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秀”：走向堕落，还是更加丰富？

“真人秀”：走向堕落，还是更加丰富？

南茜·弗雷泽等女性主义学者也受福柯后期思想的启发（《性史第一卷：知识的意愿》标志着福柯转而关注权力的脆弱性和权力面临的挑战），她认为民主化是在构成民主的大小空间里进行的，进行的方式也不同于哈贝马斯的想象。政治和娱乐都是民主的发生地，议会特定框架里的斗争，我们所知无多的性爱场所，都有可能促进民主。多米尼克·梅尔在《私密的电视》（La Télévision de l’intimité，1996）一书中指出，大型集体行动奠定了有政治和社会权力的社会之后，诉求走向微观层面，开始关注与身份有关的道德和利益。家庭的管理（分离、重组）、父母/子女或夫/妻关系、社会性别、再生产、残疾人事务、爱情、个人激情等传统上应该噤声的问题，成了传播空间扩展的新场地。私人生活公开化，公共生活私人化，但病症并未因此出现，因为私人和公共这两个集合是历史的设置，本来就是“多变的、流动的”，不是两个互相沟通的封闭世界。历史的设置不会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是相互叠加——政客的民意代表身份是非个人的，但是只要他同意，他也可以展示他的自我；电视既提供信息，也从事娱乐，二者还有可能混合进行……从“老电视”到“新电视”的变化，就是从“我告诉你”到“我与公众及其日常生活建立联系”的变化。^[5]电视从信使变成了相关者——前者的角色取决于供应，后者的角色则取决于对需求的把握，最后干脆变成了同情者：电视关注个体的现实经历，通过假定更平等的供求，尝试建立情绪共享的社区（当然，不同的模式并不相互排斥）。

社会学认为，大众传媒在心理化过程中占据中心位置，他们反对面对面交流的优越性的神话（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或者杜威那种嗜古派的社群主义的说法）。舒德森在《为什么对话不是民主的灵魂》（1977）一书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面对面交流涉及面小，个人卷入程度高，可能使人害羞，也可能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暴力。远程传播使人际关系普遍化，同时又去掉了各自的上下文，让人仿佛有了跳板，可以进入他人[梅罗维茨（Meyrowitz），1985]。远程传播还促成有距离、有保护的介入，能确保联系不中断，有利于冲突或对立（包括私密的冲突）的仪式化表达。80年代的《达拉斯》、《豪门恩怨》等肥皂剧和家庭传奇剧是研究公众复杂性并为之辩护的证据，90年代出现的“真实秀”（reality-show）和“脱口秀”谈的主要是私密生活中的冲突，这些成了反驳哈贝马斯观点的重点案例。但是，持批判理论视角的人往往谴责这类热播“垃圾”的窥视癖和暴露癖、没品位、失真（事件进展全部由制片方策划）、商业目的露骨、角色类型化、人物漫画化、将社会体制的弱点工具化（如制片方借机抛撒公德说教）等。

这类节目确实有缺点，但它们的贡献似乎更突出。我们可以像多米尼克·梅尔一样表扬它们把公共领域扩展到了私密生活。梅尔指出，当众忏悔、分享体验的做法是西方社会近几个世纪的一贯趋势的体现（精神分析学就是在西方发明的），也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传媒领域出现的一系列现象的延续（电视报道、互动游戏，甚至超级英雄连环画）。索尼娅·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和彼得·亨特（Peter Hunt）在《让自己在公共领域被听到——女性、电视和公民兼观众》（1994）一文中指出，这类节目之所以被粗暴拒斥，是因为它们与某几类弱势群体解放运动（尤其是女性解放运动）深深吻合。“脱口秀”探讨的往往是“婆婆妈妈的问题”，直到最近才被接受为有资格登上公共事务论坛的大雅之堂，大家可以不顾自己是否专业，坐到一起畅所欲言。围绕孤独感、父母/子女冲突、性无能等问题展开的拉家常式探讨，摆脱了父权形式的理性对话模式（抽象而非叙事、讲究科学依据而非闲聊、逻辑而非情绪、共性而非特性）。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的人群，包括社会性别、族裔、年龄等方面的少数派，纷纷通过见证、口述等方式进入公共领域。社会探讨不但没有因此贫乏，反而更趋复杂。“这些节目引发的讨论使传媒辩论规则的改写成为可能，其主要表现是男性执掌的所谓专家或言必称科学的精英知识渐渐远去，以普通人经验为基础的直接观察和事实口述走上前台。”这实际上是公共领域及相关角色的改组。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以理性考虑各种对立观点为基础，通过批评的、理性的讨论达成社会共识；如今出现了新的矛盾的公共领域，它由各种各样的公众组成，以协商为基础，目的是通过协商达成妥协。“各方贡献事先准备好的论点论据，这些论点论据修辞的成分多、理性分析的成分少，其目标是达成更好的妥协，即最具说服力的一方认为的最好的妥协：任何一方都不必向他人的论点论据投降，大家只是在中间点达成一致……矛盾的公共领域明确追求的只是平衡差别，方便相对不强大者的再现，限制最强大者的话语，以便达到诚实的、可应用的妥协。”