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犀轩藏书经历_近代天津十大收藏家

木犀轩藏书经历_近代天津十大收藏家

木犀轩的名称始于李盛铎的曾祖父李恕。道光初年，李恕在德化庐山群峰之一莲花峰下宋代大儒周敦颐的墓侧，建造一座藏书楼，命名为木犀轩。李盛铎经营的木犀轩藏书，除祖上流传的以外，主要有三次较大的古书收购，为其成为藏书大家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收购，是得自湘潭袁氏卧雪楼的珍藏。袁氏即袁芳瑛，字漱六，湖南湘潭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与曾国藩为莫逆之交。生平最大嗜好为藏书，尤其喜欢同部书不同版本的收藏，仅其所珍藏的《史记》就有明代以前的版本三十多部，《汉书》的宋元版本也有十几部。他的藏书楼名为“卧雪楼”。咸丰六年（1856年），袁氏在江苏松江府担任知府，正当太平军与湘军的战火燃到江南，常州、苏州一些藏书大家的藏书纷纷流散，于是他用俸禄大量收购，特别是孙星衍“平津馆”等江南典籍的精华，袁氏所得甚多，而卷施阁、问字堂等藏书楼的片纸零卷，也都揽而有之。后来，袁芳瑛罢官归里，书籍运载数十船，皆移存于长沙的家中。由于书籍太多，袁芳瑛生前未能将书清理就绪。其子榆生不喜欢读书，把书禁闭在五间楼房之中，终年不问。光绪初年，湖南督学朱肯夫非常关心卧雪楼的藏书，曾亲历五间楼房参观。只见两层楼房由下至上，皆为书籍堵塞，如不从书上踏过，甭想移动一步。朱肯夫见这书籍杂乱无章，随手翻阅便是宋元佳刊，真是心痛！更心痛的是许多书为白蚁所蚀。从五间楼房出来后，朱肯夫将见到的情况告诉了李盛铎。当时李盛铎正随父亲游宦长沙，并以藏书自诩。朱肯夫对他说：“东南文献菁华，盖在此五间楼中，听其残毁以尽，吾辈之罪也，吾力不及，时亦不许，子其善为谋之。”朱肯夫的话不多，言辞像刘备托孤，意极恳切。李盛铎亲临五间楼房，正如朱肯夫所言，于是下决心收购，但是苦于没有让对方卖书的理由。袁榆生虽然豪迈善赌饮，境遇不佳，但是贩卖先人的故籍，必然受到人们的责骂。朋友为李盛铎出计，先借钱给袁榆生，用完再借。于是由李的朋友出面借了数千元。当袁榆生再来借钱时，朋友说：“借钱不还，再借便难。”榆生说：“还，我用什么还？”朋友说：“你没有家产，只用话来搪塞吗？”榆生说：“没有家产可还。”朋友说：“听说你家书多，我一直不信。”榆生跳起来：“书可以换钱吗？”朋友说：“不知道，试试吧。”第二天，朋友与榆生携书数十册，来见李盛铎。这些书大都为清代康熙、乾隆年间的版本，没有什么上佳的版本，但李盛铎估其价值而留下。李盛铎要求再看一看袁家藏书的目录，榆生携来四大册，以蝇头小楷书写，非精本不录。李盛铎指名求书，榆生却没拿来，后运来数箱，让李盛铎自己选择。辗转几次，李盛铎收了不少有价值的版本书。第二年，袁榆生将卧雪楼的全部藏书运到汉皋竞卖，当时江南藏书家云集，不少浙江著名的藏书家也远道而来。李盛铎倾其财力，如量购书，据他说：其志在与蠹鱼争胜，取天下之物还与天下共之而已。其实李盛铎所得只是卧雪楼的十分之一二，但都是其中精华。例如，宋刊《周礼注疏》八行本、《尚书孔传》大字本、《后汉书》黄善夫本等等，都是版刻史上特具价值的杰作。李盛铎由于获得这批书，奠定了木犀轩藏书的基础，使他一跃而列大藏书家之林。光绪十五年（1889年），江南大藏书家叶昌炽曾几次到木犀轩鉴赏这批卧雪楼的善本，留下了“为心所醉”的感受。

第二次收购，是出使日本期间搜集的图书。在日本期间，李盛铎认识了日本目录学家岛田翰。在岛田氏的帮助下，他购买了许多书。所获的古书有两种：一是流传到日本的宋元刊本或抄本，其中以医书为多，如《太平圣惠方》、《医说》、《杨氏家藏方》等；另一是日本与高丽当地的古刻本，很多是相当于明代年间的刊本，如《山谷诗集注》、《新雕皇宋事实类苑》等书。在这期间，他还印过书。如他了解到日本弘化四年（1847年）复刻宋越州本《尚书正义》书板藏于东京某家，就“托友人商假，印书百部”，“携归中土，分贻同好”。

第三次收购，是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的收藏。李盛铎从杨氏散出的图书中所得到的有宋刊《史记》，此书原是杨氏著名的“经四史斋”中的秘籍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孟东野集》、《孟浩然集》、《山谷大全集》等，使木犀轩的收藏质量大增。李盛铎一生藏书9000部，58000册，其中宋元古本约三百部、明本两千余部、抄本及稿本两千余部，合计这些所谓善本约占木犀轩全部藏书的一半，对一般的藏书家而言，这岂止是琳琅满目，简直是天文数字了。难怪近代藏书家伦明称他是“吾国今日唯一大藏书家”。(www.guayunfan.com)除了藏书之外，李盛铎还有两项值得称道的收藏。一是敦煌经卷。他在清代学部任官时，敦煌残余的古经卷正好从甘肃运到北京，于是他利用职权调取最好的尽归私囊。另一是价值颇高的清代内阁大库的档案。这批档案一度遭到毁损，如不是遇到罗振玉、李盛铎、傅斯年三人，其归宿不是变成造纸的原料，就是流落到日本去了。在宣统元年（1909年）和1922年，罗振玉两度挽救这些档案后，一方面就部分整理的结果印行《史料丛刊初编》；另一方面，准备建“库书楼”保藏，使之与他的宸翰楼、大云书库呈鼎足之势。到了1925年前后，楼尚未盖成，一些日本人就以重金向罗振玉求购。李盛铎知道后，便以16000元向罗振玉购得，在天津、北京两地租赁房屋储藏。由于数量太多，单以重量计算约达120000斤，而且储存空间狭窄，所以未曾整理。1928年，傅斯年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不久，计划收购这些外人一直想染指的历史资料。经蔡元培同意和马衡介绍，他以18000元（原价加上房租费）收归公有。于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加以整理排印出版了《明清史料》十编。这批资料历经易主和辗转搬迁，最后到了台湾，目前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军机处档案，形成台湾地区最重要的明清史料。当年王国维在为罗振玉预先写成的《库书楼记》中，认为这些史料得以保存，实是人事加上天意的结果；其中李盛铎的功绩不容抹杀，如徐中舒（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整理档案的专家）所说：“这内阁档案当时未曾流出国外，李氏保存的功绩，也是不可埋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