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增益校勘_近代天津十大收藏家读书、藏书、校勘、刻书是陶公平生志趣。经陶湘校勘、刻印的古籍，不但校订优良，纸墨优美，而且行款装订均为佳妙，在民国时期的出版界中享有盛誉。闲暇之余，陶公经常搜览、校勘藏书。当时的涉园刻书可与武进同乡、藏书家董康的诵芬室刻书齐名。陶湘校勘、刻印的古籍均为当时所罕见。陶湘校勘的典籍主要有如下几种。
增益校勘_近代天津十大收藏家
读书、藏书、校勘、刻书是陶公平生志趣。经陶湘校勘、刻印的古籍，不但校订优良，纸墨优美，而且行款装订均为佳妙，在民国时期的出版界中享有盛誉。丰富的藏书为陶公校勘创造了条件，而精于校勘是保证刻书质量的关键因素。刻书不但可以保存古代典籍，传播民族文化，还可以弥补存世之不足。
闲暇之余，陶公经常搜览、校勘藏书。经他校勘的书籍，几乎红笔圈遍，他用心剖析其中的疑义错谬。有时还与缪荃孙、傅增湘、罗振玉、章钰等人互出所藏，商讨雠校。
陶湘曾经说过：“欲尽鬻所有，从事刻书，期之十年，可成百卷，流布他日，藉以不朽。”（伦明《辛亥以来藏书记事诗·陶湘》）他从清宣统年后开始致力于刊行古籍，到民国十年至二十年（1921—1931年），刻书量已相当惊人。当时的涉园刻书可与武进同乡、藏书家董康的诵芬室刻书齐名。董康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前，已陆续有些刊刻，诵芬室的刻书远比藏书著名。三十年中，他先后刻成诵芬室丛刊等三十余种，并有余力为吴昌绶双照楼、陶湘涉园、蒋汝藻密韵楼等家代刻书。如今陶湘与董康比较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刻书时间上，陶湘较董康少二三十年，可数量相当，足见速度之快；在刻书内容上，两人都以集部为主，董康所好在戏曲，而陶湘戏曲、美术、工艺及丛书都侧重，可见范围之广。陶湘校勘、刻印的古籍均为当时所罕见。伦明先生在《辛亥以来藏书记事诗》中评价陶湘刻书成果：“以类求书书不同，巧于弃取绍陶公，藏书岂若传书久，欲散家赀养刻工。”陶公由藏书转入刻书，可见其目光远大。
陶湘校勘的典籍主要有如下几种。(www.guayunf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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