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州民俗的演变

甘州民俗的演变_悦读甘州·民俗

甘州民俗的演变

甘州地处河西走廊中部中心地带。南北两山地势高耸，重峦叠嶂；两山之间地势平衍，水草丰茂，亦农亦牧。这里祁连雪峰与平川绿洲相映，戈壁大漠与滩地草原相接；既备江南水乡秀色，又呈西北高原雄奇；形成优劣相兼、景观多样的特殊地理环境。同时，甘州又据河西走廊中部的“十字路口”，东连武威(凉州)，西接酒(泉)嘉(峪关)，是丝绸之路的会合点；北贯大漠，南通湟中，为南北少数民族会接之地，从而成为据之必利、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甘州历史上一直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先后有氐、羌、乌孙、月氏、匈奴、鲜卑、卢水胡、吐谷浑、回鹘、突厥、吐蕃、党项、羌等古代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现代甘州居民以汉族为主体，并有18个少数民族散居其间。多民族构成的甘州人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受特殊地理环境的磨炼，受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推动，受多民族交往、融合的影响，在成就丝路重镇的繁荣、演绎悲壮和辉煌历史的同时，也形成、传承和演变着甘州人独特的民风习俗，正如唐代人所说：“广谷大川异制，人生其间异俗。”

甘州地方风俗是历代甘州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反过来又极为深刻地影响着甘州人的物质和文化生产、生活，影响着甘州人的社会心理素质和文明进程。因此，研究和认识甘州风俗，对于促进甘州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十分重要；了解甘州民俗的历史演变过程对于研究甘州当代风俗同样十分重要。

汉代以前的民俗

根据甘州区黑水国遗址及其同属甘州文化圈的民乐东、西灰山遗址，高台红崖子遗址，山丹四坝滩、山羊堡滩等遗址中发现的石器、陶器、骨器、乐器以及碳化的粮食籽粒，猪、羊、牛、鹿的齿骨等实物资料证实，早在距今约5000年前的原始社会后期，我们的先民就活动在黑河两岸。他们使用石器、陶器、骨器进行原始的畜牧业、农业生产；他们选育并种植小麦、大麦、黑麦、高粱、粟、稷等农作物，使这里成为中国普通小麦、栽培大麦和高粱的原产地和重要的起源中心之一。他们驯化并饲养猪、羊等部分家畜；他们用石纺轮纺线；他们用骨针缝衣服；他们建窑烧制灰陶、彩陶；他们用埙演奏娱乐。总之，他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利用这里优越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自然资源，创造了早期的本土文化。之后，随着气候的演变，许多先民们生活的地方逐渐变为不适宜人类生活的荒漠，环境的改变被迫他们向自然条件更好的地区迁徙。但他们所创造的本土文化，却是甘州民俗形成的基础。

远古时期甘州先民所生活的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代。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都证明：从商、周、春秋、战国、秦到西汉初期，甘州的居民先后是氐、羌、月氏、乌孙和匈奴。这些古代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就是对远古时代先民风俗习惯的继承。由于他们都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其社会生产方式处于原始部落制向奴隶制发展的过程，风俗习惯完全不同于中原汉族。

羌族历史悠久。1976年首先在玉门市发现的火烧沟文化遗存，广泛分布在山丹、民乐、酒泉一带，距今4000～3500年，相当于夏商之际。其陶纺轮上刻有“丁”字，据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研究为古“羌”字或“羊”字，说明火烧沟文化类型属羌族文化遗存。《说文》解释羌为“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应劭《风俗通》则直言其“主牧羊，羌从羊人，固以为号”。而考古发现的火烧沟文化遗存中，有大量羊双角、腿骨和髋骨、距骨等，证实了羌人以畜牧羊为主要经济来源之一。殉葬羊头数量的多少不仅反映出羌人“主牧羊”的经济特征，也反映了羌人社会日益严重的阶级分化。

特殊的自然条件、经济生活和落后于中原的社会生产方式，使羌族有着特殊的习俗。主要表现在：衣食住行方面，“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后汉书·西羌传》)；“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礼记·王制》。少数在绿洲点状分布的农耕羌人，用劈木插地，泥草糊壁，苇秆缚泥覆顶，或半地穴或地面，有固定居室，而在山谷草原的游牧羌人则“旃裘毳帐”，随季而迁。其饮食“湮饮肉食”，主食羔肉及牛、马、猪肉，饮羊、马、牛乳。由于农耕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增加，剩余产品增多，逐渐学会酿制奶酒和粮食酒，遂生饮酒习惯，借以御寒、壮胆、祭神及庆祝，可见甘州人饮酒历史之早。在信仰方面，羌人所供奉的神“状皆羊身人面”（《山海经·西山经》），至后来则“多事螈羝之神，人信巫觋”、“其俗重鬼右巫”（《吐蕃传》）。因此，人病求巫，拜螈羝大神，而病死则为不祥。这与考古发现的玉门火烧沟“四坝文化”类型墓葬中，大量成对的羊角、陶器和铜器上雕铸逼真的羊头，反映出以对羊的崇拜为图腾的情况相一致。在婚葬方面，羌人“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其妻后母，兄亡则纳娌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后汉书·西羌传》）。其亲戚死后，“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墨子·节葬下》）。因此，羌人若被俘，“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荀子·大略篇》）。羌族的火葬习俗一直到唐代还被党项族所保持。可见火葬之俗也是甘州为早，羌人为先。习尚方面，羌人“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后汉书·西羌传》)。由于英勇善战，被周武王调用伐商，在牧野之战中立下汗马功劳。

春秋后期，原居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带的月氏族一支开始西迁甘肃一带。在其不断打击之下，羌人于春秋末期开始南穿祁连山谷入河湟青藏，一部分东徙与中原华夏族错居。于是，月氏成为甘州乃至河西的主要居民，其西面同时居住着乌孙。自战国至秦代的几百年间，月氏在河西过着游牧生活，是河西地区的主要居民，为后世留下了沙井文化遗存。

