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士杜甫_唐人编唐诗集，很少选杜甫_中国士人的故事

吟士杜甫_唐人编唐诗集，很少选杜甫_中国士人的故事

吟士，诗人。“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唐·贾岛《题诗后》）“﹝吴渭﹞始作月泉吟社，四方吟士从之。”（明·田汝耔《刻月泉吟社诗序》）

杜甫在今天被誉为“人民与大地的诗人”[1]，却在唐代人那里颇受冷落。这是由于其所表达的“人民”思想和“大地”趣味，在所处时代中与当时人们普遍的建功立业意识和富贵荣华趣味不合拍。所以唐人选的唐诗集中，很少有杜甫作品。唐代开国的中坚力量是军事贵族，许多人还带有游牧民族血统。开边尚武、建立功业、激情自信、富贵雍容、宏阔想象是当时士大夫的人生美学，儒学经术只是那个时代的点缀，是庶士的敲门砖。沈佺期诗中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绝不是愤激之语，恰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故杜甫诉说“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2]诗歌很难被理解，这使得杜甫深感寂寞。

另外，盛唐时期士人干谒之风最为盛行，虽然此风非始于唐。跟李白一样，杜甫亦未能免俗，干谒过程中受尽了达官贵人的屈辱。与李白不屑科举才走上干谒之途不同，杜甫则是科举失利，不得不跻入大道扬飞尘的干谒者之列。杜甫一生交替在投奔求官与失落漂泊的绞杀中，身心承受着巨大的负荷。

杜甫（712～770），字子美，原籍襄阳（今湖北襄阳），生于巩县（今河南巩义），出身仕宦家庭。十三世祖杜预名将兼名儒，为东晋司马昭妹夫，祖父是初唐武则天朝诗人杜审言，曾任修文馆直学士，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开元六年（718），杜甫“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3]十五岁时诗文歆动洛阳名士。杜甫自言“奉儒守官，未坠素业”。[4]祖上几乎每代都有人授爵任官，其母系唐代士族中门第最高的清河崔氏。儒学传家，门庭美名。然而，唐代是一个士族沦落的朝代，杜甫后来在上书中，自叙天上地下的世胄出身与穷民现实，其情哀怜。他说道：

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中宗时。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5](www.guayunfan.com)杜甫在一个士族沦落的朝代里漫游、漂泊，一生分为四个时期：开元十九年（731）二十岁始，至天宝五年（746）三十五岁以前，读书和漫游。这时期，杜甫“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先后游历吴越和齐赵，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山东），分手后又遇于东鲁。李杜三度偕游。杜甫青少年时期“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正是青春纨绔之时。家庭出身为他从政提供了一条捷径，但他进入官场的愿望并不十分强烈，这从“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中可以窥见。后来，李白成了“诗仙”，杜甫成了“诗圣”，这两位一样在科场失意，干谒漂泊生活伴随一生。“诗仙”天上飞，浪漫飘逸；“诗圣”大地走，深沉凝练，名号意喻了他们为人的性格和诗歌风格。

至天宝十四年（755），杜甫四十四岁，困居长安。这一时期，杜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6]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贵人投赠，屡上诗、求汲引。在长安蹉跎的时候，命运曾给了他一次转机。天宝十年（751），四十岁，他向皇帝献赋，进“三大礼赋”。玄宗奇之，被招入集贤院，让宰相亲自试验他的文章水平。在《莫相疑行》诗中，他回忆此事时自豪地说“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7]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其实结果并没有他描述的那样好，直到天宝十四年（755），四十四岁，才授予了河西县尉，不拜。在其坚持下，后改授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从九品官换成了从八品。那不过是一个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职，亦不得意。其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

至乾元二年（759），四十八岁，陷贼和为官。杜甫“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8]没来得及把参军官位坐热，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肃宗至德元年（756），杜甫四十五岁，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长安路上，皇亲宗室子弟沦落大道旁，乞舍身为奴，杜甫见状恸作《哀王孙》一诗，“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拜左拾遗。君臣见面时，杜甫感遇涕零说自己“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9]终于有了“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10]的机会。遗憾的是，杜甫政治才能匮乏，在“房管事件”中放任文人执着的意气，渐渐被肃宗疏远。杜甫的从政之路也就此走向了终结。乾元二年（759），杜甫四十八岁，时属关辅饥馑，七月弃官西去，十月贫益甚，拾橡栗，掘黄独以自给。其间，把西去路上的见闻一一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不朽的“三吏”、“三别”。

