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述《校碑随笔》_近代天津十大收藏家

著述《校碑随笔》_近代天津十大收藏家

天津旧时有一些收藏碑刻石经大家，这些人不仅藏量丰富，而且富于研究。例如清代同光年间的樊彬，搜罗海内碑刻达2000种，有《畿辅碑目》行世。再如清末民初的孟继熏，藏碑达数千种，是晚近的收藏大家。但在全国影响最大的当推方若。

方若搜集碑刻石经的历史比较早，而且富有成就。清末民初，中国嗜金石者众多。中国人喜欢把富有成就者拥趸为四，如“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等，而收藏碑刻石经的也有“四位大家”，即方若与罗振玉、刘鹗、王孝禹。四位大家之间交往颇深，且相互交流研究。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刘鹗曾将自藏的《崔敬邑墓碑》影印百部，分赠同好，帖前有刘鹗、方若、王孝禹、罗振玉四人合影玉照。此帖当时就受到收藏者的青睐，得之令人羡慕。

方若收藏的碑刻很多，而且有很多精品。如汉碑《马君扆》、《延熹平圭》等为世间尤物。特别是《土圭刻字》，碑文为草隶书，三行，首行四字，后二行各五字，字体似王羲之，世人推此碑为草书的鼻祖。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河北省定州出土，先由端方收藏，后归方若。此外方若还收藏晋咸宁砖，砖刻字笔势与《土圭刻字》字体相近。其藏有三块砖：砖文一作“咸宁五年七月下”，一作“咸宁五年闰月十八日”，一作“廿百枚”。字体没有重者。1932年洛阳大学旧址发现汉刻石经残石，这些残石价值很大，人称“熹平石经”，遂招致国内一些收藏家纷至沓来，如徐森玉、马衡、文素松、陶湘、于右任、白坚等所得不少。当时在天津开设新明大戏院的富商孙宝山，也运来一批计百余石，约170字。方若闻讯而至，以七千余元购入。他得到这批残石非常高兴，认为好友罗振玉收藏石经仅数十个字已经闻名全国了，而收得这批藏品，可在罗振玉之上。以后他又有新获，为此在家中曾辟一间石经室，招致工匠，精制拓片，分赠好友。1934年方若在出售钱币的同时，曾将部分石经出售给日本人。

方若于碑刻石经不仅仅是收藏，而且潜心研究。每知一石出土，就要知道它的字体内容、多少字、哪里出土、流传过程、今藏谁家。宣统年间，有人在四川勘矿，从山洞中得一块石碑，人称“延祐（年）石室题字”。此碑为隶书，三行，每行四字，据说此碑运到京师，不知确切去向。方若千方百计寻找下落，后托友人王孝禹打听到此碑收在清皇室贝子溥伦家中。又“沮渠安周造像碑”光绪年间出土于新疆，后被德国人所得藏在柏林博物馆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端方出使柏林，手拓以归。方若得知后，曾托去德国的朋友传拓，遭到拒绝，一直耿耿于怀。后来罗振玉从端方家中借得拓本照相，送给方若才了却心愿。(www.guayunfan.com)宣统年间，方若的《校碑随笔》问世。这部书记录了上自周秦，下至五代，计507块碑。根据石刻损毁的情况，考订拓本的先后新旧，指出翻刻与原刻的区别，为初学者指点迷津。书内还记载了石刻的流传情况、今藏何家，为考据家提供研究依据。书后还附列伪刻，让收藏者辨识真伪。此书一出，受到国内外收藏家的重视，清末民初，翻印不计其数。后人周煦良先生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方氏的见闻不可谓不广；搜集不可谓不勤；辨识不可谓不细；著录不可谓不备，所以大半世纪过去，这部书仍然没有代替它的。”潘景郑先生说：“清季定海方若，以毕生之力，沉酣石墨，创为《校碑随笔》一书，就所见墨本之先后，校订其同异，虽点画之差异，不轻易放过，循是以求墨本之新旧，毫厘不爽。按其书溯周秦迄五季，都碑刻五百余种，举凡海内名碑，约类可见，椎轮之功，自不可没。”1981年7月上海学者王壮弘历几十年，出版《增补校碑随笔》，使方氏的校碑学得到弘扬。

王壮弘为方若所著《增补校碑随笔》作增补

方若除了收藏石刻、古泉外，还收藏古玉。其收藏的商代小臣残玉、元代的玉牒皆为古玉之华盖。方若还擅长绘画，取法张僧繇，后在中国画的基础上吸收了日本画的元素，独具一格。当时方若的润格很高，一般人买不起。他的画颇受日本人的欢迎，当时旅津的日本人，以得方若的画和曹汝霖的字为多，方若因此获利不少。方若在书法方面也有造诣，书学米芾，柔中带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