月氏的风俗史籍所载十分简略，难知其详。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印证看，月氏也以游牧为生，以氏族部落为社会组织，其习俗当与羌族无根本差别。《山海经》郭璞注，“月氏国有大尾羊，如驴，即羊也”。张澍《二酉堂丛书·凉州异物志》转引《太平御览》的记载“月氏国有羊，尾种十斤，割之供食，寻生如故”。《西河旧事》载月氏所居祁连山地，“山中冬温夏凉，宜牧羊，乳酪浓好。夏泻酪，不用器物，刈草着其上，不散，酥特好。酪一斛得酥升余”。这些都说明月氏人有着相当发达的畜牧生产。《史记》《汉书》记其风俗概括为“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但是，如果我们再作深入探寻就不难发现，月氏的风俗从月氏迁入河西到受匈奴侵逼西迁期间，绝不会简单到仅“与匈奴同俗”。

首先，月氏迁入河西时，原居羌族绝非迁离绝空，史籍也无此明载。事实上，绿洲平原上点状分布的农田仍由农耕羌人耕作；避居南山的少数游牧羌人并未全部南移或东徙。月氏入居甘州，一部分人必与剩留羌人相联系，甚至相融合而成为后来的小月氏。因此，羌人的风俗亦必然渗透在月氏风俗之中。正如《后汉书·西羌传》所载，当月氏受匈奴逼侵后，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其共婚姻……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

其次，月氏在河西活动期间，生产不断稳定，人口不断增加。在长期生活中逐渐磨炼出了勤苦耐劳、荐力尚勇的习尚，到秦代已有“控弦者一二十万”，并经常侵夺其西侧乌孙的土地和财富，还杀了其首领。可见，英勇尚武的品质由月氏继续保持下来。至于乌孙，《史记·大宛列传》记其“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

秦末，位居我国北方的匈奴乘“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的机会，“复稍度河，与中国界于故塞”，并分别向东、北、西进兵，其中在公元前205～前202年向西打败月氏，到公元前176年彻底打败月氏，占据了整个河西，从而成为当时甘州的主要居民。关于匈奴的民俗，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有较全面的记载。

衣食住行语言方面，匈奴人“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处耕田之业”，“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自君王以下，咸食兽肉，衣其皮革，被旃裘”，显然是以畜牧业为生的游牧民族的特征。

在婚丧方面，匈奴人“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娶其妻妻之”。“其送死，有棺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匈奴贵族讲求厚葬显然受到中原人的影响，但普通人只“裹毡裘而埋之，并无棺木”。

在信仰方面，匈奴人信天地、鬼神，崇拜祖先，每年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以祭祀祖先；每年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而于每年“秋社八月中”马肥之季，“大会蹄林”，“绕林木而祭”。汉匈河西之战中，曾“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今浮屠金人是也”，可见匈奴人已始信佛教，所谓祭天金人。其实是在以金铸佛像为天主而祭拜。这说明，早在公元前121年前就由匈奴人将佛教传入甘州，不过当时仅在匈奴人中信仰。

在习尚方面，匈奴人“习战攻以侵伐”，“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占，月亏则退兵”。因攻战立功有重赏，“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在长期的攻战逐利进行掠夺中，逐渐形成“贵壮健、轻老弱”，“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的习俗，与中原民族尊老爱幼完全迥异。

自羌至匈奴为甘州居民的两千多年里，甘州民俗即以上述游牧民族的风俗为盛，对后世风俗特别是少数民族风俗有一定影响。一方面，他们的风俗既带有一般游牧民族习俗的特征，又带有由原始社会解体向奴隶社会转变的阶级分化特征。另一方面，他们习俗中的某些内容在促进畜牧业经济发展、培养勤苦耐劳和雄健善战的尚武精神等方面具有明显而积极的意义。

汉晋的改变

与汉以前相比，汉晋(西汉、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甘州风俗，随着中原人口的迁入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步与中原民俗相接，同时又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而这一巨大变化首先得始于西汉在河西设郡和移民实边。

汉匈河西之战后，西汉“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后于元鼎六年(前111年)始先后分置张掖、武威、敦煌，并称为河西四郡，各郡下设数县。郡县制的推行，使生产方式落后的河西地区被纳入中原王朝的封建统治之下。为了巩固对河西的统治，自西汉至东汉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移民实边；二是屯田以发展农业，以便保障移民生存和军事需要。于是，“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背逆王道，家属徙焉”。而其中又以生活无着落的农民为绝大多数。与此同时，又征调屯田戍卒数十万到河西一带戍守边防，平时军屯。此外，一些少数民族也被强制迁入，随军戍卒及其家属也有自愿留住的。到西汉末，河西一带人口稀少的局面就被彻底改变。当时河西人口已达到61270户，280211口。这些从西汉、东汉两代陆续迁入的中原农业人口，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而且也带来了中原的民情风俗。

在衣食住行方面，开领大襟双袖的麻制衣裳是汉代甘州普通居民的主要服装，一改原来少数民族“错臂左衽”的裘皮长褂。原来以肉食为主也随着农业的发展改为以青稞、小麦为主，并食用少量的葵、韭、葱、萝卜等蔬菜。牛、羊、猪和鸡、鸭是主要肉食来源，又由中原移民带来了冬食狗肉以御寒的习惯。用谷物制曲酿制的各种酒是当时甘州居民喜庆、祭祀、御寒的主要饮品。住房以木斜梁顶、板筑夯土墙的土木结构房为主，木制板门、大条格或方格拼的木窗；在靠近沼泽、湖泊地方并有少量类似“干栏”式的建筑。在潮湿地带的民居里，已使用低矮的木制卧坐具。牛、马、驼为主要交通役使工具，并开始出现轮径超过五尺的大木轮双轮畜力车。

在婚葬礼仪方面，婚嫁“六礼”已经出现，并有“合卺”风俗，在富贵人家的婚礼中还出现了撒花果和“棰杖以督之戏谑”(类似今天闹新房)的情形。汉代还曾规定，女子十五以上不嫁者，要交五倍的赋税，以致出现了女十四、男十六七婚嫁的早婚习惯。此外，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婚嫁中的“门户相对”观念(后世所谓门当户对)也已在觻得（甘州）出现。在丧葬上，两汉时期甘州并行四种葬俗：中原移民的棺木土葬；南山羌族的火葬；匈奴平民的无棺土葬；少数民族中穷困者的天葬。棺木土葬要请术士看风水，选墓址、择葬日，并自东汉以后行三年丧期。在甘州和整个河西的兵屯士卒，死后则一站一站运回原籍埋葬，因此在这里很难找到兵屯者的墓葬。受其影响，汉以后觻得（甘州）居民逐渐有了“落叶归根、不葬客乡”的观念。

