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于著述_近代天津十大收藏家

勤于著述_近代天津十大收藏家

王襄所处的时代，正是从金石学到科学考古学诞生的时代，他的收藏及研究继承了乾隆、嘉庆以来，尤其是同治、光绪以来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这个基础上又汲取了近现代的科学考古方法，扩展范围，不断进取，这些思想方法都反映在他的著作中。同时，对于研究工作，他主张鉴定为首要，在《簠室题跋》中云：“从来治金石学者有二派，曰考证，曰鉴定，二者以鉴定为要。鉴定确实而后考证有所附，不然，博引广征徒词费耳。”所以他在题跋书、帖、金石时，必是鉴定确定而后加考释，于古文字、记载，可以证经，又可补史，“古器物之文字为古人精意所寄，礼、乐、兵、农之器可以证经，碑、志可以补史，其文章、书翰是供文士之诵习，亦艺苑之盛业也”。

为了研究、著述，王襄阅读了大量参考资料，因生活窘迫，许多书籍不能购置，大多是借来抄录。解放前抄录的甲骨学著作，辑成《贞卜文临本》、《殷契录存》、《契文汇录》、《龟甲兽骨文字》、《殷墟文字存真》、《殷契卜辞》、《安阳发掘报告》（1、3期）、《殷契粹编》、《甲骨文录》、《河南安阳遗室》等书之精要。另有《簠室杂抄》四册，为杂抄各家金石著述、考证及诗作等。王襄毕生致力于我国古代文字和文物的研究，见过不少实物及拓本，积四十余年所写的鉴定、考辞和评介文章，分别于1920年、1938年、1948年、1956年及1963年编成《簠室题跋》五卷，共586篇，以书、帖、金、石四大类划分，题跋文字长短不一，多有独到见解，从中可见他对我国古代艺术的高度修养和渊识博见及治学态度，王守恂评《题跋》时称其“翔实中具见学识”。这些资料比较今天我们所做的读书笔记更胜一筹。从这些毛笔书写摘抄和题跋中，我们似乎看到一位学者不顾隆冬酷夏，奋笔疾书。正是这种对学术研究孜孜以求、坚忍不拔的精神，才使他及时掌握了当时的学术动态，积累了大量的珍贵资料。

王襄一生遗留下来的著述很多，已发表的有：

《簠室殷契类纂》 这是我国第一部甲骨字汇，开创了甲骨文字典之先河。王襄编辑此书历经十余年之久，1918年完成初稿，1920年12月由天津河北第一博物院出版。该书最突出之处，在于编订体例方面的创见，不仅按《说文》摹写甲骨文，并于每字之下临写卜辞原文，使读者既能了解甲骨文的结构特点，又便于探究卜辞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二三十年代，虽有新的甲骨文字典相继问世，然皆未有引述全句卜辞者。编排甲骨单字引用整句卜辞，实发端于王襄的《类纂》。1927年、1928年间，王襄在四川三台及归津里居之即，重检《类纂》，予以厘订，新识与勘误者27字，增补异文11字，于1929年10月再版重印。(www.guayunfan.com)《簠室殷契征文》 1925年9月由河北省第一博物院石印出版，书中甲骨拓本编为1125号，实数王襄甲骨960版。此书特点主要有四方面：第一，介绍了一批有学术价值的甲骨材料，如“帝系”一五一，“游田”五一、六九，“天象”一、二等皆是。第二，每条卜辞皆有考释，方便读者使用，作者“释字考文，不无精到”（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序言》）。如“岁时”五“田”为祭田祖之解说，即是一例，“田”是关于商代农事活动的一条有名的卜辞，它是读通全辞的关键。王襄释“”，祭名，田，即田祖。“田”即祭祀田祖（如神农、后稷），其他学者多谓田是“协力耕作”，并以此卜辞为商代奴隶劳动的典型材料。然而王襄之说实胜于后者；“天象”九三“丁卯卜，大贞：今日”，王襄释为啟，谓雨过天晴，所说极是；“征伐”九“勿登人乎”，王襄引《周礼》说“登人”为聚众之意；“人名”三“箙一牛”，王襄说是古“箙”字，疑与疈通，极有见地。第三，试行分期断代，如“帝系”一七六考释谓，“武丁之阳甲（羊甲），廪辛、庚丁（康祖丁）之于祖甲，均得称为父甲，此为武丁或廪辛、庚丁（康祖丁）世之卜辞也”，作者在王国维之后继续研究，并有新收获，故胡厚宣先生有“甲骨断代，自王国维、王襄开其端，董作宾发其例，时代先后，略可究明”之说（《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序要》）。第四，踵继孙诒让、罗振玉，从事于甲骨分类，其所分类目，较孙、罗两氏为胜，其中天象、岁时、游田、征伐等各成一类，更是把握了卜辞的重要内容。《征文》印行之初，郭沫若认为所用拓本曾经“剪辑粉饰”，而疑其伪。当时，王襄亲友、学生劝其著文剖辩。而他告之曰：“塞口易，塞心难。终有河清之日也。”仍埋头著书如故。罗振玉在此前曾借去王襄所藏甲骨拓本不还，并擅自在自己编辑的《殷墟书契续编》中采用，由于他的引用，后来商承祚、孙海波、董作宾也引用，郭沫若看过后才在他的《卜辞通纂》中云：“终不能不承认余言之为诬……知《征文》不伪。”

