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_被当事人当庭驳斥的大律师_关于民国的故事

章士钊_被当事人当庭驳斥的大律师_关于民国的故事

一个社会的法制是否进步，律师的数量和素质是重要指标。中华民国建立在大清朝的断壁残垣上，在建国初期，全国的律师加起来不过几十个，而很多时候，这些大律师还没有用武之地，因为中国人还不太懂得打官司要用律师这回事。袁世凯政权倒台之后，大批的法政专业大学生留学归国，除了一小部分充实到司法部门外，大部分只好去当律师，这才让民国的律师正式成为一个重要的职业。民国律师们除了普通的律师业务外，参与政治斗争也是一项经常性的业务，很多“大律师”正是在著名政治案件中被记住的。

章士钊是民国历史上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他在政治上曾经很风光，算得上是辛亥元老，又当过段祺瑞内阁的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在文化上是著名的反派人物，和鲁迅、胡适等人论战，斗得不亦乐乎；在人缘上国共两党通吃，建国后还当上了中央文史馆的馆长。无论如何，他都算得上是“成功人士”。可惜的是，章士钊一生大部分时间并不是在做那些显赫的事情，而是做他认为自己的本业：律师。

章士钊参与过很多著名政治案件的辩护，可怜的是这些案件都出了让他尴尬的事情。

章士钊

章士钊辩护的一个重要政治案件是陈独秀案。

章士钊与陈独秀本是旧相识。可是两人后来一个成了共产党的领袖，一个成了守旧势力的代表，政治见解可谓水火不相容，两人因此也没有了什么来往。政治是瞬息万变的，到1932年的时候，陈独秀已经被共产党开除，成了“托洛斯基派”的领袖，但国民党仍然视他为敌人，该年10月，中统特务在上海将其逮捕，这已经不是陈独秀第一次坐牢了，但这一次似乎再也难以翻身。此时的章士钊也早已下台多年，只在上海当他的大律师而已。章士钊在政治上当然还是保守派，他见陈独秀被捕，无人敢为之辩护，况且陈独秀已经不是当年的共产党领袖，于是心生怜悯，主动找到陈独秀，为他免费做无罪辩护。陈独秀当然是感激不已。在这个时候，章士钊敢冒风险为自己辩护，这是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的，也确实够朋友。

1933年4月，中华民国江苏省高等法院在江宁开庭，宣布对陈独秀案进行三次公开审判。据说公审的消息传出后，参加旁听的人一次比一次多，《申报》是这样报道的，“唯庭地不敷容纳，后至者多抱向隅，”“有立于座次两旁者，有立于记者席之后者，有立于室外者。”中国人向来爱看热闹，国民党的法庭审一个前共产党领袖，同时又有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做辩护律师，这样的大热闹谁不爱看呢？法官宣布开庭，陈独秀在法警的押解下，走入被告席时，庭内顿时鸦雀无声，陈独秀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因政治而受审，他感到的是光荣而不是屈辱，因此他一直镇静自若，面带笑容，向参加旁听的各界人士频频颔首致意。

首先是检察官宣读起诉书。陈独秀犯的当然是政治罪，具体罪名则是“主张打倒国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样的目的，都是共产，都是危害民国”，这触犯的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陈独秀对一切“罪行”并不否认，而且引以为荣，但对起诉书的逻辑做了最严厉的抨击：

法官问：“何以要打倒政府？”

陈独秀答：“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民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穷困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法官问：“托派和史丹林派（指中共）主张虽有不同，但都主张打倒国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样的目的，都是共产，都是危害民国。”

陈独秀答：“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这一段自我辩护说出来，整个法庭都沉寂了，因为句句说中了时弊，也切中了当权者的痛处，可谓精彩至极、精确至极。这样的“辩护”当然只是政治演说，起不到任何辩护的作用。

