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北满省委第二次执委会议决议

没有发出的公开信——周保中_赵尚志_冯仲云给《新华日报》主笔的信及三个附件考

在《汇集》甲22第331页开始载有《东北抗日救国总会、吉东、北满总会及东北抗日联军第二、三路军给新华日报馆主笔的信》及三个附件。主件的档案题由标明：“关于刊登并代转呈致中央政府及各军将领的公开信事”，发信时间是1940年3月24日。三个附件：其一，东北抗日救国吉东、北满总会及东北抗日联军二、三路军将领周保中、张寿篯等于1940年3月24日呈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等公开信；其二，1938年11月1日由杨靖宇、周保中等领衔的东北抗日救国总会和抗联各军将领向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全国抗日将领和全国同胞发出的公开信；其三，1938年11月1日周保中等东北抗联将领写给李杜的公开信。其中写给《新华日报》主笔的信属于内部通信，三个附件均要求公开发表，但这是发信人当时的愿望，后来的实际情况是无论主件和附件都没有公开发表，因为这些信件根本没有寄出，原件一直保存在档案柜中，被尘封了半个多世纪。尽管如此，这些文件仍然向我们传递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信息，让我们从中知道当年抗联指战员急切打破弧悬敌后的渴望和良苦用心，使我们从他们的忠诚和智慧中受到启迪。

下面对四个文件逐一进行解读。

（一）周保中等1940年3月24日给《新华日报》主笔信

新华日报馆主笔先生大鉴：

贵报不但是抗日救国的喉舌，而且是全国抗战建国的思想领导。可惜！因为环境的隔绝，就是象贵报这样有力的指导，我们东北也希有得到。现在辗转设法，先向贵报投寄一信，并附文二件，表册一本，以后我们必将跟续进行，或能达到对贵报行间接的邮电之交通，我们方面容有继续困难，请求贵报亦应搜求方法，给实力于东北，是所切盼切祷。[180](www.guayunfan.com)要读懂这封信需先介绍一下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写这封信的背景和动机。

早在1939年11月中旬，周保中接到冯仲云代表北满省委发来的邀请，希望他代表吉东省委与北满省委进行商洽，协调解决东北抗日斗争中事关全局的一系列问题。周保中于12月赶到苏联。此前，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于1939年4月12日召开第二次执委全体会议，决定改名为中共北满省委，并选举金策为书记，李兆麟任组织部长、冯仲云任宣传部长，[181]会议要求他们在布置好下江工作后立即赴苏，设法恢复北满省委与中共中央或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系，同时取得苏联远东红军对东北抗联的支援。于9月18日到达苏联。10月12日，冯仲云在伯力以北满省委代表名义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完全同意热烈拥护中央六中全会的决议及我们的导师毛泽东同志在六中全会的报告——论新阶段。”同时，他还向苏方提议请周保中前来共同商讨有关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部队与苏方的合作问题。在周保中入苏后不久，赵尚志也已于同年12月重返苏联。周保中到达后在同苏联同志谈话中就提出了两个要求，其一，就是请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代表团“转送报告、求得回答，”[182]其二，党领导干部及地方党组织与游击队不混合组织，东北党组织在未与中央直接联系之前暂时接受苏联远东边疆党的指导。游击队直接同边防军发生工作联系。[183]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周保中等最希望的还是同中央取得直接联系，尽快实现“全东北党组织统一集中领导与游击队的行动统一”。[184]

为了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得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实现东北党组织的统一领导和联军的统一指挥，中共吉东、北满抗联部队的主要负责人周保中[185]、冯仲云[186]和赵尚志于1940年1月24日，在苏联伯力城某区“五十五号房舍”召开了吉东、北满省委联席会议，史称“第一次伯力会议”。会议总结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确定新形势下的斗争方针，与苏联远东军确立了相互合作关系，但与党中央恢复联系的愿望并没有立刻实现，因此他们在情急之下决定采取另外一种办法，即通过当时党中央创办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用公开信的方式把东北抗联的困难处境、指战员们的斗争意志和决心以及建议、要求等直接告知国人。于是他们就在“伯力会议”通过《三一九提纲》之后的第5天写了这封给《新华日报》主笔的信。