《簠室古甬》 该书是我国第一本著录古代明器的图册。1909年王襄将自己收藏的古俑等编为图册，订名《簠室古甬》（甬即俑字）。自费付梓，这是他第一次用簠室作书名。该书共收自藏俑、兽、室、井、灶等64件，成图版14页，序言和说明14篇，说明为亲笔书写影印。全书自行设计装帧和题书名，用珂罗版白卡纸印刷，16开横排，印本古朴清新，精致喜人，为当时出版物中所少见。书后印“天津王家所藏，不许复制”，用来分赠同好朋友者。王襄在序中云：“……古俑之可宝，不第发前人未见之奇，试古葬礼已也，其衣裳冠履可考历朝之礼节焉。其装饰、其制作可考历朝之习尚与美术焉。有是数者，得之者当如何珍惜也。”

《古文流变臆说》 1949年辑成，1961年出版。王襄在出版说明中写道：“……在历史、考古科学迅速发展中，我国古代文字研究的观点与方法已有长足的进展。本书为作者多年前旧著，聚形比谊以探字源，或汇举通假而发凡例，成一家之言，其中有可为读者参考之处。”书中举甲骨文69字，金文75字为例释。分作上、下两篇，可为研究文字学者参考之用。

此书影印之前，因找不到适宜的抄写者，遂由王襄亲自执笔书写，历时三个多月。

《古陶残器絮语》 1947年发表在《燕京学报》第35期上。1982年《齐鲁学刊》第5期载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著《山东陶文的发现和著录》，内称：“天津王襄先生著有《古陶残器絮语》是概述陶文的一篇重要文字。”

《滕县汉石画像记》 1950年在《燕京学报》第38期上发表。不久，又写《滕县汉石画像记书后》。该书收录山东滕县二三十年代所出汉画像18石，论述其内容及社会背景。

此外，尚有数稿因种种原因尚未出版，摘其主要著作列下：

《秦前文字韵林》 1931年写成，收古文字3102字。是以《簠室殷契类纂》、《说文古籀补》、《金文编》为蓝本，上起商，下至战国，凡卜辞、金文、石鼓文、陶文、玺文、币文释出可识之字，依《佩文韵府》之例，分上平、下平，上、去、入声，辑为五编。1934年交天津永聚珂罗版印刷所印350部（每部5册），已印成4页，因承印商提高印价而毁约，未能出版。

《古陶今释》 1947年写成的《古陶今释》分上、下二册，所依据之墨本以潍县陈介祺藏陶为多。收集2304件有铭文陶器，他在序中云：“陶器为人生事之需，自王公至民庶，奉生敬死，凡百供用，罔不利赖。在周之世，官有陶人，旊人掌理其事，至今观览其文，可定其时代，而千年之文教，万民之习俗，由此可以推知，亦考史之旁证。”他认为当时许多金石学家着重于金文、玺印、简牍，对陶文往往比较轻视，而陶文虽然不如金文重器有长篇的铭刻，但应用广泛，而且本身具有强烈的时代特性和地方色彩，这种认识基点高，极为难得。1949年写成《古陶今释续编》上、中、下三册，所依据之墨本以建德周霖陶文及萍乡文民瓦削文为多，共1370件，其搜集之功，可谓勤矣。