在节令习俗方面，过年、燃灯节、寒食节已是当时民间的主要节日。西汉时这些节令习俗已传入觻得（甘州）。过年成为一年中第一个、也是最重大节日。其主要内容有三：一是驱鬼，这是过年的主要内容。为驱鬼，房前屋后、室内各角要全部打扫干净；院门、屋门要贴上麻、苇等纤维制成的草纸画；当夜点燃清除的垃圾及干枯的树枝、苇秆，并使其发出脆响；而羌人、匈奴人则戴上面具跳驱鬼迎神的舞蹈。二是祭神。当时主要是用碗盛满豆粥，插上杨柳枝或一双筷子，置于门户上方，以期神灵保佑门户安宁繁衍；在农历腊月二十三日，摆放一碗由肉块和豆、麦混合熬成的粥，用尊、盅之器盛酒以献，以谢灶神保佑食用丰足，这种习俗演变至今，并逐渐有了要求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地保丰收”的俗语。三是守岁。除夕当夜，全家人围坐一起，吃肉和麦粥，饮茶、酒，做小游戏，筹划来年生计，小孩则在室外燃火游戏，直至次日天明。燃灯节是汉代觻得（甘州）居民的又一重要节日，其成为风俗最初也是受中原移民的影响。正月十五夜，各家将事先扎好的彩灯悬置院门之上，并举家上街观赏。东汉以后，随着佛教的不断传播，燃灯在觻得（甘州）更为盛行。当时在全国其他地方，燃灯并不普遍。由汉武帝提倡的燃灯、观灯、闹夜之类仅在宫廷流行，而在觻得（甘州）乃至敦煌、酒泉一带已形成风俗，流传至今不衰。燃灯节在觻得（甘州）流行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了观灯节、今日的元宵节，有着明显的地域特色。寒食节在每年清明节前日，当天禁止烟火，一律冷食，并祭扫先茔，修整坟墓，除草添土，以安祖魂。这是后来清明祭扫习俗的雏形。但寒食节时在春寒之际，老弱病残者在觻得（甘州）的寒风中进用冷食，引起很多疾病，比其他地方更为严重。到后来，寒食节就被朝廷禁止。另外，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中原民间节日自东汉以后也普遍成为觻得（甘州）民间节日，并形成独特习俗。

在习尚方面，汉代觻得（甘州）民俗的重要变化，就是在朝廷的提倡下，一改匈奴等民族“贵壮健、轻老弱”的陋俗，盛行尊老爱幼，扶助病残。特别是由于对兵屯老士卒的优抚，使普通居民受到很大影响。而当时的羌、匈奴等少数民族也逐渐受到汉族这种良好风尚的影响。常年的兵屯、民屯，艰苦的生活环境，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使觻得（甘州）居民继续保持了英武尚勇、吃苦耐劳的习尚。

魏晋南北朝时期，甘州（西晋、东晋时称永平，西魏起称甘州）也成为中国第二次民族大融合的重要地区之一。匈奴族卢水胡建立北凉政权；鲜卑族吐谷浑、乞伏氏和秃发氏的活动；羌族、氐族的活动；多民族的交战与交流；西域少数民族和中亚、西亚商贾的活动；佛教的盛行；西凉等河西割据政权的文治武功，都给甘州的民俗带来极为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概括起来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前凉张轨、北凉沮渠蒙逊为代表的河西割据政权的统治者，不论胡、汉，尊崇儒学，兴办学校，招纳贤士，旌表忠勇，使永平（甘州）乃至河西地区文教兴盛，从而对当时民俗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是佛教兴盛，以佛教建筑为载体的宗教文化渗入永平（甘州）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北凉的建立者沮渠蒙逊在控制河西后，开始实施佛教政治。他确立了“素奉大法、志在弘通”的主导思想，实行以佛教意识形态治国方略。《魏书·释老志》说:“沮渠蒙逊在凉州，亦好佛法。”凉州高僧道朗在其所撰《大般涅槃经序》内更说:“大沮渠河西王者，至德潜著，建隆王业，虽形处万机，每思弘大道，为法城渐。”北凉采取汉化佛教的措施，使印度佛教逐步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中国传统的伦理以及道德规范相结合，让生于不同年代、不同地域人们的审美和文化艺术观相符合，最终引起了普通人民对佛教的崇敬和信仰。这样，就使得中国对佛教的取舍完全站在了自己的根基之上，也正是这个印度佛教被中国化的过程，才使得佛教传入中国后得以逐渐地发展与传播。佛教中的因果轮回观与民众中早已有的鬼、神、魂、魄的俗信相结合，使甘州民俗的内容大大丰富。对当时甘州各族居民的精神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是自西汉以来长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西域乃至欧洲、中亚、南亚的农副土特产品流经甘州，其音乐、艺术、舞蹈、乐器也流经甘州，使甘州居民的文娱生活出现了崭新内容。在此基础上《甘州子》、《八声甘帅》等著名乐舞形成，并成为后来唐代宫廷宴乐。因此，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大大丰富了当时甘州居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四是随着民族融合过程的加快，各族居民的生活方式、礼仪节俗、甚至生产习惯和生活用具呈现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和广泛吸纳的局面。“胡床”被汉族居民广泛使用，并出现高腿桌和腿面同宽的凳子，从而使汉族人改变了席地而坐的习惯，是最明显的例子。

由于上述情况的出现，使甘州民俗呈现出两个明显特征：一是甘州人的精神和心理品质逐渐发生重大改变——由比较单纯的尚勇好武向既崇文尚勇转变，出现尚勇而又崇文的习尚；由单纯的强悍豪放向粗犷与细腻并举的方向转变，出现了追求强势与同情弱小、勇善相融的心理取向；由刻苦守成向既守成为业又广泛吸纳包容转变，出现了开放、热情、直率的性格特征。这些心理品质的改变从本质上规定和影响着甘州民俗的演化方向，至今在甘州人的生活、生产和交际中有着种种表现。二是礼仪、节俗内容大大丰富，程式趋向繁缛；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物质形态明显改变，并出现了胡汉各族贵族达官追逐浮华奢侈的风气。有关这一特征的种种表现在史籍中有大量记载。