至大历四年（769），五十八岁，西南漂泊。杜甫在官军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后，携家随民逃难。他经秦州、同谷等地，往成都依严武。严武与之最友善，在距离严武不远处搭建“草堂”安身，过了一段安定的生活。肃宗宝应元年（762），杜甫五十一岁，居草堂，与严武唱和甚密，严武数度劝其出仕，杜甫婉言谢绝。后感其诚意，挂名入严武幕府，受任检校工部员外郎，后称“杜工部”。军镇可以授予官职，这是安史乱后，朝廷授予地方大员的权力。检校官仅是一种官资名分，挂衔尊崇而已。严武不久死，杜甫启程，再度漂泊。又在夔州住两年，继又到湖北、湖南，投奔妻子崔氏娘舅家暂居。大历五年（770）四月，避乱入衡州（今衡阳），溯湘江往郴州寻崔伟。船至耒阳，遇大水不能行，半旬不得食物。耒阳令知之，亲自棹舟迎杜甫，供牛肉白酒啖食。不料次夕卒于耒阳，终年五十九岁。

学者闻一多曾这样写：“杜甫是一个贵族，不但在族望上，便论德行和智慧，他知道，也该高人一等。”[11]然而现在，这一个高贵的吟士、卑微的老人在流离的路上死去了，划过了唐朝三百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临终的眼》中，写过一段关于作家、艺术家宿命的话，是这样说的：

我以为艺术家不是在一代人就可以造就出来的。先祖的血脉经过几代人继承下来，才能绽开一朵花。或许有些例外，不过仅调查一下……就会发现他们大多是世家出身。可以认为，作家的产生是继承了世家相传的艺术素养的。但是另一方面，世家的后裔一般都是体弱多病。因此也可以把作家看成是行将灭绝的血统，像残烛的火焰快燃到了尽头。这本身已经是悲剧了。[12]

高贵总是孱弱的，世家的后裔一般都体弱多病。杜甫是行将灭绝的血统，像残烛的火焰快燃到了尽头。“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

安史之乱是历经三代帝王（玄宗、肃宗、代宗）、陷落两京（长安、洛阳）、耗时八年（755—763）的一场内战，摧毁了盛唐八十多年的和平。从此，唐帝国进入了一个局促动荡的时期。安史乱后，唐王朝为了安抚降将，把安史集团一些骨干先后册封为节度使，导致此后藩镇之乱不消停，直到一百五十年后唐王朝彻底覆灭。安史之乱反映了中国的制度和信仰出了问题，权力和人性之恶被释放出来成为吃人的老虎，历史和人性总体上开始走下坡路。面对安史乱象，曾有许多人凄然转身，或走向酒坛，或走向山林，或尸位素餐。李白的反应是“飞在青云端”，[13]王维是“独坐幽篁里”，[14]白居易是“隐在留司官”，[15]唯独杜甫是“风雨闻号呼”。

为什么杜甫能在磨难中依然充满关注和同情？为什么能如此关注世道人心并写入自己的诗中？答案是杜甫满满的善意，有一个比天还要大的儒家伦理：悲天悯人。在安史之乱中，杜甫始终面对苦难，是一个“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16]般执着虔诚的人，刀刻一般记录“谈笑行杀戮”的军阀暴行和“残害为异物”的黎民痛苦。一笔一画反映中国的动荡和苦难，百姓的焦虑和不安，流淌的是唐代诗歌的无限善意和悲悯。这悲悯，以《北征》、“三吏”“三别”以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为最。这是杜甫积代而来的“素业”家风使然。杜甫自称“儒生”、“老儒”、“腐儒”，比较李白的道，王维的佛，他秉持的是“奉儒守官”的家世门风。这是中国的信仰，东方此岸的信仰，无不涵咏着源远流长的世家血脉。“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17]杜甫的悲天悯人源自此世，深深的忏悔和反思陷入此世。一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18]家国一体，推己及人。二是“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19]物与民胞，人道精神。三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20]道成肉身，存在感与历史感并存。闻一多说杜甫“是在时间里，不是在空间里活着”。[21]苦难是一堆烈火，燃烧的结果要看对象：是卑贱之质则被烧成灰，是高贵之体则粝炼出文化灵魂。杜甫有一颗中国化的高贵灵魂。公元755年的唐朝，诗人无数，而做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完美的“同情大师”的诗人只有这一个。

