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

章士钊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

早年是驰骋文坛的政论家，晚年是文史哲兼通的大学者。从1962年起，毛泽东每年交章士钊2000元，说是“还本付息”，可知个中原因？

毛泽东评点原文

章士钊这位老先生是我的同乡，湖南长沙人，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除担任《苏报》主笔外，还给其他许多反清报刊写文章，其后赴欧洲游学，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任过教育总长等职。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好读，没有那么古奥、怪僻，也较梁启超谨严而有条理。抗战中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建国后同我党合作，他自己说他“反动而不反共”。^[1]

章士钊简介

章士钊(1881．3．20～1973．7．1)，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知名学者。字行严，笔名黄帝子孙之嫡派黄中黄、支那汉族黄中黄、黄中黄、爱读革命军者、孤桐、无卯等，湖南长沙人。其父章锦在乡里曾为里正，兼行中医。壮年出游，居南京十年，欲求一官半职，终不可得，结果负债累累而归。从此家境逐渐衰落。其兄士$为塾师，士钊自幼跟随受其教，颇知用功，打下国学基础。13岁那年，他买到湖南永州刻的《柳宗元文集》，开始攻读柳文。17岁时其母病逝，为生计所迫，到一亲戚家教孩童学习，将所得供给家用，这就是“少为童子师”的生活了。

1901年在其大姊的资助下到武昌，本来打算入自强学堂的，因误考期，未能如愿，于是寄读两湖书院。与同去的同学黄兴，住宿一斋，成为莫逆之交，共组华兴会，为资产阶级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后到南京投考江南陆师学堂学军事。

1903年前，各省学生纷纷起来，反对沙俄妄图强占我国东北的侵略行径，另方面也反对清政府的卖国与残暴统治。章士钊在校是积极分子，被举为“学魁”，曾提出“废学以救国”的主张，后与林力山率陆师退学学生3 0余名到上海，参加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组织的爱国学社。在这里他们一边学习，一边搞军事操练，准备有朝一日杀敌报国。章被任为军事教官，并常撰写论文，投递《苏报》，鼓吹革命。后被《苏报》主办人陈范看中，赏其才华，聘之为主笔。同年5月入馆后，对该报进行了大胆革新，刊登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部分)，及他自己撰写的《读革命军》等文章。为此，《苏报》名声大著。7月7日清政府查封了《苏报》，并先后逮捕了章太炎、邹容等人。章士钊因得办理此案的江苏候补道俞明震(过去陆师学堂的总办)之徇情，未被追究。之后章士钊并未妥协，与陈独秀等人又创办了《国民日日报》，继续鼓吹革命。

1904年，章士钊与杨守仁等在上海创设爱国协会，杨为会长，章副之，会员有黄兴、蔡锷、陈独秀等。8月，华兴会决定，于1 1月在湖南举行起义，委派杨、章等在上海组织力量接济。这次起义因事机不密而流产了。后来，章士钊等暗中协助万福华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结果事未成，随后章士钊等人被捕。后来由于蔡锷等在外营救而出狱。

章士钊出狱后到东京，他亲眼看到明治维新后社会的进步和繁荣，深有感触，同时回忆起两年来的革命生涯，自怨“才短力脆、躁妄致敌”连累同事被捕，于心不安，“顿悟党人无学，妄言革命，将来祸发不可收拾”。于此，他的思想由原来主张“废学以救国”，一变而为一个“苦学救国论”者。于是敬谢孙(中山)、黄(兴)，矢口不谈革命，而“以文学为鹄，愿附嚣俄(即雨果)摆伦(即拜伦)之流，终其身焉”。

1905年考入东京正则学校专攻英文，准备留学西方。翌年，受聘于日本下田歌子创办的实践女校，任中国文一科，教授中国留日学生。

1907年夏，章士钊到英国人阿贝丁大学政治法律系，兼攻逻辑学。学习期间发表了大量文章，介绍西方政治学说，兼评国内政治。此外，发表了《论翻译名义》一文，第一次提出将西方“Logic”直接音译为“逻辑”的倡议，改变原来译为“名学”、“辩学”或“论理学”，后为学术界接受。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章士钊受孙中山之约，辍学回国。次年7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被邀为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主笔。后来因与党人政见分歧，同年9月离开《民立报》，自创《独立周报》，袁世凯委以北京大学校长而未就。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发生，时章在北京，闻讯忙南下，参加讨袁战争。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到日本。1914年在东京与陈独秀等人创办《甲寅》月刊。针对国内政治发表许多论文，颇为时论所重。

1915年底，云南爆发护国运动，揭开了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序幕，海外党人纷纷回国讨袁。次年5月，欧事会与进步党人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岑春煊主其事，章为秘书长，准备与北方军阀开战。6月袁世凯暴病而亡，黎元洪继位，恢复国会。7月护国军务院撤销，南北媾和。章士钊以参议员身份到北京，旋即转入学术界，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

1918年章在北大讲授逻辑学，曾轰动一时，可容四五百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与十余年前严复在上海讲逻辑的情形，适成鲜明对照。同年北大20周年校庆，章应邀发表了《进化与调和》的演说，主张调和。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曹锟，直系失势，皖系段祺瑞上台，邀章北上，委以司法总长，后又兼教育长。从此，章投入北洋军阀怀抱，思想日趋保守，在文化上提倡复古读经，反对白话文，恢复《甲寅》，与新文化抗衡，并举意大利文艺复兴也是复旧，为自己辩护。当时一些旧文化蜂拥而上，互相唱和，形成了一个以章为首的“甲寅派”。甲寅派遭到鲁迅、胡适、成仿吾、郁达夫、吴稚晖等人的批判，终于随着安福系政治势力的垮台而失败了。抗战时期，在重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此间曾至国民党军官学校讲授过逻辑学。1943年在重庆整理成《逻辑指要》出版。

