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佳话_近代天津十大收藏家

藏书佳话_近代天津十大收藏家

周叔弢在收集善本的几十年中，所付出的心血比付出的金钱要多得多。因此，也流传着不少动人佳话。

他在收书过程中，看见一部好书散失在几处，必要千方百计搜寻，不惜重价收买，使缺而复完、珠还璧合。好像凑齐一部书，就像一家人团圆一样，这样他才感到满意舒服。他收藏元相台岳氏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是经过十六年努力搜集才凑成全书的。在1930年庚午春，周叔弢从天津文友堂书店得到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中的《春秋年表》和《名号归一图》二卷；同年秋又在藻玉堂书店购到其中的卷十二、十三和卷二十七至卷三十，共六卷；1931辛未冬又从肄文堂书店得到卷二至卷十一，卷十四至卷二十六，共二十三卷，只差第一卷。听到第一卷于十年前被嘉定徐氏买去，因知徐氏后人住在北平，遂托人就近去找，结果说是前几天已被一龚姓用600元买走。后又传闻该书第一卷在上海“淞沪之战”时被毁掉。周叔弢为了不使全书无首，不得已于1933年从傅增湘处买来抚州本《春秋》第一卷来配套。十几年后，1944年甲申阴历十二月廿六收到北平陈济川函称，嘉定徐氏藏岳刻本《春秋经传集解》第一卷到谢刚杰处求售。他听到后惊喜过望，急致谢函去问，谢刚杰已介绍藏书的徐某于阴历十二月廿九来津求售，同时带来的还有脂砚斋评《红楼梦》庚辰本。当时，他不想买《红楼梦》庚辰本，而这么多年梦寐以求的《春秋经传集解》第一卷则非买不可。最后因索价太高，留斋中五日，终议价未成还给卖主。在以后两年中，卖主知道周叔弢非买不可，故当他屡次问价时，便屡次提价，始终未能买成。1946年丙戌夏，周叔弢见到周骏良时，谈起他所收藏的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尚缺首卷的经过，并说：“嘉定徐家和寿州孙家是至亲，请你转托静蛬（孙多焌字静蛬，周骏良的岳父），能否相机谈谈，不要提我买，提到我，不是售出就是不卖。为了凑齐一整套好版本的书，只要买到，价钱不计。”几个月后的一天，孙静蛬在北京中孚银行见到徐某，趁徐托他鉴定旧玉器时，提出想买这本书。徐知道孙精于古瓷旧玉，一向不问版本，认为开玩笑，便索要黄金一两。没想到孙静蛬当时答应，随即找中孚银行负责人借了一两金子先付了书价，约定次日把书送到家。徐在众人面前不好翻悔，于次日把书送来，仍询问是否代别人买，孙始终没告诉他。当周骏良把书给周叔弢送去时，生怕由于价昂，受到埋怨。没想到，周叔弢当时兴奋至极，手翻着书，眼笑成一条缝，连说：“亏了静蛬，值得，值得！”当时只知道他爱书藏书，肯花钱买书，但对他如此兴奋心情并不理解。后来看到他写的书跋：“珠还剑合，缺而复完，实此书之厚幸，岂仅予十余年好古之愿一旦得偿为可喜哉！”才知道他积十六年辛劳凑齐一部好书，首先是为书的复合而欢庆，也可以体会到他爱书的意笃情深。

还有一件事，他的明沈氏野竹斋刻本、汉韩婴《诗外传》，也花费了十年工夫搜求才得全书。早在1919年，他在扬州方氏藏书中喜得十卷本《诗外传》中的一至八卷，尚缺第九卷、第十卷。他为了弥补佚缺，千方百计访求达十年，直到1929年才收购到佚缺的第九卷、第十卷，璧合之愿终于得偿。

但他的另一部书，宋鹤林于氏家塾栖云阁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却没有上述巧合。这部书，他先从山东聊城海源阁杨氏后人处得到二十三卷，又从李盛铎处买到先散出的四卷，从北平书商王晋卿处买到一卷，共计二十八卷，所缺两卷为第十卷和第二十六卷。第二十六卷在上海刘晦之处，他多次婉商，坚不允让。第十卷则多方寻觅，踪迹全无，无法配全。他于1942年壬午此书后跋语说：“今刘氏书（指刘晦之藏书）残佚过半，剑合珠还之愿更不可期；得失聚散固有定数，非人力所能强，第衷心耿耿，终不能不为此书深惋惜耳。”他惋惜的是一部好书不能再全，而不是个人得失。(www.guayunfan.com)周叔弢爱护古籍，有为国家保存文物的思想，故对流失国外的善本，总是竭尽全力赎回。1933年他偶然见到日本文求堂书目列有我国宋、元、明本古籍凡百余种，有的是他在国内听说过、鉴赏过的。如北宋版唐杜佑《通典》索价1.5万元，宋刻绍兴本《东观余论》索价1000元，均为海内孤本。他不愿古籍流落异国，遂奔走呼吁，希望国家及国内富有者赎买归国，无奈事与愿违。《通典》价昂，他个人之力不及，遂以1000元购回《东观余论》。他心绪万端，在书后援笔为跋，除记赎书原委外，还慨叹说：“独念今昔，边氛益极，日蹙地奚止百里，当国者且漠然视之而无动于衷，余乃惜此故纸，不使沦于异域，书生之见亦浅矣！恐人将笑我痴绝无以自解也。噫！”寥寥数语，道出他爱国心情，岂仅仅为一部《东观余论》！嗣后，他又筹款陆续赎回元本《黄山谷诗注》及古阁影宋抄本《东家杂记》等书。只是那部宋本《通典》，后被日本文部省定为“国宝”，不准出口，无法赎回。他多年之后提起此事，仍是遗憾深深。