这封信一开头就对《新华日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表明东北抗联是遵循“抗战建国”的指导方针并为此而奋斗的。“我们东北也希有得到”，文中的“希”与“稀”是同音假借，意思是很难找到《新华日报》。事实上他们是到伯力开会时才看到零散的几份。这样的情况在周、冯、赵写给中央的信中也说过，他们常常是几个星期也看不到一份《新华日报》，并且代表全体东北共产党员和抗联战士向党中央发出了庄严誓言，“在中央总的政治路线下，坚固自信，忠实彻底的继续进行东北的抗日救国斗争”，并指出东北的全部指战员迫切希望与党中央迅速恢复直接联系，制定出具体的办法。

“现在辗转设法，先向贵报投寄一信，并附文二件，表册一本”，这里没有明讲是怎样“辗转”，因为怕暴露同苏联远东军的关系，其实是想让苏联远东军通过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留守人员由他们把信转给国内。“表册一本”，可能即指现收录在《汇集》甲59册的第213—232页之《抗联第二路军所属作战阵亡即因公殉职人员的调查表》（1936—1940），目的是让国人永远记住这些为国捐躯的中华儿女的英名。所谓“间接的邮电”，也不外是想通过苏联渠道，使抗联能够按期收到《新华日报》。

这封信的落款标名“东北抗日救国总会、吉东总会暨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副指挥赵尚志，北满总会暨第三路军代表冯仲云同启”，这也有特殊的用意。东北抗日救国会前身是“反帝大同盟”（全称是“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九一八事变后改为东北抗日救国会，1932年初总部设于哈尔滨，李兆麟、杨靖宇等都曾担任过抗日救国会的主要领导人，后来在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广泛开展工作，是游击根据地的临时政权组织。在三封公开信的落款中周保中等都冠以东北抗日救国总会和东北抗日联军负责人的头衔，这是为了突显东北抗战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伟大作用，说明在沦陷9年的东北，仍然保留着大大小小的“中国地”，仍然有成百上千的中华儿女在各地不屈不挠地斗争着。

（二）周保中等1940年3月24日给国民政府及民众发出的公开信

国民政府主席林、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钧鉴、全国抗战将领、全国同胞暨各报馆均鉴：

因日寇之气焰未全灭杀，使我东北人民同胞、东北抗日联军将士，对我中央暨内地各方长期隔绝。仰首西南，盼切拯救。在昔日寇攫取东北，以为逞凶残于侵我内地之根据，今则有倚为困兽斗之托命所。我东北人民咸知救国自救协助抗日联军，竭尽努力，始终牵制日寇而妨阻其侧后，破坏其行程。东北人民正因在日寇非人压榨摧残之下，益觉亡国奴之不能活亦不可做。对于中央抗战建国国策，持久作战方略，坚实拥护，无论日寇用其一切丑恶残酷手段，遮断抗日联络，蒙蔽视听，我东北人民深信最后胜利必属我方，溃灭终归于敌寇，并确认抗日救国之下可分离性。抗战发动前后，曾数度派遣代表，向我中央披陈所请，因多梗阻，未达圆满目的。兹谨将以往陈文之一。附呈参考外，特将目前东北实况及应有请求，分别简陈。[187]

附件一开头称“国民政府主席林”，即指林森，原名林天波，字子超，号长仁，福建闽侯县人。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先后入美国密歇根大学、耶鲁大学文科研究院学习。1914年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1932年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周保中等写这封公开信时，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和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论新阶段》传入东北已将近一年，这期间他们以这两个文件为准则，分析形势，指导抗战，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进入苏联后，周保中充分利用一切时间，结合东北实际，又一次认真全面地学习和领会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以此为指导，深刻筹划东北抗日斗争的前景和对策。因此在写这封信时他们对东北抗战在全国抗战中的战略地位的认识和作用也成竹在胸。“根据”和“托命所”是说在持久战的三个阶段中，东北对日本侵略者的作用虽然有所不同，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史料证明日本政要确曾设想在战局进一步演变时，将其大本营移植东北，他们在长春建造新皇宫和各种军事设施，就是准备在受到沉重打击和包围下，退到东北来作困兽之斗。反言之，对于我国来说东北抗战的成败对全局也至关重要。全国抗战爆发后，正面战场是在华北、华中，但东北战场的配合直接关系到战局的走向。正如毛泽东所说：“例如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188]周保中也指出：“在东北地区，只要存留着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存留着一个抗日民族战士，就能起到相当的作用，来牵制我们的敌人日本贼，破坏日本侵略军的后方，妨害它的行动，特别是存留广大群众中的抗日影响与潜滋暗长的导引。”[189]周保中等抗联领导人正是根据这一理解，努力发挥东北抗战对全国抗战的配合作用，把日本侵略者的“托命锁”变成葬身之地。