《殷代贞史特征录》 成书于1953年王襄78岁，此书是其晚年代表作之一。全书共八节，采用卜辞断代之法，举贞人87名，将每一贞人及相关活动予以排比。一至五节，举一至五期贞人35名，并标注“第四期武乙、父丁之世，卜辞不记贞人之名，故阙焉”。第六节为“未能确定时期之贞史”，共举贞人45名。第七节为“同版共贞之贞史”，题注云“若许卜辞刻在一骨或一甲，而贞人名不同，为二人、为多人，知各卜辞是同期，而各史为同僚”，共举31组。第八节为附载两则，其一提出子卜辞，反映了作者对此所作之思考。文曰：“卜辞有子卜贞、子贞、子卜、王卜贞、余贞、我贞之文。子卜贞之卜辞，并记子商呼出于壶。子商是武丁之子，其他子卜贞、子贞、子卜之辞，文字笔法颇同，因列于第一期。王卜贞之卜辞，记王东征人方，为帝辛史实，即帝辛亲贞。王卜贞或其时记事特例。余贞、我贞为王亲贞之语，亦王卜贞之变文。子与王，非贞史，然实行卜贞。并附载之。”其说稍嫌简疏，但王襄勤于探索之精神，值得称道。《特征录》书前，王襄写有一篇长序，云：“感董彦堂先生断代贞史之说，因有贞史之集，愿泐专书，著其名字，搜尽旧藏及各家著述得87人，自念衰老，难再增益，乃分期写定，成《殷代贞史特征录》一篇，供修殷史人物志者之取材。所未备者，皆所未知也。”并申述自己见解：“研求契文者，每趋重王室，于民政或疏。第卜辞有‘我受黍年’、‘来岁受年’、‘我受年’，皆祈年也。殷代以农立国，年荒则民生坐困。祈年，民政之重且要者。卜辞又有‘登人伐下旨’、‘勿登人伐颉方’、‘呼代登人三千’、‘勿登人五千’，类周之比军众。征集民众，是有户籍之证。户籍亦民政之一端。至于征伐，所以卫国保民，益属民政所有，事未可以好大喜功议之。”又云：“小屯之大龟四甲，出于武丁之世，其一记载，事皆卜旬。十一月癸巳为宾贞，十二月癸丑为品贞，十三月癸巳为古贞、又十月癸酉为争贞，十二月癸酉为贞，考贞史之不同，意究何在？得无其时才人众多，掌管之责，有值日分司之例乎？！……若共贞者……武丁之世有日同、事同二人皆贞之例。……间私度之，共贞者有正伐之义，且加慎焉。日同、事同之贞，有似后世卜筮之兼用，所以重决疑、审是非也。”

《古镜写影》 1950年写成。原书草拟于天津沦陷时期，书中收周代至明代铜镜579面，考证翔实，文字精练，序言中论证了周代已有镜的见解。

《两汉文物举例》 1960年写成，收录五百八十余件两汉新莽时期文物，另有新出土的文物。王襄在序中云：“近今嗜古家之搜集与国家大建设之发现，当时所遗留及墓葬所保存，颇有其器物。凡铜、玉、陶、瓦、竹、木、漆器之属，灿然皆备，人民亦得研究其工艺且体会其生活。……兹编所辑，自刘邦建国至刘秀中兴，取其文物之变荦荦著于今者为一卷，新文物为一卷，图录二卷附焉。非弟述古，且以励今。”是书把不同代文物集中起来，集中排比、分析，可以看出每个时代的文物特征。这种研究方法，符合现代考古学的基本规律。

此外，尚有《课余日知》（1897年）、《簠室小知录》（1914年）、《流沙坠简勘误记》（1915年）、《纶阁文稿》（1918—1959年）、《纶阁诗稿》（1928—1937年）、《入蜀琐记》（1926年）、《读书管窥记》（1930年）、《宋钱志异录》（1939年）、《簠室楹联集》（1960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