1949年春，他以社会知名人士被李宗仁邀为和谈代表，随国民党代表团到北京，与中共代表团举行和平谈判。后来谈判破裂，他与其他成员一起留京，拒绝南返，从此走向人民革命阵营，为祖国的统一大业而努力工作。他先后担任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政协常委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公余之暇，从事祖国文化遗产的整理和著述。

1973年章士钊到香港探亲，7月1日病逝，终年92岁。在“文革”期间，他积极进言，希望不要打倒刘少奇。临终前，仍致力于和平统一祖国的活动。他一生笔耕不已，著作甚丰。据统计，专著20余部，论文数百篇，诗词近5000首，特别是对逻辑学和柳文的研究，贡献巨大。章士钊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试析

章士钊是湖南人，与毛泽东同乡。青年时代是反对清政府的激进革命派，主编过《苏报》，北洋政府时期，曾任国会议员、教育总长等职，资助过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章士钊是毛泽东敬爱的老师杨昌济的至交，经过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在1919年就认识了他。1949年，国共和平谈判时，章士钊任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谈判破裂后，章留在北京，同年出席了第一届政协会议。他前半生走过了曲折复杂的道路，后半生最终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怀抱。建国后，他曾担任过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

毛泽东对章士钊早年的反清革命活动给予公正评价，对他资助留法勤工俭学的2万元债款，从1962年开始，以还款付息为名义，每年交章士钊2000元，直到章逝世。实际上这是关心这位老人的一种变相生活补助而已。作为学者，章士钊潜心文史，用力甚勤，多有著述，他编译的《大革命家孙逸仙》、撰著的《中等国文典》、《逻辑指要》、《名墨訾应论》、《名学他辩》和《柳文指要》等，都是传世之作。其中《逻辑指要》和《柳文指要》的撰述与出版，都曾得到毛泽东的关心和支持，成为一段学林佳话。

章士钊对逻辑学有独到的见解。他早在1918年就在北京大学讲授过逻辑学，很受欢迎，曾先后几易大教室仍坐无隙地，一时传为佳话。《逻辑指要》即是根据这些讲课提纲整理出来的。该书“以欧洲逻辑为经，本邦名理为纬”，运用西方形式逻辑的框架，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的逻辑思想。虽然对有些史料的分析不乏牵强之处，但它独辟蹊径，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论证了一个真理，即“逻辑之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他用确凿的史料驳斥了中国无逻辑的偏见谬论，在中国近代逻辑学史上，是一件空前的事。毛泽东看过章士钊早年写的《逻辑指要》后，动员他修订再版。章士钊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对此书作了较大修改后，于1961年出版。1959年，毛泽东亲自执笔为这本书起草了“再版说明”，并给予章士钊以热情的勉慰和鼓励“：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毛泽东还把他为之起草的“出版说明”，征求章士钊的意见，毛泽东谦逊地说：“尊意以为如何？先生如果不高兴这样办，我的建议作罢。”章士钊的《逻辑指要》出版后，因其学术价值高被收入《逻辑丛书》中。

章士钊的另一名著《柳文指要》，也是在毛泽东的热情支持下完成的。毛泽东和章士钊都酷爱柳宗元的文章。章士钊以他大半生研究柳宗元文章的心得，从1960年开始着手撰写《柳文指要》一书，到1965年全书上、下两卷的初稿完成，全书近100万字。从一开始，毛泽东就和章士钊多次切磋，并亲自阅读书稿，逐字逐句加以推敲斟酌，提出修改意见，并对若干处作了修改。《柳文指要》一书，对我国唐代发生的永贞政变作了评价，充分肯定了二王(王伾、王叔文)、八司马(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的政治主张，从各方面论证了柳宗元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并把柳宗元和韩愈作对比，热诚称颂柳宗元的“以民为主”的思想，驳斥韩愈的“以民为仇”的观点，对柳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了详细的分析。

毛泽东在一封给别人的信中，谈到对于《柳文指要》的评价，他说：“颇有所义”，“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

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在致章士钊的信中诚恳地写道：“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

《柳文指要》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和支持下，经过“文革”的种种磨难，终于在1971年，章士钊90岁高龄时出版了。毛泽东对待学术研究，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者可以有不同的治学道路、方法，对学术问题有不同的见解，不应强求一致。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武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则应该熟悉和掌握。1950年，毛泽东给历史学者陈寄生写信说：“惟觉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毛泽东总是循循善诱地希望史学研究工作者，要不断地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凡有成绩者，都给予鼓励、支持，凡有不足者，则加以诱导、劝说。毛泽东对待章士钊这样一位年老的学者的态度，就是一个例子。既向他指出历史研究“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又并不强求他按此尺度去修改自己的书稿，只是热情恳切地引导他朝此方向努力，积极支持他的研究成果出版。与此同时，鼓励他勇敢地接受别人正确的批评。

【注释】

[1]摘自毛泽东1958年3月30日同吴冷西、田家英等人的谈话(见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61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