总之，汉晋近八百年间，甘州（觻得、永平）民俗发生了巨大改变。在畜牧经济状态下的许多习俗被以农业为主经济的新风俗所改变，后世民俗的许多内容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或有了萌芽。

唐、宋、元的衍化

自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到1368年元朝灭亡的780多年间(含隋、唐、五代、辽、宋、西夏、金、元)，甘州民俗在汉晋基础上，于传承的同时也发生着明显的衍化过程，从而使这一时期甘州民俗既有中原民俗的某些内容，又有鲜明的甘州地方特色。这些甘州民俗的地方特色及其衍化过程主要受如下因素的影响：

一是自然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虽然基本的自然特征没有改变，但由于人类活动而使生态发生的变化(例如气象、土地等)足以影响甘州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其中包括：自汉代以来一千多年的大规模屯田、南北山缘森林的采伐、水的大量利用(主要是修渠漫灌)和洪流冲击，使得戈壁面积不断扩大，土地沙化、荒芜(主要受不合理耕作和战争影响)和沙漠化。加上全球性气候变化，造成绿洲缩小、风沙频增、自然灾害逐渐严重。唐诗宋词中大量边塞题材的诗歌清楚地反映了这种情形。但同时，经过汉晋隋唐历代的努力，绿洲内水利系统逐渐完善，绿洲地带的农耕生产技术日趋先进，农产品种类大大增加。到西夏统治时期，甘州又开始推广种植水稻，成为今天乌江稻的渊薮。

二是甘州成为中国第三次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区之一。在自隋至元的近800年间，先后有吐蕃(70年)、甘州回鹘(151年)、党项(198年)、蒙古(146年)族入居或统治，总时间达565年。同时，还有吐谷浑、突厥、契丹等族先后侵掠甘州。蒙古军队从中亚、西亚带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军士、工匠商、商人、贫民亦有相当部分落居甘州。回鹘铁勒部3000余户、沙陀突厥7000帐、吐蕃3000余落先后迁入甘州，而内地汉族居民又大量戍守和屯田甘州，实行了有组织的迁徙。在这一背景下，一方面少数民族连续、长期的统治使甘州民俗不能很快吸纳中原民俗的内容，而甘州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习俗相互影响更加频繁，不断强化了民俗的甘州地方性。另一方面汉族民俗的强大传承力和吸纳性，使得甘州汉族居民比中原汉族更多、更早、更快吸收了少数民族风俗的某些内容；同时，由于戈壁使绿洲缩小并使之逐渐与滩地草原的分离，使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风俗在小地域范围内也有了明显分化，逐渐演化为今天甘州汉族与少数民族隔数里、数十里而不同俗的小地域分布(当然也有其宗教信仰不同等因素)。

三是甘州的经济、政治地位不断提升。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艰苦劳动，使甘州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比之汉晋有较大进步，使甘州人的开放、勇猛、刻苦、上进和重礼的心理品质与社会风尚得到进一步培养。经济上，坚持屯田、兴修水利、鼓励互市、丝路贸易，使甘州农产丰富，交易兴盛，胡商往来，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城市。隋炀帝在焉支山下会见西域27国使节和商人，大兴歌舞，令居民新装艳服出户观看，是甘州经济走向繁荣、丝路贸易兴隆的一个佐证。政治上，唐在甘州置河西节度使，辖陇右道；五代时封回鹘王为奉化可汗据甘州；西夏设甘肃军司；蒙古、元先后立甘肃路总管府于甘州，设甘肃行中书省于甘州；甘州政治军事地位不断加强。文化上，西夏创建卧佛寺(今甘州大佛寺)，元置甘肃儒学提举司，建文庙，提倡儒学。这些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重大事件对当时甘州居民社会崇尚的影响十分深刻。除此而外，当时甘州主要居民的汉族，在民俗方面具有传承的坚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吐蕃统治时期，视汉族居民为奴隶，强迫他们着吐蕃服饰、梳吐蕃发式、为吐蕃放牧、随吐蕃移居、毁汉民居室。敦煌、甘州一带汉民或数百人痛哭，或上千人跳崖，或聚众山林反抗，或秘密逃回故乡。每遇正月初一则一律着汉服、用汉食、行汉礼、祭祀祖先，时刻不忘汉俗，坚决抵制蕃俗。

唐宋时期甘州民俗的演化，还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在衣饰方面，于魏晋时期深受胡服影响的基础上，吸收胡服的褊窄紧身、圆领、开衩等特点，形成唐代“缺胯袍”、“四模衫”等袍服。于是，圆领袍、裹幞头、长靿靴成为唐代甘州居民男性的“常服”。女装则由裙、衫、帔三件组成，裙长曳地，衫摆藏入裙腰，肩披帔帛。另外，西域一带胡服特征的翻领小袖上衣、条纹裤、卷檐胡帽亦为当时少数时尚女性所青睐。唐代普通居民服装颜色普遍尚白，给人清丽、华贵之感。吐蕃统治时期，强迫汉族穿吐蕃服装，但并未使汉族完全接受。甘州回鹘统治时期，与中原王朝的保持着亲善关系、回鹘人与汉族人之间的习俗互有影响。西夏统治时期，崇尚宋礼，发展文教，并无迫汉改服的记载。元朝甘州居民服饰根据敦煌壁画中供养人形象，与唐宋无大差别，但官吏多穿大襟袍服，普遍居民服色以黑褐色为多。唯头饰、发饰则有蒙古人的影响。但元朝时甘州在宗教习俗、婚姻习俗方面受蒙古族影响较大。这可以从《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描述得到证实。马可·波罗写道：“甘州是唐古多省的省府城市，颇为宏大，城内有管辖全省的政府机关。大多数居民是偶像崇拜者，但也有些基督教徒和回教徒。基督徒在该城中修建了三座宏伟的教堂。偶像崇拜者也按照本省的风俗，建造了许多庙宇，供奉着大量的偶像。其中有些是木雕的，有些是石制的，有些是泥塑的，但这些偶像都装饰得十分富丽并全身都贴了一层金皮。就雕刻本身讲，也是千姿百态，栩栩如生，有些偶像魁梧高大，有些却小巧玲珑。其中有的偶像呈侧卧式长十步，小鬼则在后面，像弟子一样恭敬侍立。这些偶像都极受当地居民们的敬仰。偶像崇拜者中间的祭司——按照他们的道德观念——所过的生活比其他人都要高尚，他们不吃肉，不结婚。这里的居民对于不守礼法的通奸并不看成一种严重的罪恶。他们的信条是:通奸如出自女性的意愿则不犯罪;只有出于男人的引诱，才是犯罪。他们所用的日历，在许多方面与我们的历法颇为相似。按照这种历法的规定，每月逢三、四、五的日期，不许杀生流血，也不吃肉，这和我们在礼拜五、安息日，和各圣徒节日前夕所保持的习惯一样。普通人可以娶二、三房妻室，有些可能还更多，有些则少些，这全凭自己的财力而定。因为他们不仅得不到女方的嫁妆，而且还必须将牲畜、奴隶和金钱分给自己的妻子。结发妻子在家中享有一种优越的地位，丈夫如果发现某个妻子有对不起自己的行为，或不被自己所喜欢，则可将她休回家去。他们可娶表姊妹为妻，甚至可择岳母为配偶。他们对于其他许多罪恶的行为，都看成是无足轻重的，这种情形，简直与禽兽无异。”