（一）日寇既在我内地速战速决，诱降速和而不可得，遂转向以华制华，以战养战，在东北利用伪满政府攫紧败类做汉奸走狗，横征暴敛，行苛有之榨取摧残工农，为旷古所无。少壮悉受监管，强迫征兵，稍怀不满者，则施以诸般毒杀，老弱妇孺，苦于军管劳役，填沟壑而死者累累。工商经济悉操日本财阀军阀之手，昔时巨富，今则枵腹，虽有少数门市支持，亦朝不保夕。至于日本浪人盘据［踞］要津，失人性之日本将兵横行原野，更朋比痞棍，威诈百出，或贿赂勒索，或奸污妇女，或强服毒剂，刑罚恐怖，实中外闻所未闻。以言文化教育，日贼直视吾人民同胞，如畜羊牧猪而已。前秋去夏，日寇因对苏挑战而引起张鼓峰与诺门汗两次战役，因伪军不战逃避，而遭日酋秘密坑杀伪满蒙军将校士兵达六千人之多。人民不为敌助，则无分老幼悉予焚戮。然而日寇虽如此残暴，终受苏联外蒙联军给予奇重打击与损失。东北人民视此有同我国军长沙近郊荡寇大捷之快感。总之，我东北人民不因久于沦陷日寇铁蹄下而悲观自弃，反之，正因受日寇之暴戾荼毒日多，而含恨之心甚切，求解放斗争日愈深切绝决。[190]

文中“诺门汗”也有的写作“诺门坎”。这里是指1939年5月至9月，侵华日军与外蒙军为诺门坎以西，直至哈拉哈河这块呈三角形地区的归属问题而大动干戈，以关东军惨败而告终。日本陆军省被迫承认“诺门坎之战是日本陆军自成军以来首次惨败。”

抗联领导人在公开信中告诫国人，日本为了速战速决，以战养战，采取了一切残酷的法西斯高压手段，“奸污妇女，或强服毒剂，刑罚恐怖，实中外闻所未闻。”但东北人民从来没有因“沦陷日寇铁蹄下而悲观自弃”，不屈不挠，压迫越重，反抗越强烈。正如毛泽东所指出那样：“抗日义勇军从日本压迫者手中赢得了自由，并以同样的方式武装了自己。如果中国人民都得到训练、武装和组织，他们也同样能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191]

（二）东北人民，拥护我中央暨蒋委员长既定方针，领导全国坚持抗战，始终如一。日寇劳师掠夺，在东北瞬届九载，并未获有抵定。我内地抗战，指顾三年，我则愈战愈强，而敌则转为疲弱，日寇之人力物力难于久持，内外动摇显然毕露。日寇面颜无耻，一再强调所谓大［亚］细亚主义、黄种人自强、民族协和、反共防赤，以至建立东亚新秩序等等谰言，用意在于济其军事侵略之穷途，而遂其离间挑拨之以华制华之政治灭绝策。东北人民不幸先受日寇蹂躏，饱尝日寇此种东洋把戏伎俩之毒辣滋味，今则扩而大之，益毒化之，施之于侵我内地。我中央政治暨全国抗战同胞当能熟加垂注。当此之时，尚祈我全国抗日战士、全国同胞坚持全民抗战之团结，不仅巩固我抗战大后方整备阵容，迈进反攻阶段，扫荡已呈零乱之丑虏，同时必须彻底打击汉奸走狗汪精卫、王克敏、粱鸿志之流，既潜在抗战内部之悲观动摇分子，或肆意制造纠纷磨擦、顽冥偏见固执之徒，亦当与以有力之纠正，使其不能蛊惑我内部而为汉奸走狗之应声虫。欲澄清江河，歼尽倭寇而痛饮黄龙，使东北版图同复，实利赖之。[192]