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从海源阁后人杨敬夫处买宋本《新序》，当时还有几部宋版书求售，他无力购买，后来其中的宋本《荀子》和宋本《管子》均被日人买去，他惋惜不止。曾在《楹书隅录》（海源阁杨氏藏书目）中宋本《荀子》一条书眉上记下：“敬夫索四千五百元，因手中极窘，遂为日人购去，最堪痛惜，盖当时财力仅能收《新序》一书也。”后来又在宋本《新序》一条上写下：“余收此书时若能举债并《说苑》《荀子》《管子》《淮南子》同收之，岂不大妙乎。余生平务实而不蹈虚亦自有短处。”这两条题识也充分表达了他对古籍流出国外的惋惜之情。

1942年壬午三月初，周叔弢因家用不足，忍痛割爱明版书109种，求助于陈一甫（陈曾任启新洋灰公司总理，与周家是同乡、世交，喜藏书，以收藏明刻白绵纸本为主），得款津币一万余元。他在藏书题识中曾记下这一经过，并有“去书之日，心中依依，不胜挥泪宫娥之感”。这时，北平书商王富晋从上海买到宋余仁仲万卷堂刻本《礼记注》，带来天津求售。周叔弢在1942年秋已得知上海来青阁贬价求售该书，曾托沪友王欣地许以沪币两万元向来青阁收购，后得复，该书已为王富晋以沪币1.2万元买去，心中怏怏不平，自叹与书无缘。今喜见该书之“字画流美，纸墨精良，洵宋刻之上驷，索价之高，更逾于来青阁”。但机会难再，好书难得，他毅然不再考虑价昂、不再顾及家用，急与王某成议，以津币一万元把书买下，约值当沪币五万元。他在书后跋语中写道：“昔人割庄易《汉书》之举，或尚不足以方余痴；而支硎山人钱物可得，书不可得，虽费当弗较之言，实可谓先获我心。”他在同年岁暮，又在购书册中记道：“卖书买书，其情可悯，幸《礼记》为我所得，差堪自慰。衣食不足，非所计及矣。”几句话记述了他爱书挚情和购书苦心。

周叔弢自己求书如渴、爱书如命，也能体会他人求书迫切心得，故能爱书及人、助人为乐。

他在1931年收藏到一部宋代建安务本书堂刊刻的《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后来听到傅增湘曾发愿搜藏这位四川先贤的宋版诗集，正缺少这个版本，他主动先借给傅看，后以此书和傅交换了三部明版书。傅深感“良友之嘉惠，明珠之见投”《藏园藏书题识》），特地邀集友好在藏园举行祭苏盛典，以示隆重，并感谢周叔弢的成人之美和成书之美。

20世纪30年代他从长子一良处得知燕京大学教授洪正校订刘知几《史通》，急需相关资料，便把所藏的校宋本黄氏《史通训故补》相赠。洪得书读后题识：“稍检阅，知其为过录卢文弨校本也，故可贵。”

40年代他从报章得知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在审判《水经注》赵戴公案，便将所藏戴氏自定抄本《水经注》相赠，并附函表示希望胡氏研究此本与李盛铎藏本关系如何。胡氏读后曾在此书题识：“周本是从东原在乾隆三十年写定本抄出的精抄本”，“周本抄写最精致可爱”，“这个周叔弢先生藏本也有特别胜处，李本所不及”。

1948年他得知故宫博物院发现宋汀州本《群经音辨》首末两卷及宋抚州本《左传》自卷三以下诸册。他写信给故宫博物院赵万里，把他旧藏的宋汀州本《群经音辨》中卷及宋抚州本《左传》卷一卷二两册捐赠给故宫博物院以凑成全书。并在致赵万里函中说：“此二本皆宋本上驷，然为剑合珠还计，不应再自秘惜……书之幸，亦暹之幸也。”他又在藏书题识中写下：“此二书纸墨精美，宋刻上乘，《群经音辨》犹毛氏旧装，所谓‘宣绫包角藏经笺’者宛在目前，然故宫所佚，得此即为完书，余岂忍私自珍秘，与书为分耶！去书之日，心意惘然，因记其端委于此。”

唐咸亨二年胡文达牒周叔弢旧藏

194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时，他听到当时存放在故宫博物院中的一部宋本《经典释文》中所佚缺的第七卷在某书商手中，该人扬言决不卖给国家图书馆后，马上找到该书商以重价买下，赠给故宫博物院，配成全书。

1963年春节前，周叔弢收到巢章甫赠送的民国间影印宋本《棠湖诗稿》，他曾写题识：“此书原刻极精美，余求之不得，章甫以影印本见赠，慰情聊胜于无。”原来是这样的：某年春节，他去古籍书店，无意中购得宋刻岳珂撰《棠湖诗稿》原本，大喜过望，陈之案头逾月。不料人民图书馆因无较好宋版书，也想收藏该书。古籍书店不得已派人来与周叔弢协商，周虽珍惜该书难得，但因“人民图书馆坚欲得之，余不应与馆争”，同意让与人民图书馆收藏。“去书之日，心意彷徨，若有所失”。

十年浩劫后，他在天津新华书店发现宋本《春秋繁露》一册，是北京图书馆藏书中所散失的一册。他急忙从中联系协商，终于使这本书回到北京图书馆凑成完璧。

周叔弢这些动人事迹，仅仅是他收藏书过程中一部分，反映出他为国家保存一批难以估计的文化财富，他的毫无私念的品质、热爱祖国的精神，令人心悦诚服，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