在饮食方面，最突出的，一是饮茶普遍，逐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二是食物种类大大增多。甘州的普遍饮茶成为风俗，源于茶马互市，始于唐德宗时回纥入朝“驱马茶市”。从此开始，茶乳共煮成为南山(祁连山北麓一带)少数民族的主要饮品，最迟至西夏时又成为绿洲农业区汉族居民用水煮茶的习俗。西夏多次与北宋的战争都是因宋停边市、茶叶断供而引起的。到元代时，元曲《玉壶春》中已有“早起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说法，说明饮茶在甘州，宋元之际就已成风。但远离茶叶产地的甘州汉族，得茶不易，民间遂以煮花瓣、煮鸡蛋花(清代以后演变为荷包蛋)以代茶，有了香茶(浸泡或水煮花瓣)、蛋茶的说法。食物种类的繁多及主食制作的多样化，主要是农作物种类增多、民族间交流频繁而致。魏晋至隋唐，原在中原地区普遍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在甘州都陆续推广种植。特别是西夏在12世纪初引种宁夏水稻，蒙古人在1264年引宁夏河套种稻技术，在甘州今乌江一带推广种植，使江南水稻在甘州种植成功，增加了甘州居民的餐食内容。作为丝路名城的甘州，早于中原就引种西域的新菜品种，如胡萝卜、黄瓜、菠菜、茄子、莴苣、扁豆、刀豆、豆角等。其中耐寒喜湿的黄瓜(当时称胡瓜)、菠菜(当时称菠棱菜)、胡萝卜正为当时甘州的重要蔬菜品种。西亚、中亚、南亚商贾往来，甘州南北少数民族迁徙流居，使食作方法互相影响。于是，炉饼(烧饼)于魏晋、胡饼(芝麻烧饼)于隋代、馄饨于隋代、馒头(蒸饼)于唐代、包子(馒头)于元代、面条于元代，都先后出现于甘州居民的餐桌之上，菜肴种类更加丰富多彩。由于这种历史背景，扁豆面为甘州乃至河西居民喜食，米粥为甘州居民常食，米面合煮或面中有粥亦成今天甘州的一个独特食作方法。

在人生礼仪方面，繁礼缛节与俗信混杂是当时的一个特点。在敦煌、甘州一带，产妇分娩出现一种特殊禁忌，即不能在室内分娩。敦煌石室遗书中记载：“日游在内，产妇不直屋内安产帐”，是说凡遇凶日，都不能在家里分娩。因为女子的经血、产出血都被视为不洁，所以“妇人产不满百日，不得为夫裁衣洗衣”。再后来更衍化出男不得见女子经期、产期之衣物，更不能为之洗血衣裤，此种风俗流传至今。产后旬日内要请星相家占卜婴儿终身命运，俗称“看命”，如生辰八字缺五行之一，则在命名时补其短少。孩子满月之日，要祀神、祭祖、请客，均如满月。但却多了一项俗礼——“抓周”，以验其贪廉智愚和行为取向。《东京梦华录》称此为“小儿之盛礼”，是人生第一个生日的礼俗。此后，便随年龄增长，有成丁礼(男子行冠礼，女子行及笄)、婚礼、寿礼、葬礼等。婚礼中出现了“结发”仪式，据史载“男左女右，留少头发，二家出疋缎、钗子、木梳、头须之类，谓之‘合笄’”。此种风俗至宋元时在甘州亦有盛行，故有“结发夫妻”之说流传。宋末至元以后，婚礼逐渐以《司马光书仪》所定程式为准。葬礼中自唐代开始，出现了“撒纸钱”、“焚纸钱”的习俗，上书“泉台上宝”、“冥游亚宝”字样，是因相信了灵魂不死如生人，亦需用钱度日。元明以后此种风俗更衍化为送葬路上撒纸钱、埋葬之时焚纸货、葬后忌日焚“往生钱”的劣习。此外，与人生礼仪有着密切联系的一些俗信在唐宋时期逐渐普遍化：算命看相、阴曹地府的传说、动物成精与神怪传说、受佛教影响的因果信仰都已深入一般居民的观念意识之中。

民间信仰和社会崇尚方面，宋元时期甘州的显著特点是三多。一是信佛者多。唐朝时甘州即始大兴佛寺，又建道观。西夏和元统治时，佛教更成国教，极力提倡。公元1098年西夏在甘州兴建卧佛寺，规模宏大、辉煌庄严，令甘州居民敬畏，成为西夏三大佛寺中心。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加上战争、灾荒、阶级压迫造成的贫困，使普遍居民每遇痛苦，便寄托于对“佛”的乞求、祈祷和诉说。二是传入宗教多。隋至元期间，是陆域丝路畅通和繁荣的最后时期。除了佛、道二教，沿此路又传入景教、拜火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不但缓释了多种信仰民族的反抗心理，也加深了甘州人广泛吸纳、兼收并蓄的精神状态。三是尚勇趋武者多。民族之间的争斗客观上强化了尚勇气概；对少数民族统治时期歧视、欺压政策的反抗又迫使汉族以勇相抗；元代汉人入仕之艰又促使民间或文学盛行，或习武为尚；这些都促成了甘州居民尚武崇勇精神的继续发扬。