杜甫的高贵在悲天悯人，这是中国肉体文化的根，杜甫活在这根上。肉体是与心灵、灵魂或精神相对应的概念，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指出中国哲学这个特点，说孔子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所讲的只是道德常识。[22]与西方哲学注重抽象研究不一样，中国文化关注实践伦理。儒家文化不是出于理智而是源于生存。中国的“正义”不是西方式超越性的“律法”而是“情感”。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中称之为“忧患意识”，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中称孔孟哲学就是“敬天畏命”，是“仁”，是“悱恻之感”、“不安之感”，挟带着强烈的感情因素。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称它是“心理情感原则，它是孔学、儒学区别于其他学说或学派的关键点”。儒家的基本观念礼、乐、忠、诚、敬、畏、庄、信等，都源于情感。儒家思想传播也不是倚靠理论上的论辩，是靠情感的渲染。[23]杜甫乱世路上吟咏，一篇篇歌诗无不是“启发理性，培植礼俗，而引生自力”，都在“消极于政治而积极于教化”，[24]尽了古代中国儒家士人之责，是肉身的中国哲学。

安史之乱八年里，儒家文化伦理已经失去了制约。安史之乱第一年，士兵毫无忠信礼义，是否听令取决于己。于己有利，则拥护之，于己无利，则背叛之；这又导致地方军阀（藩镇）不听从中央的号令。他律伦理失范，自律观念松动。公元七五五年，中国的人性黑暗到了极点，士兵们滥杀无辜取乐，“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衢。到今用钺地，风雨闻号呼。”杜甫质问杀人者，“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娱。国家法令在，此又足惊吁。”[25]他人的痛苦怎么能成为自己的快乐？为何国家的“纪纲”置若罔顾？这是对孔儒道德丧失的控诉，也是伦理失范中的无力劝谕。只能说，在现实关怀与承诺中，杜甫尽可能地为中国的诗歌增加了最多的善意。

可叹杜甫的高贵存于悲悯，却又仅存于悲悯。安史之乱在杜甫的关注下，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的个人知遇冷暖史，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26]的天下寒士温饱史。学者潘知常对此认为，杜甫的关注仅限于衣食温饱、知遇冷暖，推及天下寒士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这是杜甫（乃至中国文化）的局限。衣食住行的问题确实是天大的问题，但是否天大的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呢？公元七五五年，中国人还有比天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就是信仰不在：“（安史乱象说明中国人）对于无限的东西——信仰、爱、美，对于精神生活的不屑一顾。”[27]

在中国，通行的传统都是现实关怀，忽视了终极关怀。安史之乱在杜甫笔下只做到了现实关怀。杜甫只有对乱世的揭露，没有对乱世的终极原因——人性深处黑暗——的批判。所以，当杜甫笔下写安史之乱太坏，打碎了人们的家园梦想时，这控诉便孱弱得如此无力！

在唐代，杜甫是被忽略的，因为那是一个转轨中失序的时代。在后世，杜甫却发挥着儒家悲天悯人的文化感召力。杜甫一生写了一千四百多首诗，绝大部分写在滞留长安以后。直面记录安史之乱的有三百多首，最是悲天悯人之情的诠注。宋人王得臣在《增注杜工部诗集序》中说：“逮至子美之诗，周情孔思，千异万状，茹古涵今，无有端涯。”[28]

王得臣强调杜甫最是“周情孔思”四个字。“周”、“孔”是指周公、孔子，它表达了宋人对杜诗内容关注的焦点——现实关怀。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承传的是儒家仁政思想。他热爱生活，同情百姓，幻想解救人们的苦难。杜甫仁爱思想有纲有目。纲是张载的“民胞物与”，实质是泛爱一切人和物。这个精神实质在原始儒家那里没有受到重视，但杜甫的“周情孔思”贯穿着泛爱一切的精神。杜甫诗中大庇乱世中的人、天下万物的题材、主题和品类超过前代，这是杜甫仁爱思想的体现。在他之前，也有诗人涉足过。蔡文姬写乱世遭际，但其中看到的却只有个人，杜甫诗歌就不同了，诗歌中满是天下百姓。杜甫的仁爱涉及了一切人，也涉及一切物，“天地同根、万物同体”，[29]对动植万类，特别是对弱小者，充满同情，“杜甫的仁爱真是做到了空前绝后。”[30]在唐代，许多诗人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往往只是作壁上观，甚至掉头不顾。李白在安史之乱中“俯视洛阳川”，王维“归向桃花源”，杜甫则对国家的颓败悲天怆地，对老百姓颠沛流离悲苍不忍。有唐一代，人们并没有充分地理解杜甫，对他的涕泗涟涟一直不予认可。直至宋朝，民族真正到了危亡关头，杜甫的价值才被发现了。

