书籍所使用的纸张也做过探讨。例如他在旧藏秀野草堂本《温飞卿诗集》前写有关于开化纸沿革小记：“开化纸之名始于明代。明初江西曾设官局造上等纸供御用，其中有小开花（较薄）、白榜纸（较厚）等名目。陆容《菽园杂记》称衢之常山开化人造纸为业，开花纸或以产地得名，他省沿用之。清初内府刻书用开花纸模印，雍正、乾隆两朝尤精美。纸薄而坚，色莹白，细腻腴润有抚不留手之感。民间精本亦时用之。嘉（庆）道（光）之后质渐差，流通渐稀，至于绝迹。此书是康熙印本，纸之莹洁细润皆逊于雍正、乾隆两朝，非比较不能鉴别其差异，偶有所会，聊记数语于此，他日当取清内府本以证之。1982年叔弢记，时年九十有二。”

在书画上题识，是我国的传统，也是我国文物鉴赏家和收藏家所喜欢做的事。明清以来，古籍的文物意义日渐增大，如同在书画上题识一样，在善本书上题识也日益增多。题识的内容非常广泛，或考证版本源流，或记载流传经过，或抒发得书时的心情等等，给书增加了一份人的感情，使后来者读时增加了情趣。名家的题识，往往不仅肯定了书的版本源流，且提高了书的价值，即所谓“一经品题，身份十倍”。过去藏书家喜欢在书上题识的，清代有黄荛圃，近代则有傅增湘。黄氏的题识曾由缪荃孙辑成《荛圃藏书题识》十卷，王大隆辑成《荛圃藏书题识续录》四卷、《荛圃藏书题识再续录》三卷。傅增湘有手订的《藏园群书题记》。周叔弢对书的爱好有强烈的感情成分，故在收藏善本书时很注重题识，“题识好”是他藏书的“五好”标准之一。他对有名人题识的善本多不惜重资购进，他所收藏的有黄荛圃题跋的书就不下数十种，其他书中有明清以来藏书家题识的也很多。他对题识的注重，可以一事例说明：有一部元本《山谷黄先生大全诗注》残本，只存十八卷，由日本东京文求堂买去。此书是残本，刻印也都非精品，可是书后粘一签条小字题“一本永乐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苏叔敬买到”，并有黄荛圃题跋，这一签条说明这书是明初的官书。周叔弢因这部残本有这两条题识，就把书从日本买了回来。他对自己的藏书也偶然做些题识，但十分谨慎，多用小楷或小行楷写出。如他在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春秋经传集解》的题识，在宋余仁促万卷堂家塾刻本《礼记注》的题识，都可以从收书经历记述中看出他收书之辛苦和爱书之真挚（他也为他人藏书作过题跋，审辞精辟。梁鸿志在《题周叔弢自庄严堪检书图》诗句中，称他“周侯书眼如炯月”）。

日本古写本文选注包首题签周叔弢旧藏

书上的收藏印记类似书上的题识作用，但又有不同。它与题识不同之处在于它不需要写文字，有了收藏人的收藏印记，便可以考证出书的年代、出处，而名家往往可以在肯定书的价值时增强说服力。收藏家印记一般都是请名家镌刻，使用的印泥可经过若干年而色泽如新，为好书增色生辉。如明末汲古阁毛晋的图章用细圆朱文，所用印泥也鲜艳夺目，益增其美。毛氏对宋版书的最精品又常常钤上“宋本”、“甲”两个朱文印。这也是对书的最好评价。周叔弢所收藏的善本大部分均编入他的《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其中他认为最精品的，才钤用童大年为他刻的八方形“周暹”名印，肯定这本书的价值，并且说选用这方印并不是因为它特别好，而是因为它小，如果后来的藏书者觉得不好，还可以挖掉，不致损书太甚。对不完全符合他说“五好”标准的书不钤此印。因此，他认为收藏印记是衡量好书标准之一。

书的装潢如同人的衣饰。装潢包括书皮、副页、书套、书匣，以及装订的整齐、破损书页的修补，甚至装订用的丝线都在其内。周叔弢十分重视书的装潢。藏书中原装精美的加意保存，不使受损；凡书好而装潢不佳或有破损的必找良工重装或修补。他曾说，清末藏书四大家瞿（轶琴铜剑楼）、杨（海源阁）、丁（八千卷楼）、陆（皕宋楼），以瞿、杨两家藏书最富，而就书的装潢而言，则杨家远胜瞿家，居四家之首。杨家善本书都制楠木匣保存，若原书有前代藏书家书匣的，则保存不动。周叔弢经过书商从海源阁杨氏后人处收到黄荛圃旧藏的宋本而汉注《陶靖节先生诗注》就是保存了黄氏的原书匣、金栗山藏经笺作护页、孙延题签。他早年得到的元相台岳氏本《孝经》重装，书皮用的绢粗劣不堪，也有损坏。他找了一位专门修补古籍的老师傅到他家中修补装订，换了书皮，配了楠木书匣，这才放心。还有，他有一部元刻本《复古编》，因纸张曾经染色，发生化学变化，以致触手即碎，他即嘱那老师傅加以重装，四周围以素纸，不但便于翻阅，更重要的是延长了书的寿命，绝不是仅仅为了“装潢”。又如，胡昭衡在天津任市长时，曾拿一部自己旧藏的《王维集》请他鉴定并题跋。周叔弢写了题识，觉得好书没有书匣，有些美中不足，就代配了一个书匣送还。这些都是他重视装潢的实例。解放前，他在上海买到瞿家旧藏的宋本周辉《清波杂志》。此书由瞿氏卖出后，曾经过某人之手，某人为书配了粗劣书匣，并刻有俗手题写的书名。他看了非常厌恶，认为对不起好书。后来他把书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时，特地把这个书匣留下，并向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赵万里说，不能让好书放在这个不相称的书匣里，应由馆内另制一个相称的书匣存放。北京图书馆果然照办。

周叔弢的这个收书藏书标准，也曾被偏激的人讥讽过为“古董家”收书，而不是读书人的收书藏书。但既要欣赏古籍就要讲些趣味，而周叔弢的“五好”标准也正是他欣赏古籍的趣味所在，有了趣味才能有对古籍之挚爱；对古籍有了挚爱，自然就提高了对古籍的欣赏标准。他悬格愈高就愈显出他爱古籍之情愈深，应是无可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