总之，自隋至元，甘州民俗在衍化中既顽强地维持着汉族固有风习，提倡着中原传入的新鲜风气，又不断地吸收了各少数民族风俗中的一些内容。自然生态环境的逐渐恶化、民族交往和融合的加深，加上持续多年的少数民族统治，使甘州民俗越来越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同时又具备汉民族习俗的共同性。

明清后的定形

明清两代和中华民国时期，是甘州民俗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这五百多年间，长期的国家统一局面和社会的相对稳定，陆域丝绸之路贸易的衰落，甘州由边郡重镇变为内陆腹地的普通小城，都使甘州民俗走向繁复、稳定、固守，也表现出成熟和定形。这一时期甘州民俗定形的基本内容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第一，在继承宋、元民俗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内容。(1)宋元时候中原汉族妇女缠足普遍，但在甘州还未成俗。明代以后，妇女缠足成为妇女一生的重要事件，甘州妇女也难以幸免。妇女社会地位随之低下到不能再低的程度，对妇女的观念约束和特殊禁忌越来越多、限制越来越严。于是，从明代起开始形成了片面要求妇女“无才便是德”，“好女不嫁二男”，“好女不上宴堂”等观念和禁忌。(2)自明洪武二十八年设儒学、正统元年设学官以来，一般居民崇尚文教和儒礼，重视对后代(主要是男子)的儒学教育，于是追求入仕、追求功名的风尚远过于前代。与之相适应的义学、社学、县学、府学以致清代书院纷纷兴办起来。这种有组织的系统的教育使甘州居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3)清朝统治后，按清廷习俗，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发布剃发令，要求改汉族的束发传统为辫发。这种要求虽遭到强烈反抗，但最终被高压政策所推行，于是有了新的发式风俗。(4)明朝时，东南沿海及江南开始种植和吸食烟草，并逐渐普及到黄河流域。但明代甘州并无此说。清廷统治后，烟草才传入甘州。嘉庆年间，“水烟出甘肃酒泉，又名西尖”，甘州百姓开始有了吸食烟草的习惯，口衔长管，点火而吸，民国以后才开始吸纸烟(甘州人称纸烟，实即烤烟)，清末又有吸食鸦片的流毒。(5)明代开始了城隍信仰。明洪武二十六年初建城隍庙，以后历经维修、扩张，供官、民朝拜，借以祈祷平安、稳固。清代又有重修，每年清明节由府、县地方官员组织进行朝拜，规模甚大，成为居民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每年七月十五，又被视为王母蟠桃会，无论官民士女都盛装赴王母宫聚会，赏景、看戏、卖货、祀神，成为大型传统庙会。(6)随着大规模移民的结束，居民的居住和生活长时间处于稳定状态，于是重乡谊的风气自明代开始出现。身居在外，遇同乡倍感亲切；外乡人同在甘州，互相照顾更可信赖。此种重乡谊的风气深刻影响着甘州人的社会交往，成为人际交往中除了亲戚的第二大内容。到清代，更发展为保护同乡人贸易、互相接济同乡、招徕客乡人的同乡会馆。自清雍正二年修山西会馆至光绪十八年(1892年)修民勤会馆止，多家会馆建筑富丽堂皇，功能多样，成为保护同乡的主要设施。

第二，民间信仰多元化，民间俗信复杂化，民族之间习俗的互相影响相对减弱。自唐、宋、元历代来落居甘州的伊斯兰教信仰者，逐渐形成新的民族——回民，伊斯兰教于是传入甘州。自元代以来，天主教传入，并修建教堂，到清代时信仰者不少于4000人之众。清末民国之际，基督教亦传入甘州，至民国时已有信徒超过200人。于是，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并行于甘州，其宗教活动对甘州民俗的影响逐渐大于民族之间的影响。仅以庙会而言，9种庙会与佛教信仰和佛教节日有关，有26种庙会与道教信仰和道教节日有关，另有民间多种节日与宗教信仰有关。受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影响，民间俗信趋向复杂。在吉凶方面：认为灵芝兆祥瑞、龙凤可呈祥、麒麟可兆喜、喜鹊可报喜、午夜狗吠吉、左眼跳有福、要发不离八，又相应有猫头鹰报丧、乌鸦可叫灾、母鸡打鸣不宁、猫不得进灵堂、右眼跳有祸、打喷嚏兆灾等。在节日方面，春节时，户户门口的唐代秦琼、敬德守护神画像，宋代样式的桃符，自肃王驻藩甘州后出现贴春联的习俗，并与神像画并存。清代又出现了门楣上贴门笺的习俗。二月二日为“龙抬头”之日，如晴天则年旱，如阴天则潦雨，人亦随之祸福逆顺；冬至节不吃饺子要冻掉耳朵；正月初一开始不上门借物，不催债欠等等；在饮食方面，不能在盛好饭的碗里插筷子，因为这是为死人献饭，给活人则是咒死；不能用筷子敲空碗，敲碗是自砸饭碗，一生不得温饱；不食鱼，因为鱼为龙子，或说不与龙争食（此俗直到民国12年前后才始改变）；不食病死的动物肉，狗肉不得上席；主食不得清汤，无论面条、面片，汤清则穷等等。在平常所遇各种事端的处理上，各求其神，不能紊乱。例如：婚后不孕，求观音、拜菩萨、找送子娘娘；要想发财，求财神保佑；要成就功名，拜魁星阁、文昌宫；久病不愈，拜三皇药王殿。至于各行各业，各宗其祖，各拜其神。其他如新夫妻的被子四角不能空，应置枣、花生、桂圆、核桃等，只求“早生贵子”，但恐被空(辈空)有患；死者的衣服不能用缎子制作，否则会“断子”等。复杂的民间俗信使甘州居民自明清以来，心理品质方面有了慎微、封闭、循规的负面影响，创新、旷达、向上的积极因素相对减弱。

