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犀轩版本上的价值_近代天津十大收藏家

木犀轩版本上的价值_近代天津十大收藏家

李盛铎收藏了许多有价值的图书，木犀轩藏书有珍贵的文物价值，这也是李盛铎长期努力而形成的特点。木犀轩所藏经、史、子、集俱备，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内容之广泛是许多藏书家所不及的。

第一，版本上的价值。木犀轩有宋元版本三百余部，有些书在书史和版刻史上还有其特殊的地位。如宋绍熙年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的《周礼注疏》，在此以前经书只有单注、单疏本，而注疏合刻的由此开始。南宋刻本《尚书》，在传世的《尚书》（伪孔传）中是最早的本子。南宋建阳刻本《史记集解》，原是海源阁杨氏“四经四史之斋”所藏。《汉书》、《后汉书》，前者是南宋建阳刘之问刻本，书末有庆元嗣岁端阳日刘之问识语，有“建安刘元起刊于家塾之敬室”的笔迹；后者为黄善夫刻本，有“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的笔迹。李盛铎珍爱这两册书，在《书录》当中称：“《前汉书》字兼欧柳，墨光精湛，似余仁本《公羊传》；纸系宽廉，色亦精洁，真宋刊宋印也。”而《后汉书》：“字体与刘元起刊《汉书》相似，而微展扩，纸色墨光则犹过之。”此二书完整无缺，均是十分罕见的珍本。宋刻中的《礼记正义》、《大唐六典》、《通典》、《说苑》、《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和《重广眉山三苏先生文集》等，虽是残本，但都是内阁大库中的旧藏。宋刻完整的版本有天香书院的《论语》、《孟东野诗集》等，也是木犀轩宋本的名藏。

第二，内容上的价值。木犀轩藏书中，有关古代佛教经典自北宋东禅寺大藏开始，如毗庐大藏，思溪圆觉藏、啧砂藏以及明代的南藏、北和径山藏等，木犀轩书中均有零种（即丛书的单本）。这些比较罕见的佛经古刻本不仅是研究佛教史的珍贵史料，也是研究我国雕版印刷史的宝贵资料。有关科技方面的古籍，如宋嘉定年间汀州刻本《数术记遗》、《五曹算经》，后者附刻《算学源流》，录有宋崇宁国子监的算学令和算学格，对研究我国算学史有参考价值。有关医学方面的书种类尤多，其中宋刻本的《医说》，元刻本的《永类铃方》、《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日本传抄宋本的《杨氏家藏方》、《魏氏家藏方》等都是十分罕见的。又如《太平圣惠方》100卷，宋太宗敕撰，成书于北宋初年，是宋代医方巨著，中国医方书中具有总结性的文献。明初时《永乐大典》中屡有引用，后来佚去。李氏所藏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影宋抄本。

木犀轩收藏的大量日本古刻、活字、旧抄本和一部分朝鲜本也是一个特点。这批书共一千余种，约占木犀轩藏书的10%。这些书中经、史、子、集均有，但以子部医书、释家类居多，其中不少是国内遗失、罕见的书，如前面所举的医书。又如日本明和七年（明天启元年，即1621年）铜活字本《新雕皇宋事实类苑》、日本庆长四年（明万历二十九年，即1601年）德川家康氏据元泰定元年（1324年）苍岩书院刊版排印的《新刊素王事纪》和《圣朝通览孔子庙祀》，朝鲜中宗朝（明正嘉间）用“乙亥字”排印的《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朝鲜刻本《格斋赓韵唐贤诗》等。(www.guayunfan.com)第三，抄本、稿本、批校本藏量较大。木犀轩所藏的抄本、稿本、批校本的宝贵程度并不亚于古刻本书。特别是一些影宋抄本，如同宋版旧式，纸墨莹洁，字画精整。这些书籍，不仅是版本书的研究资料，更是精美的艺术品。影宋本有姚舜咨抄的《云麓漫钞》，叶林宗抄的《贞白先生陶隐居集》和《班马字类补遗》，钱谷手抄的《昼上人集》，汲古阁毛氏影抄宋本《谢选城集》等。抄本有秦四麟玄中区抄本《隶释》和吕留良家抄本《宋元名家词》7种24册，皆为木犀轩抄本中的佳品。稿本和校本在木犀轩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戴震、孔继涵、翁方纲、翁树培、焦循、丁晏、洪良品、缪荃孙等人的稿本和钱谦益、何焯、王鸣盛、黄丕烈、顾广圻、周锡瓒、吴骞、陈鳝、吴翌凤、劳权、李文田等人的校本，都十分珍贵。

木犀轩的名贵书籍种类繁多，有的还是官府和著名藏书楼的旧藏，据初步统计，仅天一阁旧藏就有40种，翰林院的旧藏（绝大部分为四库底本）也有四十余种。

第四，高水平的校勘、考订。李盛铎不仅是一名藏书家，还是版本学家和校勘学家，木犀轩的许多藏书都经他亲手校勘。这一点可以从他亲写的《题记》和《书录》中看出。

1916年李盛铎为袁克文藏的宋绍熙三年（1192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礼记正义》所写的跋中，最先提出注疏合刻始于黄唐。李氏在跋中云：“诸经疏义本自单行，注疏合刻始自何时，前人无能言之者。……按黄唐跋：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绍熙辛亥，唐备元司庚，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汇校正锓木。是绍兴庚司为第一合刻之地。《诗》、《礼》二书目即为唐所合编，故它经后仅附唐跋，此经独列校正诸官衔名，于是注疏合刻之地与时无如此明白者。是此刻为《礼记》注疏合刻第一祖本，又为海内第一孤本。”李盛铎的这一见解在经书版刻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并得到研究者的认同。

李盛铎校书、考订版本十分认真，许多书都是经过反复考证后，方下结论。如《礼记集说》160卷，手抄本，没署抄者姓氏及传抄时间。他经过对行款、字体的分析，认为是明末清初从宋传录。他在跋语中言：“卫正叔《礼记集说》刻入《通志堂经解》，何义门称其从两本复刊，皆为尽善。又七十三等卷《补遗》在卷数后，为顾伊擅乱散入卷中，是《经解》之刻未为此书定本明甚。曩闻丰顺丁氏藏有宋刻，即义门所称项氏宋本者。后阅《丁氏书目》果有是书，卷首魏鹤山序已缺，仅存‘了翁’二字，较义门所见又经剥蚀矣。今余得此抄本，魏序巍然独全，且玩其字体是从宋刻摹出，中间《补遗》均在每卷之末，确系宋本传抄。每半页十三行，每行廿五字，间有多数字者（《丁氏书目》未载宋刻行款，未知与此合否）。抄手虽不甚精，疑是明末国初（清初）人手笔，有季沧苇园记。”在校勘明刻本《潜夫论》时，李氏以诸家书目，互相参证，跋云：“丁氏《善本书室藏书志》载，唐西劳氏丹铅精舍有金刻《潜夫论》卷端第一行但标‘王符’二字，为钱蒙叟、冯研祥所藏。此明时刻本卷端第一行亦这几个字，足征出本之善。至三式篇，‘稷卨’不作‘稷禹’；德化篇‘砥夫’不作‘砥砺’；赐姓篇‘赐禹姓姒氏’不作‘似氏’；‘则不能故也’不作‘改也’；‘王孙’不作‘五孙’，均与《瞿氏书目》所举悉合。此书宋刊不可得见，即明刻亦弥足珍重矣。”从李盛铎的跋语中不难看出他广博的知识和审慎的校书态度，并为我们研究木犀轩的藏书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