宋金交替时期，民族英雄李纲说“子美之诗凡千四百三十余篇，其忠义气节，羁旅艰难，悲愤无聊，一见于诗”，非到“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方能看到其人心功妙，光焰万丈。“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31]这是北宋南迁一百多年里，人们之所以格外热爱杜诗的一个总的说明。

宋代受杜甫的影响，重要的是在思想情操方面。杜甫的系家念国，同情生民疾苦，无不受到宋代思想家、政治家、文人士大夫的崇仰。杜甫情怀对宋代士人人格的构成有很大影响。理学家张载《西铭》倡“民胞物与”与杜甫主张暗合；主持“熙宁变法”的政治家王安石是杜甫的崇拜者；宋元交替时，爱国将领文天祥系燕狱漫漫五年，撰《集杜诗》二百首，在《自序》中说：“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诗，稍习诸所感兴，因其五言，集为绝句。久之，得二百首。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情性中语，烦子美道耳。”[32]可见，杜甫其人其诗与兵火战乱的宋朝时期同振共鸣。

注释

[1] 李敬泽：《人民与大地的诗人——纪念杜甫诞辰一千三百周年》，《人民日报》，2012年4月10日第24版

[2] （唐）杜甫：《全唐诗·卷二百二十八　杜甫·南征》，（清）彭定求编，中华书局，1960

[3] （唐）杜甫：《全唐诗·卷二百二十二·壮游》，（清）彭定求编，中华书局，1960

[4] （唐）杜甫：《全唐文·卷三百五十九·进雕赋表》，（清）董诰等编，中华书局，1983

[5]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一　列传第一百二十六·杜甫传》，中华书局，1975

[6] （唐）杜甫：《全唐诗·卷二百一十六·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清）彭定求编，中华书局，1960

[7] （唐）杜甫：《全唐诗·卷二百二十·莫相疑行》，（清）彭定求编，中华书局，1960

[8] （唐）杜甫：《全唐诗·卷二百一十六·哀江头》，（清）彭定求编，中华书局，1960

[9] （唐）杜甫：《全唐诗·卷二百一十七·述怀一首（此已下自贼中窜归凤翔作）》，（清）彭定求编，中华书局，1960

[10] （唐）白居易：《全唐诗·卷四百二十四·寄唐生》，（清）彭定求编，中华书局，1960

[11] 闻一多：《唐诗杂论·杜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2] （日）川端康成：《川端康成集·临终的眼》，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3] （唐）李白：《全唐诗·卷一百六十三·古朗月行》，（清）彭定求编，中华书局，1960

[14] （唐）王维：《全唐诗·卷一百二十八·辋川集。竹里馆》，（清）彭定求编，中华书局，1960

[15] （唐）白居易：《全唐诗·卷四百四十五·中隐》，（清）彭定求编，中华书局，1960

[16] （唐）杜甫：《全唐诗·卷二百一十七·新安吏》，（清）彭定求编，中华书局，1960

[17] （唐）杜甫：《全唐诗·卷二百一十七·羌村》，（清）彭定求编，中华书局，1960

[18] （唐）杜甫：《全唐诗·卷二百一十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清）彭定求编，中华书局，1960

[19] （唐）杜甫：《全唐诗·卷二百一十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清）彭定求编，中华书局，1960

[20] （唐）杜甫：《全唐诗·卷二百一十七·述怀一首》，（清）彭定求编，中华书局，1960

[21] 闻一多：《神话与诗》，载《古典文学研究》，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22] 赵敦华：《黑格尔论中国文化》，豆瓣网，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2297982/

[23] 王学泰：《偷闲杂说·大儒杜甫》，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

[24]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

[25] （唐）杜甫：《全唐诗·卷二百二十·草堂》，（清）彭定求编，中华书局，1960

[26] （唐）杜甫：《全唐诗·卷二百一十九·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清）彭定求编，中华书局，1960

[27] 潘知常：《从安史之乱中杜甫诗歌再谈美学的终极关怀》，和讯网，http://pan2026.blog.hexun.com/83252508_d.html

[28] （北宋）王得臣：《增注杜工部诗集序》，载《全宋文·卷一八三三　王得臣》，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29] 出自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内篇　齐物论第二》，安继民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30] 王学泰：《偷闲杂说·大儒杜甫》，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

[31] （北宋）李纲：《梁溪集·卷一百三十八　重校正杜子美集序》，维基，http://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720337&remap=gb

[32] 引自曾枣庄：《中国诗词文的集句体》，《古典文学知识》，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