在全国的长期统一局面下，大规模的移民和少数民族迁徙在甘州已不多见。元以后各现代少数民族(裕固、蒙、藏、回等)或各据其地，或散居汉族区域，区域民族统治情况已经消失，强制性的民族影响不复存在。所以民族之间的风俗影响已经大大减弱，汉族习俗逐渐定形和地域化。如有一首叫《姐儿怀胎》的民歌中唱到：

河西么有一男啊

河东么有一女

咱两人那个商量着就做一个亲戚

小小儿养大人啊

养大咧去订的婚

双双的那个媒人让在那炕上中

先装么一袋烟啊

后沏一杯茶

烟吃了么就茶喝了再说礼银钱

索布么整八匹啊

银子么十八的两

遂带上那个金大钱就十八串

初三么二十三啊

令月么到跟前

不觉起那个亲车来到了娘家的门上

男客么客厅上让啊

女客么穿衣裳

丫头的那个扎角角是梳一个齐堂

情哥哥来抱轿啊

爹妈就泪汪的汪

坐得他的亲车里自嫌么走得慢

情郎嘛头里头走啊

亲车那随后儿跟

压轿的那个还是我的亲兄弟

低头么又走路啊

抬头么又观的看

不觉起那个来到了婆家的门前啊

街门上设桌子啊

院子里满红的毡

新房的那个屋里是明放光

沏了么一杯的茶呀

道士么来打的煞

五谷的那个杂粮是满地下撒呀

两口子对面的坐呀啊

偷眼儿望着就我

今个的那个日头怎么就不落呀

日头嘛落地就慢啊

东家们来攒的床

手提嘛一壶酒啊

端一个凉菜的盘

东家的那个爷儿们是攒啊一攒床

一更么顶半更啊

东家们送出门

东家们送出门啊

来咧个铺床的人

核桃枣儿满炕上滚

二更里夜儿深啊

情郎么拿脚蹬

情郎你不咧蹬啊

我是个明白人

担怕的那个门外有那个听床的人

五更里天渐明啊

小叔子来踩门

左手里端茶盘啊

右脚么恰进门

敬了么两个礼呀啊

恭喜么又恭喜

叫一声小爸爸大家么都有喜

腊月里梅花子开啊

姐儿就坐了胎

姐儿么坐了胎呀

并不是旁人来

那就是我的情郎丈夫坐下的胎

怀胎那个正月里呀啊

正月里正是正

不觉起那个水面上扎起了苗根

怀胎么二月里呀啊

身子渐渐儿困

有心问个人啊羞也么羞得很

背着我的个爹妈就把嫂嫂问

怀胎那个三月里呀啊

三月里三清明

想吃个黄芽儿葱啊

还得那喷面筋

想吃一个辣芥末还得那打凉粉

怀胎那个四月里呀啊

四月里四月八

关王的那个庙里是把香插

怀胎那个五月里呀啊

五月里五端阳

雄黄的那个烧酒万万不能馋

怀胎六月里呀啊

六月里热难当

象牙的那个船上乘啊一乘凉

怀胎七月里呀啊

七月里秋风凉

缝上一个的小袄袄儿压在了柜间

怀胎么八月里呀啊

八月里月儿圆

拓上几团月饼就把爹妈看

丫头嘛没见娘啊

想也么想得那就很

娘母子一见娃呀啊

忙地把鸡儿杀

娃娃你吃过呀啊

吃了么你去吧

不知道那个怀胎姐儿生在了哪一月

怀胎那个九月里

肚子就渐渐儿疼

再疼那个一时三刻命见了阎君

从这首民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婚俗中的许多环节已经程式化，在人们文化程度普遍比较低的封建社会里，通过民间祖祖辈辈的口传心授，这些习俗才得以不断延续。

第三，自然环境的恶化、农业的发展和手工业的进步，给甘州居民的衣食住行带来极为深刻的影响。14世纪以来，甘州自然环境继续恶化。南缘连片森林的采伐使水的涵养大量减少；洪水的冲刷使荒漠戈壁面积逐渐增大，绿洲面积缩小；沙尘暴天气开始出现，每年春季的大风开始肆虐；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受其影响，农牧业生产都更加集中和精细，以求高产量养活多人口。本地和外地传入的手工业技艺亦更加专门化、作坊化。在这种背景下，甘州人的衣、食、住、行、用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衣　读书人、小商贩、普通市民因家庭相对殷实，普遍戴“四方平定巾”、“六合一统帽”，长袍为主要服装。而一般居民则头戴巾子，身着短衣(下摆短至膝以上)，衣服颜色多为单色(白镶兰边、灰镶褐边等)，妇女亦以裙为多，裙边镶锈花边。明代甘州女子普遍穿裤，因裹脚(缠足)而捆扎裤脚。清代以后，原属营兵之服的马褂日趋普遍，无袖坎肩也被制作成单层、夹层、装绵等，在不同季节穿用。瓜皮小帽、毡帽成为最流行的头用。女子扎裤脚，外穿长裙(已开始变短，直至膝上)，清中后期开始着旗袍。女子发式以少女有刘海、单辫、双丫，中年则长髻，老年则梳聚为纂，并戴簪以美化。而最大的变化是随着风多、寒长，用兰州生产的“孤孤绒”制成棉袍、棉帽以御风寒，妇女则用绒、棉制品裹头，至今远出下地干活亦然。

食　明清以来，甘州的农作物种类又有增加。明代中叶以后开始引种红薯、马铃薯、黄芽白菜等，清代开始引种玉米、辣椒，清末开始引种西红柿等。《甘州府志》记载：到清乾隆时，甘州已种植谷类17种、蔬类30种、果类17种。作物种类的增加，改变了甘州人的饮食结构，以面食、肉食为主，转变为米、面、肉、菜并重，制作方法也多种多样，明末开始逐渐出现了流传至今的风味小吃。宋元时期的煮茶也改进为泡茶、煮茶并存；到清代以后甘州街头逐渐出现茶肆、茶馆。饮酒依然是甘州人的习惯。明后期吸食鼻烟、水烟的习俗也出现了。

住　明清以后，甘州普通居民的住房为木结构平顶式，并广泛使用砖雕、木刻、石刻加以装饰，一院或两院一户，门户与住房相连。房屋建筑一般较低矮、封闭，是为了抵御强风。上房住长辈、侧房住晚辈。房顶上户与户之间装有木栅栏，以便房顶晒物时互相限制。