在1940年前后，国内由国民党顽固派开始，曾刮起了一股妥协风、投降风。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就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身为全国抗战的“最高统帅”，竟然把被日军占领的东北和部分华北拱手相让，这不啻是对浴血奋战在关内广大东北同胞的背叛。公开信这些话正是针对蒋介石的这种出卖东北人民的反动论调所讲的，信中表明东北抗日联军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东北坚决不能分割出去。1940年6月30日，毛泽东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中郑重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公开宣称：我们是始终站在主战派方面的，我们坚决地反对那些主和派。我们仅仅愿意和全国一切爱国党派、爱国同胞一道，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实行三民主义，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而不知其他。”[193]这个符合包括东北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欲澄清江河，歼尽倭寇而痛饮黄龙，使东北版图同复，实利赖之”，“痛饮黄龙”原话出自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之口，岳飞曾对其部将说：“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为当时金人的腹地。这里表达了他们渴望收复东北家园的迫切心情和同汉奸卖国贼势不两立的决心。

1939年12月30日，汪在上海秘密签订了《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1940年1月22日，在香港《大公报》公布了这个卖国条约。公开信里表达抗联将士痛斥汪精卫之流的叛国投敌罪行，在舆论上给蒋介石国民党的动摇妥协倾向造成压力，使其不敢公然出卖东北。信中要求国民党当局对于那些摇摆不定的中间分子，要爱憎分明，希望中央要记取丢失东北教训，对汉奸要狠，决不姑息。

（三）东北抗日联军，日寇视为肘腋与心腹之患，战局愈紧迫则愈加我军以压迫，民国二十七年秋冬，颇有相当损折，南北满交通联络，一时隔断，至今尚未完全恢复呼应。自去年春夏以降，北满方面，力图整理巩固，其基础已更渐坚实，抗日游击斗争又有新之展开。惟敌寇每每利用冰天雪地，陷我于弹尽粮绝之苦境，加人民以穷极凶恶之刑罚限制，使军民抗日步调，时受其妨阻。惟无论处境如何困难，可以具实以告慰于我中央暨全国内地同胞者，我东北人民皆有誓死不甘屈服做亡国奴之心，抗日将士咸具伯夷、叔齐与鲁仲连、文天祥之气节与决心。所一再恳求于我中央暨内地人民同胞者，应将我东北抗日联军明令编列全国统一系统之军制范而加以人力物力之资助，谨此陈闻，并附呈历年阵亡调查简表一份，区区册集，只及百分之几，后当陆续汇呈以资表彰。[194]

“民国二十七年秋冬，颇有相当损折，南北满交通联络，一时隔断”，是指1938年11月至1939年3月，由于敌人的疯狂“讨伐”和严密封锁，第二路军进行大、小战争37次，破坏“集团部落”[195]11处，但东、西两路突围均未成功，部队造成很大伤亡，人员减少1/3以上。1940年以后，抗日联军的斗争进入最艰苦阶段。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周保中意志坚强，继续领导第二路军余部在东起乌苏里江、西至牡丹江的广大区域同日寇作殊死的斗争。到1940年春，东北抗联各军在反对日伪“大讨伐”斗争中，受到重大损失，使原有抗联的3万多人锐减到不足2000人。[196]公开信中所说的“一再恳求于我中央”指的是蒋委员长领导的国民政府。但是，遗憾的是在整个14年抗战中，东北抗联得到的仅有区区5000元现款的资助！

“我东北人民皆有誓死不甘屈服做亡国奴之心，抗日将士咸具伯夷、叔齐与鲁仲连、文天祥之气节与决心”，文中所列四人都是古代坚守气节、誓死不当亡国奴的英雄人物。伯夷、叔齐又不食周粟，鲁仲连宁愿“蹈海而死”不肯奉秦王为帝，文天祥更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著名的正气歌。周保中等抗联指战员要向古代英雄一样，不甘当亡国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同日寇斗争到底！

（三）杨靖宇等抗联将军1938年11月1日向全国政府及民众发出的公开信

附件二：

国民政府主席林、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海陆空军总司令蒋钧鉴、北方战区朱总指挥玉阶、李将军植初、全国抗日将领、全国同胞、各社团、全国各报馆公鉴：