接下来就是辩护律师的时间了。章士钊从辩护席上站起来，宣读他费尽心思写就的五千言辩护书词。辩护词是用章士钊最推崇的文言文写成，在法庭上宣读，听众听得颇有些吃力，这无形中让辩护力道大打折扣。章士钊的辩护意见主要抓住下面几条：一、陈独秀反国民党是言论自由，国家既然有言论自由，就不能治陈独秀的罪；二、陈独秀只有反国民党的“心”，没有反国民党的“行为”，法律不能“诛心”；三、陈独秀的政治观点和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很一致，不能视为错误。这些辩护意见确实抓住了要害，甫一说出，就让法官心中赞叹。但是，一旁的陈独秀听了却颇不以为然，这些辩护有意把他和国民党拉到一起去。他陈独秀是要当理想主义的烈士，并不想当苟且偷生的叛徒，所以并不以为然，尤其是听到下面这一段的时候，他更恼火，好几次都要站起来打断章士钊，但被法警强行制止：

审判长又问独秀：“究以何故成为苏俄干部派(即斯丹林派)之反对派？”独秀答云：“以意见不同耳。”再问是何意见？即惨然不答，并求审判长勿复进叩党事，致陷彼于自作侦探之嫌。此其哀情苦志，实已洋溢言表。而独秀党籍之被开除，与联合汪精卫发表宣言一事之不见悦于莫斯科干部派人物，不无草蛇灰线，因果相寻之迹，明眼者不难一目得之。己虽不言，而要不失为法院应采之证。当是时也，容共为国民党公开政策，凡共产党同时为国民党，反之，凡国民党亦多同时为共产党。陈独秀适为大团结中之一人，其地位与当今国民党诸要人，雅无二致。清共而后，独秀虽无自更与国民党提携奋斗，而以已为干部派摈除之故，地位适与国民党最前线之敌人为敌，不期而化为缓冲之集团。即以共产党论，托洛斯基派多一人，即斯丹派少一人，斯丹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斯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要无不可。即此以论功罪，其谓托洛斯基派有功于国民党也，且不暇给，罪胡为乎来哉？此义独秀必不自承，而法院裁决是案，倘不注意及此，证据、方法既有所未备，裁判意旨复不得谓之公平。

这段话的意思是陈独秀的存在对国民党不仅“无害”，而且“有益”。这怎么会不让陈独秀恼火呢？那岂不是意味着陈独秀的革命是玩假的？明着是革命，暗地里是帮了国民党？陈独秀越听越恼火。章士钊这不是在帮忙，而是在拆台了。

章士钊的辩护词终于宣读完毕了。陈独秀急忙起身声明：“章律师等之辩护，以其个人之观察与批评，贡献法院，全系其个人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当事人亲自当庭宣布辩护人的辩护错误，这在民国司法史上可谓绝无仅有了。章士钊没料到陈独秀这么不给面子，神情颇为尴尬，但他毕竟对陈独秀的为人有很深的了解，作为辩护律师，他能做的也只有这样了。

章士钊的辩护词虽然遭到了陈独秀的反对，但法庭毕竟还是要讲法理，在最终判决的时候，确实采用了章士钊的辩护意见。判决书在列举了陈独秀的“罪行”之后说：

惟念该被告等均为刻苦深思之学者，其犯罪原因，盖由于研究社会主义误入歧途，而对于已身并无权利思想。且反对史丹林派利用土匪溃兵领导乡村农民为武装暴动，时时加以抨击，即从证据上观察，该反对派亦尚无实施暴动之准备。审按情节，尚可矜原，自应量予减科，以昭平允。

陈独秀被判刑13年，后来经过上诉又改判8年。章士钊的辩护功劳可是大大的。但人们只记住了陈独秀对他的当庭驳斥，已经不记得他的功劳了。

章士钊并不责怪陈独秀，到上海后，还特意来到亚东图书馆，拿出一些钱托人带去给陈独秀贴补狱中生活。抗战爆发后，陈独秀得到提前释放，一家逃难来到四川江津，过着清贫的生活。这时，章士钊也在重庆，偶有闲暇便来看望，并尽其所能予以生活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