行　明代开始，甘州人出门远则骑马，近则乘大木轮车或坐轿，结婚时新娘坐轿亦始于明代。但一般穷苦人则步行为多。

用　甘州人的家具种类自明代时增多。案与桌分开，并有置予炕上的四方小炕桌。富贵人家箱、柜、案、桌、椅、凳、床一应俱全，而贫苦人家多为箱、案、凳几种，卧具则以火炕为主。

衣食住行用的上述变化自明代开始，最晚的也有二百多年，一直存在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民俗的物质形态，反映出甘州地域自然环境条件对民俗的制约作用。

中华民国时期，甘州民俗无论衣食住行、人生礼仪、节庆习俗、生活习惯、民间俗信和禁忌，与清代相比并无大变。仅在以下四方面作了些改变：一是放足，二是剪发去辫，三是着短衣而去长袍马褂，后进一步改为中山装，四是出现了近代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些变化虽未从根本上改变甘州民俗，特别是一些恶习陋俗并未消除，但也使风气有所开化。随着近代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近代科学、民主思想的传播，大量新事物的出现，学校的开办和近代教育的发展，对改变甘州人的社会心理素质和生产生活习惯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的移风易俗

1949年9月19日，甘州获得解放，跨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开展，使甘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进一步从根本上改变了甘州物质面貌，也改变了甘州人的精神面貌。甘州民俗在这短短的60年里发生着巨大的移易。造成这种移易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持续不断、深入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科学知识传播，最大限度地淡化了甘州人心灵深处的鬼神观念。破除迷信观念，讲求科学生活，一切与鬼神有关的俗信和活动纷纷销声匿迹或隐藏起来。“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立四新”（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急风骤雨式群众运动把一切被视为封、资、修的建筑、艺术、书籍、用具都毁之殆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很多方面破除禁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也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但同时，过去曾一度淡化或消失的迷信活动和旧的禁忌又重新抬头，在一部分人(主要是农村)当中开始流行。但是，这些落后的东西中相当多的部分已不再是人们的笃信，而只被当成了借用的形式。

第二：现代工业的崛起、农业的发展、商贸的繁荣和交通的便利，最大限度地丰富了甘州人的物质生活，改变着甘州人的生活习惯。钟表(特别是手表)的普及、高度统一的作息制度，使甘州人的时间观念大大增强；广播、电视、报纸的普及大大扩展了甘州人的视听世界和思维空间；现代化的交通通讯手段密切了甘州与外界的联系；工农业产品的不断丰富、更新，加上对内对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使甘州人的衣食住行得到全面改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甘州人的衣食住行与内地相比，只有档次差距，很少种类差别；人口结构的变化、住房条件的改善、工作环境的优化、劳动技术和设备的更新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甘州人积极向上、勤奋创业的社会风尚。

第三：新的宪法、婚姻法以及后来的民事诉讼法的颁行，对处理个体行为与社会行为的关系，稳定社会秩序，起着根本性、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在处理家庭、婚姻关系方面，大大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对妇女的歧视和压迫局面。男女同工同酬，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使广大妇女获得了政治上、经济上和精神上的解放，妇女在社会、家庭中的地位明显增强。随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家庭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使人们有更多的精力从事社会活动，更加充分地享受现代物质和文化生产成果，生活水平有了巨大提高。人们更多地注重实际、注重劳动创造，日益鄙视繁文缛节，而崇尚科学、崇尚现代、崇尚时髦。

新中国成立以来，甘州民俗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又具体表现为如下事象：

衣着服饰　20世纪60年代以前，流行列宁装、中山装；70年代流行绿军装，棉制的或化纤制成的军便服(多为草绿、灰、蓝三种颜色)；80年代中期以后流行西服。女性着装也以西装和裙为普遍。

居住条件　20世纪60年代以前，城区普遍为土木结构平房，长条四合院。70年代以后，城乡开始分化，城区出现二、三层楼房。80年代四层以上楼房在城区已很普遍。50年代后期城区居民开始用电照明，到80年代全部普及；农村用电从70年代始到八十年代后普及，彻底改变了千百年来油灯照明的历史。70年代城区部分居民饮用自来水，到80年代后基本普及。

交通通讯　20世纪50年代后自行车开始普及，到90年代已达人均一辆。行远路则有汽车和火车。80年代末开始有私用摩托车。70年代，少数居民家庭始装电话，到90年代已较普及。80年代后，电视机也走进了寻常百姓之家，成为主要的信息传播要素。

婚丧礼仪　新中国成立后提倡婚事新办，婚事简办，在城区由所在单位主持简短婚礼，以糖、茶、水果、烟、酒招待宾客。“文化大革命”时期更引入政治化内容，找对象谈恋爱以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军人为上，婚礼上赠送毛泽东著作、劳动工具或印有毛泽东语录和画像的镜子等物，很少有置酒宴的。80年代，找对象以大学生、干部为上，并开始大兴酒宴。到90年代，婚礼中的奢侈风已难限制，同时也有单位或群众团体组织的集体婚礼或旅行结婚的。丧葬方面，在城区职工中实行火葬，而农村则广泛流行土葬。城区职工由所在单位举行追悼会，亲友佩戴黑纱白花致哀，单位送花圈，并放哀乐唱片(后改为录音带)。但土葬依然盛行，厚葬与葬礼的讲排场亦有回升。

节令习俗　除了民间传统节日，突出的变化是重视法定节日，即元旦、三八妇女节、清明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中秋节、九十教师节、十一国庆节。其中元旦、清明节、五一劳动节、中秋节、十一国庆节全国统一放假休息，并组织丰富的商品供应满足居民节日生活需要，这使城市居民对多数民间节日的过节观念普遍淡化。90年代，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及过生日吃蛋糕等也传入甘州，在一些青年中开始流行。民间传统节日中的春节、元宵节依然受到重视。

甘州民俗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它反映的是甘州历史变迁中的文化积淀，反映的是甘州人创造甘州历史过程中的社会心理品质和精神面貌，反映的是甘州走向文明和进步的历程。经济、文化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必将对民俗产生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