慨自日贼强占我东北四省，虽三尺童子透悉日寇×豕长蛇将有侵蚀黄河流域并吞我全国野心。靖宇等与东北人民于中央举措未定内争未息之时，敢于发难继东北自卫军、救国军之后，由工农游击而建立抗日联军，不但誓以忠肝赤胆争回我黑水白山，尤在于牵制日贼，使之不敢急于谋我全华，使我内地得有团结一致抗战准备之时间。至于靖宇等与顽强狡猾之日寇决心抗战，是否夺得量力或背我中央隐忍镇静而冒险犯难，为功为罪固未计及也，幸我黄帝子孙远有根蒂，宁为玉碎而死，不为瓦全而生。我中央政府卒能徇顺民情，再振孙总理之政策与遗志，全国得告统一，抗日救国力量集中大见成功。“七七”日寇挑衅暴露侵我战端，我中央政府毅然颁发总动员令宣布抗战，虽今日重镇被陷，寇患且深，但我中央长期抗战之国策既定，全国人民有斗争到最后一人之决心。举我五千年悠久深长之文化历史，四万万人民同胞团结无间，始终如一致之力量，权衡世界舆情，审度敌我趋势，我中华民族国家最后胜利必能获得，此靖宇等深信无疑者也。全民抗战发动以后，我东北四省，虽益受日寇诸般封锁遮断，东北抗日联军虽未能在中央整个作战计划下有联系行动，但六、七年来，稔知寇贼虚实，何况因利趁便，颇多策谋呼应之机，所以我联军各部益愈猛烈活动，以牵制日寇兵力，破坏动摇敌人侧面后方，促成日寇生力军作战崩溃瓦解为唯一之游击作战任务。南北两满游击运动去年由夏及秋有突飞猛进之开展，既阻碍朝鲜日寇军之向南增补，复迫使寇军狼顾张惶，不能不调遣平律、绥晋之作战军回防满洲后方，至于东北抗日救国政治运动与群众领导，亦悉更高举青天白日之国旗，本国共合作全民族统一战线之趣目，遵奉孙总理革命之政纲，凡我中央政府为抗日救国而颁布之政令莫不力图家晓户喻，缀成抗日战士之襟章，因之东北士气民心颇为踊跃伸张。倘我国军主力战线不断擒斩日寇，击退丑虏，则日贼军阀法西斯蒂之整个根本土崩瓦解，益能促速也。惟有须为我中央暨全国同胞披陈者，东北四省不但被日贼视为谋攻策进之根据，在军事上地位之重要性甚于朝鲜，日寇主力军作战一旦溃灭或国内发生变故，寇军败残之日必退据满洲以图喘息作最后之挣扎。……因此向我中央暨全国同胞凯切陈词，并有以下三端要求：（一）不但吁恳我国军前线将士、后方人民协力抵御与反抗日寇，使之勿暇返师后顾，以减轻日贼目前对东北之严重压迫；（二）久苦于弹尽粮绝艰苦异常之东北抗日联军，我中央及人民同胞应有特殊有力之补充接济、实际有效办法，赐予支援，免使常有孤军独战，减低牵制日贼之作用；（三）在东北四省应由中央遴选忠贞不拔之大员，建立中央军事委员分会或东北抗日联军统一之军政机关，此不但对于东北抗日游击作战与内地呼应更易一致，尤在对于广大群众人民同胞之运动领导，更易汇集有力，即在民族解放进程中可能发生国际关系，与复杂问题，亦得以由中央统一一致政纲策略下适当解决。以上三端恳祈我中央明白指示规定确固联络，并乞全国人民同胞重视践行，抗战胜利前途实利赖之。谨此，不胜迫切待命之至。[197]

附件二抬头具衔提到各位领导人，除林、蒋前面已介绍外，“北方战区朱总指挥玉阶”，即朱德，原名代珍，字玉阶，曾用名朱建德，1937年抗战爆发，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不久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将军植初即李杜，植初是他的表字。

“东北四省”即指九一八事变前行政区划分的辽、吉、黑、热四省。

“×豕长蛇”。此处“×”字原稿看不清，“×”即“封”，应为“封豕长蛇”。此典故出于《淮南子·本经训》，原文是“封豨修蛇，皆为民害”，通指野猪和大蟒。该成语又常写为“封豕长蛇”，因为它们的习性是贪婪和残暴，人们常用此成语形容凶狠而又贪得无厌的强盗。文中所指就连3岁孩子都可以看透日寇占领东北不是目的，而是要侵略全中国。

