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美为什么要害杨业

潘美为什么要害杨业

如果把一个完整事件分为效果和动机两部分的话，从效果看，潘美的失约撤军造成了杨业被俘，因果关系是清楚的。关键在于动机——潘美为什么要陷害杨业？元杂剧写杨令公曾射中潘仁美一箭，后来的戏曲、小说写杨七郎打擂将潘仁美的儿子潘豹打死，潘仁美公报私仇，千方百计置杨氏一门于死地。这完全是文学虚构，不可信。我认为从主观动机上说，潘美陷害杨业的原因是嫉妒。

有人认为，潘美绝不可能嫉妒杨业，因为潘美的官职比杨业高得多，其实未必。北宋初每个官员至少拥有“官号”和“差遣”两个头衔。官号又称“寄禄官”，只用来确定官员的等级，即属于几品官，据此确定这个官员应得多少俸禄。“差遣”才是他们担任的实际职务，又称“职事官”。从“官号”来看，潘美位居检校太师、忠武军节度使、韩国公，为一品。而杨业只不过是一个州的军政长官（云州观察使），四品，二人不具有可比性。但雍熙北伐前，潘美的实职是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杨业是三交驻泊兵马部署，杨比潘少一个“都”字。雍熙北伐时，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杨业副之。用今天的话，一个是司令，一个是副司令，二人在实际职务上的差别并不像以往想象的那么大。这一点，只要看宋征南唐时，曹彬为主帅，潘美为副帅；征北汉时，党进为主帅，潘美为副帅，就不难明白。

让杨业做潘美的副帅，堪称“破格使用”。赵光义不仅破格任用杨业，而且还给了杨业一份异乎寻常的赏赐，即前文所言的“密封橐装，赐予甚厚”。对一个降将如此礼遇，自然会引起一些老臣的猜忌和嫉妒。《宋史·杨业传》写道：

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帝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以付业。(www.guayunfan.com)余嘉锡先生分析说：“是时主将并无他人，实即潘美，史臣以美功名甚盛，故讳其姓名。”这个分析很有道理。比起王侁等人，潘美与“主将戍边者”更吻合。“帝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以付业”，这种超常的信任，更加重了潘美的嫉妒，陈家谷之战恰好给了他除掉杨业的机会。

《宋史·杨业传》中写杨业的两次落泪，颇带情感色彩，有太史公风格。有道是“丈夫有泪不轻弹”，而杨业，这个多少次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令辽兵闻风丧胆的“杨无敌”，竟然在一天之中两次掉泪。第一次是在率军出征前，业“泣谓美曰……”，他痛陈孤军深入的无奈，要求潘美在陈家谷口设援兵予以接应。第二次是他撤到陈家谷口时没有见到援兵，于是“拊膺大恸”，带伤力战被俘。两次落泪相呼应，效果明显。所以，尽管《宋史·杨业传》的作者没有写潘美有意陷害杨业，但是无论从情感上或是情理上，人们都是很难原谅潘美的。

《宋史·杨业传》之外，文人笔记、诗文、戏曲，为潘美应该对杨业之死承担主要责任提供了旁证。我们只举北宋文学家、苏东坡的弟弟苏辙的《过杨无敌庙》诗中的后两句为例，这两句诗是：

我欲比君周子隐，诛肜聊足慰忠魂。

诗里把杨业比作周子隐，周子隐是谁？就是大名鼎鼎的周处，他字“子隐”。周处年少的时候为祸乡里，被乡亲们当成三大祸害之一，后来浪子回头，改过自新，成为有名的忠臣武将。

晋元康七年，也就是公元297年的时候，氐人齐万年率兵七万反叛。当时周处担任建威将军，隶属于征西大将军梁王司马肜和安西将军夏侯骏之下。由于周处严格执法得罪过司马肜，司马肜趁机报复，令周处领五千兵出击。周处提出，敌众我寡，加之孤立无援，出兵必败，自己身亡事小，还会给国家带来耻辱。司马肜与夏侯骏不听，逼周处进兵。结果在战斗中，周处虽斩获甚众，但最终“弦绝矢尽，救兵不至，遂力战而死”。由于司马肜地位太高，他不仅是征西大将军和梁王，而且还是当朝皇帝司马炎的叔叔。所以朝廷明明知道周处之死司马肜应当担责，但也不能处罚他。

苏辙诗中把杨业比作周处，那谁是司马肜呢？显然只有位高权重的潘美了。王侁只不过是区区一个监军，并非主帅，苏辙不可能把王侁比作司马肜。

同时还可以推测，苏辙的这种态度不是孤立的。也就是说，早在北宋，就有一种倾向性的意见，把杨业兵败被俘死难的责任归于潘美。而这种意见与正史不完全相同，应当是民间的口述历史，而口述历史有时候恰恰可以还原历史真相。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在给杨业的侄孙杨琪写的墓志中说：杨业和杨延昭父子的事迹，“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欧阳修比苏辙大三十一岁，可见，苏辙把杨业之死归罪于潘美，正是在北宋民间舆论的大背景下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