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语及水书的历史文化交流积淀

第一节　水语及水书的历史文化交流积淀

一、语言是民族文化交流的见证

水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群体，不仅与同语族的壮族、侗族、毛南族等具有历史渊源关系，而且和汉族甚至苗族也具有一定的亲缘关系。长期以来，水族与各族人民一道，互相交往和交流，这种交流特别是古代的交流没有准确的文献记载，但反映到语言上，目前我们可以看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

水族和华夏民族间的交流和交往，就可从水语大量常用词汇中看出。这些常用词汇往往很难说清是借词还是同源词，语言学家把它们叫作关系词。水语保留着大量的这样的关系词，它们保留了中原古音的读音，其音义与古汉语水语词汇形成极为严格的对应关系。南开大学曾晓渝教授在《汉语水语关系词研究》一书中，进行了水语与汉语的比较，构拟出了水语早期声母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对约350例汉语水语关系词进行了论证，系统地展示了汉语水语之间的早期声母对应关系，并认为侗台语族与汉语具有发生学关系。她在《汉语水语的同源词》一文中，着重考察了43例常用汉语水语关系词，认为它们体现了汉语水语的同源关系，水语和汉语是同源→分化→接触→吸收的关系。利用语言年代学的知识我们可知汉语和水语分化于夏商周时期或者之前。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在江浙一带，越人有自己的语言，后来越被楚所灭。唐、宋时期，封建王朝为了政治的需要，在水族聚居地区设置“羁縻州县”，自此以后，水族和汉族的交往更加频繁和紧密。水族和汉族的交流和交往，反映在语言上有很多常用词，其意义基本相同或相近：人、命、媾、殆、骸、坟、墓、地、箸、碟、吮、饮、盅、泐、勒、马、镫、鞍、夏（汉族）、带（背带）、褒、保、报、亭、地、亮、烂、垫、墩、甲、乙、丙、丁、己、辛、癸、卯、申、辰、酉、春、时、方、金、铜、同、桐、对（对错）、对（对联）、钱、贱（便宜）、店、宫、殿、笔、墨、纸、锑、焊、熔、磨、碾、晓、明、糟、炉、犁、力、耙、镰、炮、帽、骡、晌、赏、帮、扶、父、公、排、梁、棉、阳、阴、茄、嫁、夹、割、一到十、千、百、万、城（村寨）、邦（村寨）、了、多、少、成、老、吉、凶、疾（病）、没（死）、锤、捶、随（随便）、王、牢（牢房）、烟、酒、茶、糖、海、打（打仗）、争（争吵）、烧、炒、跑、事（事情）、锯、刨（刨子）、锉、袜、盆等，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近现代水语中的汉语借词，则数不胜数，如：共产党、解放军、政治、经济、文化、改革、贷款、还贷款、自由、平等、打工等等。

“筷子”，水语是“箸”；“杯子”，水语是“盅”；“蘸水”，水语是“蘸”

二、水书：民族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除了语言方面能够反映水族先民与各族人民的交往和交流之外，我们可以从水族的水书看出水族先民与汉族先民的交流学习也是源远流长的。虽然水书不能完全记录水族语言，但从水书的来源、发展，可看出和汉字的产生、发展具有一定渊源关系。水书文字虽然发展不完整，属于初创阶段，象形字占很大比例，但和汉字同属汉字系文字，这是毋庸争辩的。

西南大儒莫友芝早于1860年在《红崖古刻歌》中提出：“水书初本皆从竹简过录，其字源自夏商周三代，疑斯篆前最简古文”。这个观点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了。

王华裔修，艾应芳纂《独山县志·风俗》载：“苗蛮各种皆无文字，惟水家有反书，略似小篆”。

民国14年（1925年），窦全曾修，陈矩等纂《都匀县志稿·地理志·风俗·夷语·夷文》中记载：“夷族无文字，惟水族诹吉占病有专书，至今传习其文，谓之水书，一称反书，大氐古篆之遗，第相沿日久，浸多讹失耳。兹录一二，亦庶几夷汉交通之迹可略证也。”

民国29年（1940年），许用权编，胡羽高纂《三合县志略·民族·风俗·夷语·夷文》“水家”条目中载：“今日贵州全省除大定有夷文外，土著中则惟水家有文字，其余苗、瑶、仡佬之属则无之，而水家文字除天干地支及象形文字外，居然有文武、辅弼、廉贪等字，假使当日无文化思想、政治组织，焉有此等深切会意、形容之文字，准此以谈则水家在吾黔南为先进之民族，故文化水准亦较他族为优，后世不察，视为异类，失之过矣……三合东乡水族所用，为医、巫之秘笈，俗谓反书，又谓水家文，在三合与荔波接壤之十六水多用之。都匀、都江、榕江亦有此族人，但不若三合东区及十六水之聚族而居也。黔省土著中除大定有夷文外，则惟水族有文字，他族则否。其文类似籀、小篆。都匀县志称为大氐古篆之遗，第相沿日久，浸多讹失耳。”

潘一志于1944年主持编纂完成的《荔波县志稿·氏族志》载：“荔波所有文字，除汉字外，水家另有一种文字，俗谓之反书。其笔书多与古象形文类似……其不同者，或为秦以前之另一体文字。（按：秦以前字体庞杂，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始统一文字，以小篆为国书，别体渐归淘汰。）抑或因不敷用，为后人所加入（按：反书每句不过一二字，其余多系读音而无字，有通汉文者，则注与汉文同音之字，以帮助记忆），已不可考。至其用途，仅为择吉卜卦者所秘，故流传甚少。”他的《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水族文字”部分：“创造水书的时代，已不可考。在新中国成立前，曾看见清光绪年间的水书抄本，其字较古，目前所看到的都是清光绪以后的，多用毛笔写，有些字增加，形式也有些逼近今体汉字，但其结构仍保存原状。这种文字，虽然是一种宗教工具，但在很早以前，也不能说不是一种文化的发展。但后来在作用上失去其主要方面的功能，遂停留在宗教的运用上。现在追溯往古，也足以说明水族文化与汉族的渊源是很古的。”“水族人民与各族人民的友谊”部分：“从文化交流方面来看，水书文字创造的时代已杳不可考。但从字体来看，绝非汉代以下的遗物……水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关系是很早的”。

与《周易》《归藏》齐名的水书《连山易》

汉族学者、社会学家张为纲1942年撰写的《水族来源试探》：“今之水家，盖即殷之遗民，水族文字乃殷代文化遗留之铁证。水族族名所以名水，或即由豕韦合音而成。”该文并载水族潘姓迁徙之歌书：“其族系殷时封于潘水，后遂以水为氏。迨武王灭商，将随箕子东至朝鲜，继迁山东，其后由山东而江苏，而江西，卒徙至于今日之贵州。”

岑家梧1948年发表的《水书与水家来源》一文说：“约当商周之世，由陆铎公所创。水书为一种巫术用书；水书制造之时代极为古远；水书制造之地点，初在西北一带；水书由北方次第传入江西；水书初入江西水家后，水家由江西迁入黔省，乃携之俱来；水书系一种被压迫民族所用之文字”。

以上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水书创制时间很长，除了潘一志认为非汉代以下遗物有所保留外，大都集中于先秦时期，水书是先秦古文，古篆之遗。这足以证明水族和汉族交往交流的时间是极为久远的。水书是水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水族先民与汉族先民族际交流的有力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