“幸我黄帝子孙远有根蒂，宁为玉碎而死，不为瓦全而生。”这里指抗联一路军损失惨重。到年底，第一路军已不足千人。杨靖宇牺牲后，凶残的敌人还割下他的头颅，并解剖了他的遗体，发现他的胃里连一粒粮食也没有，只有一些未消化的草根、树皮和棉絮，这使参与解剖的日本人也为之惊叹。这里我们看到杨靖宇不仅是为东北而战死，而是为了保卫全中国而光荣牺牲的。

公开信最后提出的三项要求，并且把东北抗日联军纳入全国正规部队序列中去，确实都是合情合理的，这也是和我们党中央的趣旨不谋而合，反映抗联指战员所具有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经过努力，国共同意以李杜将军为抗联总司令，但由于他的抗日行动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不容，于1942年6月公开查封了设在重庆的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撤销了他的职务，并由戴笠亲自派特务监视其行动。

（四）周保中等抗联将领1938年11月1日向李杜将军发出的公开信

植初将军赐鉴：

去冬李总代表延禄特派赵伯华同志出关，得奉效电，当即分抄原示，转达各军奉悉，将军不忘东北抗日救国之至诚与毅力，不屈不挠之气节，有如长虹贯白山而连黑水，不但我东北抗日联军全体战士欢欣鼓舞，益资奋勉，即被日贼钳制压迫之下东北人士父老兄弟亦莫不敬仰，盼将军东归领导提挈，有如大旱之望云霓。惟日贼猖獗一时，交通梗阻，将虽有风驰电掣急归东北之心，我联军尚无荡开关隘迎护将军之力，是所引为至憾者也。但国策即定，长期抗战殄虏除寇，犹有时日。我东北明哲先辈，赞翊中央，致力前线，亦即所以助力于东北也。若能进谋广泛特殊之关系，以人力、物力资畀我联军于紧张重要之现时，是又所翘企迫待者也。“七七”全民抗战以后，我联军全体战士深知紧骤莫逾现时，积极用力于掘日贼之坟墓，扰日贼之后方。最近年余一切经过情形，特嘱赵伯华同志遄回报告。赵同志虽非联军任何任务之代表，既奉使驿东北，当能略陈梗概。希即垂察，并乞转达中央。谨此致复。[198]

“去冬李总代表延禄特派赵伯华同志出关”，全国抗战爆发后，时任东北抗日联军总代表李延禄派赵伯华出关。李延禄是1895年生，吉林延吉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北抗日救国军总部参谋长、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军长、东北抗联第四军军长。赵伯华是1902年生，湖南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广东海陆丰地区红二团团长，时任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五十一团参谋长，1941年牺牲。

全国抗战爆发后，李杜、李延禄受蒋介石之邀来到委员长办公室。会见中蒋介石劝二李，“你们要赶快回东北去。”蒋介石并答应从苏联援华武器装备中拨一批给李杜，要他去苏联领取后赴东北。1937年8月，李延禄随李杜从新疆假道苏联。但新疆方面不同意过境，他们只好决定返回上海，取道水路经欧洲去苏联。经南京政府驻苏大使馆交涉，苏方坚持按苏中协议办事 ，武器必须运到兰州后移交中方。无奈，李杜只好回国。1938年，李杜迁居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他在重庆设立了抗日联军总指挥部，吸收共产党员参加总部工作。为了沟通与东北抗日联军的联系，他还派人在香港、天津等地架设电台，呼吁在东北抗日的各部首领，“不分信仰，不分党派，不记私仇，在抗日最高的大旗下联合起来”。[199]正如信中所写“将军不忘东北抗日救国之至诚与毅力，不屈不挠之气节，有如长虹贯白山而连黑水”。李杜一直同共产党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盯梢，经常同《新华日报》的负责同志有往来，还多次同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会晤，虚心聆听他们的意见。[200]因此，周保中等东北抗联指战员如“盼将军东归领导提挈，有如大旱之望云霓。”这也缘于写信的目的。

上述信件当时虽然无法确信能否转到国内，却表达了东北抗日联军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和誓死抗日到底的决心。

通过以上考订和解读我们发现，被尘封已久达半个世纪的三封公开信，原本是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上难得奇闻，它的字里行间凝聚着抗联领袖们的雄才大略，赤胆忠心和丰功伟绩，如今读起来我们耳边还仿佛又响起当年激越的《义勇军进行曲》旋律，它鞭策着我们在振兴中华的阳光大道上前进！前进！前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